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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伯承元帥

劉伯承(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原名劉明昭， 曾用名劉伯堅，四川省開縣人(現重慶市開州區)。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國人民解放軍締造者之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家，軍事教育家。

主要戰績：

劉伯承同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55)。軍事家。原名劉明昭，字伯承。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省開縣趙家場。5歲讀私塾，12歲開始接受新式教育。15歲時因父病故、家庭困難，被迫輟學務農，飽嘗生活艱辛，立志"拯民于水火"。

1912年2月考入重慶蜀軍政府開辦的將校學堂，學習各門近代軍事課程，同時熟讀中國古代兵書，《孫子》、《吳子》等經典名著。1912年底畢業后被分派到川軍第5師熊克武部，先后任司務長、排長、連長。1913年參加四川討袁之役，失敗后于1914年在上海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15年底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余人的隊伍，組成川東護國軍第4支隊。1916年3月在指揮攻打豐都縣城時，右眼中彈致殘。在療傷過程中，他為了不損害腦神經，強忍鉆心的疼痛，堅持不施麻藥，被為其主刀的德國醫生贊嘆為"軍神"。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任川軍第5師第9旅參謀長、四川督軍署警衛團團長。1923年參加討伐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戰爭，任東路討賊軍第1路指揮官，取得馳援龍泉驛等戰斗的勝利。8月在作戰中右腿負重傷。在成都治療期間，結識川籍共產主義者楊暗公、吳玉章，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24年10月起，隨吳玉章到上海、北京、廣州等地考察國民革命形勢和中國社會現狀，途中所見所聞，使他堅定了共產主義信仰。1926年5月經楊暗公、吳玉章介紹，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2月任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委員，奉命與楊暗公、朱德等發動瀘(州)順(慶)起義。由于他熟知川軍情況且素負眾望，被賦予"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的重任。在歷時167天的起義過程中，他調兵遣將，進退有方，安民治政，措置裕如，有力地策應了北伐戰爭，實現了中共中央關于抑制四川軍閥部隊東下威脅武漢的戰略目的。

1927年4月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暫編第15軍軍長，這是中共黨員在國民革命軍中被任命的第一個軍長職務。7月下旬秘密轉赴南昌，與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同年底奉派赴蘇聯學習軍事，先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后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剛到蘇聯時，為攻克俄文關，他"視文法如錢串，視生字如銅錢，汲汲然日夜積累之;視疑難如敵陣，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數月已能閱讀俄文書籍矣。"1930年夏學成回國，先后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參謀長、長江局軍委書記兼參謀長、中央軍委委員，協助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處理軍委日常工作，舉辦短期軍事訓練班，并負責講授暴動方略、游擊戰、運動戰等課程。1932年1月前往中央蘇區首府瑞金，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10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朱德、周恩來在前方指揮作戰，取得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期間，撰寫《現在游擊隊要解答的問題》、《到敵人后方開展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等，并翻譯多篇蘇軍教材和理論文章，促進了紅軍干部軍事素質的提高。1934年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因反對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在作戰指揮上的教條主義和專橫作風而被撤銷總參謀長職務，降任第5軍團參謀長。長征初期，協助軍團長董振堂執行后衛任務，掩護中央機關通過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1934年底復任紅軍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1935年1月指揮先遣部隊突破烏江，智取遵義，甩開了敵軍主力，使傷亡大半、疲憊不堪的中央紅軍獲得了一次難得的短期休整。遵義會議上，他堅決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會后，協助毛澤東等組織指揮了四渡赤水、二進遵義等戰役，使部隊跳出了敵軍包圍圈，直插云南北部，并親率干部團搶占皎平渡，保障全軍渡過天險金沙江。5月兼任紅軍先遣隊司令，同政治委員聶榮臻率部進入大涼山，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使全軍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繼而指揮所部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打開紅軍北上的通路。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北上抗日的方針，在逆境中和朱德一起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斗爭，被張國燾撤銷總參謀長職務，降為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任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紅軍總參謀長、援西軍司令員等職。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八路軍第129師師長，和政治委員鄧小平一起，率部奮戰在太行山上。面對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軍，他經常用"勇是男兒頭上的桂冠"、"無角綿羊受欺壓，有蟄的黃蜂不可侮"等話語來激發將士們的對敵斗爭信心。他指揮部隊先后進行了夜襲陽明堡、設伏七亙村以及長生口、神頭嶺、響堂鋪、晉東南反"九路圍攻"、冀南反十一路"掃蕩"、百團大戰中的正太榆遼等一系列著名戰役戰斗，給侵華日軍以沉重打擊，創建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他堅決執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戰略方針，積極組織正規軍、游擊隊和民兵相結合的游擊集團，并組建大量武裝工作隊，實行"敵進我進"，向敵占區、交通線廣泛出擊，粉碎了日偽軍的頻繁"蠶食"和殘酷"掃蕩"。與此同時，他率部多次反擊國民黨頑固派對根據地的進犯，牢牢把緊太行山這道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南大門"，使"平遼半壁山"得以免遭敵寇的蹂躪涂炭。1942年，他與鄧小平領導根據地軍民實行生產自給，減租減息，精兵簡政，度過了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歲月。1943年9月赴延安參加整風運動。1945年6月當選為第七屆中央委員。

