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沉浮意思

研討會實錄 | 馮驥才長篇《藝術家們》：

啟蒙時代，藝術啟蒙與思想啟蒙經常糾纏在一起（中）

來源 | 收獲（harvest1957）

王堯：方巖請。

方巖（批評家，《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剛才永新老師在介紹馮先生的代表作的時候，讓我想起大學里的一件往事。那時學院要辦話劇節，要求劇本要從現當代文學經典中改編。我當時選擇了改編《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當然，劇本最后并沒有通過學院審查，反正就是那些可以想到的原因。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年我上大三，時間是2000年。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之所以重新想起這件事情，自然跟讀到馮先生新作《藝術家們》有關。在這部作品中，1980年代的歲月是其濃墨重彩書寫的部分之一，故事結束的時間大約是2000年之后的幾年。就我個人體驗而言，每當我試圖把當前時代的種種不堪追溯到一個相對清晰的源頭時，總會想起2000年前后一些事情。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一切都變得難以琢磨。彼時，正接受文學史教育的我最大的困惑便是：我們一方面被告知1980年代是個美好的年代，另一方面卻又被阻止從中汲取那些美好。以上是我初次接觸到《藝術家們》最直觀的感受。

下面聊一聊一些具體的感受。

首先，作為職業評論者，我這些年的關注重點主要集中于——從比我大十歲左右到比我小十歲左右的——這個年齡區間的作家作品，所以重新遭遇前輩作家的新作時，能強烈地感到馮先生這代作家與前述作家群體在語言、手法、風格上的代際差異。馮先生這代作家會在文本中凸顯鮮明的作家主體形象，他們往往會貼著人物寫，把自己的理想、熱情、訴求投注于其中。而現在的青年作家大抵不會采取這樣的寫法，他們通常會與描寫對象保持著某種相對疏離、淡漠的距離感，甚至會排斥前輩作家這種手法和風格。在我看來，這種代際差異并不涉及手法高下、風格優劣等價值等級問題，而是源于時代氛圍的更迭，以及不同代際的作家在整體上對人與時代關系理解的不同。事實上，無論是何種手法、風格、美學態度，只要處理得當，都會產生優秀的文本。

第二點，小說人物的職業身份與重建世界總體性的可能性之間的張力關系。基本上所有的小說人物都會涉及職業身份這個問題，但是這個職業身份到底是個可有可無的標簽，還是可以內化為處理人與歷史、社會關系的敘事裝置，這確實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換而言之，在很多小說里，人物的職業身份其實是可以隨意被置換的。事實上，職業不僅意味著與謀生相關的一套知識體系和技能，同時意味著與這種知識和技能相關的觀念、視野、道德、信仰等決定人物言行的構成因素，這些無不影響著個人與周遭世界（歷史、社會）的交往方式。而這種互動正是重建總體性的基本起點。比如《藝術家們》中的那些畫家，他們的藝術切磋以及由此產生的人事糾葛、社會交往、命運沉浮，其實就是職業特征與周遭世界內在的對話和相互塑造，或者說，他們是在用與職業相關的觀念、視野、道德、信仰來觀察、描述周遭世界，以試圖在整體上把握它。盡管我認為從來不存在真理意義上，或者終極意義上的“總體性”，或者說，有關重建“總體性”一切想法終究只是虛妄，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虛構。但是，人對歷史和現實進行總體把握的欲望和雄心，像是某種事關自身安全感的本能，從未消失過。人類不知疲倦的寫作，其部分動力和意義正在于此。

從我個人的閱讀感受來看，近年一些優秀的長篇小說都體現出類似的趨向，即通過職業視角來處理種種經驗以實現對總體性的把握。比如，李洱《應物兄》中的學者、路內《霧行者》中的文學青年、張忌《南貨店》中的營業員，再到馮先生《藝術家們》中的畫家們，這些職業身份、特征成為決定故事走向的敘事裝置。當然，每種職業都有其局限與可能，同構于每部小說特定的敘事視角或經驗范圍的局限與可能，這便意味著那種所謂的總體性亦帶有天然的局限。但正是種種帶有缺陷或局限的總體性的疊加和相互糾正，也許會形成關于歷史、社會、時代的“共識性”圖景。

