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遭遇的意思是什麼

朋友，假如你不幸遭遇命運不公，被不公平的命運狠狠地按在地上摩擦，讓你痛不欲生，那麼，建議你不妨學學毛澤東吧！

毛澤東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此次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澤東敏銳地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會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詢問毛澤東是否愿意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毛澤東態度堅決地回答，我不愿意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去結交綠林朋友！因而，不久毛澤東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準備領導秋收起義。

對于如何組織秋收起義，毛澤東的超前眼光體現得淋漓盡致：一是不按“八七會議”規定的那樣只打“左派國民黨”的旗幟，而是率先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二是一改黨內“主要依靠農工武裝”的普遍看法，明確提出要發揮軍隊的主要作用；三是反對中央提出的舉行“湖南全省暴動”，而是縮小范圍為以長沙為中心的暴動。

毛澤東的超前眼光得到瞿秋白的贊同，他說“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但這并不意味著毛澤東的意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贊同，恰恰相反，從一開始，毛澤東就不斷遭遇從中央傳達過來的各種指責和批評。毛澤東頂住壓力，按照自己的既定計劃組織領導了秋收起義。

但當時包括毛澤東在內都沒有充分估計到形勢的嚴峻性：全國革命形勢已經走入低潮，而盤踞在各個城市的反動軍事力量都大大超過了革命力量，起義很快遭遇了殘酷鎮壓，又遭遇一部分部隊的突然叛變，形勢異常危急。

越是危急時刻，往往越能體現毛澤東的過人能力。他當機立斷，改變部隊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義部隊立即停止進攻，先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這時，一道難題擺在毛澤東面前：起義軍如果進攻，很可能全軍覆沒；如果退卻，就會被扣上“逃跑”的罪名。

瞿秋白劇照

1927年9月19日晚，擔任書記的毛澤東在文家市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問題。毛澤東堅決反對以第一師師長余灑度為代表提出的繼續進攻長沙的意見，雖然這個意見是符合中共中央要求，也得到很多人贊同的，而是主張放棄進攻長沙，帶領起義軍轉移到南方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先保存革命力量再圖下一步發展。

在今天看來，毛澤東這個主張無疑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如果他不堅持這個正確主張，剛剛點燃的革命火種很有可能在當時就被撲滅了。但在當時，毛澤東的這個正確主張卻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嚴厲批判和指責，認為毛澤東的這個主張是“臨陣脫逃”，這個批判和指責也為不久后毛澤東受到中央的處分定下基調、埋下伏筆。

10月初，這支遭遇嚴重挫折的起義部隊盡管士氣低落，一路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甚至在起義軍領導層內部還發生嚴重分歧，堅決支持毛澤東的總指揮盧德銘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犧牲了。但在毛澤東的巨大努力下，終于把這支起義軍帶到了井岡山。

在毛澤東卓有成效的工作下，起義部隊不僅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還成功地團結和爭取到了袁文才、王佐兩支綠林式的農民武裝，1928年2月，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隊正式合為一體，開始在井岡山創建革命根據地。

剛剛向好的形勢很快就遭到致命一擊：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魯來到井岡山貫徹中央的“左”傾盲動政策，毛澤東被批判為“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以訛傳訛地“被開除黨籍”，被免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之職，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毛澤東就此遭受嚴重打擊。

周魯甚至命令毛澤東將部隊開向湘南，以配合湘南暴動，毛澤東被迫帶領部隊離開井岡山，但他并沒有聽從瞎指揮，而是在井岡山邊沿地區的湖南酃縣停下來整訓，搞土改試點。但井岡山在周魯亂作為的破壞之下，中心區域寧岡因為主力部隊撤出而被國民黨軍隊占領了一個多月，遭到嚴重損失。

劉安恭

1928年4月，毛澤東率領的部隊與朱德等人率領的南昌起義余部會師，這才扭轉了這種糟糕的局面。朱毛會師后，組建了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部隊實力壯大為6個團。毛澤東還當選為新成立的紅四軍軍委書記；5月，成立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任書記；6月成立前敵委員會，毛澤東擔任書記。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7月，湘贛邊界發展進入全盛時期，割據區域面積達到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達50多萬，黨、軍隊和政權建設都得到很大發展。但又像上次一樣，形勢剛剛向好的方面發展，毛澤東又遭遇了湖南省委的錯誤打擊——湖南省委命令毛澤東率紅四軍向湘南進軍。

此時國民黨統治正處于穩定時期，且湖南的國民黨軍隊兵力比江西還要強盛許多，向湘南進軍無疑是自尋死路，為避免不必要的損失，毛澤東對湖南省委的決定力持異議，認為紅四軍仍應繼續留在湘贛邊界建設鞏固的根據地，并向湖南省委寫了一份報告，詳細陳述了六條理由。

