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江蘇的一位叫做陶秀華的姑娘正在修路，高強度的工作讓她有些疲憊，正準備找地方稍作休息之時，地面上一個金光閃閃的疙瘩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她走過去將這個疙瘩撿了起來，仔細端詳，這個疙瘩通體被泥土包裹著，看不清楚本來的面目。于是陶秀華將這個閃著金光的疙瘩揣進了兜里，她準備找一個小渠，將表面上的土清洗干凈，看看究竟是什麼東西。
在一番清洗之后，表面的泥土被沖洗干凈，這個疙瘩恢復了本來的面目，原來是一枚金色的印章，但是陶秀華并不認識印章下方刻著的字符，因此，也搞不清楚它的來歷。
撿到金色印章的陶秀華非常高興，她邀請工地上的工友們一起來觀看，大家都嘖嘖稱奇，經過一番傳看過后，大家都確定，這枚金色印章的材質是金子！
陶秀華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也能明白一枚金子做成的印章的珍惜性，因此她決定上交國家。
在上交國家之后，這枚金印在各個地方展覽，消息很快就傳到了鄰國日本的耳朵里，并且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日本的各個博物館都紛紛請求，想要在日本展示這枚印章。
據他們說，是因為解開了日本歷史上的一個謎團，可江蘇離日本，不止千里之遙，在江蘇撿到的印章又與日本有什麼關系呢？
這枚金印被陶秀華上交國家之后，組織迅速召集了專家，對這枚金印進行了鑒定，確定了這枚印章是真品。
在陶秀華修路附近有一座名為“甘泉山”的小山，而這座小山周圍圍繞著20多個小山包，這些小山包不是自然形成的，它們是古代貴族的葬墓群，在這些小山包的北部方向，有兩座山連在一塊，這兩座山都是漢代的古墓。
雖然知道這兩座山是古墓，但秉持著對于古墓“不主動發掘”的原則，考古隊一直沒有對這些古墓進行發掘，直到負責巡查這些古墓的安保人員，在兩座山上都上發現了盜洞。他將這一發現上報了上去，考古隊在收到這個消息后，趕緊對這兩座山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考古現場
考古隊將這兩座山命名為“甘泉一號”“甘泉二號”用來方便區分，但是這兩座山實在被盜得太嚴重了，里面珍貴的文物幾乎被盜墓賊洗劫一空，在經過仔細整理后，雖然也發現幾件珍貴的文物，但是這些文物上大多都沒有什麼這個墓主身份的標記，依靠著這些文物上的標記，專家們雖然都對墓主身份有些推測，但卻無法確定。
其中，在“甘泉二號”墓室里出土了一件銅雁足燈，它的底部鑄刻著“山陽邸銅雁足長鐙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
銅雁足燈
建武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第一個年號，由這些字就能大致的推測出這座古墓的主人很有可能是山陽王劉荊。但是在這次整理出的文物中，除了這件銅雁足燈，其他遺物上有效的信息太少，根本無法證明這座墓主人的身份。
而這枚印章的現世，使專家們確定了這座墓主的身份。
原來這枚印章下方刻有四個大字，經專家辨認后，這四個字是“廣陵王璽！”。由此專家確定，這座墓的主人就是劉荊，那枚金印便是他的。
但墓中出土的文物上篆刻的文字把劉荊稱作山陽王，金印上刻的明明是“廣陵王璽”。廣陵在古代是揚州，而山陽在河南焦作，距離非常遙遠，為何專家會斷定“山陽王”與“廣陵王”都是劉荊呢？
根據歷史記載，山陽王劉荊雖然研究律法，非常有才能，但他為人刻薄，并且時常有造反的想法。
在光武帝劉秀去世后，野心勃勃的他裝作東海王劉彊的大舅給劉彊寫了一封信，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并且煽動劉彊和他一起起兵造反，但劉彊對帝位并無野望，因此在收到信的第一時間，劉彊就把信連同信使一塊交給了朝廷。
光武帝劉秀畫像
劉秀駕崩后，繼位的是與劉荊一母同胞的兄弟漢明帝劉莊，劉莊感覺自己的兄弟也沒有造反的本事，更念在手足兄弟的情分上，也沒有怎麼處罰他，可劉荊并沒有從這一次失敗中吸取到教訓，也沒有領會到手足兄弟的一片苦心。
恰逢當時西羌造反，劉荊感覺到自己的機會來了，他找來會看星象的術士，希望從他口中得到即將“天下驚變”的消息，但術士一離開王府，就立馬去官府報了官。
消息再次傳到漢明帝劉莊的耳朵里，他深感無奈，只好將劉荊從山陽王改封為了廣陵王，封國就是現在的揚州，但是實際上，依舊沒有受到什麼處罰。
但是劉荊來到揚州之后，還是不老實，他依然想要坐上最高的那個位置，有一次，他走在路邊，遇到了一個算命的老者，他向這個老者說道：“我和先帝長得十分相似，先帝三十歲就已經得到了天下，如今我也三十了，你給我算算我何時能得到天下。”這一番話嚇得老者不敢言語，在劉荊離開之后，趕緊跑去官府報了官。