第三點，《藝術家們》對那些能夠營造、召喚歷史氛圍的物件的發明和使用。特定歷史時期的器物對于后人而言只是歷史的遺跡。倘若被巧妙地放置于虛構情境中，它們便成了召喚歷史記憶、魂魄的魂器。比如，馮驥才虛構了楚云天的成名畫作《解凍》，這很容易使人想起當代繪畫史上劃時代的名作何多苓的《春風已經蘇醒》；他還虛構了楚云天在文學領域的代表作《情書》，這亦很容易讓人聯想起1980年代的經典作品《公開的情書》；馮先生還在敘事中提及了那些能夠典型代表1980年代文化精神品格的雜志，比如，《作品與爭鳴》《大眾電影》等。值得提及的是，《作品與爭鳴》當時還與中國作協合作出版了“新時期文藝爭鳴叢書”，那些后來在文學史教育和傳播過程中被反復提及的重要的、或者有爭議的作家作品、思潮、現象在這本雜志和叢書中都曾出現過。簡單說來，對于承載著歷史、文化記憶的物件的發明和使用，都在敘事中營造出了非常充沛的歷史感。

最后，我想聊一聊《藝術家們》中值得商榷的若干細節。首先，楚云天對羅潛的批評，在我看來多少有點不合情理。其實，楚云天是個被制度保護得非常好的人。他不食人間煙火的超脫生活，以及對藝術獨立性、純粹性的追求得以實現，多少有賴于制度的保障和供養。但羅潛作為未被藝術圈接納的社會底層，出于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開設畫廊賣行畫。所以，后者成為前者的反證，多少會顯得缺乏說服力和同情心。其次，我們之所以要讀小說，其中一個基本訴求便是，希望它能提供別樣生活的可能性，以及相關的意義和秩序。在我看來，恰恰是羅潛代表著某種意義和秩序的可能，而他的結局被處理得有些匆忙了。倘若能把羅潛這條敘事線索處理得更為復雜一些，那麼《藝術家們》的意蘊將顯得更為豐厚。

王堯：謝謝。有請木葉。

木葉（批評家，《上海文化》編輯）：我讀《藝術家們》這部長篇，欣喜而又困惑。

主人公楚云天作為一個畫家，有權力，有名氣，也有實績，與兩個女子有了故事，但其實他們真沒做什麼。以馮先生小說家和畫家等的多重身份，他有關藝術家的見聞應該非常多，而藝術家的生活也可能確乎是復雜的。但他筆下主人公的藝術往還，尤其是這兩段情感故事為什麼如此“清純”，如此純情？這是我的一個困惑。

第二，這部小說里每個藝術家的命運軌跡如此分明，如此“清晰”。這里就以結局而言：高宇奇死于車禍，洛夫投河自殺，羅潛志趣突變……在我看來，如何處理確定與不確定，如何安排不同人物的身世流轉，很體現一個作家的審美和技藝。

帶著疑問，我在網上瀏覽了一些馮驥才老師的畫作。（馮驥才：很多都是假畫。）我說一下較有感觸的一幅畫，名叫《遙遠的鐘聲》。（馮驥才：那個是。）這一幅當然代表不了所有，不過它所蘊藏的某些東西和《藝術家們》蠻契合，有點唯美，有點理想主義，從中能感到作者希望落筆有力量，同時還不放棄某種清新，或者是某種更自我更直接的表達方式。《遙遠的鐘聲》有一種精神寄托，《藝術家們》也有。

與馮驥才廣為人知的一些作品不太一樣的是，這部小說寫的是近四十甚或近五十年這一較為切近的當下。這幾十年，可以說是中國變動最大的時期之一。除了時間的切近，這部作品還寫的是作者自身很熟悉的藝術領域。

繪畫或者說藝術，是龐然大物，無限復雜與幽深，需要小說家調動自己的很多經驗和思考。可能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作家，如何打碎自己，也就是說在寫自己熟悉的藝術領域和人物時，如何帶來熟悉之外的陌生與新鮮，如何進入縱深，進入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未知性。說到底，一個作家能否審視自己，打碎自己，這關乎他能否更好地抵近人物并重建世界和自我。同時值得補充指出的是，一個作家對自己的知識結構和創作理念是否能不斷反省甚或更新，這既重要又費周章，得失盡在文字中。

