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天雄是什麼意思

大宋王朝要想不覆亡唐之跡，在剝奪武將軍權之后必須改變唯金錢是圖的惡劣社會信仰，否則下一個反叛者遲早會出現。或者說，只有所有人都鄙薄暴力，認同勞動才是創造財富的唯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會大騷亂。

杯酒能釋兵權嗎？

好了，就讓我們從一個故事開始吧。

后周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四，殿前都點檢（相當于京城最高軍事長官）趙匡胤在石守信、王審琦等“義社十兄弟”擁立下黃袍加身，這就是大宋王朝的開始——陳橋兵變。

趙匡胤摸爬滾打于刀劍鋒鏑之中，自己就是造反起家，當然明白那句民謠的含義——“天子者，兵強馬壯者為之，寧有種乎”。前朝往事昭昭在目，他一定認真思考過如何穩固自己的大宋王朝，畢竟母親杜太后在陳橋兵變之時就曾經提醒他：皇帝是一條不歸路，一旦失敗，即使想回頭做普通百姓亦不可得！

立國之后，宰相趙普在一次閑談中對趙匡胤說：五代十國滅亡也沒有別的原因，就是方鎮節度使權力太重了，干弱枝強。接著，這位極不厚道的宰相又提醒皇帝，大宋王朝要想避免亡國之禍，就必須剝奪將領的權力、禁止他們在地方收取錢糧、上收他們的兵權（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只有這樣才能杜絕一切后患，才能讓天下安定。

后面的事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所謂“杯酒釋兵權”，故事梗概如下。

某天，趙匡胤請義社兄弟吃飯，耳酣面熱之際新任皇帝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天你們手下貪圖富貴，再把黃袍披到你們身上，你們怎麼辦呢？

皇帝的話不言自明，于是，當年的兄弟、今天的臣下紛紛匍匐在地：臣等愚鈍，我們不知道怎麼辦，還望陛下放我們一條生路。

面對一群可憐蟲，趙匡胤大度地說：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富貴不過是手里錢多點、子孫沒有貧困的憂慮，你們何不交出兵權，我再賞給你們良田美宅，從此以后，做一個富家翁豈不是更好？

義社十兄弟再次紛紛拜倒，表示還是皇帝聰明，愿意服從命令，立即交出兵權，回家做富家翁。

很多人都因此佩服宋太祖，這真是一個好辦法，一頓酒席就上收了兵權，沒有屠戮開國功臣，君臣之義也得以保全。

簡要回顧完這個故事，這里首先要問一個問題：五代十國六十年，

中原大地走馬燈一樣換了八姓十四君，除了趙匡胤，還有哪個皇帝能靠喝酒降服驕兵悍將？按照這個邏輯，如果漢獻帝把曹操、孫權、劉備叫到一起吃頓飯，“三國演義”豈不就沒有了？

如果你對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那麼，恭喜你，你已經開始沿著理性的道路分析歷史了。

這個故事的雛形出自宋真宗年間丁謂所撰《談錄》。據《談錄》記載，大宋王朝剛建立的時候趙匡胤仍然經常和義社十兄弟一起喝酒，請注意，《談錄》只是記載這些人一起喝酒，談話的內容根本就沒有。宋徽宗年間的《續資治通鑒長編》開始出現上述君臣對答，不過《長編》作者李燾在自注中已經說明這段對話的真實性存在疑問，因為，這些內容在起居注、實錄、會要、國史中均無記載。清朝有亂改歷史的壞習慣，在清人畢沅編撰的《續資治通鑒》中，上述內容開始變得活靈活現，仿佛一千年前那頓酒席他也去敬了趙匡胤一杯酒。

在這個故事里，趙匡胤和義社兄弟的對答簡直一副流氓無賴模樣，所有人物的臺詞就注釋了一句話：當官就是為錢。既然是為了錢，省卻中間貪污腐敗的風險，直接拿到錢豈不是更好？

如果義社十兄弟只認識錢，焉能成為肱股之臣？如果趙匡胤只有錢眼里的胸懷，又焉能締造一代盛世？“杯酒釋兵權”不過是后世腐儒對“權勢”二字的蹩腳揣測，是史籍寫手不負責任的杜撰。

