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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命說的飛天是什麼意思

解夢佬

在上學、就業、談戀愛以及買房子等事關一生的重大事情上,我們的時代給了青年們太多的變數,似乎一切都是難以把握的,“城市半仙”由此而生,他們以游戲的心情進行著對自己命運的追問。

  ★ 本刊記者/何曉鵬 實習生 張乃源

  城市半仙指這樣一個群落:他們居于城市,或已工作,或在大學讀書,主要集中在十八九歲至三十歲左右的年齡階段。

他們接受過正統的無神論教育,但仍對星座、血型、塔羅牌、筆仙等種種神秘占卜方式頗感興趣。他們對“迷信”一詞認識得清楚而深刻,且絕不會把自己列入其內,而且,他們的行為大多散發一種都市青年的時尚味道。

  與那些擺攤算卦、舞神弄鬼的傳統“半仙”毫無瓜葛,這些年輕的都市半仙卓然而立,在城市中充當時尚文化引領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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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羅牌占卜

  娛樂“半仙”

  喬敏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碩士,今年7月份剛剛畢業。如今已經有了穩定工作的她,在三個月前還整日郁郁寡歡,“因為希望找一個既能解決北京戶口又待遇不錯的單位,所以工作遲遲定不下來。”

  為此,4月30日,喬敏和同樣因找工作而郁悶的寢友去了位于北京植物園的臥佛寺。“因為臥佛寺與OFFOR(工作)諧音,聽說去那里許愿特靈,會找到好工作。”喬敏說她的很多同學都去過。

  “春暖花開”,喬敏用這個詞形容她那天的心情。到了植物園后,兩人并沒有直奔臥佛寺,很悠閑地在園里玩了一通,還買了兩個稻草人,“其實現在想來,當時主要是為了出去散散心,整天忙找工作覺得很累。”喬敏告訴記者,直到玩夠了她們才去寺里。在一個許愿牌上,喬敏寫下“希望我找到一個滿意的工作”,然后一身輕松打道回府。

  喬敏說,她并不真認為在那里許了愿就一定能實現,“當然,如果能靈那就更好了。”

  “其實他們大多時候是把這種方式當游戲,是一種消遣,并不完全當真。”上海復旦大學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孫時進教授對在青年中流行的各種占卜現象有過關注。

  談起當下在校園里流行的請“筆仙”(詳見后文),孫時進講他的現場體驗:“在晚上,幾個女孩子把燈關掉,點上蠟燭,每個人都神情專注,營造一種氣氛。這種場面本身就讓人覺得刺激。”孫時進說這種場面會給人帶來一種心理上的興奮。

  孫時進發現,在請筆仙時所營造的那種氛圍與當事人的精神狀態,跟催眠有很多相似之處。他解釋,在那種狀態下,人們容易產生和接受心理暗示,從而表現出一些心理學稱之為“自動書寫”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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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筆仙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張繼焦博士說,“對于都市青年來說,占卜已經成為一種都市時尚文化,大家都在玩,你自然也會去接觸,不然會覺得自己落伍了。”

  據了解,在國內諸如搜狐、TOM .com、網易等門戶網站的星座頻道,日訪問量均在百萬次以上。搜狐網星相頻道責任編輯李巖告訴記者,在諸多玩法中,類似于星座、心理測試、塔羅牌等內容瀏覽的人比較多,而像紫微星相、中國傳統命理(姓名、八字、相學、風水)、解夢等內容,關注的人比較少。

  “因為相對而言,星座、心理測試等內容比較簡單,而像紫微、傳統命理則需要事先搞清楚很多事情,要看大量比較難懂的資料。”李巖介紹,上網瀏覽星座頻道的人一般不會把這當一個很嚴肅的信仰,“大部分人就是覺得它有意思”。

  在大學時代也喜歡上網瀏覽星座頻道的李巖,講述自己當初就是把它當作“一種調劑方式,有時上網看看覺得挺高興的。比如看性格分析,記下的大部分東西都是說好的,不好的看過也就忘了。”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博士姜磊曾經玩過“請筆仙”,“那時我問畢業之后會去哪個城市,筆劃指示在上海的位置上”。姜磊說他之所以嘗試并不是因為相信,事實上他也沒有去上海,“就是一種游戲的心態。”

  姜磊覺得這種游戲心態正體現了現在年輕人的特質,如果在思想禁錮,或者相對蒙昧的封建時代,年輕人是不可能對這種帶有神秘性的事情抱有如此隨意的心態的。

  “半仙”的自我求解

  上海復旦大學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孫時進教授分析,現代人生活壓力比較大,所以會找一些理由和方式來消遣,就像之前國人把西方的情人節、圣誕節拿過來一樣。年輕人對于占卜也是如此,中國的不好玩了,就把星座、血型這些國外流傳很廣的引進來。但他同時也強調,“雖然他們是以玩的心態來對待,但并不等于他們完全不在意結果。”

  在孫時進的關注范圍中,有兩個人群對這類新占卜方式興趣濃厚:一個是在校大學生,一個是白領。這兩個人群的共性是都對即將作出的選擇是否正確無法把握。“白領工作壓力很大,對一些事情,比如跳槽,他們不會輕易下決定,他們希望在作決策時能有所借助。”