最后談談小說序言里的一句話：藝術家是非同常人的一群異類。我喜歡這個說法，同時覺得要寫好藝術家，明顯的一個困難正是如何寫出他們不同于常人的這個“異”，而另一方面可能會被有所忽略，但它同樣緊要，那就是寫出這些“異人”之“常”。“異”和“常”共同筑造藝術大廈，這麼說可能還有些籠統，我的意思是，要寫出藝術之為藝術以及人之為人的豐富與魅惑，這殊為不易，但這確實是我看《月亮與六便士》等作品時觸動極大的地方。

王堯：謝謝木葉，請下一位項靜。

項靜（批評家，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年輕人在后面發言很恐怖，像程永新老師這種開頭也很可怕，一下子講了五個點，每個點都還是正確的，我們也沒辦法跟他吵架。十幾個人每個人都講五個點的話，到我這邊大概會接近一百個點了，如果到最后還有話可說，那我覺得這就是一部成功的和有討論價值的作品，如果到我們只有重復的話題，那作品就比較可疑了。

看到馮驥才老師，突然想起一個事情，昨天我去找我一個朋友，她家在十樓，電梯故障，我們只能爬樓梯上去，她出于禮貌下來接我。在我們爬樓梯的時候，她突然問說，我們應該沿著樓梯斜線往上走，這樣就比較輕松。一個日常生活中的小知識點，讓我們突然找到了一個共通點，我們都讀過《挑山工》這部被選入過高中教材的散文。我是泰安人，對《挑山工》這部作品有特別的感情，而朋友是外地人同樣記住了這個作品中的一個小細節，這讓朋友之間產生了一點新的親近感。她不是文學專業的人，是一位理工女，她問我對于你們文學界來說，什麼是文學價值？我突然覺得經常討論的文學性之類的東西失效了，真實的文學的價值就在眼前，一個理科生這麼多年把一部作品中的小細節牢固記在心里，在生活中很不經意的瞬間喚起一種記憶，而且還具有實用價值。這是文學價值存在方式的一種，非常隱蔽，很難說得清，但它存在于我們日常生活中，甚至還存在于我們以后的代際流通中。這點讓我非常震驚，文學界以外的人突然給文學提出這個問題，我們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其間一定有深刻的、唯美的、通俗的，但我們未必記得住它們。《藝術家們》恰恰就是討論藝術價值的問題，我是帶著什麼是今天的文學價值這個問題來看《藝術家們》這部作品的。

《藝術家們》這部作品是直接地去面對價值問題，它直接討論藝術的價值是怎麼產生，這是一個貫穿始終的核心問題。它確實是有一個撕碎的過程，把文學價值產生的那個復雜而交錯的過程呈現出來。

小說的開端是地下藝術的時段，三個青年畫家抱團取暖研習各種世界藝術經典寶座上的畫作、音樂、文學等，這塑造了他們的青春和生命原力的起點。接下來是一個大地震的時刻，這是一個悲情的時刻，三個人幸運地活了下來，彼此之間因為生死而更加緊密，他們的藝術訴求也更加本土化，大地、黃河等意象進入他們的視野，類似于尋根文學的時段。還有三友之一的洛夫自殺的以后的那段時間，在被消費主義和功利主義消磨了才華之后，人生的秋景和藝術的黃昏交合在一起。一方面是大歷史的時間，另一方面是非常個人化的私人時間，之間有一個彼此的調度和融合。這是一部分解藝術自我誕生過程的作品，或者是像前面何向陽老師提到過的到底什麼是我們中國的藝術？什麼是時代的藝術？什麼是一個真正中國藝術家的價值？藝術價值不是那麼容易說清楚的，它始終處在滾動之中，比如說我們會說美，我們抽象地談論美只會遠離美，只有這個美跟特別具體的東西混雜在一起的時候，這個美才是有力量的，是一個真實的美。

