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張燕 言懿 | 北京報道
六一兒童節的前一天,“放開三胎”的消息來了。
中央宣布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生育政策放開的背后,是逐漸走低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速。
過去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從0.57%放緩至0.53%。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經處于較低水平。
三胎政策放開后,很多家庭面臨“生還是不生”的抉擇。這一切屬于幸福的擁有選擇權的家庭。在他們之外,那些“想生而生不出來”的家庭正在遭遇生育的困境,“不孕不育”成為他們的隱痛。
在“想生而生不出來”的痛苦和煎熬中,他們和生育時鐘賽跑,輾轉求醫,甚至求神占卦,在無數次失望中尋找希望。
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平均每6~8對夫婦中就有1對面臨這樣的困境,以至于中國成為了世界輔助生殖技術治療第一大國,每年試管嬰兒的數量逾20萬例次。
試管嬰兒是最后的出路,卻并非是萬全的出路。
今年31歲的張芳從來沒想到“不孕”這件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工作—結婚,身為“小鎮做題家”,人生一向按部就班的她,卻卡在了生孩子這道關卡上。在頭胎遭遇“胎停”之后,張芳用盡各種招數,然而肚皮卻始終沒有動靜。臨床上,張芳被診斷為“繼發性不孕不育”。
“原來生孩子沒有想象的那麼容易”“失敗是一個孤兒”。懷不上孩子,所有壓力都壓在了張芳身上。為了積極備孕,張芳推掉了很多工作,同事們滿腹怨言,領導批評她“干不好別干了”,甚至有同事背著她說“誰沒流過產啊”。
來自婆家的壓力更是難以忍受,張芳頭胎小產還未恢復,婆婆又打電話來催生。春節團圓過年,婆婆不時感嘆張芳“為什麼懷個孩子這麼難”,抱不上孫子“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大家庭里,同齡人經常抱著孫子來串門,婆婆受不了,不時找人算命、開偏方,甚至想讓張芳吃胎盤。
來自娘家的催生則是“軟刀子”,頭胎流產不到半年,媽媽又督促著張芳去看中醫,說“媽媽不想讓你再等了,你年紀也不小了”。
張芳感覺自己陷入了困境:“在公司,領導覺得我不是個好員工。在大家庭,公婆覺得我不是個好媳婦。在小家庭,老公覺得我不是個好妻子。”張芳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感嘆她的無奈。
張芳也曾聽朋友推薦,慕名上門求助一位在外出診的所謂名醫。到醫館一看,前面已經有二三十人排隊等候。花了200元掛號,又排隊等了兩小時,終于輪到張芳。醫生花5分鐘簡單了解了張芳的病史并號脈之后,告訴張芳先去醫院抽血,看看有沒有懷孕再說。隨后,她被拉進了一個300人的微信群,之后再無人問津。
“誰不想趕緊懷孕呢?”張芳說。為了科學備孕,提高每一次可能的機會,她每天早上都要使用兩種牌子的排卵、備孕試紙驗尿,“感覺自己像熊貓燒香”一樣。連續十幾個月,張芳都在不斷重復“希望—失望—絕望—再燃希望”的過程。每次備孕失敗,她都需要花一整天時間來平復心情,“覺得四肢發軟,干什麼都提不起勁兒來”。
張芳每天早上都像“熊貓燒香”一樣,使用兩個牌子的試紙
每個月都要用掉一二十條可麗藍驗孕棒
她覺得自己陷入了一個夢魘中,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看到盡頭。