  十八九歲到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往往是社會變數最多的一個人群,從高考、大學專業選擇、擇業、跳槽、找伴侶、買房、結婚生子……很多人生重要抉擇都集中于此階段,面對的壓力也相對較大。

  根據搜狐網站資料,在瀏覽星相頻道的人群中,18歲至35歲的人占95%。其中男女比例為1:2。而在關心的問題中,從多到少,依次為愛情、性格、運勢、事業、學業、命格、命盤、財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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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象占卜學

  中國科普研究所研究員郭正誼教授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科普研究所曾進行一次全國范圍的國民素質抽樣調查,調查結果令郭正誼備感意外:50歲以上的相信占卜的人數要少于30歲以下的人;而北京、上海這類大城市相信占卜的人數則排在全國各個城市的最前面。調查分析顯示,正處于急速轉型期的社會讓很多人,尤其敏感的年輕人感受最為明顯,城市的迅速變化對他們承受能力的考驗最直接。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張繼焦分析,一般年輕人上網看星座,很少看別人的星座特點,往往只關注自己所屬的那個星座,從中了解自己這個人群有什麼特點,達到認識自我的目的。“不管他相信不相信,他都會把這種方式作為一個了解自己的參考。”

  張繼焦說,“在對自己不充分了解的情況下,他希望通過一些途徑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一個確認,尤其是作重大選擇的時候。”

  盡管在最后選擇時不會完全遵循占卜的結果,但這會對占卜者有一個心理暗示:占卜結果如果與他原來傾向的選擇相同,則會起到加強自信的效果;如果相反,則會有一個對負面事情提醒的作用。

  “等到這些年輕人工作、婚姻等大問題解決后,他們對占卜的興趣也會隨之減弱。” 張繼焦說。

  以游戲的名義審視自我

  形形色色的城市半仙們,在半信半疑間,為自己的各種選擇尋找安慰

  ★ 本刊記者/何曉鵬 羅雪揮

  實習生/張乃源

  孫雷:大學里的“占星師”

  “我覺得學占星要具備三個條件,有悟性,有耐性,英語還要好。”孫雷(化名)說這話時表情嚴肅,這跟他的娃娃臉相映成趣。

  這個看起來更像個大孩子的少年事實上已經22歲,現在在北京大學讀本科,且成名已久。

  孫雷的出名,是因為他有一項本領——“占星術”。“很多人誤解了占星術,其實星座只有12個,人怎麼可能只有12種,很多人對星座的興趣是咖啡店式,也就是中國所說的茶余飯后。”孫雷覺得現在大多數人對星座的了解很膚淺。

  因為在圈內名氣顯赫,孫雷很忙,他要為國內各大網站的星座頻道撰寫一些文章、翻譯一些資料。“我剛翻譯了一本叫《薩比恩占星》的書,是香港的一位朋友送過來的。”孫雷覺得,這方面資料內地比較匱乏。

  孫雷經常接待一些慕名而來的拜訪者。曾經有一位家在天津的女孩,在看了孫雷的博客后找到他,希望幫她解讀她和她男友的“命運星盤”。“我告訴她,星盤顯示她的男友不專一,而她則有出國的機會,兩人可能不會結婚。那個女孩說我說得對,她男友是那樣的人,她也確實有畢業后去美國讀書的打算,在那里她有親戚。”

  孫雷說,來找他的除了占星愛好者外,大多數是想了解自己問題的年輕人,“他們中以女孩子居多,問得多的還是感情、工作方面的問題。”實際上,孫雷對占星的興趣也緣于他的感情經歷。

  在讀大一時,女友跟他分手。他苦悶很久,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一次他在網上讀到一篇星座分析文章,“上面對射手座(他的女友)和摩羯座(孫雷)的關系分析得很清楚,我覺得說得很準,便覺得星座很好。”從那以后,孫雷對星座開始感興趣,兩個月后,他已經覺得當初看的那篇文章很膚淺。

  在一個網站的星座社區中,記者看到孫雷的一個發帖統計,發帖總數5726,在線時間1293小時,上站次數2622(截至8月3日)。而這只是孫雷常去的幾個網站之一。

  盧采:塔羅奧秘,怡情小賭

  “我一直相信人生中會有一些很神秘的東西,能通過某種方式給我一種暗示。”盧采(化名)在北京某文化公司任中層管理職位,平日做事果斷,很有主見,但關鍵時刻,她總會求神問卜。盧采明確表示,更多的時候是為自己做某件事情找個理由,比如工作跳槽還是不跳槽,升職還是不升職,抑或是感情上的細微波動。

  用懸幻的塔羅牌算命是她的特殊愛好之一。第一次接觸到塔羅牌是在家里看韓劇《藍色生死戀之冬日戀歌》。劇中,男女主人公戲劇化的沖突伊始,在都還不了解自己愛上對方的時候,有人用塔羅牌給男主人公算命,說他的意中人就是手握那張叫命運車輪牌的女子,而女主人公手里恰恰是陰差陽錯地握著那張牌。

  生性浪漫的盧采喜歡上了神秘的塔羅牌,恰好她在卓越網站的圖書排行榜上看到了塔羅牌熱賣,便毫不猶豫地預訂了一套。

  塔羅牌中每個牌都有具體的含意,而呈現各種排列組合時候又有特別的隱喻,有無窮多的暗示,而這種暗示你怎麼理解都可以,“這就像給了你幾個關鍵詞,讓你隨心所欲地做一篇作文,可以正著說也可以反著說,多有意思啊!”