我特別關注小說之中人物的出場方式，我列了一個表把每一個人物的出場方式都列出來，一個人物是如何走到畫面中間來的。除了這三個主要人物之外，作品中出現了好多人物，有一位叫蘇更生的，這個人物是楚云天在聚會的時候很隨意提到一個文學知己；他們三個人去小沙龍里面聚會，田雨霏是洛夫沒經過跟大家商量直接帶進來的一個人，我們會發現每一個人物的出場方式是很隨意的，這個隨意性就回到了中國藝術的一個出場方式。我們看《清明上河圖》，看一些中國的話本小說，人物都是這樣的出場方式，這一點跟西方的藝術不太一樣。來穎燕說小說中出場了30多位藝術家，像這種體量我感覺到需要到前面孫甘露老師提到的十九世紀的文學中才比較合適，集合了十九世紀的文學和中國文人畫的傳統。

另外有一個小問題，作為女性讀者，她會覺得小說是以男性形象為核心的，到處都是他們的高光時刻，他們對藝術的熱愛和成為藝術家的心靈史呈現得令人信服。但對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我作為一個當代讀者略微不滿足，比如篇幅最多的女性隋意，她是楚云天的妻子。小說開頭給了這個人物挺多想象空間，她美麗賢靜大方，也熱愛文學藝術，她和男主角們一起經歷了個人與大歷史的重要時刻。我一直期待她的后續發展，但基本落空了，她缺少自己的主體性，好像所有的蛻變都是以楚云天為核心，沒有自己的成長。至于楚云天短暫愛過的另外兩位女性田雨霏和白夜，也讓人感覺意猶未盡。田雨霏嫁給了商人，小說中敘事者對她的最后一句交代是她何以從藝術理想的追求者變成了商人婦？我覺得這個人物命運停止的地方應該是作家和讀者思考開始的地方。白夜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欲望的一個符號，我認為文學直接去批判欲望其實是容易的，難的是刻畫和理解各種欲望之中人們掙扎的艱難形狀。

王堯：我們導師中有很多的女性，都是不成長的，歷史就是這樣的。

馮驥才《藝術家們》

黃平（批評家，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在上海作協開馮驥才老師的研討會很有意味，在這里很容易想到1982年的《上海文學》所發表的馮老師那封風箏通信。回到歷史現場，馮老師在1981年、1982年就比較早地提出來，下一步走向何處，他提出一個說法叫寫人生，從寫社會轉向寫人生。回頭看馮老師新作《藝術家們》，我覺得馮驥才老師在晚年提供了一本寫人生的大作。讀完有一個非常深的體會，我覺得久違了一種寫法回來了，什麼寫法？就是浪漫主義。

我們知道現實主義一直是主流，現代主義也是受到非常高的評價。比較起來浪漫主義還沒有得到足夠的評價。在這個意義上，寫作的馮驥才和保護民間文化的馮驥才不是兩個馮驥才，是一個馮驥才，相通在浪漫主義上。浪漫主義是十九世紀的興起，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反對資本，反對科層制。一個重要的維度，就是走向民間，比如《格林童話》就是這場運動的副產品。《藝術家》也處理了這個問題，面對資本不斷緊逼的時代，文學何為？文學必然要以浪漫主義的方式展開抵抗與批判。當然浪漫主義之所以在二十世紀的影響相對不大，如剛才幾位老師都談到，浪漫主義有時候往往一個聲音淹沒了所有的聲音，一顆心靈淹沒了所有心靈。而現代小說是一種民主小說，多種聲音構成了交互的關系。在今天如果重新激活浪漫主義的能量，可能需要我們費思量。無論怎樣，馮驥才老師作為當代文學史上的老作家，二十一世紀重新討論浪漫、重新討論美、重新討論理想，反而充滿著先鋒性。再一次祝賀《藝術家們》出版！

王堯：謝謝黃平，在桃花潭這樣的美景下做的深思。大家也差不多進行了三個小時的研討，我想我們請王偉書記做一次深刻的解讀。

王偉（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研討會開到這個時候，不知道該說下午還是晚上了。各位專家講了那麼多，現在讓我這個非評論家來作總結發言，就像主持人剛剛說的，還是“挺恐怖的”！但是我還是要說一說，因為在上海作協這里開會，我們作為主人，應該有所表示的。