不久之后，這個消息再次傳到了漢明帝劉莊的耳朵里，對于這個不斷蹦跶的兄弟，劉莊也沒有太好的辦法，不知道該怎麼懲罰他才好，只好派郡相、中尉“護衛”他，不讓他反復橫跳，但劉荊得知這個消息后，卻十分“識大體”地將自己關進了監獄，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出來。
出來之后的劉荊沒有吸取上次失敗的教訓，他又找來了一個巫師，要求他詛咒朝廷，但是不幸的是，這個舉動被跟隨在劉荊身邊“護衛”他的人發現，并且再次上報了朝廷，漢明帝劉莊對這個兄弟深感麻煩，好在劉荊再次“識大體”的自殺了，這才避免了兄弟相殘的局面發生。
即使劉荊如此大逆不道，鑒于劉荊沒有造成什麼實際效果，劉莊依然沒有下狠手，畢竟這是自己的親生哥哥，在處理劉荊的身后事上，給了個平謚：“思王”（追悔前愆曰思）。并且在劉荊死后還繼續封劉荊的兒子劉元壽為廣陵侯。
根據歷史，漢朝的皇帝非常喜歡賞賜金印給諸侯王，可是從漢代到現代已經過去了兩千余年，并沒有發現一枚，雖然不管哪個朝代都曾發掘過漢墓，但是正統的漢朝金印卻是沒有發現一枚。
劉荊怎麼也不會想到，因為“生平滑稽”而聞名于世的他，死了近兩千年后竟然能給后世的考古工作做出重大貢獻。
1981年，日本的“中日新聞友好訪華團”對我國進行了友好訪問，當他們來到了南京博物館，看到了眼前這枚金印時，對這枚做工精良，外形精美的金印贊嘆不已，口中不停的贊嘆“真是驚人”。
當他們在參觀期間拍攝的照片傳回日本國內后，這枚金印迅速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日本的各個媒體都爭相刊登這個照片，有很多日本的博物館都紛紛向中國請求，希望能把這個金印在日本展覽一段時間。
但是漢代的金印雖然十分珍貴，但在近代，也并不是第一次出土，為何這枚“廣陵王印”能引發如此巨大的轟動呢？原來，日本人認為這枚金印能解開日本爭論了二百年之久的一個謎團。
1784年，日本福岡東郊志賀島上，一名叫做甚衛兵的農民在外出拓寬水路時，在一塊大石頭下面發現了一枚金子做的印璽，印璽呈方形，上面綴著蛇紐，印面上陰刻著5個篆文。
但甚衛兵并不認識這幾個字，不過通過詢問，他知道這是一個價值連城的寶物，甚衛兵自認為守不住這麼珍貴的寶物，于是他主動上交給了當地最大的潘主黑田，并且獲得了五個銀幣的賞賜。
金印在落到了黑田手里后，他找來了附近最有學問的儒學家龜井南溟來辨認，儒學家龜井南溟認出這枚金印下方的五個字是“漢委奴國王”，因此他認為這枚金印是當年漢光武帝劉秀賜給倭國的印璽。
漢委奴國王印
“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發現立即在日本的史學界引起了一場“地震”，因為這枚印章的出現可以證明很多歷史，在金印被發現沒過多長時間，日本的史學界就有不少學者發表了許多關于金印的論文，在當時，日本史學界普遍認同了龜井南溟的看法。
但這個消息從日本史學界傳出后，日本內部又傳出了不同的聲音，他們認為這枚印章是偽造的，或者是一枚私印，并且列舉出了許多依據。
理由如下：
1.在“漢委奴國王”的印章之上字的末尾少了“印”或者“章”字。
2.在印上的字中出現了“國”字，這種在漢代出土的印章中是沒有先例的。
3.按照記載，漢朝皇室賞給諸侯的是“龜鈕”不是“蛇鈕”。
4.“漢委奴國王”的雕刻手法與歷史上記載得很不相似。
這幾種說法有理有據，因此當時的日本大多數人都偏向于甚衛兵發現的這枚金色印章，是偽造的，或者是當時日本皇帝刻的“私章”。
但隨著我國考古進度的進展，在1957年時，在云南發現了一枚“滇王之印”，這讓日本研究歷史的學者們非常高興，因為這個印章上面的形狀同樣也是蛇形。
而滇王是中國南部少數民族的首領，因此日本的學者認為，中國的皇帝只會將蛇鈕的印章賞賜給比較偏遠的地方，隨著中國駱駝鈕印章，羊鈕印章的相繼出世，日本人才明白，只有中國比較繁華地方的王者，用的才是龜鈕，所以對于“龜鈕”與“蛇鈕”的討論，就停止了。
而這枚“廣陵王璽”在日本媒體將照片傳回國內之后，日本的專家經過反復的研究與分析，他們發現兩枚印章的形制十分相似，長寬高都相同，甚至連印上的花紋都有許多相似之處。
雖然“漢委奴國王”金印用的是一種名字叫做“藥研雕”的雕刻手法，而“廣陵王璽”用的是另外一種雕法，但在雕刻的手法卻是十分的相似，雕刻的力度，角度甚至基本相同。
于是，日本的歷史學者大膽推測，這兩枚印章就是出自同一人之手，雖然這個推測沒有什麼切實的證據，有些站不住腳。但是兩枚印章之間花紋，包括形制的相似還是讓曾經許多不相信這枚印章是真的學者，改變了自己的看法。
從“廣陵王印”和“漢委奴國王”印的相似之處中，可以判斷得出，中日兩國從漢代就開始有了往來，至今已經有兩千余年了。不但揚州出土的“廣陵王璽”，證實了兩國交往的時間長久，而且當初東渡傳教的和尚鑒真家鄉也是揚州的。
可以說揚州與日本是非常有緣分了，所以在不久之后，揚州和日本的一個城市結成了“中日友好城市”。可以說這枚金印的發現，為中日兩國的友好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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