日本投降后就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于1945年9-11月率部發起上黨戰役和邯鄲戰役，殲北犯的國民黨軍近6萬人，并爭取其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編第8軍軍長高樹勛率部起義，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慶與國民黨的談判，打破了蔣介石北進的戰略企圖，為實現黨中央"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方針作出重要貢獻。內戰全面爆發后，兼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與鄧小平指揮所部以大踏步的運動戰，于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后取得隴海、定陶、巨野、鄄城、滑縣、巨金魚、豫皖邊、豫北等一系列戰役的勝利，殲敵數十萬，解放大片地區，挫敗國民黨軍的戰略進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戰場的作戰。1947年6月30日，根據中共中央、毛澤東關于"大舉出擊，經略中原"的戰略決策，與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12萬人在300里正面上一舉突破國民黨軍"黃河防線"，發起魯西南戰役。他采取"攻其一點，吸其來援，啃其一邊，各個擊破"戰法，指揮部隊經過28天連續作戰，取得殲敵4個整編師6萬余人的重大勝利，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8月，劉鄧大軍分三路揮師南下，開始了千里躍進大別山、直搗國民黨統治腹心的壯舉。途經汝河時，在前有阻敵、后有追兵的緊急關頭，提出"狹路相逢勇者勝"的響亮口號，并和鄧小平親臨前衛團指揮作戰，終于殺開一條血路。隨后，在遠離根據地、無后方作戰的困難條件下，粉碎敵人33個旅對大別山的重點進攻。繼而與出擊隴海線的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挺進豫西的陳謝集團密切協同，在江淮河漢之間大量殲滅敵人，逐步在鄂豫皖邊地區完成戰略展開，實現了中央和毛澤東設想的最好前途--站穩腳跟，創建鞏固的根據地。經過10個多月的艱苦作戰，殲敵30余萬人，解放縣城100余座，開辟并擴大了中原解放區，形成三路大軍互為犄角、機動殲敵、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國民黨軍陷于被動防御地位，對扭轉全國戰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把以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為起點的戰略進攻稱作中國革命"歷史的轉折點"。

1948年5月起任中原軍區、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11月，根據中央軍委決定，與鄧小平、陳毅、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統一指揮中原、華東兩大野戰軍進行淮海戰役，同徐淮地區的國民黨軍主力進行戰略決戰。他戰前提出:"我們的打法是夾其額、揪其尾、斷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戰役第一階段，在殲滅黃百韜兵團的同時，他和鄧小平、陳毅根據戰場實際情況，果斷地指揮部隊截斷徐蚌鐵路，使徐州之敵完全陷入孤立。接著他和鄧小平指揮中原野戰軍主力在雙堆集地區圍殲黃維兵團，成為準海戰役承前啟后的關鍵一仗。整個淮海戰役以殲敵55萬余人的巨大勝利而告終，大大地加速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