首先，要祝賀馮驥才先生又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問世。同時，要感謝馮先生對于《收獲》的信任，能夠把這樣一部佳作交給《收獲》首發。也要感謝各位遠道而來的評論家能夠匯聚上海，在丹桂飄香的時候，到我們作協小院嗅一嗅文學的馨香。祝愿馮先生今后能有更多的大作品問世。

今天的研討會開得不同一般，可能我們在會程設置上有點失誤，現在看來原先安排的時間是遠遠不夠的——現在已經晚上六點半了，對大家發表意見的容量“供給”有點不足。我覺得，我們不僅是在評論這部小說，實際上也是在論述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如何用文學來書寫和展示這樣一個話題，討論涉及的面實際上是非常廣的。

這部小說，我還沒來得及看完，差不多讀到后卷剛開始的地方。其中中卷結束時的幾段文字，我非常喜歡，想這里朗讀一下：

他們本來是山里三條天然的野溪，各自穿木越石，翻坡跳崖，奮力奔流。在一個深谷里他們相遇，在相遇那一刻他們激情洋溢，光亮的浪花彼此相擁，飛濺的水珠相互澆灑，他們用各自的靈感激發起彼此的生命的活力。他們相互憑借，相互依靠，相互感召，相互推動。把原本的孤獨化為神奇的豐盈，并從深谷一直沖出大山。

可是當他們來到這無限寬闊的蠻荒大地上，漸漸發生變化。疏離與分手也許是一種必然。于是，你融化到另一條波濤滾滾的黑色的大江里，他注入一池靜謐的碧湖中；我則漫漶在光禿禿的大地上，在焦渴的大地的吸吮中，在毒日頭的曝曬下，漸漸化為虛無。

昨天是美麗的、難忘的、有情的、傷感的，但誰有力量把昨天召回到今天來？

我特別喜歡這段文字，它把這部小說的基本內容、主旨和意義都做了很好的概括，特別是它對我們提出一個問題，那些在苦難、壓抑的年代我們仍然能夠堅守的東西，在今天這個無限選擇的時代我們卻無可奈何地跟它疏離了，甚至把它拋棄了。這是一個時代給予我們的一個非常沉重的話題。

我簡單總結一下讀這部作品的感受：

第一，這部作品記述的是一群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也是馮先生個人的一段心靈史；第二，它濃縮了知識分子這個特定人群面臨的許多時代的命題；第三，作品體現了馮先生一以貫之的文化精神，他在各種場合、各種藝術門類里，都展示了對于文化的堅守；第四，這也是另一種風格的“俗世奇人”傳和津味文學——以前馮先生的許多作品主要是回顧歷史、寫市井俗人，而實際上在天津這樣一塊中西文化交融的特殊土地上，也有特定的知識分子人群，他們和馮先生一直以來的人生旅程是緊密關聯的。上海跟天津有著類似的城市氛圍，我們閱讀寫這樣的城市、這樣的人群的作品，會特別有感應，那些帶著尖頂的老房子、尖頂閣樓中中的立柱、天窗里透入的日影在屋內漂移、洋房花園草坪上不加修飾放著的兩把椅子，這種生活的環境，也是上海文化人所熟識或向往的，我們作協這個院子仿佛也有類似的逸韻在里面，這是很多人喜歡的，不是單純喜歡這個院子，是喜歡里面留存的文化的內涵。

這篇作品看似篇幅不很長，只有18萬字不到，但是容量非常大，確定值得我們為之討論并學習、借鑒、推廣的好作品。祝愿馮先生今后能有更多這樣的作品問世，也希望今后再給《收獲》等上海的文學雜志有這樣的好作品來發表。

