算命有六殺是什麼意思

陳曉平

徐賡陛是暮年李鴻章的“總文案”，晚清最著名酷吏，曾活埋疑犯致死，也是查封繼昌隆機器繅絲廠的罪魁，為人“棱角峭厲”，怨家甚多，卻又極善鉆營，總能化險為夷。徐賡陛跌宕起伏的一生，突出反映了一些酷吏的行事風格，有助于加深對晚清官場的認識。

李鴻章、徐賡陛在天津

活埋鄭承望

徐賡陛（1847-1907），字次舟，浙江烏程（今湖州）人，1867年以副貢生報捐福建通判，因回避改省廣東，歷署遂溪、陸豐、南海知縣。徐賡陛聰穎異常，筆頭了得，在廣東官場歷練數年，窺見做官的底蘊。他為人極有主見，作風雷厲風行，頗得一些上司賞識，也經常得罪各方勢力。徐賡陛當州縣官以嚴酷著稱，多次被人控告濫殺濫捕濫施酷刑，其中以活埋鄭承望一案最為聳人聽聞。

徐賡陛

光緒七年底，有京官參奏，徐賡陛光緒五年“在陸豐縣任內，下鄉催糧，一鄭姓老人年七十余，因語言觸犯，該通判令兵役將其活埋致死，掩至半體，令勇目黃德用加砍一刀”。朝廷降旨要求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嚴查。次年農歷三月，署兩廣總督曾國荃復奏，因當事衙役供詞游移，鄭承望之子事發時不在現場，以“事關濫殺，亟應嚴究”復奏。朝廷收到復奏，重申“徐賡陛著即行革職，聽候訊辦。鄭承望被埋身死一案，情節甚重，必須嚴切究辦”。接奉上諭后，曾國荃派人查辦，以“城廂內外并無徐賡陛”奏請通緝。（1883年10月2日《申報》）徐賡陛在衙門有內應，在下達通緝令當天馬上自首，這樣可以洗脫“負罪潛逃”罪責。

曾國荃

惠州知府將鄭承望之子鄭媽厚、勇丁黃德勇、門役鄭安三人解到省城審問。羈押期間，重要證人鄭安在候審公所病故。1884年，張之洞接任兩廣總督，傳集更多當事人、證人，指定廣州知府等官員會審，最后由張之洞親審定讞。按張之洞1885年給朝廷的奏折所述，鄭承望“素性兇橫”，與分居胞弟鄭承霖不睦，時相欺凌。光緒五年七月十八日，鄭承霖雇人挑稻谷到圩市售賣，鄭承望教唆其子鄭媽厚糾集人眾把稻谷搶走。鄭承霖妻向縣里呈控，差役抓獲搶稻谷的鄭牛建，在解縣途中被鄭承望帶人將鄭牛建搶走，并毆傷衙役。

當時，徐賡陛正下鄉催征，即于八月十六日率領勇役來到鄭村，將鄭承望抓獲，朝村外走，鄭承望一路高聲叫罵，徐賡陛叫衙役拿刀勒在鄭承望脖子下，想讓他停口，不料鄭承望繼續叫罵，衙役即用刀戳傷鄭承望喉嚨，倒地不起。徐賡陛察看傷情，認為不能存活，下令在路邊挖一個兩丈多深的土坑，把鄭承望反縛雙手放入坑中，填土至肚臍眼處。不過，填土高度，民間另有一說是到胸口處。不久，鄭承望死于坑中。當時，鄭承望妻重病，其子鄭媽厚畏罪回避，沒有親人在現場，次日由鄭承望兩個女婿收尸下葬。

張之洞奏折的立場明顯，即想盡辦法為徐賡陛脫罪，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鄭承望的罪名加重，認為犯了“應死”之罪，這樣徐賡陛虐殺鄭承望就變成“擅殺應死罪人”，按大清律例定擬，最多只判杖責。（《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111輯第572-582頁）其實鄭承望搶奪胞弟鄭承霖稻谷，僅值一兩五錢，應是兄弟之間因細故而發生的欺凌行為，稱不上“搶劫罪”。徐賡陛一定要殺死鄭承望，主要是他極大地冒犯了官威：一則是毆傷差役、放走了鄭牛建；二則是在解縣途中破口大罵。通過虐殺鄭承望，徐賡陛以雷霆萬鈞之勢，給陸豐縣一眾“豪強”“土棍”敲了警鐘，也給尚未繳納錢糧的花戶極大的震懾。

