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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廣闊（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河南焦作府城遺址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與綜合研究”首席專家、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和象征。中國人自古以來就以龍為傲，認為自己是人文意義上龍的傳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龍已滲入中華民族始祖崇拜的文化脈絡，貫穿中華文明發展的湯湯長河。作為神話性的動物，龍并不存在于現實生活中。那麼龍的原形是什麼？經歷了哪些發展階段？本文以我國新石器至夏商時期考古發現的龍紋為基礎，梳理考古學視野下中華龍的起源、發展與傳承，探討龍逐漸融入中國傳統文化基因和精神內核的脈絡。

地緣與風物：仰韶時代與龍文化起源

中華龍文化歷史悠久，在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中，距今7000～5500年的仰韶文化已開始出現原始的龍紋，如魚龍、蛇龍、豬龍、鱷龍等。這些早期龍形文化遺存的產生，與自然崇拜密切相關。

這一階段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原始宗教盛行，提供了“萬物有靈”的文化土壤。一些與早期文明生活關聯緊密，或具有威懾力的動植物，成為自然崇拜的對象。從已有的考古資料來看，仰韶時代存在四個不同的文化體系：東北地區的趙寶溝—紅山文化系統，太行山—嵩山以西的仰韶文化系統，太行山—嵩山以東的后崗一期文化系統以及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系統。不同文化系統孕育出不同的生活習慣和精神信仰，進而形成四大自成體系的原始宗教區：東北地區祀蛇和豬，太行山以西崇魚和鳥，太行山以東敬虎和鱷魚；長江中游尊鱷魚。這些動植物在先民崇拜、敬畏的文化濾鏡下被逐漸神化，形象上更經由不斷加工、融合、創新，形成了不同區域各有特色的原始龍形象。簡言之，仰韶文化中不同地區的魚龍、蛇龍、鱷龍，均是現實生活中魚、蛇、鱷等自然形象神格化的產物。

◆遼河流域的蛇龍與豬龍

遼河流域是我國玉文化最早的發源地之一。玉制的各類動物形神兼備，尤以玉豬龍最負盛名，玉豬龍的原形是蛇和豬的復合體。其拱鼻與頭鬃類豬，但器身多卷曲無足，與豬迥異，而和蛇相似。這類造型融合在彩陶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小山遺址發現一件趙寶溝文化的尊形器，腹部圖案環繞豬、蛇、鹿和鳥首。其中，豬嘴閉合，獠牙外露，眼睛微閉，頸部以下由黑白相間的蛇身纏繞而成，有學者形象地稱它為“豬首蛇身”。拼合式的蛇形，實際上是對蛇進行神化的一種加工；而選擇用豬首來神化蛇，則源于先民對豬的偏愛和崇拜。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均發現較多用豬祭祀的跡象，可作為豬龍神格化的考古學持據。這類豬、蛇拼合式圖像崇拜，在紅山文化豬首蛇身玉豬龍上達到了頂峰。

◆關中、隴東地區的魚龍與豬龍

新石器時代中期，發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展現出蓬勃生命力，其后，興起于關中、河南、山西地區的廟底溝文化也大放異彩，二者均孕育出大量精美而細膩的彩陶。長期以來，學界大多認為廟底溝文化彩陶的主要紋樣是鳥紋、花瓣紋。近年來，王仁湘、張鵬川等學者通過對廟底溝彩陶紋飾的系統分析，提出了“大魚紋”的文化概念：廟底溝文化廣泛流行的葉片紋、花瓣紋、菱形紋、圓盤形紋和帶點圓圈紋等，多由魚紋簡化、拆解后重組而成，構成了一個“大魚紋”象征系統，最后完全圖案化。這類半坡、廟底溝仰韶文化中的魚紋體系又漸次融入了龍紋系統。一是魚紋中出現了一些龍的特征，如寶雞市北首領遺址出土的水鳥啄魚紋蒜頭壺，魚形頭部作方形，豎耳，初步具備了龍首的形象；二是受到西遼河流域興隆洼—趙寶溝—紅山文化蛇（豬）龍的影響，如陜西臨潼姜寨發現的史家類型彩陶龍，形象為豬的正面，大嘴上卷，鼻作圓形，上額有多道皺紋；三是甘肅武山西坪出土的一件小口高領平底瓶的腹部繪有一個瞪目張口、形體龐大的鯢魚紋，其特征與商代晚期青銅器虎食人卣的龍紋特征接近，二者具有一定的傳承關系，說明鯢魚也是龍的一個來源。