唐末以來，各地節度使的方鎮就是一個獨立王國，除了過年過節的時候給皇帝送上一筆供奉（學名“余羨”），其他事情根本不用聽命于皇帝，他們自己收稅、任命官員、訓練軍隊。這些人絕大多數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土匪：有人用泥土做成貨幣，有人因楊柳吐絮而征稅，有人甚至把稻草當做茶葉強行賣給天下黎庶。

大宋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這些節度使絲毫不見收斂，長此以往，五代十國的命運也許馬上就要在新朝重演。令人驚訝的是，趙匡胤確實很快就做到了“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讓這些刀頭舔血的暴徒放下屠刀。

如果沒有杯酒釋兵權，趙匡胤又是怎麼做到這些的呢？

符彥卿原是后周驍將，當年遼國入寇中原的時候，他曾把萬貫家財散給鄉人，號召大家奮起抗擊遼國入侵；后來，符彥卿累功出鎮天雄節度使；趙匡胤稱帝后，符彥卿照樣當他的節度使，而且位列大宋王朝三公，是地位最高的節度使之一。

《宋朝事實》記載，大宋王朝建立后，符彥卿經常親自過問、清點稅收情況，想用多少錢，就從民間征多少稅，最后甚至發展到連宋太祖的余羨都克扣。至于轄內的政務，是不要指望這位節度使的，對他來說，只要有錢就可以贖罪，沒有錢，用犬、馬、鷹、豹也可以（符彥卿喜歡名犬、名馬）。

對付這樣一個貪婪的節度使，趙匡胤居然絲毫沒有加罪。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符彥卿入朝拜見皇帝，趙匡胤賜襲衣、玉帶、美人和名馬，又按唐賜功臣字之制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正”八字。

在符彥卿看來，新任皇帝還是很靠譜的，自己不過是換了個皇帝送“余羨”而已，日子不會有太多變化。趙匡胤不但沒有謀求自己地盤的意思，還不斷給自己撥款興修水利，條件是現在大宋已經宣布廢黜了徭役，所有工程不得自民間征調民夫，要由自己手下的廂軍完成。

就在符彥卿為境內工程做準備的時候，皇帝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方鎮派廂軍中的精壯者，史稱“精兵”，去外地從事建筑工作——全國都在興修水利，一些大的工程確實需要各節度使派兵協作完成。

聽起來廂軍是一種軍隊，實際上，廂軍是從民戶中抽出來的壯丁，大部分士兵拖家帶口，就為混口飯吃。廂軍中戰斗力最強的士兵是一些體格健壯、沒有家室的“城中少年”、“鄉間少年”，恰恰就是這些人，不但經常在軍隊里鬧事，還經常搞一些搶劫之類的娛樂活動，是城里、鄉里一害。

這一次很巧，體格健壯、沒有家室都是朝廷遴選“精兵”的標準。對體格健壯、沒有家室的人來說，離開故鄉去京城工作并無多大害處，反正到哪里都從事搶劫；對符彥卿來說，這也不是什麼離譜的事情，反正這段時間自己不用支付軍餉跟糧草，樂得耳根子清凈。

接下來的事情，符彥卿卻感覺不太靠譜了。

乾德元年二月，剛剛從趙匡胤那里領賞回來，這位皇帝就下詔斥責他執行力太差，不但自己是不法之徒，治下郡縣也未能大治（專恣不法，屬邑不治）。

鑒于符彥卿治理地方的能力太差，皇帝親自給符彥卿派來一批知縣。離譜的是，皇帝派來的這批知縣并不是七品芝麻官，而是一批朝堂上的實權派：右贊大夫（政府口秘書長級）、大理正（司法口副部級）、屯田員外郎（工程口正局級）、監察御史（雖為從八品，卻有權參劾宰相）……可憐符彥卿，以前見皇帝的時候就得對這些人點頭哈腰，現在一下子出現在自己地盤上。