張之洞早就耳聞徐賡陛能名，欲加以重用。候審期間，徐賡陛不斷給張之洞上呈稟稿，提出各種建議，還替張之洞寫壽序；同時，徐賡陛也幫當時省里面的中高級官員代寫條陳，這些官員都會在張之洞面前為他說情。全面檢視張之洞奏折，各個環節都可以看到徐賡陛積極運作的痕跡。他發揮自己熟悉律例條文的優勢，把鄭家罪名加到最大，自身責任減到最輕，“刀筆吏”形象躍然紙上。

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后，下決心改革相沿已久的幕府制度，把幕友改為文案委員，削弱資深幕客對權力的把持。當時廣東勢力最大的師爺沈彬，與徐賡陛有過節。張之洞利用徐賡陛收集的黑材料，將沈彬驅逐，然后把徐賡陛等人引入督署，作為文案委員，代替之前“師爺”的工作。徐賡陛就這樣以待罪之身，在張之洞幕府中充任“總文案”。（《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六卷第218頁）張之洞為徐賡陛脫罪，正是看中他的利用價值。

俗話說，“天上雷公，地下海陸豐。”廣東海陸豐地區民風驃悍，彭湃同志能在此率先開展農民運動，與此不無關系。案發時，徐賡陛正在鄉村征糧，他擔心的是民間抗糧，必須用強硬手段處置民間反抗行為，以此威懾全縣，讓花戶知所畏懼，乖乖納糧。活埋鄭承望是徐賡陛立威的手段。對省級高官來說，徐賡陛的做法固然過火，但目的在樹立官府權威，無論如何必須加以支持。故而，歷任兩廣總督張樹聲、張之洞都想盡一切辦法包庇他。鄭承望罪不至死，而各級官員卻一定要給他定“必死之罪”，這是由官場共同利益所決定的。

查禁機器繅絲廠

光緒七年（1881年），徐賡陛從署陸豐知縣調署南海知縣。南海為廣東首邑，兼轄省城西關，是廣東經濟最發達縣份，以絲業聞名于世。我國第一家機器繅絲廠陳啟沅創辦的“繼昌隆”即誕生于此，徐賡陛則是破壞機器繅絲業的罪魁。

1881年嶺南酷暑時節，南海縣官山圩舉人陳植榘向縣署報告，八月十三日下午兩點鐘，來自大崗圩的1000多名手工業工人沖進官山，將“裕昌厚”繅絲廠大門打爛，搶走廠內物品后逃逸。“裕昌厚”是機器繅絲廠，由舉人陳植榘、陳植恕于光緒五年（1879年）開辦。陳植榘請求知縣派出武營兵丁到場彈壓，維護正常治安秩序。這一年，是陳啟沅創辦繼昌隆機器繅絲廠的第9年。

徐賡陛立即派人下鄉探查，聞知：南海縣學堂鄉有“裕厚昌”“繼昌隆”“經和昌”三家繅絲廠，采用機器繅絲，每付機器每天可繅絲四五十斤，與400個手工工人的產出相當。大崗圩手工工人對此積有怨氣，遂以“錦綸堂”名義糾集人眾，搗毀“裕厚昌”絲廠機器，乘機搶掠絲繭、銀錢、衣服，并有殺人情事。徐賡陛批詞曰：“匪徒借端搜搶，固屬罪不容誅；而市儈專利病民，亦屬情難曲恕。”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但傾向性十分明顯，把事件的發生歸咎于機器繅絲廠“專利病民”，并勒令所有機器繅絲廠立即停工，“概行封禁”；當然，查辦鬧事主謀以及殺人嫌犯，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徐賡陛《不自慊齋漫存》卷六）