鯢魚龍圖案。左：甘肅西坪出土的小口高領平底瓶腹部的紋樣。右：商代青銅器虎食人卣的龍紋。

◆河南地區的鱷龍

太行山以東的考古學文化中，距今6400年前后的后崗一期文化濮陽西水坡遺址發現了三組用蚌殼堆塑的圖形，每組都有龍的形象。

西水坡遺址出土的鱷龍圖案。

西水坡M45是一個在東、西、北三面各設一小龕的土坑墓。墓主東、西兩側，分別用蚌殼精心鋪塑一龍一虎圖案。龍頭朝北，背朝西，昂首厲目、長芯微吐、舒身卷尾、高足利爪，整體形象與鱷魚十分接近。M45之北，有一合體龍虎，龍虎背上還有一鹿。其南又有一蚌殼擺塑的龍形圖案，頭朝東，背騎一人。這些蚌殼擺塑的動物群，推測為M45祭祀活動遺存。西水坡M45遺址集中發現蚌塑鱷龍，或與這一區臨近雷龍神出沒的“雷澤”有關。《山海經·海內東經》記：“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五帝本紀·正義》引《山海經》言，“雷神”鼓其腹則“雷”。可知雷澤神作龍形，正如王充《論衡·龍虛篇》“雷龍同類”所論。上述傳說中，雷澤的雷神龍身人頭，以腹為鼓而雷聲作；再結合蚌塑鱷龍，可知文獻中的龍澤很可能就是鱷魚池。事實上，鱷魚在早期文明中已留下文化印記，文獻中夏代的豢龍氏養的就是鱷魚，而山西陶寺遺址出土的鱷魚皮制作的鼉鼓，很可能就是傳說中雷澤神鼓腹的實證。

仰韶文化后崗類型之后，太行山東麓的鱷魚龍繼續向西發展。河南中部仰韶文化“閻村類型”的汝州洪山廟遺址就發現了多件與之相關的彩繪甕棺，其中第128號甕棺上的彩繪鱷龍紋，頭作扁圓形，身為橢圓形，由四條短弧線組合而成，細尾較長，四肢曲伏于壁，四爪分開。

◆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鱷龍

仰韶文化階段，長江流域也出現了鱷、蛇一體的龍紋。巢湖流域凌家灘文化中出土的玉龍，頭部雕出鱷魚的須、嘴、鼻眼，龍身與紅山文化玉豬龍相類，應是鱷魚與豬龍的融合。距今約6000年左右的長江中游湖北黃梅焦墩大溪文化遺址也發現了河卵石擺塑的鱷龍，龍身長4.46米，頭西尾東，頭生一角，張口吐舌，昂首爬行。

仰韶文化階段不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體現出相互融合的特點。一方面，各地涌現出地緣特征明顯的紋飾圖案，如關中仰韶時期的魚紋、鳥紋，河南中部的太陽紋、幾何紋，長江中游的水波紋、幾何紋。另一方面，以龍紋為代表，仰韶文化區出現了明顯的文化認同與交互融合現象，如長江中下游凌家灘玉龍紋與紅山文化玉豬龍有頗多相似，豬、蛇、鱷魚和諧共存的特征也可與中原地區蚌塑龍紋互文；姜寨豬龍與趙寶溝文化豬龍也存在內在聯系。由是觀之，仰韶時代龍的形象在東方和北方已形成相互交融的文化圈，或與當時巫師階層間的頻繁交流相關。在這一自然崇拜的文化動因下，龍的觀念與形象突破文化區際，形成了文化認同。