“(結婚后)一年不懷孕,懷孕等三年。”張芳如今才真切地理解了這句話。一開始,她和絕大多數人一樣,以為懷孕是個簡單的、順理成章的事兒。但直到自己開始備孕,才意識到,對于并非“易孕體質”的女性來說,懷孕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卵子質量、精子的數量和質量、排卵時間、子宮內膜厚度與受精卵協同情況、激素的波動等等都可能成為問題。
而張芳只是千萬個遭遇生育難題患者中的一個。中國人口協會此前發布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患者超過4000萬,占育齡人口的12.5%~15%。而20多年前,中國育齡人群中不孕不育率僅為3%。
這意味著,每6~8對夫婦中就有1對遭遇不孕不育問題。
門診樓走廊內不孕不育夫婦在等待就診
20年間,男性精液濃度下降了75%“每次排卵都是深情的期待,每次月經都是失望的流淚。”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院長、被稱為“產科界男神”的段濤醫生曾在一次演講中如是描述備孕的過程。
在醫學上,懷孕有一個專有名詞“妊娠”。完整的妊娠期是指從受孕到分娩的全部生理過程。在整個過程中,精子和卵子從相遇結合形成受精卵、分裂成為100個左右囊胚細胞團、成功著床、發育長大直至最終分娩。中間的每一步出現問題,都有可能導致妊娠失敗。盡管科學已經解釋了這個過程中的大多問題,但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謎。
“一般來說,一對育齡夫婦在沒有避孕的情況下,共同生活在一起嘗試懷孕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未果,我們才會診斷他(她)為不孕不育。”中國性學會會長、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男科主任姜輝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事實上,即使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一對夫婦,半年之內大約有40%懷不上孕,一年左右大約20%懷不上。根據相關統計,在各種造成不孕不育的原因中,男女雙方的因素占比差不多,都在30%~40%左右,夫婦雙方因素占20%,剩下10%原因不明。
造成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一般來說,男性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與精子質量、數量以及性行為能力有關。相對而言,女性不孕的原因更為復雜。如多囊卵巢或卵巢早衰導致排卵障礙、輸卵管堵塞阻礙卵子與精子結合、子宮疾病甚至自身免疫導致受精卵無法著床,等等。即使成功懷孕了,孕期女性的激素水平、身體狀況乃至壓力,都有可能導致胎兒停止發育,妊娠失敗。
“導致不孕不育的原因是很復雜的。我們一般都建議夫妻雙方共同來就診,盡快查出原因來制定相應的方案來進行生育。”姜輝說,除夫妻雙方自己的身體原因之外,環境污染、高節奏的生活、食品安全等問題都會影響生育功能。他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國際研究顯示,1992 年,正常可生育男性的精液濃度在 6000 萬/毫升。1999年,可育男性的平均精液濃度已經下降到了 2000 萬/毫升。2010 年的最新數據顯示,正常男性的平均精液濃度只有 1500 萬/毫升。“20年的時間里下降了超過75%。”
對于一些患者來說,即使查清了原因,治療過程仍然是十分漫長的。
多囊卵巢綜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是不孕不育患者中非常普遍的一種情況。患有多囊卵巢綜合征,容易出現卵泡不成熟、持續性不排卵、雄激素過多和胰島素抵抗等情況,多數表現為月經紊亂、閉經、不孕、多毛、肥胖等問題。