謝謝！

王堯：謝謝王書記這麼重要的講話，非常專業，原來他的聲音很渾厚，我覺得王書記的聲音跟你的歌聲一樣很好。千呼萬喚始出來，我們現在請馮先生講話。

馮驥才：謝謝各位新老朋友。時間太長了，我也不想耽誤大家時間，我簡單說一下。

首先感謝《收獲》雜志，感謝各位學者，特別是從外地來的，從北京、從南京、從蘇州來的，還有從別的城市來的，我這篇文章寫了一二十萬字，大家讀起來完全高興的文字，讓大家勞神，還讓大家勞力跑到上海來，真是不敢當。但是大家的發言，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最重要提供一種思辨，一個人面對自己思想的時候是思考，往往思辨的東西不是很多，不同的問題沒有，從別的角度拿出來的東西沒有，但是別人提出來的看法和想法，你一定要思辨。我及聽我的一些好朋友，文學界的朋友，像甘露和麗宏，評論家像凱雄、向陽、元寶，老評論家，所謂老評論家實際比我小十歲以上。基本是差不多同代，聽了他們的意見，非常有力度，對我的思考有啟發，聽一些年輕人說的，剛剛大家說的代際，文學在代際里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年輕一代可以通過你的作品，告訴我你怎麼想，我也可以把我人生的歷程，不可逆的歷程，我怎麼思考告訴你，我們的交流非常重要，就是思辨。

所以我感謝給我一個聽各種不同意見的“精神大餐”，引起我很多的想法，我把大家的想法都記住了，記住了大家不同的觀點。我也特別感謝《收獲》，我提到《收獲》這個感謝還帶一點感恩的性質，我跟《收獲》的關系超過四十年，我一部寫當代的傷痕那些作品，剛才永新說的《鋪花的歧路》，當時我在北京遇見了很多的困難，其實在那個會上茅盾都出來說話，但是也不能出版，也不探討，也有很大的阻力，后來把稿子還是給了巴老主編的《收獲》發表了。

在這麼長的時期，我所有的至今滿意的作品，起碼有85%以上都給了《收獲》。在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文學創作遇到障礙的時候，我也畫了幾年畫，我在國內還是國外搞巡回畫展的時候，上海一站是《收獲》幫著我做的畫展。后來我做文化遺產搶救，那個時候我把文學放了，誰也不知道這二十年我做文化遺產搶救做了什麼，這確實是在北京中央的會議上，人大的會堂上我就說了本世紀以來，為文化界做的兩件史無前例的事，一件是中國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記錄、整理。第二件，是傳統村落的認定。我說我們經過了近二十年的努力，我們記錄各級名錄的民間文化遺產，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十萬項。中華大地上到底有什麼民間的歌舞、戲劇、音樂、舞蹈我們全知道了。我們口頭的文學，我們的神話、敘事詩、故事詩、童謠、諺語、笑話這些東西10億字，最后進入的數據庫。誰也不知道這些大量的文化遺產，很多文化遺產要到我這里來，我要理由，有的時候你寫的不合標準，因為在歷史上我們從來沒有對我們的文化遺產有檔案記錄，我們要做檔案，這一部一部的檔案我要做文字的記錄這些工作，而且我做這個事情是沒人看的，因為是給后人留下來看的，當代沒有人看。我面對的中國的自然村是200多萬個村落，我們認定的古村落是6819個，我們還要給各個村落制定保護的標準、保護的規范、保護的方法、保護的機制，要建立這些東西。

當然，我心里也想整理這些，《收獲》的李小林也給我打電話了，說馮驥才你寫一點東西吧，隨筆、散文給我，你別把文學放下，這樣我就在《收獲》開了一個專欄“田野檔案”，我就把各種文化我看見的各種，真是我們中國大地上的文化，我們不知道的遠遠比我們知道的多得多

當然我在各種各樣的經歷，各種各樣的歷程中，見了各種各樣的生活，有各式各樣的積累，我也看到大量的文化問題。我記得我有一次在劍橋，是劍橋的一個學者，中午請我吃飯的，我問了一個問題，我說我特別有興趣你們那本書，就是《知識分子到哪去了》，我說就談這個問題吧。他們還說馮驥才你到我們這兒談知識分子，中國人到這里來都是和我們建立合作項目，跟劍橋做一個項目，都是想做這樣的事，你還跟我們談知識分子。

