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犯天宮是什麼意思

幾個小短篇，一起看看古代的占星家究竟是干嘛的？他們又知道些什麼？

占星家所知道的事

十五、軍政大事與王朝興衰

前幾章所述星占學家為各種各樣私人事務答疑解惑，畢竟只是凡人瑣事，對于文藝復興時期的占星學家來說，似乎還是雕蟲小技，用來賺錢固然不妨，但遠不足以展示他們的長才一他們真正的“大制作”還是在對王朝軍政大事的預測和參與中。

先看那時星占學與軍事行動及軍事將領之間的密切關系，這可以舉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一些傭兵隊長為例。傭兵隊長是一種職業軍事將領，受雇為各國君主領兵作戰，有些傭兵隊長在戰爭中培植起自己的勢力，后來也成為君主，米蘭城統治者斯福爾扎（F.Sforza）就是這類人中最成功的代表。當時許多傭兵隊長都篤信星占學。例如，卡爾杜（J.Caldora）重病之時卻坦然自得，因為星占學家算定他是命中注定要死在戰場上的，后來果真如此；阿爾維諾（B.Alviano）相信他頭上的傷口和他對軍隊的指揮權都來自星辰的賜予；皮蒂格里諾（N.O.Pitigiiano）要占星學家為他擇定與威尼斯共和國訂立契約（1495年）的吉日；當佛羅倫薩這個城市共和國于1498年6月1日莊嚴地任命維特列（P.Vittelli）為他們新的傭兵隊長時，授與他的司令權杖上用了星座圖的裝飾——這位傭兵隊長特別要求如此。

從16世紀末開始，英國政局進入多事之秋。17世紀上半期是國王與議會的長期對立與斗爭，終于導致兩次內戰，最后王軍戰敗、建立共和國， 處死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Ⅰ ， 1649年1月30日）。接著又是“護國公”克倫威爾（O. Cromwell）的獨裁，王朝的復辟，直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最終確立了延續至今的君主立憲制。在斗爭中，各方都請求星占學家為自己預測局勢、提供決策建議，著實使星占學家們大顯了一番身手，其中出現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

福爾曼曾被要求預測1597年的國會會議，1599年埃賽克斯（Essex）伯爵出征愛爾蘭等重大事件的前景。這位著名的伯爵是伊麗莎白女王晚歲的青年情人，平步青云，恃寵而驕，在愛爾蘭之役中玩忽職守，無功而返，被女王下令囚禁；釋放后由愛轉恨，發動叛亂，結果以叛國罪于1601年被處死，年34歲。另一位占星學家阿什莫爾（Ashmole）則在王朝復辟時期周旋于國王查理二世（CharlesⅡ）與國會之間。大臣政客向他探詢國王與國會之間關系發展的情況；而國王本人也向他請教與國會間關系方面的占星學意見，并要求阿什莫爾用星占學方法為自己選擇吉利時辰，以便自己于1673年10月27日向國會發表演說。這種時代，名聞遐邇的大占星學家利利當然更不會對于王朝軍政大事袖手旁觀。

他善于觀察，能夠及時領悟局面，因而左右逢源，幾乎從不落入困境。國王與議會內戰期間，他站在議會方面，利用他的巨大聲望為議會軍隊助威。據說，當克倫威爾的軍隊在蘇格蘭時，有一位士兵拿著利利編的占星歷書，向過路的議會軍隊鼓動說：“看哪，聽利利是怎麼說的吧——你們在這個月就能取勝！戰斗吧，勇敢的小伙子們！”在1648年科爾切斯特圍城戰期間，利利和另一位站在議會方面的占星學家布克被派去鼓勵士氣，這兩位大有名氣的星占學家一致預言“這座城市將很快被攻克” ， 結果真是如此。有趣的是， 圍城之中也有忠于國王的占星學家漢弗萊（J.Humphrey），他竭力用虛幻的援兵消息鼓舞守城軍隊的斗志，但是無濟于事。在此之前，利利還曾正式前往訪問議會軍隊，他與布克受到軍隊將領的歡迎，而這兩位占星學家則向軍隊保證，他們用來為議會軍方面服務的占星學“ 是合法并且與基督教義一致的” 。當時相傳，若是國王能將利利收買過去，足可抵得上六個團的軍隊。但利利明智地站在勝利者一面。到了共和國與“ 護國公” 當政期間，利利名望更大，他當著“護國公” 和樞密院官員們的面，“用天官圖推算國會選舉的結果”，聲譽如日中天。