由于大部分多囊患者都存在排卵障礙,促排卵成為多囊患者懷孕過程中常見的治療方式。
李悅就是典型的多囊卵巢綜合征患者。2019年,備孕大半年未成功的李悅去醫院,意外被確診多囊卵巢綜合征。醫生告訴她,自然懷孕的概率只有正常人的50%左右,此外,還有相當高的流產概率。
從確診的那一天起,李悅開啟了長達近兩年的促排經歷。每個月,她都要往返醫院10次以上,進行B超監測和激素水平測定,根據卵泡的成熟度注射藥物來幫助卵子發育和排出。兩年時間里,李悅已經不記得自己打了多少針,有些是在醫院注射的,有些要拿回家自行完成注射。
促排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由于對藥物的反應比較敏感,李悅每個月小腹都有將近20天處于酸痛的狀態,甚至由于卵巢過度刺激而發燒。好在促排不是持續性的,三四個周期后,醫生會建議她休息一個月。一年后,李悅終于懷孕了,可惜還不到兩個月,胎兒沒有查出胎心,停止發育了。
李悅不得不又一次開始促排之旅,這一次,加倍的藥量給她身體帶來了更大的負擔,最終,醫生只能無奈地對她表示:“不能一直這麼刺激下去,考慮做試管吧。”
主治醫師告訴她,多囊卵巢疾病和基因有一定關系,因此具有一定遺傳性質。這也令李悅的父母十分愧疚。李悅的父母不僅一次主動提出要負擔治療過程中的所有費用,甚至主動勸說她,“不然直接領養或者用別人的卵子代孕吧”。
2021年了,生不出孩子仍然被威脅要離婚趙一倩是一家二甲醫院骨科的護士,在本醫院生育可說是近水樓臺。但與張芳一樣,趙一倩也在頭胎遭遇“停育”之后,遲遲未能再次懷孕,被臨床診斷為“繼發性不孕不育”的她,邁上了漫長的求醫之路。隨著年紀的增長,趙一倩的身體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多囊卵巢綜合征的癥狀逐漸明顯,之后,趙一倩經歷了多次促排,乃至試管嬰兒,但都始終未能懷孕。
“之前,別說朋友圈朋友們曬孩子了,就是看到院子里流浪貓產仔、石榴結果,心里都會失落。”趙一倩說。
看中醫、看西醫、用偏方……5年久備未孕,趙一倩的處境更加舉步維艱,來自家庭的壓力愈發沉重。
“我覺得真的快堅持不住了。”趙一倩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如今夫妻二人都已經34歲,“再這樣下去,還不知道婚姻能維持多久。”
“沒孩子就要離婚。”這讓她的朋友們都覺得匪夷所思。但是趙一倩反而覺得能夠理解,“這畢竟是一個人的生育權問題”。
在趙一倩看來,女性在生育問題上非常弱勢。她所處的工作環境和求診經歷,讓她見到了很多前來治療不孕不育的夫婦。如果是男方的原因導致不能生育的,很少見妻子選擇離婚,大多時候都默默陪著丈夫來看病,一遍又一遍地穿刺卵巢取卵、做試管嬰兒,夫妻二人還可能會選擇抱養;但如果是女方的原因導致不孕的,最終以離婚收場的概率并不低。
姜輝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從整個檢查和治療過程來看,女性付出的時間精力以及身體承受的創傷都要比男性多。一般來說,如果存在不孕不育的情況,首先應該檢查的是男方精液,因為男性的檢查相對來說時間短、簡單方便而且無創性檢查多。而女性的檢查則要涉及生理周期等方面,時間相對較長,檢查相對頻繁,有創性檢查多,承受的壓力也更大。
“每個促排的周期,我都有那麼兩周每隔一天就要去一次醫院。單位是不會因為你需要懷孕就網開一面的。”李悅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因為需要頻繁請假,自己有半年的時間里績效考核全部為零。“生活壓力那麼大,孩子要生,貸款也要還。因為請假耽誤的工作要晚上加班完成,而熬夜又會影響受孕的概率。但又不敢辭職,即便是能在一年內順利生完孩子,再重返職場時都已經35歲了,工作該多難找?萬一不順利,年齡更大再回來工作,還有人要嗎?”