但是我覺得做大地的文化搶救的時候，我做的不是學問，我遇見活生生的文化，我遇見活生生的人，對于我這些我覺得都是積累。我覺得沒有這些文化的積累，就沒有我后來的《俗世奇人》系列，就沒有那樣的文化眼光。其實一個作家寫東西，寫完了出來以后，話語權不是你的，話語權是批評家的、是讀者的，你沒有話語權，你沒有必要說，但如果非要我說，我只想說兩條，跟大家說的有關。

一個，我其實有兩張面孔，一張就是《三寸金蓮》《俗世奇人》這個系列，一個面孔是從《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到我現在這部小說，這兩部小說從文本、到氣質到語言完全都不一樣，不像是一個人寫的，我自己都覺得不是一個人寫的。

但是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多夫》是一種語言嗎？魯迅的《阿Q正傳》跟《傷逝》是一種語言嗎？也是不同的語言，也是不同的審美吧，不同的文學思維吧，為什麼？這個我不回答，批評家去想，我不回答。但是我覺得我這樣在大地搶救的時候，到現在，我現在確實去危險的地方是夠嗆了。我在北京的會上我都跟習近平同志說了一下，總書記我都快80歲了，我當時因為讓我談文化遺產搶救，我就談了一個文化，我說前二十年我們做的搶救是搶救式的搶救，我們未來的搶救是搶救式的保護，我們未來要做的是科學保護，我們現在的旅游各方面對文化的沖擊，最重要不是科技保護。就是怎麼做科學保護，我提出的一整套我的想法，包括系統建立。我只能這麼思考的，我再爬山爬不動了，臺階如果三十公分我上不去了，我今年十足已經78歲了，當我回到書房的時候，不是我找文學，是文學找了。所以，我最近幾年在書房里的時間多，自然而然就寫了非虛構《書房一世界》和其他作品。我體會到一點，生活實際上不是你想，生活是不經意中積累的，古人說的對，只要你走萬里路，接觸了世界的方方面面什麼三教九流，生活不知不覺就積累下來，到時候它自己會成熟。不管我們對生活的理解、認識還有我們對社會或者對于人性各式各樣的憂患，它一定是這樣的。

我要跟大家說的還有一個想法。我確實一直想寫一個藝術家的小說。剛才我說的兩張面孔，我想再次強調一下，剛才有的批評家講的一些問題，天津和上海有相同的地方都有租界，但是天津和上海不一樣，上海法租界之外基本是公共租界，天津的九國租界完全分開的，各國的租界建筑形式完全都不一樣，天津最重要一點，上海中西是融合的，天津在歷史上中西是對立的，一直到義和團，一直是對立的，所以有老城區和租界區，華洋雜處。我原來是在租界區出生，但是我這個作家也是有意思，打生了我就沒離開過天津，我就沒離開過天津。所以，我在租界里生的，我是用他者的眼睛看天津的老城，所以我才能寫出《俗世奇人》，我如果是天津老城里的天津人，未必能寫。因為我是他者的眼光，就跟我說我跑遍的中國的各地，我了解各個地方的地域文化，實際最深刻的不是那地方的小吃、歌舞怎麼樣，而是那里人的集體性格怎麼不一樣，那個地方的人的個性怎麼不一樣，這樣的話，我才能夠對這個地方了解。

我原來有很多小說實際我是寫他者，現在我回到書房里以后，這個年齡，這個人生，我覺得我身上有太多我自己的積累，我會寫。所以我這個小說我寫的是另一個馮驥才。而且我這個寫的可能是更多的自我的東西，這個是我想說的一個。