但趁毛澤東遠在江西永新的機會，湖南省委巡視員強令紅四軍執行省委的命令，導致紅四軍下轄的第二十九團分崩瓦解，第二十八團深入湘南遭遇國民黨重兵阻擊。湘贛兩省的國民黨軍隊趁機嚴重摧殘湘贛邊界，不但軍事上遭遇重創，農民分了的田里種的稻谷全被土豪劣紳給收割了。這次慘痛教訓，史稱“八月失敗”。

好在毛澤東和朱德很快率領紅軍大隊開展了恢復井岡山根據地的工作，毛澤東同時又迅速知道邊界各縣黨組織進行整頓，讓邊界各縣黨組織得以及時恢復元氣，加上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的平江起義中創建的紅五軍主力和紅四軍勝利會師，井岡山根據地迅速發展壯大。

井岡山根據地的迅速發展壯大，引起了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恐慌，1928年11月7日蔣介石命何鍵率湘贛兩省6個旅約3萬兵力，圍剿井岡山。為打破圍剿，擺脫困境，毛澤東和朱德于1929年1月14日率紅四軍主力約3600余人向贛南、閩西方向進軍，開辟新的根據地。

紅軍時期的周恩來

在轉戰贛南閩西的過程中，中共中央把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派到紅四軍，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兼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劉安恭認為自己是中央特派員，又來自蘇聯，時常在紅四軍口若懸河地談論國內外形勢，由此擁有了一大批追隨者。劉安恭信奉蘇聯“軍事首長負責制”以及側重軍事的觀點，時不時對毛澤東正確的建軍原則橫加指責。

劉安恭對毛澤東的指責引發了紅四軍黨內關于建軍原則的長時間激烈爭論，誰都沒有料想到，這場持續數月的激烈爭論，最終的結局竟然是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1929年7月，毛澤東就此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轉而以前委特派員的身份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直到11月底，在周恩來的堅持下，中央糾正了對毛澤東的錯誤處置，由陳毅帶來“九月來信”，這才讓毛澤東又重新回到了紅四軍，一個月后召開了古田會議，毛澤東重新回到紅四軍前委書記的領導崗位上。

正當在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下，斗爭形勢一片向好的時候，以李立三為代表的更加冒進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夸大和錯誤估計革命形勢，要求以武漢為中心進行全國總暴動，命令紅軍集中力量進攻中心城市。因而對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主張進行了嚴厲批判。

毛澤東頂著巨大壓力抵制李立三的錯誤命令，和朱德一道采取靈活、機動的戰法和國民黨軍隊周旋，不僅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損失，還把人數為一萬左右的紅軍發展到了1萬八千多人，紅軍隊伍擴充達80%。1930年9月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上，瞿秋白和周恩來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并把毛澤東選舉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從1930年10月到1932年底，逐漸騰出精力和兵力的蔣介石，先后對以中央根據地為重點的各根據地發動了4次大規模“圍剿”，妄圖把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消滅在包圍圈里，徹底鏟除他的心頭大患。在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等人的正確指揮下，先后粉碎了蔣介石對根據地的4次大規模“圍剿”，紅軍在夾縫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博古

但自1931年底開始，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王明遠在蘇聯，通過遙控博古而操控著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權。以王明和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對毛澤東進行了瘋狂的壓制和排擠。先是在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上嚴厲批評毛澤東，并撤銷了他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第二年的寧都會議干脆直接解除了毛澤東的軍權，迫使他去福建長汀福音醫院養病。

王明和博古對毛澤東的瘋狂壓制、排擠和打擊，于公而言，直接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失敗，以及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于私而言，直接導致了毛澤東被排擠出核心領導層，從1931年贛南會議到1935年遵義會議，毛澤東嘗盡了世態炎涼，用他的話來說，“連個鬼都不會來登門”。

毛澤東從1927年組織、領導秋收起義，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慢慢回歸黨和紅軍領導核心，這8年中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功勞是無人能及的，數次危急關頭都是毛澤東挽狂瀾于既倒，但即便如此巨大的功勞，毛澤東卻持續不斷地受到命運的不公正對待，數次受到瘋狂壓制、排擠和打擊。

毛澤東面對持續數年的這種不公正對待，始終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去面對，絲毫不介意個人的命運被打落低谷，依舊主動沖到問題和困境的中心，從長征開始，主動爭取王稼祥、張聞天的理解和支持，主動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軍事上的意見建議，終于贏得了廣大紅軍指戰員的認可，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試問，有誰比得上毛澤東對中國作出的巨大貢獻？又有誰像毛澤東那樣遭遇了那麼多命運的不公正對待？毛澤東這麼偉大的人物在面對命運的不公正對待時，都能絕不屈服，而是積極主動爭取各種機會擺脫困境，迎來人生的高光時刻。

所以，朋友，假如你不幸遭遇命運不公，被不公平的命運狠狠地按在地上摩擦，讓你痛不欲生，那麼，建議你不妨學學毛澤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