一對無生育能力的年輕夫婦從精子庫走出
受孕成功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對于女性來說,成功受孕,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十月懷胎還要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
遭遇胎停育之后,張芳發現,胚胎停育竟然是一個非常普遍現象。不聊不知道,許多已為人母的朋友,都曾經遭遇過早期胎停育,“光周圍的朋友里就有7個”。
胚胎停育的原因很多也很復雜,胚胎著床及發育依賴于復雜的內分泌系統相互協調,任何一個環節失常,都可以導致胚胎停育。
“隨著年紀越大,生殖細胞自身出現問題的概率就會越高。尤其是女性在35歲以后,卵巢功能開始明顯下降,卵子的數量和質量也迅速下降。卵母細胞非整倍性的概率相應也會增加。”一位不愿具名的胚胎專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胚胎染色體異常是引起胚胎停育的主要原因,約占所有胚胎停育的50%~60%。
博士畢業后結婚的李曉潔婚后第二年就懷上了孩子,一切看起來都那麼順利。然而,意外卻在她孕35周時發生。本來一心期待“卸貨”的李曉潔,腹中的孩子卻因臍帶繞頸,窒息而亡。
眼睜睜看著千辛萬苦孕育的小生命離開自己,李曉潔一時間難以接受,她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絕。
煎熬16個小時,李曉潔完成了引產,引產的過程極其痛苦:舌下含藥、下體塞藥以促進宮縮,還伴隨著高燒、劇痛、發抖畏寒、大出血……而更巨大的創傷,在她的內心。
好在一年多后,李曉潔又懷上了,此時她已經35歲。李曉潔說,她對事業已經沒有什麼期待,只希望能平平安安生下屬于自己的孩子。
“還沒等我結婚,就已經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為什麼懷個孕這麼難?”在求子的過程中,張芳不止一次這樣問自己、問醫生、問身邊的人。在得到的答案中,“年紀大了不好要”這句話顯得格外刺耳。
研究生畢業時她已經25歲,相親認識老公,28歲結婚,然后開始買房、裝修……張芳按部就班地進行著自己人生的規劃,沒有想到卻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
“為什麼懷個孕這麼難?”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喬杰教授曾經給出過一個答案:生育力與很多因素相關,其中生育年齡的延后是導致生育力低下的最關鍵因素之一。
中國性學會會長、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男科主任姜輝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也說,生育力與很多因素相關,但整個妊娠過程中,女性的年齡是決定性因素。
據他介紹,從生理年齡上來看,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在22~28歲,而男性的最佳生育年齡在25~35歲。隨著大學入學率的提升,總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作壓力、生活快節奏等方面的原因,很多育齡夫婦結婚時的年齡已經不小了,因為工作或者生活的原因等兩年再生,很容易就錯過了。
“很多人不知道,卵子是有出廠日期的。一個女生還在媽媽肚子里的時候,她的卵子已經完成了第一次的減數分裂。換句話說,出生的那一刻開始,她的卵子就被打上了出廠日期。而男性不同,精子的出廠日期基本上是隨時更新的。”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院長段濤指出,從生理結構上來說,年齡的限制對于女性是很不公平的。
即使采取了輔助生殖的方法,女性年齡的影響仍然很關鍵。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雜志在2015年年底發布的輔助生殖技術生育治療的國際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對輔助生殖技術的使用率最高,其中,低于35歲年齡段的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來受孕的比例最大。
姜輝告訴記者:“胚胎最終的孕育是在女性子宮內完成的。對于女性來說,生育年齡推遲后,卵巢儲備功能減退,卵母細胞質量改變,染色體異常概率增加,這些都會導致受孕概率低,也會從一定程度上增加胎停育、流產以及分娩困難甚至是嬰兒出生缺陷的概率。”
國家衛健委在近日回應出生人口下降時表示,原因之一是生育婦女規模減少,婚育年齡推遲。一方面,生育旺盛期的育齡婦女規模不斷下降。“十三五”時期,20~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規模年均減少340萬人,2020年同比減少366萬人。另一方面,婚育年齡推遲造成當期生育的婦女減少。2006—2016年,我國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齡分別從23.6歲、24.3歲推遲到26.3歲和26.9歲,20~34歲女性在婚比例從75.0%下降到67.3%。
事實上,生育年齡晚的現狀無法回避。喬杰表示,近年來,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人們對生育問題有了不同看法,在最佳孕育年齡“能生而不想生”的人增多。然而隨著年齡增長,生育力下降,一些人又不得不面對“想生而生不出來”的問題。
(應采訪對像要求,文中張芳、李悅、趙一倩、李曉潔為化名)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21年第11期)
《中國經濟周刊》第11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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