1949年4月參與指揮渡江戰役，實施京滬杭會戰，并親自指揮第二野戰軍主力分三路直出浙贛鐵路，解放了皖南、浙西、贛東北、閩北廣大地區。南京解放后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11月與鄧小平率部進軍西南，12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他出色地執行了毛澤東提出的遠距離迂回包圍的作戰方針，拊敵側背，斷敵逃路，各個殲敵，同時通過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促成大批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率部起義和投誠，在近半年的時間內共殲敵約90萬人，解放四川、云南、貴州三省和西康省大部，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割據西南、伺機反攻的企圖。與此同時，他還領導了剿匪作戰和進軍西藏的準備工作，為鞏固西南邊疆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1950年11月建議并受命在南京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任院長兼政治委員。為了辦好這所人民解放軍第一個諸軍兵種合成的高等學府，他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親自培訓師資、撰寫審定和翻譯教材，常常是"三更燈火五更雞"，宵衣旰食，手不釋卷。他通過在軍事學院陸續創立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防化兵、情報等系，繁衍發展了我軍諸軍兵種齊全的指揮院校體系，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中高級軍官。他在教育訓練軍事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對國防和軍隊建設有著深遠的影響。

1954年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1955年9月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7年9月調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1959年任中央軍委戰略小組組長。1962年參與指揮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

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直至耄耋之年，他一如既往地關心國防事業和軍隊建設，適時為中央軍委、總部出謀劃策。他提出的許多極富遠見卓識的戰略性建議，在加強國防建設和保衛邊疆的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5、賀龍元帥

賀龍（1896年3月22日－1969年6月9日），原名賀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縣人，漢族。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事力量的主要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之一。1914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27年8月1日應譚平山策動，任八一南昌起義的總指揮，脫離中國國民黨之后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11月19日，率領紅二方面軍開始長征，1936年6月30日，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1969年6月9日病逝于301醫院。

主要戰績：

1896年3月22日，賀龍出生在湖南省桑植縣洪家關。念私塾五年，便輟學務家。賀龍1914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兩把菜刀起家。曾任討袁護國軍指揮、湘西護國軍營長、靖國軍團長、四川警備旅旅長、混成旅旅長、建國川軍師長。曾率部與北洋軍閥及四川軍閥楊森作戰。

1926年4月11日，賀龍以澧洲鎮守使，兼川黔邊防軍第五路司令名義跟隨黔軍袁祖銘彭漢章部參加北伐戰爭，先后攻占慈利、石門、澧州、津市。爾后，又攻克公安、石首、荊(州)沙(市)，繼而進占宜昌。 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軍長彭漢章）一師師長。一九二七年,率部東下武漢。部隊駐防鄂城，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十五師師長。率部出師河南，在逍遙鎮、臨穎和許昌等地大敗奉軍，爾后進占開封。六月，率部回師武昌，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1927年8月1日應譚平山策動，任八一南昌起義的總指揮，脫離中國國民黨之后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和周逸群一起開辟了湘鄂邊和洪湖紅色根據地。1935年11月19日，率領紅二方面軍開始長征，1936年6月30日，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

抗日戰爭中曾任八路軍120師師長（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120師），被授予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中將軍銜。1937年9月，率師主力東渡黃河，取得了雁門伏擊戰等勝利。1938年底奉命率部挺進冀中，指揮第120師和八路軍第三縱隊轉戰冀中平原，先后在大曹村、曹家莊、邢家莊、黑馬張莊，四戰四捷。他指揮的河間齊會戰斗，是戰爭中平原殲滅戰的范例。1942年6月，他擔任陜甘寧和晉綏聯防軍司令員。