第二個是我沒說完的，就是我太想寫一個藝術家的小說。我們這一代人，這一代作家，都喜歡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多夫》，因為他寫藝術家跟別的寫藝術家的小說，有一點不同。他主要寫音樂藝術家，除去他寫的《約翰·克里斯多夫》，寫的最好的就是《貝多芬傳》，實際他寫的約翰多帥，照我看并不好，因為他并不懂雕塑。如果一個作家他不懂得藝術，他不是自己真正能操作的藝術家，他寫的藝術家還是作為他者，他還不能寫。因為藝術家確實是一種異類，他對生活的認識、感知，他對生活的敏感，跟一般人絕對是不一樣的，你看《約翰·克里斯多夫》里面寫的一句話，對小克里斯多夫來講一切都是音樂，比如大太陽的夏天，刮風的夜晚，風雨雷鳴、光線、閃爍的清晨，夜里咿咿呀呀的門，牽動著脈搏流動的血，他寫這樣句子的時候，他覺得那些東西都不是畫面，都不是形象，都是語言，他寫小克里斯多夫，疲憊的一天，爬上破破爛爛的老樓，坐在老的鋼琴前面，把那個手琴鍵上一放的時候，琴鍵互鳴的時候，他熟悉親切的大師，朦朧的大師都在眼前出現了。他里面寫了兩句，當時傅雷翻譯的很好，然后是窗外萊茵河的水、烏云。萊茵河的水、烏云，這是音樂的感情，這不是畫面，就是他語言節奏，語言獨特的氣質，是音樂的感覺。

所以，我要用畫家的筆、畫家的感覺、畫家對生活的敏感，對形象的感覺來寫。畫家確實不一樣，我為什麼跟韓美林寫對話，就是有一天他晚上跟我聊，他那個時候在安徽陶瓷廠挨打的時候，拉著他游街挨打的時候，他兩個腳的骨頭都壞了，流的血，人家讓他坐那，人家去吃飯去，他坐那的時候，打他一只皮鞋的尖上流出血來，他忽然發現這個血像這個雞的頭，他就用腳蘸著血畫了一只雞，我覺得這才是藝術家。所以，去年年底的時候，在宜興韓美林藝術館開幕的時候，白巖松跟我做了一個韓美林的對話，當時他說你能用一句話說出韓美林來，他受了那麼多的苦，他為什麼還做創作，他的畫還是光明的、還是單純的、還是純粹的、還是唯美的，為什麼？后來我說了一句話，我說太陽是黑夜下的雞蛋。這是我對藝術家的理解，我就想寫這樣的藝術家。

為什麼要寫藝術家？因為我覺得這樣的藝術家少，跟我們的是時代一樣，我們七十年代的時候，七十年代恐怕你們很多年輕人不了解，七十年代是沒有作家，沒有藝術家，七十年代也沒有商業文化。所以我們那些年輕人，我們都是草根“精神貴族”，我們是快樂的，我們是精神的。所以我寫藝術家的生活，實際是人的精神生活，所有我寫的藝術家實際寫的都是精神，生活只不過包括他的愛情，都是他心靈的，都是精神。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談很多不同角度，跟我談的想法，我覺得今天很好，說實話，很多批評家的作品我也都讀過。第一個我覺得是一個交流，你們很多的觀點，大部分的觀點很好，我也是很聰明，這麼隆重的一個詞。我們今天有很多的說法、想法，都給我很多的啟發，這個對我長期有效，我覺得我現在雖然快80歲，但是身體還可以，起碼現在腦子還不遲鈍。

你們的話對我其實挺有影響，包括項靜講的有關問題都對我很有影響，謝謝各位。希望你們有時候到天津去找我，我在天津有一個大學，大學由我自己建了很多博物館，很有意思，很美的一個地方，希望你們來。謝謝諸位。

王堯：特別感謝馮先生，你的講話對我們理解你的作品，理解您做非遺這個偉大的事情非常好，馮先生思維跟想象力還有表達的清晰力都讓我們非常吃驚，非常年輕。我覺得馮先生是一個有偉大抱負的人，有很大的思考，一定會有更好的、更重要的作品產生，這也是我們最佳的祝愿。謝謝馮先生，謝謝我們所有的批評家，我也沒時間發表我個人的想法了，謝謝大家。（全文完）

在藝術和物質都極度匱乏的年代，幾位青年藝術家的創作生活正悄然起步。純粹的藝術激情和探索引領著時代和他們，風云際會，霞光萬道。社會流變、市場大潮，激情和精神沉寂在世俗的灰燼中。深陷于生活漩渦的他們，該怎樣支撐理想與才華，又何以經營各自的藝術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