蛇龍與豬龍圖案。從上至下分別出土自：小山遺址、姜寨遺址、牛河梁遺址、凌家灘遺址、羅家柏嶺遺址。

格制與權力：龍山時代與龍文化的融合

距今5000～4000年前的龍山時代是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關鍵階段。這一時期，各地考古學文化爭奇斗艷，古國、青銅、文字等文明因素不斷涌現，文明化進程大大加快，文化間的交流更加頻繁、劇烈。地緣化的魚紋、鳥紋等開始減少，南北各地自成一格的各地龍紋形態則開始趨同，統一表現為鱷魚與蛇紋的融合體。這一新的格制化龍紋形象，經過先民不斷匯融、取舍、創新和改造，體現出更為神靈化的特征，更加接近神龍的形象。

◆北方地區的龍紋

石峁遺址位于陜西省神木縣高家堡鎮禿尾河與洞川溝交匯處的梁峁之上，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300-1800年之間。城內出土大量石雕，其中皇城臺大臺基南護墻下層出土的8號石雕，長約120厘米，高約15厘米，左右用減地浮雕技法刻畫出兩個對稱的龍形紋圖案。雙龍相背，龍首向外，面部形象為倒尖額、梭形縱目、長條形鼻翼；龍身兩處曲折，從頭部先向上，至中部向下圓曲，再至尾部又向上圓曲，上飾有曲線紋。尾部豎直上翹，呈錐狀。

◆中原地區的龍紋

晉南龍山文化龍紋遺存以陶寺遺址為代表。陶寺文化是龍山時代發展水平最高的考古學文化，創造了規模宏大的城址、高等級的墓葬及豐富的禮器，如彩繪陶器、石磬、鼉鼓等；建筑了世界上最早的觀象臺；并初步掌握了銅器鍛造技術。此外，龍紋的逐步成熟化與格制化也是陶寺文化的重要特點。陶寺遺址龍山文化墓地出土的多件彩繪陶盤上，均描繪出同一形態的龍紋：龍首形如鱷魚，頭有角狀飾物，身軀細長似蛇，有魚鱗；長嘴利齒，張嘴吐芯，身體盤曲呈環狀。陶盤彩陶龍紋的形象，綜合了鱷魚、魚、蛇等三種動物的特征，應為仰韶時代鱷龍、魚龍、蛇龍交互融通的產物。

河南龍山文化末期，龍紋遺存以新密新寨遺址為代表。新寨遺址出土陶器蓋殘片上的龍紋，以陰線刻出龍首紋樣，面額近圓角方形，蒜頭鼻，兩組平行線將長條形鼻梁分刻為三部分，梭形縱目，彎月眉，兩腮外似有鬢。其龍首特征與石峁一致，體現出前后繼承關系。

◆南方地區的龍紋

龍山時期南方地區最發達的考古學文化遺存中均發現了龍紋，如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與長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

環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龍形圖案玉器、玉龍首，以及浙江海鹽龍潭港龍紋寬把陶杯中，匠人們通過塑繪蛇紋與鳥紋相間纏繞的模式，創造出獨具特色的龍紋。

湖北石家河文化天門石家河羅家柏嶺遺址出土有龍形玉環。龍身軀卷曲，首尾相接，圓弧頭，吻部突出，以穿代眼，軀體上有前后對稱的小爪。湖南澧縣孫家崗墓葬遺址出土了透雕龍形王佩。龍體盤曲，頭頂作高聳華麗的角狀裝飾，小圓眼，雙足盤曲于腹下。龍形明顯可見鱷魚的嘴和鼻眼特征，身體環形如蛇。