第二次國共內戰開始后，賀龍奉命協助彭德懷組織指揮西北戰場部隊，并主持后方根據地的建設。1949年2月，任西北軍區司令員。 1949年12月，賀龍率第十八兵團等部，由陜入川，配合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第二野戰軍，殲滅國民黨軍及警察保安兵力數十萬人于成都地區。西南各省解放后，賀龍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和西南軍區司令員、中共西南局第三書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擔任多項要職。1952年起擔任國家體委主任。1954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1956年中共八大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59年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1965年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再次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體委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6、葉挺將軍

葉挺（1896年9月10日－1946年4月8日），原名葉洵，字希夷，中國廣東惠陽秋長人，北伐名將，八一南昌起義總指揮，新四軍軍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及新四軍重要領導人之一，是聞名國內外的軍事家，他參與指揮南昌起義并出任前敵總指揮，參加廣州起義時任起義軍工農紅軍總司令，抗日戰爭中又出任新四軍軍長，后在皖南事變中被國民黨扣押，他拒絕蔣介石的威逼利誘，寫出了著名的《囚歌》明志。抗戰勝利后，獲救出獄后被中國共產黨重新接納為黨員，與夫人李秀文以及秦邦憲、鄧發、王若飛等同志在返回延安途中，不幸空難。

主要戰績：

葉挺于1896年9月10日（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廣東省惠陽地區周田村一個農民家庭。7歲入本村小學讀書，畢業于廣東陸軍小學堂，1911年入惠州府立蠶業學校。同年10月在武昌起義的鼓舞下，立志走軍事救國的道路，先后就讀于廣東陸軍小學、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和保定軍官學校[。

1914年12月，葉挺到湖北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攻讀軍事知識。1918年，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6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I919年參加援閩粵軍。同年加入國民黨。1919年，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國粵軍，任支隊副官，并加入中國國民黨，走上了追隨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革命道路。1920年，孫中山命令建國粵軍攻打桂系軍閥莫榮新，黃皮徑戰役，葉挺一舉擊潰了四倍于己的敵人，聲名大振。后任粵軍第1師少校參謀、工兵營營附。1921年，調任孫中山之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他的部隊炮轟總統府，葉挺奉命守衛總統府前院，掩護孫夫人宋慶齡脫險。1924年，在蘇聯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東方大學）和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信仰三民主義轉而信仰共產主義。1925年9月，回國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粵軍）參謀處處長（一說：12師36團團長），旋即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戰役。不久奉命轉往肇慶，參與組建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第四軍獨立團，任團長。隨第四軍12師師長張發奎參加湖北汀泗橋和賀勝橋等戰役，獲“北伐名將”之美譽，第四軍亦有“鐵軍”之稱，北伐軍占領武漢后，部隊大規模擴編，升任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南昌起義爆發后，任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所屬三個師中，一個師（蔡廷鍇）率部叛變，親率一個師在湯坑被薛岳打垮，另一個師自師長周士第以下全部團以上軍官離隊出走，只剩滇軍老將朱德率800人堅持了下來，后來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的火種。1926年5月，率部北伐，擔任先遣隊，從肇慶、新會出發，向湖南前線挺進，討伐吳佩孚。6月5日，獨立團經過兩天的戰斗，擊潰投靠吳佩孚的贛、粵部隊4個團，攻占湖南攸縣城，北伐軍進入湖北通城縣，當地有名的革命志士吳國珍等熱血青年毅然投奔北伐軍第4軍葉挺獨立團，參與攻占湖北咸寧汀泗橋。

汀泗橋戰役中正面部隊進攻受阻后，他率部翻越大山出其不意撫敵側背，大敗守敵，并乘勝追擊20余公里，奪取咸寧縣城。繼又率部參加進攻吳佩孚親率重兵據守的賀勝橋，先以團主力突破敵軍桃林鋪防線，揳入其防御縱深，再以預備隊相機投入，將反撲的優勢敵人擊退。在所部三面受敵的情況下，嚴令部隊集中兵力支援主攻方向，接連突破印斗山、鐵路橋等敵軍核心陣地，占領了賀勝橋。隨后，獨立團連克桃林鋪、印斗山等地，率部圍困武昌。葉挺因此被譽為“北伐名將”，所隸屬之第四軍也被稱為“鐵軍”，此時，第四軍軍長為張發奎。

