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賁·彖》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文與天文有著密切的關系，如古人云：“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關于天人關系的思考中，其本質是追求內心光明，其方法論是允執厥中，呈現出獨特而經典的發展規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從思考天人關系開始的。為了觀象授時、制定歷法，服務于生產生活的需要，中國先民對天體運行規律進行了深入研究，逐步產生了關于天人關系的思考。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史上，構建理想的天人關系始終是其著力解決的基本主題、主要命題和根本問題，其主體思想和主要實踐始終是天人合一。關于天人關系的思考首先是為了確定“時變”，即時間和節氣變化，從而服務于先民生產生活的需要。《周易》忠實記錄了中國先民關于天人關系的這種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認為，《周易》乾卦與坤卦構成了古人對于東宮蒼龍星宿周年運行的完整的觀測體系，潛龍勿用、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等卦爻辭實際上描述了“蒼龍六宿的周天變化所體現的季節特點，皆為公元前2000年黃昏之后所見的天象”。從而為先民觀象授時，服務于先民生產生活的需要。同時，《周易》將天文研究引入人文領域，引申出君子之德。
考古學證據顯示，觀象授時在中國有著超乎想象的悠久歷史。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當一代又一代先民為了觀象授時、立表測影，而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時，太陽、月亮的光明成為他們身心兩方面至死不渝的追求，光明成為天人合一的同義詞和內在本質。商周古文字的“文”字“象人形而特彰明其心”，因而文明一詞的本義為內心光明，文化一詞的本義為通過人文精神教化使人內心光明。所以，文明兼有文化和光明兩者的涵義，《周易·乾·文言》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孔穎達《正義》解釋道：“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這種光明由內而外，所謂“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周易·未濟·象》）從而實現內圣外王，明明德于天下。
中國先民關于天文與人文的思考最為核心、最為重要的考慮，是將天文引入個體生命精神。心性之學是天人合一的內在靈魂，天人合一是心性之學的外在邏輯。儒家尤其是宋儒，認為心性之學的來源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允執厥中的“中”字來源于先民觀象授時、立表測影而產生的“中”。立表測影要求表垂直于水平地面，精確辯證四方、八方等方位，因此使“中”具有了中正、中央等涵義，并進一步發展出中庸、中和等思辨，形成了中國、中華等概念，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居中而治的政治觀、中庸中和的哲學觀。“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論語·堯曰》）也同樣表達了“執表而求天下之中，并居中而治天下的政治理想”。
天體運行決定著人類社會的時間流逝、季節變遷、生物繁衍、糧食豐歉，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產生活。不妨舉些事例，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作為距今約4300年至3900年、大約相當于堯舜時期的中央邦國都城，已經是在陰陽、太極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觀以及八卦、五方的天下觀指導下規劃建設的，體現出最高統治者居中而治、掌握歷法、敬授民時的權威。大量殷商卜辭、兩周金文，例如西周天亡簋銘、春秋秦公簋銘、秦公鐘銘等，出現了統治階級關于天命、天、“（其）嚴在上”的文字。春秋戰國以降，諸子百家的興起，天命從統治者的話語權轉變為民心力量、個體生命的存在意義，民心即天命、天命即人心。孔子繼承發展了這一信仰，深刻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論語·季氏》）。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在天人合一理論的發展和指導下，中國先民創造了上古時期輝煌絢麗的文化、思想和制度。浙江余杭良渚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陜西神木石峁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已經進入早期國家階段，但都毫無例外地繼承和發展了天人合一的燦爛文化，成為當時的文化中心，并強力輻射周邊，推動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發展格局，成為中華文化、思想、制度的共同源頭。從《周易》及諸子百家學說、兩漢經學到宋明理學，乃至道家學說、漢地佛學等，均對天人關系、天人合一進行了孜孜以求、前赴后繼的深入研究和闡析發揚，形成了蔚為壯觀、嘆為觀止的文化現象。這種一以貫之的文化現象，充分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文明以止”的理念和特性。（隋云鵬）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6502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