綜上，龍山時代的龍紋已擺脫仰韶時代單一動物形象的特征，以蛇與鱷為主體，吸收虎、魚等種動物的特征，成為匯集多種形象的趨同神格化形象。此外，遺存性質提供的信息展示出這一時期龍紋應是權力和王者標志，陶寺的龍紋盤、凌家灘玉鉞、龍形玉器都出自大型王墓之中。龍作為王權的象征，早在中央集權王國形成之前的方國時期已經出現，龍形象的不斷成熟與格制化，造型日趨定型、完善，可視為中華文明不斷發展的側影。

協和與融通：龍文化的統一與認同

夏商時期龍進一步成為國家形成的標志。大約在公元前21世紀，盤踞于中原的夏后氏雄霸而起，開啟了全新的國家政權。夏人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族群，在文化基因上，不僅認為龍是自己的神祖，而且認為龍與自身族群的存亡聯系緊密。《歸藏啟筮》云：“鯀（禹之父）死……化為黃龍。”《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人珥兩龍，乘兩龍，名曰夏后開（啟）。開（啟）上三嬪于天。”夏人不僅尊龍、養龍，而且專設養龍的官職。

二里頭文化發現了大量的龍紋，可分為陶塑、雕刻、綠松石粘嵌三大類。2002年二里頭遺址宮殿區墓葬（編號02VM3）遺址發現了一件用2000余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的龍形器，由龍頭和龍身二部分組成。龍頭為方形，臣形雙目；眼為圓餅形白玉，鼻以蒜頭形綠松石粘嵌，鼻梁和額面中脊用青、白相間的玉柱排列成縱長條形。龍頭之外又見用綠松石片表現的卷曲弧線。龍身卷曲，呈波狀起伏，象征鱗紋的菱形綠松石片分布全身。就形體特征而言，二里頭文化的龍紋繼承了龍山及新寨文化時代以鱷和蛇為主體的余續，其文化來源應是新寨文化，而新寨文化龍紋又是承續陶寺文化龍紋并創新發展的產物。與龍山時代的龍紋相比，二里頭文化的龍紋更加抽象化、圖案化，且拼合了更豐富的動物特征，如鱷魚、虎、魚等，已經是典型的成熟龍紋了。

繼夏代之后，商代人對龍的信仰抱有更大的熱忱，鑄形以象物，在祭祀坑及墓葬中埋藏數量驚人的青銅器。匠人們夜以繼日，鏗鏘捶打著件件祭器，以滿足商代人的宗教熱情。與前代相比，商代的物質與精神文明都有了長足發展。商代人的宗教虔誠與文化自信推動著藝術創作在形式和內容上形成突破與創新。這一時期的龍紋在繼承蛇龍、鱷龍等原始龍紋的基礎之上，又具有了鳥、象、鹿、馬等動物的特點，形象上更為怪異神秘、絢爛瑰麗。商代龍紋是青銅器裝飾圖案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代表了時代鑄銅工藝的最高水平。它涵容化用“百物”特點，奠立了后世龍形象的基本特征，體現了中華文明協和萬邦、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隨著華夏民族和中國概念的確立，龍的形象更趨成熟化與格套化，最終成為中國的象征和代表。

綜上所述，考古學視野下中華龍的起源與演變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仰韶時代以單一動物為原形的龍紋；龍山時代以鱷魚、蛇紋為主體兼取一兩種動物特征的龍紋；夏商時期以鱷、蛇為主體，兼容魚、虎、鹿、鳥等多種動物特征的龍紋。龍紋從孕育到濫觴，經過仰韶和龍山時代的發展傳承，夏商時期的協和融通，最終風馳雷動、孕育成形，奠立起后世龍的基本格制。中華龍的形象，是擷取拼合多種動物交融的神物，其形成與演變過程正是中華文明不斷發展的真實寫照：從仰韶時代以中原為主星，帶動周邊滿天星斗；到龍山時代的逐漸融合，最終形成夏商時期多元一體的格局。經歷數千年的創造、演進、融合與涵育，龍最終升華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標志、信仰載體和情感紐帶。

《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02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