1927年1月，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武漢辦公，國民革命軍進行了擴編或改編，葉挺被任命為第二十五師副師長，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兼任第十一軍副軍長。1927年5月，夏斗寅叛變，襲擊武昌。葉挺率部奮勇作戰，打垮夏斗寅。1927年8月1日與周恩來、賀龍、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任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起義軍進入潮州、汕頭地區，在寡不敵眾而遭失敗的情況下，葉挺等護送病中的周恩來轉移到了香港。1927年12月11日，張太雷、葉挺等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發動了廣州起義，葉挺出任工農紅軍總司令。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于1938年1月出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被授予國民革命軍中將軍銜。1938年，葉挺親率部粉碎了日軍對皖南的“掃蕩”，得到了蔣介石的致電嘉獎。他雖未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堅持華中敵后抗戰，雖與政委項英多次發生矛盾導致其出走數次，但在抗日大局以及周恩來的勸導下最終返回新四軍軍部。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遭國民黨軍重兵包圍的嚴重情況下，葉挺指揮部隊奮起突圍，浴血奮戰8晝夜之久，在奉派與國民黨軍交涉時被扣押，入獄五年。葉挺將軍嚴詞拒絕了蔣介石的威逼利誘，婉拒了好友陳誠勸其前往緬甸御敵的請求，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饒，湖北恩施，廣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集中營。1946年3月4日，經中共中央多方面的努力下，葉挺始獲自由，他出獄后第二天即電告中共中央，請求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我已于昨晚出獄。我決心實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你們的領導之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貢獻我的一切。我請求中央審查我的歷史是否合格，并請答復”；3月7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電告葉挺批準其加入中國共產黨，以“親愛的葉挺同志”相稱。葉挺參加了國共談判三人軍事會議。

1946年4月8日，他乘飛機由重慶回延安，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附近失事，遇難身亡。

7、陳毅元帥

陳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男，名世俊，字仲弘，四川樂至人，中國共產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詩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新四軍老戰士，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十大元帥之一)，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第三、四屆副主席。中共第七、九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2年去世。

主要戰績：

1901年8月26日（清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生于四川樂至復興場張安井村。1916年就讀于成都甲種工業學校。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10月因參加中國留法學生的愛國運動，被武裝押送回國。1922年回到四川家鄉，通過與蔡和森通信，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學文學院學習，并經顏昌頤、肖振聲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共委員會書記。同年參加南昌起義后任國民革命軍第11軍25師73團政治指導員，率部參加湘南起義。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歷任：中共工農革命軍第1師師黨代表；中國工農紅軍（初稱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師長、軍委書記、政治部主任、前委書記；第6軍政治委員；中共贛西南特區委員會書記；第22軍軍長；江西軍區總指揮兼政治委員；西方軍總指揮；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軍委新4軍分會副書記、新四軍副軍長、新4軍第1支隊司令員、江南指揮部指揮、蘇北指揮部指揮、華中總指揮部代理總指揮、新4軍代軍長、新4軍軍長兼山東軍區司令員。1938年被當時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授予少將軍銜。1940年11月4日由于在黃橋戰役中表現優異，成功分化、瓦解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九軍，贏得毛澤東的贊賞。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歷任：中共華東軍區司令員、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書記、中原軍區和中原野戰軍副司令員，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指揮黃橋戰役：黃橋戰役是新四軍反擊國民黨頑固派軍隊進攻的重要戰役。1940年9月30日，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調集部隊，對江蘇省泰興縣黃橋地區的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再次發動進攻。其部署是：以第89軍李守維部和獨立第6旅翁達部為主力，組成中路軍，經營溪、古溪和祖師廟、加力，進攻黃橋北面和東面地區；以魯蘇皖邊區游擊軍李明揚部、蘇北游擊第8軍陳泰運部組成右路軍，以保安第1、第5、第6、第9、第10旅組成左路軍，掩護主力之兩翼，攻擊黃橋以西及東南地區。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指揮陳毅、副指揮粟裕成功地爭取了李明揚部和陳泰運部保持中立，同時采取集中兵力、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戰法，在黃橋地區進行自衛還擊。10月1日、2日國民黨軍受阻于暴雨，3日雨過天晴，即分幾路撲向黃橋。4日下午3時許，獨立第6旅3000余人進抵黃橋附近。擔任伏擊的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1縱隊分四路猛插，將獨立第6旅分成數段。經3小時激戰，全殲該旅，中將旅長翁達自殺。國民黨軍為扭轉被動局面，猛攻黃橋，一部突入東門。守衛黃橋的第3縱隊頑強反擊。第2縱隊從八字橋插至分界，第1縱隊揮師南下，完成了對第89軍的合圍。經一夜激戰，至6日清晨將該軍全殲，中將軍長李守維逃跑時失足落水溺斃。黃橋戰役進行時，八路軍第5縱隊從淮陰地區南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部隊東進至運河，在戰略上起了策應作用。此役歷時4天，共殲國民黨頑固派軍隊1．1萬余人，俘師、旅、團軍官10余名、下級軍官600余名、士兵3200余名，繳獲步馬槍3103支、駁殼槍229支、重機槍24挺、輕機槍135挺、山炮兩門、迫擊炮6門、子彈、手榴彈、電臺等軍用品甚多。新四軍傷亡900余名。此次戰役，為創建蘇中、蘇北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基礎，打開了華中抗戰新局面。