徐賡陛出示曉諭的第二天，仍有手工業工人二三千人持械搖旗攻撲學堂鄉，雖經兵勇彈壓，依然吶喊沖鋒；學堂鄉也有了準備，增筑圍墻，雙方槍炮齊施，打死1人。徐賡陛這才意識到，手工業工人依仗人數眾多，仗勢欺人，甚至藐視官府。他不得不派出大隊兵勇，赴華夏鄉、莘涌鄉抓捕匪徒馮亞敬、馮兆炳等人，首犯馮亞津、馮亞蒂則已聞風潛逃。

徐賡陛對此事的認識，深刻地反映了鴉片戰爭四十年后，與西方接觸頻繁的廣東南海地方官對世界經濟發展、技術進步毫無了解。他認為“各省制辦機器，均系由官設局、奏明辦理，平民不得私擅”。徐賡陛以為絲業大量采用機器導致手工業工人失業，實際上并不成立。幾年后，候補知縣李長齡在給張之洞的報告中說：“自用機器以后，窮鄉貧戶賴以全活甚眾，而向來繅絲工匠執業如故。緣機器所繅絲經，質細而脆，以銷外洋，頗獲厚利。若內地機房，既不肯出此厚值，且因其絲過細，不甚堅韌，以織綢緞故不相宜，仍以土車手繅為便，故兩不妨礙。”

觀念陳腐的州縣官扼殺近代工業，不僅徐賡陛一個例子。1872年，南海知縣杜鳳治處理中國第一家機器紡紗廠案件，也是不公不平，在債務金額甚小的情況下逼迫大股東賤價拍賣機器，初步形成的近代生產力被消滅在萌芽狀態。廣州厚益紗廠的債務問題，很容易通過債務重組、招徠新股東注資加以解決，重獲生機，但南海知縣不覺得這是他的職責所在。

勒索香港首富計劃

1882年，徐賡陛賦閑時，為廣東官場人物捉刀寫了不少稟稿，其中一份《請詰究奸人密揭》可謂驚世駭俗，提出以莫須有的罪名指控香港首富李陞家族、勒罰巨款的詭計。這個詭計最終沒有被上司接納，但李陞家族事后聞知應該嚇出一身冷汗。

香港首富李陞

廣東新會人李良、李陞兄弟，饒于資財，咸豐年間廣東各地發生洪兵起義，為安全計避居香港，經營金山莊（從事北美、澳洲貿易）、當鋪、銀號、賭場、鴉片、包辦苦力出洋等生意，迅速發家，1876年列香港納稅額第12位，1881年躍升到第1位，是名副其實的香港首富。李良早逝，李陞負責管理整個家族生意，兄弟子侄眾多，在商業上均各有成就，其中李陞、李德昌1882年出資創辦廣東華合電報公司，鋪設從廣州至九龍電報線，對中國在中法戰爭收集傳遞法軍情報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徐賡陛摭拾浮言，誣指李陞兄弟曾隨英軍北上參與進攻京津，提供十幾萬元給英軍作軍費，戰后從英軍索取的賠償中得到數百萬元，家中還保留著從圓明園劫掠的皇家珍寶古玩。徐賡陛做了一點調查，李氏家族在本籍新會縣有財產20萬，在廣州、佛山約30萬。徐賡陛進一步誣陷，說法國此次侵略越南，李氏家族還在經濟上接濟法國人。徐賡陛私下給李氏家族判了十惡不赦的大罪：“以中國臣民，叛向外酋，協助軍資，攻犯京闕，跡其罪狀，本可夷族。……該犯擁貲如此之多，所犯如此之罪，若能誘獲到案，從重罰捐，則一二百萬餉需不難立致。”（徐賡陛《不自慊齋漫存》卷七）當時法國侵略越南，兩廣總督張樹聲正發愁軍費無著。徐賡陛向張樹聲獻計，把李陞引誘回內地，用莫須有的罪名加以恐嚇，隨便勒索一二百萬不成問題。好在張樹聲并不糊涂，這個詭計最終沒有實施。