幾位高官下車伊始就開始指手畫腳，還從京城調來一批同樣級別很高的“場務監官”負責本縣稅收，從此收上來的錢就與他節度使無緣了。

右贊善大夫周謂（皇帝的秘書長）奉命出知永濟縣，符彥卿身為節度使也不得不出郊相迎，周謂在馬上見了符彥卿，只是作了個揖，連馬都沒下（略不降屈）。這位周謂秘書長剛一到任就開始重審當地案件，連個招呼都沒打就把當年給符彥卿送錢、送名馬、送名犬的人都給咔嚓了。

在古代，司法、稅收權本是區域治權的象征，現在，堂堂天雄節度使、管內觀察使、大名尹、領大名府事的符彥卿，居然被幾個知縣給架空了。盡管名義上他們是自己手下的知縣，但這些人是皇帝欽點，跟天雄節度使可沒什麼關系。

符彥卿忽然發現自己被趙匡胤忽悠了——此時，他的廂軍已經被調去修河堤了，精銳也送被皇帝拉去背磚頭了，他根本沒有反抗的實力了！

沒有了錢、沒有了權、沒有了軍隊，看你怎麼跟我斗！

開寶二年（969年），有人檢舉符彥卿謀反，符彥卿被貶為鳳翔節度使。宋太祖馬上又以“彥卿患疾”為名要求他不必到鳳翔就任，來洛陽居住就可以了。可憐符彥卿，曾經擁雄師十萬，從此也只得忘情山水，不再過問政務。

符彥卿這樣的軍閥尚且坐以待斃，其他節度使只能任由趙匡胤“收其精兵”、“稍奪其權”。此后，大宋王朝軍權統一于中央禁軍，地方廂軍成為純粹的工程兵；方鎮節度使不能擅自任命縣尉，州縣治權也再次回到中樞朝堂。

對趙匡胤來說，解決個把符彥卿等只是細枝末節的技術性問題，沒有符彥卿可能還會有石守信，沒有石守信可能還會有王審琦。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單純靠武力、權謀、欺騙肯定是不行的。

五代以來“兵驕而逐帥，帥強而叛上”，中原帝國變成了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人類已經退回到生存競爭的動物層次。如果所有人認同的服從方式不是妥協而只有暴力，這樣社會根本就不會有道德底線，既然劫掠是每一個人都認同的致富手段，金錢必然是社會惟一的信仰。

大宋王朝要想不覆亡唐之跡，在剝奪武將軍權之后必須改變這種惡劣的社會信仰，否則下一個反叛者遲早都會出現。或者說，只有所有人都鄙薄暴力，認同勞動才是創造財富的惟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會大騷亂。

顯然，趙匡胤認識到了這一點。

暴力雖然卑鄙血腥，在聚斂財富、消滅異己方面確實有短平快的效果，如何才能讓天下人鄙薄暴力呢？

皇帝是一國之君，一言一行在帝國臣民眼中都是榜樣，如果為政者始終倡導并以身作則，無疑就能在天下形成這種風氣，久而久之也就會形成一種社會習慣。為了做到這一點，哪怕小題大做、哪怕借題發揮。

趙匡胤發揮的“小題”之一就是貨幣。

先交代一下事件的歷史背景。宋初鑄幣量不足，市場上的貨幣仍舊以五代貨幣為主，很多錢文上有舊時的年號。登基之初，趙匡胤曾諄諄叮囑宰相趙普，一定不能以前朝年號為新朝年號。

乾德年間的某一天，趙匡胤突然發現了一枚舊時銅錢上面印著“乾德”的字樣。這不是大宋王朝的年號嗎？

查證之下，原來自己的“乾德”年號曾是后蜀年號之一。趙匡胤非常生氣，據說為此還把宮廷里一個房間砸了個稀巴爛，又把宰相趙普叫來一頓臭罵，最后告訴趙普：你是一個不稱職的宰相，宰相當用讀書人，天下只有讀書人方能治之！

自此，趙匡胤開始推行徹底的以文治武政策，武將出身的人，即使在軍隊里也不得做一把手，必須在文官出身的官僚管理之下。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武將也很快失去了昔日的風采，有將領甚至慨嘆：即使我能擊潰契丹、收回燕云十六州，也不若狀元鼎甲之榮！