指揮孟良崮戰役：1947年4月，蔣介石在進攻延安的同時，又調動40萬人向山東解放區進行“重點進攻”，陳毅、粟裕等率領的華東人民解放軍英勇作戰，殲敵2萬4千多人。5月上旬，國民黨軍復由臨沂、泰安一線，分左、中、右三路向沂蒙山區進攻，企圖壓迫華東解放軍退至膠東狹窄地區。華東解放軍以部分兵力分別鉗制敵人的左右兩翼，而以主要兵力實施中間突破，即選擇了冒進突懸的中路敵人，實行猛烈的圍攻，經過5月13-14日的浴血戰斗，我軍將國民黨素有“王牌師”之稱的整編74師全殲于孟良崮山區，此戰共斃傷俘敵3萬2千多人，該師師長張靈甫亦被擊斃，這就是著名的孟良崮戰役，也是后來小說《紅日》的歷史題材。人民解放軍打退了敵軍對沂蒙山區的第二次進攻，扭轉了山東戰場的整個戰局。7月，我軍再次打退了敵人的第三次進攻，敵人被迫西撤。人民解放軍勝利地粉碎了敵人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

參與指揮淮海戰役：淮海戰役是三大戰役中第二個戰役，是在以徐州為中心，東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臨城（今薛城）、南達淮河的廣大地區進行的。這時，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鄧小平為書記，統一指揮淮海戰役。淮海戰役于11月6日發起，到22日為戰役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中，華東野戰軍在碾莊地區殲滅黃百韜兵團10萬人。中原野戰軍也完成對徐州的戰略包圍。11月23日到12月15日，為淮海戰役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中原野戰軍及華東野戰軍一部，在宿縣西南的雙堆集地區包圍并殲滅黃維兵團11萬人。華東野戰軍主力在杜聿明指揮的徐州國民黨軍3個兵團25萬人向西突圍時，將這股敵人合圍于永城東北的陳官莊地區，并殲滅其中的孫元良兵團約4萬人。12月15日到1949年1月10日，為淮海戰役第三階段。1949年1月，華東野戰軍發起對杜聿明部的總攻，全殲邱清泉、李彌兩個兵團10個軍約20萬人，淮海戰役中，人民解放軍經過66天緊張艱苦的戰斗，以傷亡11萬余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軍55.5萬人，使長江以北的華東、中原地區基本上獲得解放。