徐賡陛《不自慊齋漫存》

徐賡陛詭計體現了當時不少官員對商人、企業家的態度。毋庸諱言，早期香港企業家曾經從事過諸如鴉片貿易、販賣豬仔這樣的生意，道德有虧，但當時的法律并沒有明令禁止。清廷嚴禁豬仔貿易之后，李氏家族已經收手，法律的一般原則是不究既往。所謂跟隨英軍進犯京津，查無實據，至于說從中國戰爭賠款中取得數百萬元，則完全是無稽之談。徐賡陛只是想用這些莫須有的“罪名”進行恐嚇，目的是敲詐一筆巨款，向上司邀功。當時廣東省每年的歲入（財政收入）也就四五百萬元，若此計得逞，確實能拿到一大筆意外之財。李陞家族早年的經營活動中確有道德污點，可以勸諭他們捐款辦理慈善事業，事實上他們已通過向香港東華醫院捐款，幫助救助華人難民，也協助內地救災。若僅從法律角度看，李陞家族可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張之洞力助脫罪

徐賡陛這樣一個兇狠毒辣的酷吏，卻是“清流”張之洞心目中的寶貝。督撫治理廣闊的地域，為完成維持治安和錢糧征收兩大任務，有賴于任用一批能干的酷吏，這是在明面上不能說出來的官場秘密，以學問著稱的張之洞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徐賡陛是官場文案寫作的頂尖高手，張之洞也需要這樣的刀筆吏。

徐賡陛在知縣任上突然被撤職，還有應納錢糧任務未完成，也即官場常說的“虧欠”。為給徐賡陛脫罪，張之洞下令給一些優缺州縣官，讓他們一起出錢替徐賡陛彌補虧欠，據李鴻章所述這筆數額巨大，應在萬元以上。1889年，廣東雷瓊道朱采寫信給李鴻章，把張之洞幫徐賡陛脫困、脫罪的秘事披露出來，引起李鴻章的極大注意。李鴻章回信說：

徐賡陛自是奇才，夙聞毀之者、譽之者俱不遺馀力，心識其人斷非庸品。來示評騭，符于向者之譽詞，然譽一而毀百矣。今日有如此人，何可多得，聞其年方壯盛，正可有為。曩者振軒拔之冗中，而任以首劇，今香帥復脫之罪籍，而令其典軍，又隸旌麾，鄉里深知，與為推挽，不可謂不遇，而再起再躓，詎非數奇，殆亦不善用其才之過。然以模棱巧避為善用，則更無任事之人。香帥能以萬金彌其官虧，必不令去粵可知矣。異日有事，此材必見思也。（《李鴻章全集 34 信函六》第528-529頁）

李鴻章之意，徐賡陛勇于任事，張樹聲重用他當首邑南海知縣，張之洞集資萬金為其彌補官虧，為之脫罪，雖然毀之者眾，譽之者少，仍是奇才，來日有事，此人可當大用。徐賡陛于1891年由山東巡撫張曜奏保，開復原官，以直隸州知州發往山東，1894年奉旨交張之洞差委，1896年被參降三級調用，1900年初調入李鴻章幕府。

跟隨李鴻章北上

光緒二十五年年底，慈禧立大阿哥，北京的形勢對洋務一派十分不利。李鴻章走榮祿的路子，得以署兩廣總督，離開是非之地。此前廣東在李瀚章、譚鍾麟兩個老邁的總督治下，盜匪遍地。李鴻章此來，借助徐賡陛霹靂治盜的經驗，“以毒攻毒”，殺人無數，一時之間，“地方亦賴以小安。”（梁啟超《李鴻章傳》）

1900年農歷五月十九日，慈禧上諭“李鴻章著迅速來京，兩廣總督著德壽兼署”。李鴻章收到電諭，告訴廣東巡撫德壽，他準備二十五日啟程。徐賡陛判斷北京形勢不對，提醒李鴻章延遲入京。后來，張之洞親信幕僚錢恂寫成《金蓋樵話》，認為慈禧此時召李鴻章入京，又不明言何事、調任何職，令人生疑，認為慈禧有殺李鴻章之意。李鴻章自恃功高，有些托大，幸虧徐賡陛及時提醒，止住腳步。