如果暴力不為所有社會層面所接受，當然也就不會有人靠暴力搶奪天下！

趙匡胤發揮的“大做”，是身體力行和對子孫的約束。

陳橋兵變后大宋王朝善待后周遺孤，不僅宋太祖趙匡胤本人，也包括整個北宋的九位皇帝，沒有人對后周遺孤動手。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趙匡胤完成此事的方式，這種婦人之仁不符合某些治史者心目中的帝王雄才偉略，自然不可能像“杯酒釋兵權”一樣被廣而告之。趙匡胤曾以惡毒詛咒來約束自己的子孫——太祖勒石，這塊誓碑鎖在太廟之中，新任皇帝登基后才有資格入內跪拜，特摘錄內容如下：

第一，保全后周皇室子孫，縱然犯下謀逆之罪也只能令其自盡，不得拉到大街上去砍頭，更不得連坐家屬。

第二，不得殺讀書人，也不得殺勸諫皇帝之人。

第三，大宋王朝，不得增加農田之賦，此為永制。

凡我子孫，有違此誓，天誅地滅。

這就是趙匡胤為大宋王朝歷代君王樹立的治國理念——容忍敵人、容忍異端。只有一個容忍異端的世界，才可能為創新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士農工商才可能獲得更多財富。如果社會風氣非此即彼、如果每個人都要無敵于天下、如果每個人都要消滅一切反對者（競爭），焉能為創新留下一絲一毫空間？

“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不一定全靠陰損的權謀。只要天下人都鄙薄暴力，事情就算辦成了！

可以用恩格斯的一句話總結這段歷史：“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是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的。”

爭利者于市

兩千多年前那場震鑠古今的鹽鐵論戰中，西漢賢良文學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普通人把財富藏在自己的院子里，而皇帝的院落是整個天下，只有民富才會有真正的國強！皇帝要讓自己院落里的錢生出更多的錢，最有效的途徑就是讓國民變得富足起來。

這個道理說起來很簡單，卻是世界上最難辦的事情：在某一個確定的時點，天下財富的總量必然是一定的，國民富足了、皇帝必然就窮困了。很多皇帝就是耐不住財富的誘惑，最后把自己的天下搞丟了。

讓自己院子里的錢先多起來，宋太祖做到了。

宋代是中國古代經濟最為輝煌的時期，請注意，這里沒有之一。唐朝在三百年間產出了五百九十億斤糧食，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產糧食一千二百八十億斤，比大唐帝國的一倍還多。另外，我想提醒大家，大宋王朝的面積即使在鼎盛時期也不足唐朝一半。

《宋史》這樣記載太祖、太宗年間當時的情況：天下之人都涌向京城，汴京的百姓比盛唐時富足十倍，即使有水旱災害的年景，水利設施也足以保證豐收；水路之上，舳艫蔽日，天下已經沒有財貨匱乏之虞（悉集七亡國之士民于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

北宋有一幅畫叫《清明上河圖》描述了當時的富足景象，這幅長達五米的畫卷穿越了千年時空，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畫中汴梁。明代詩人吳寬曾這樣形容《清明上河圖》：剛剛打開畫卷，就恍然感覺自己置身汴京，在游龍般穿梭的汴河之上，又絕無塵土撲面之感。

僅僅是文字和圖畫就已經讓人心馳神往，如果我們能置身于繁華的東京汴梁，又能一窺到什麼樣的景色呢？從五代十國的天下大亂到如此盛世，趙匡胤是怎麼做到的呢？

要明晰一個朝代的財富源流，就必須明白財富的根基，畢竟貨幣只是財富的代表而非本質。宋代之前，中國最值錢也是最保值的東西是土地，然而，土地又是官家豪強的囊中之物，只有成為最大的官僚才能成為最大的地主，然后才是最大的商人。包括漢靈帝、唐僖宗在內的亡國之君都不遺余力地禁止土地兼并，然而，所有禁止土地兼并的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一代代強盛的帝國都走向了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