指揮上海戰役：上海戰役是陳毅指揮的最后一場戰役，也是他指揮的最艱難的戰役。南京雖然解放了，但是國民黨大部分軍隊都退集到了上海，蔣介石要求指揮這三十萬殘兵敗將的湯恩伯堅守六個月，等待美國人出兵救援，陳毅元帥指揮的第三野戰軍已經達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已經確定解放上海后由陳毅擔當上海市市長；上海戰役決不能僅僅限于解放上海，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如果按照以往殲滅國民黨軍隊的戰術的話，上海必將毀于一旦，這場戰役，是一場投鼠忌器的戰役。我軍極力將敵人調到外圍陣地加以殲滅，以輕武器攻占城市，付出了重大代價，取得了勝利，前后僅僅15天時間。上海戰役，除湯恩伯率5萬人乘軍艦撤逃外，第三野戰軍殲滅國民黨軍第51、第37軍和5個交警總隊全部及第123、第21、第12、第75、第52軍大部，共15.3萬余人；繳獲各種炮1370門，坦克、裝甲車119輛，汽車1161輛，艦艇11艘。上海的解放，為繼續肅清華東國民黨軍余部，保衛東南沿海國防，以及恢復國民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

8、羅榮桓元帥

羅榮桓（1902-1963） 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奠基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黨、國家和軍隊卓越領導人。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縣寒水鄉南灣村(今屬衡東縣榮桓鎮)。在衡東縣榮桓鎮南灣村有羅榮桓故居和羅榮桓元帥紀念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中國十大元帥之一。

主要戰績：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學讀書，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即轉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從事農民運動，參與組織通城、崇陽農民武裝，同年參加鄂南暴動，任黨代表。這支武裝在江西修水編入武昌國民革命軍第2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他任特務連黨代表，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經三灣改編，隨毛澤東進入井岡山，歷任中國工農紅軍(初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一團特務連黨代表、第四軍第十一師三十一團營黨代表、第二縱隊黨代表。積極建立軍隊基層的共產黨組織，實行民主制度，尊重愛護士兵，反對軍閥作風。

1929年底參加中共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被選為4軍前敵委員會委員。1930年8月任第4軍軍委書記兼政治委員。1932年3月任第1軍團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斗爭中，領導部隊的政治工作，同時組織部隊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糧款，擴大紅軍隊伍。第四次反“圍剿”后，改任江西軍區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巡視員、動員部部長，曾兼任擴大紅軍突擊隊總隊長。領導擴紅工作成績卓著。1934年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獲紅星獎章。同年9月任第8軍團政治部主任。長征中8軍團撤銷，他先后任總政治部巡視員、第1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到陜北后，參加了東征戰役。1936年6月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并兼任培訓高級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員。1937年1月任軍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1軍團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爭初期，任八路軍第115師政治部主任。1937年9月，率師政治部和少數部隊，在晉冀邊界的阜平、曲陽、靈壽一帶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建立抗日民主政權。1938年到呂梁山地區，與代師長陳光指揮午城、井溝和薛公嶺等戰斗，保衛了黃河河防。同年秋參加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隨后任115師政治委員。

1939年3月初與陳光率115師師部和主力一部進入山東，參與指揮樊壩、梁山等戰斗，重創日偽軍。他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強調團結抗日的友軍和愛國進步人士，孤立和打擊制造摩擦的國民黨頑固派。他率領的115師部隊，與山東人民抗日起義武裝組成的八路軍山東縱隊并肩作戰，先后在魯西、魯南、冀魯邊、魯中、濱海地區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發展人民武裝，鞏固和擴大抗日根據地。1941年8月任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同年冬，日偽軍5萬余人“掃蕩”魯中抗日根據地，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和115師師部等領導機關被日偽軍合圍于沂水留田一帶。他準確地分析敵情，掌握時機，出敵不意地率部向日軍占領區臨沂方向轉移，跳出敵人重圍。后又返回根據地中心地區，領導軍民堅持斗爭，挫敗日軍在山東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掃蕩”。