農歷五月二十五日，慈禧發布向列強開戰的上諭，宣稱要向各國“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并嚴厲警告各省官員“……茍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朕即刻嚴誅，決無寬貸”。這時從北京往外省的電報線已被義和團挖斷，這份上諭在短時間內未能廣為傳播，二十七日才送達山東巡撫袁世凱手中，轉發給李鴻章。

五月二十九日，徐賡陛為李鴻章起致盛宣懷、劉坤一、張之洞的電報稱：“二十五矯詔，粵斷不奉，所謂此亂命也。”（《凌霄一士隨筆》）這封電報行文斬釘截鐵，一字千鈞，盡顯徐賡陛風格。李鴻章以首席大學士兼兩廣總督，被視為疆臣領袖，電報奠定了“東南互保”的基礎，雖由李鴻章決策，電報起草人徐賡陛也功不可沒。

六月十二日，李鴻章被慈禧授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不方便繼續滯留廣州，決定到上海觀望形勢。六月廿一日，李鴻章乘輪起行，隨行幕僚為王存善、曾廣銓、劉學詢、徐賡陛，洋務唐紹儀，另有專任醫官麥信堅。次日，李鴻章在香港會見港督卜力，有一張著名的合影保留下來，李鴻章左邊第一人即徐賡陛。李鴻章左側第二人是醫官麥信堅，被錯認為劉學詢達數十年之久。

李鴻章與卜力、徐賡陛等合影

數年前，微博網友“浪客湛心”從1900年12月1日英文《海陸軍畫報》（The Navy and Army Illustrated）中發現了徐賡陛照片，標注為“Chui Kung Beh, Chief Secretary of Li Hung Chang”，意謂“李鴻章總文案徐賡陛”，Chui Kung Beh是按粵語讀音拼寫。借助這份畫報，“浪客湛心”還辨認出了李鴻章與卜力合影中的徐賡陛、麥信堅。筆者受此啟發，也在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發行的一張1900年的明信片中，認出徐賡陛在天津時與李鴻章的“合影”，照片中李鴻章倚靠茶幾端坐，氣定神閑，徐賡陛站在茶幾另一邊，神情有點緊張。

此次北上議和，徐賡陛一直陪伴在李鴻章身邊直到病逝，其間不僅起早了不少重要文件，李鴻章病情也大都由徐賡陛負責對外發布。李鴻章死后，徐賡陛加捐候補道，到江蘇任職，先后經管屯墾、鹽務緝捕多項事宜，1907年去世。

馀論

迄今為止學界對徐賡陛這個人物尚無專文研究。臺灣作家高拜石將傳說中徐賡陛斷案故事加以鋪張渲染，塑造出一個所謂“徐青天”形象，未作深入考證，多不太可信。

徐賡陛這樣的酷吏，具備混跡官場的特殊才能，卻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世界大勢全無認識，依然用陳舊的士大夫意識形態看待新生事物。1885年1月3日，日本學者岡千仞訪問廣州，與徐賡陛、文廷式有過一次筆談。徐賡陛質問岡千仞：“貴國學歐米（美），以三千年禮義之邦，一旦棄其舊，不可痛惜乎？”岡千仞回答道：“敝邦國是，在學萬國之長，而補其短。”（中華書局2009年《觀光紀游 觀光續紀 觀光游草》第170頁）兩國士大夫胸襟、眼界之差距，于此可見一斑。

甲午中日戰爭以前，沿海、沿江地區初步具備發展近代工業的條件，也涌現了不少企業家，他們開礦設廠的努力，往往受到州縣官的阻撓和壓制。一些香港華商早著先鞭，掌握較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理念，擁有充足的資本，廣東地方官本應邀請他們回來投資；徐賡陛想的是誘致香港首富回來加以勒索，這也讓有意投資內地的港商望而卻步。徐賡陛自我塑造的所謂“強項令”形象，在實際做法上往往與近代以來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馳。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