盡管利利在內戰中公開反對國王，他甚至在那幾年他編的占星歷書開頭處加上社論文章， 歌頌新政體，并宣告“ 王朝永遠垮臺” ，可是當1660年王朝復辟，查理二世（被處死的前國王查理一世之子）重登王位之后，反攻倒算盛行，利利卻照舊安然無恙，繼續經營他業務繁榮的占星事務所。其中奧妙何在？原來他一直兩面三刀，明暗各有一手，這只要舉出下面的事實就可明白：在他公開反對國王、支持議會的同時，他也向國王的支持者提供幫助國王從被囚之處出逃的建議；1648年秋天，就在他去科爾切斯特圍城前線預言該城即將被攻克的同時，他竟暗中為國王的支持者送去鋸弓和酸（供國王越獄時鋸開或蝕斷鐐銬、鐵柵之類) ，并提供了進一步的營救建議。雖然最后查理一世難逃一死，但有利利這一番暗通款曲的“忠誠”，新王自然不來難為他了。

大占星學家們還對那時國家的外交政策發表意見。例如，利利主張與瑞典結盟，而加伯利則主張與丹麥聯合，據說他還正確地預言了瑞典國王之死（1660年）。

除了對當代軍政大事的參與和對未來事務的預測之外，占星學還被用來對重大歷史事件作出解釋。這種解釋有時表面上看起來仍是關于某某天象兆示某某事件的記載。但實際上并非占星學家在事先就指出了這些事件，而是在事件發生之后才附會上占星學解釋的。關于歷史事件的占星學解釋，可以在史籍中見到大量實例。例如一位英國占星學家主張，占星學完全可以解釋伊麗莎白女王一度對萊斯特（Leicester）伯爵的愛戀之情。加伯利則斷言，被處死的國王查理一世一生都已經由他本人出生時刻的天宮圖暗示出來了。而著名的教皇利奧十世則早在孩提時代就由費奇諾（M.Ficino，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也熱衷于占星學）用占星學推算出他將來必成為教皇。還有人宣稱，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若不是選了一個占星學上不吉之日開戰，就絕不會戰死。1534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與羅馬教皇決裂，英國國會通過“至尊法案” ，宣布英國國王為“英格蘭教會在世間之惟一最高苜腦” ，對于這件大事，卡登（J.Cardan）的解釋是由于火星、水星和木星1533年在白羊座會合的緣故。而科萊（H.Coley）則認為哈維（W.Harvey）是根據土星與木星在一個特殊位置上的會合才發現了血液循環的。利利在這方面同樣出于不凡，他竟能用行星運動解釋了整個16世紀的英國歷史。認為星辰的周期運動與民族的歷史之間存在著某些神秘的聯系，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觀念，對此不妨再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事例以見一斑；科學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牛頓，作有《古代王國大事修正年表》， 就是這種觀念的產物，其中也利用了占星學資料。

十六、火災與時疫之類

對占星學的普遍熱衷和迷戀，有時會激發出一些奇情異想。1644年，貝爾納特（F.Bernard）寫信給利利， 描述他關于火災起因的一種新理論（當時火災頻仍）。他說他一直在考慮，能否為一座城市排算算命天宮圖，就像為一個人排算那樣。困難在于，人的出生時刻可以確切記錄，但一座城市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逐漸發展而形成的，“它們最初興起的時間不是有所爭議就是已被遺忘” 。但是貝爾納特想出一個變通辦法，他說可以將一座城市的火災與人體的發燒相類比，這樣就可以根據火災而重建該城的算命天宮圖。他將他的這套設想施之于倫敦城，從1212年倫敦橋的被燒向下推算，自信他已能構建出倫敦城的算會天宮圖。使他極感興奮的是，他從此可以確切預測倫敦未來的火災了——他對這一點是如此自信，以至打算將在倫敦城的“成功經驗”推廣使用于阿姆斯特丹，他自豪地宣稱：“只有時間才能證明我們是否能像指導人那樣指導城市的命運。”

貝爾納特的上述設想其實并非他的獨得之秘，更輪不到他“申報專利” ——早在中國的春秋時代，鄭國的宮廷占星學家裨灶就不止一次地根據星象預報城市火災了。至于為城市排算算命天宮圖，在西方也早已有之，我們在前面就談到過塔魯提烏斯為羅馬城排算天宮圖，不過他所采用的“出生時刻”是根據羅馬建城的神話傳說而來。

關于傳染病的爆發流行，即使在現代也很難作出完全準確的預報，在幾百年前，則又是占星學提供了惟一的解釋和預報途徑。正如占星學家加伯利所說：“無論如何，沒有其他技藝能夠作出這類預報”。對于當年可怕的黑死病，占星學的解釋一直是知識階層最樂意接受的。占星學家解釋和預報時疫的方法，至少從表面看起來還是有一定科學性的：列出過去所有的大時疫，然后將這些時疫發生時的星象列出并進行比較，由此發現兩者之間的關系。那時的占星學家們認為，通過上述工作，他們能夠預測嚴重時疫的發病范圍和持續時間。福爾曼曾制訂法則預測每周死亡人數，加伯利則聲稱，1665年的大瘟疫曾被他和另外四位占星學同行預報過。這類預測和解釋，在今天看來當然極少有科學依據。

文字整理自《12宮與28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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