1943年3月任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15師政治委員、代師長，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統一領導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黨政軍工作。他重視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領導了整風運動。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歲月，領導山東軍民進行精兵簡政，實行主力部隊地方化，加強連隊基層建設，開展分散性、群眾性游擊戰爭，針對日軍對根據地的“掃蕩”和“蠶食”，提出“敵人打過來，我們就打過去”的“翻邊戰術”，扭轉了山東抗日根據地的被動局面。1944年開始組織一系列戰役，實行局部反攻，鞏固、發展了山東抗日根據地。

1945年指揮部隊在山東進行大反攻，控制山東境內的津浦、膠濟、隴海鐵路，收復除濟南、青島少數城市之外的山東大部地區。此時羅榮桓的麾下已經是擁有27萬正規軍的、共產黨在全國最強大的軍事集團，建立了中共最強大的抗日根據地----山東抗日根據地，正規軍人數占共產黨軍隊的三分之一。

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后，從1945年10月底開始，羅榮桓領導的山東軍區部隊陸續出發，除個別部隊是走陸路外，其他絕大多數都是分三批乘船到東北的。山東軍區開創了我軍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渡海行動。10月24日，羅榮桓接到中央的電報，要他“率輕便指揮機關，日內去東北”。除6萬余人正規部隊以外，山東軍區還派往東北20個基干團，約3萬人。這樣，山東軍區在抗日戰爭結束后，向東北共輸送了9萬人的干部、戰士。在羅榮桓一行到達東北的前后，除萬毅和蕭華所率領的干部、戰士外，還有許多山東軍區的部隊到達東北，成為東北民主聯軍的中堅力量。剩下的20余萬正規軍也成為了第二野戰軍、第二野戰軍主力。

進軍東北后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第二政治委員，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人民解放軍副政治委員、東北軍區第一副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他強調打破和平幻想，準備長期作戰，積極貫徹中共中央“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方針，曾提出發動群眾，創建東北根據地的建議。他組織領導了東北地區大兵團作戰中的政治工作。1947年在部隊中推廣第3縱隊訴苦教育經驗，增強指戰員的戰斗意志，提高部隊戰斗力。這一經驗后經毛澤東批示在全軍推廣。他主持組建二線兵團，為主力部隊輸送了大量兵員。將東北野戰軍(第四野戰軍)由11萬余人發展到150萬人，成為各大野戰軍中實力最強的野戰軍，占全國軍隊總數的三分之一。

參與指揮遼沈戰役，在遼沈戰役中，他堅決執行中共中央軍委關于先打錦州把國民黨軍封閉在東北予以全殲的戰略決策，對奪取遼沈戰役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戰軍政治委員。他作為中共平津前線總前委委員和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政治委員，參與指揮平津戰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戰軍第一政治委員，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中局(后為中南局)第二書記，華中軍區(后為中南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同月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總干部管理部部長，開始研究軍銜實施的準備工作，并于1953年開始主持上將以下、少將以上將銜評定。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國人民解放軍監察委員會書記。他在領導全軍政治工作中，強調發揚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保證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并主持制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領導“向文化大進軍”，提出“系統的、聯系實際的、穩步前進的”部隊政治理論教育方針。1952年領導籌建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后兼任院長。他善于團結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領導建立干部工作制度，加強干部工作建設。1956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60年代初，他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反對林彪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庸俗化。從1959年12月起，他在中共中央軍委還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裝委員會主任，強調民兵工作要在地方黨委領導下，圍繞生產，結合中心任務進行，進一步明確了和平時期民兵建設的方向。

歷任紅四軍軍委書記兼政治委員，115師政治委員，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15師代師長兼政委，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人民自治軍第二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一政治委員，最高人民檢察署第一任檢察長，中共中央華中局(后為中南局)第二書記，華中軍區(后為中南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任總政治部主任兼任總干部管理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一、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第二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監察委員會書記，中國人民武裝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第一任院長等黨、國家和軍隊重要職務。

1955年9月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從1942年起經常帶病指揮作戰，1946年曾切除一側腎臟，以后長期抱病工作，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