  正像其他熱衷于玩塔羅牌的白領一樣,算感情是盧采最常玩的游戲,除了給自己算,盧采也給朋友、同事算。盧采承認,每次聽見人們說“好準啊”,她的虛榮心的確可以得到小小的滿足。 一位朋友對新認識的男朋友患得患失,盧采便幫她算了一把。讓對方洗牌并抽取八張牌后,盧采按順序翻開,略略沉吟,告訴這位朋友,她對理想的對象充滿憧憬,但目前存在著一種下賭注的心理,不利因素有“緣分淺薄、自信心不足、兩人的性格不一致”等,盧采的建議是,她應該增加判斷力,增強自信,未來也可能會開花結果。這位朋友頻頻點頭。

  盧采得意之余也坦言,所謂的“準”其實并不真地證明塔羅牌百發百中,也不能夠從中得到具體的指導,但是“等到你有了一定的經歷,這些融入生活智慧的解釋對任何人都是很實用的。”

  呂嘉:與“碟仙”相伴

  “在信仰上,我是個非常矛盾的人,在學校受的是無神論教育,但家人卻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剪著一頭短發的呂嘉今年25歲,在北京一家雜志社做編輯。也許是對“碟仙”這個話題比較敏感,跟記者交談時,她并不喜歡主動說話。

  呂嘉第一次接觸到“碟仙”是在上大學一年級時的一個夜晚,百無聊賴的她和室友們一起講起了鬼故事,在大伙嚇得花容失色時,有人就提議玩“碟仙”。

  “玩‘碟仙’有一套嚴格的程序和規定,一般要在夜幕降臨以后,鋪一張白紙,紙上寫下要問問題的不同答案。紙中央空白的地方放一只碟子,請(碟仙)的人都伸一只手指按在碟子上,念固定的咒語,并且心無旁騖,一會兒碟子就開始在紙面上轉動了。”呂嘉告訴記者,每次她請的時候,沒過多久碟子就真的開始動了。“剛開始大家都懷疑是別人的手指在推,但確實是碟子在動”。

  呂嘉說,碟子動了之后她們就開始問問題,而且什麼問題都可以問,但“大家都不會問生死的,因為這個問題太可怕了。一般都還是感情、事業之類的問題。”

  對于問到的訊息,呂嘉大都也是將信將疑,但她在生活中曾遇到過一些比較巧合的例子。這些事例雖然并不常見,但是對人的心理會產生一種非常微妙的刺激。

  “如果可以重新選擇的話,我不會去碰它。因為它對我的生活確實造成了干擾”,呂嘉告訴記者,在大四那年她曾一度非常想出國。但請了幾次“碟仙”都顯示她不能出國,“連香港都不能去,其實香港當時已經回歸了,不知道為什麼‘碟仙’也說不行。”呂嘉搖搖頭笑著說。盡管如此,她還是報了托福,并且填寫了申請。就在這時,呂嘉母親得了病,要動手術。“當時我真的很害怕,我覺得這完全是我造成的”,兩個月后呂嘉終于還是放棄了托福。

  現在的呂嘉已經很少玩“碟仙”,她發現請“碟仙”的游戲里其實有很多人為因素。比如說問壽命的人只會在紙上寫80以上的高齡,沒人愿意往少了寫。“大二的時候,碟仙就說我的男朋友身高會在一米七五以上,但是至今也沒實現。”

  “我現在覺得遇到事情還是和朋友商量比較好一些,但是無聊的時候也還是會去請一請‘碟仙’,權當是自娛自樂吧。”

  (中央民族大學新聞學研究生李芳蕾對此文亦有貢獻)

  占卜的迷幻及其科學原理

  ★ 本刊記者/何曉鵬

  現在都市青年人相對比較熟悉的占卜方式,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星座、血型、塔羅牌為代表的從西方國家傳入的占卜方式;另一類是以請筆仙、碟仙、中國傳統命理(測字、看相、八字、風水)為常見的傳統占卜方式。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心理測驗、算手機號等玩法。

  其中,請筆仙、碟仙均屬于一種乩占方式 。

  請筆仙的游戲,要求參與者為兩人,因為神靈多半在晚上出來(實際為了渲染氣氛),所以游戲多在晚上進行,不開燈,只點白色蠟燭。在桌面上鋪一張紙,上面根據需要寫有一些信息,比如數字、地點、是、否之類的文字。

  請筆仙時,需要兩個游戲參與者各伸出一只手,手指交叉相抵,中間垂直夾著一只筆,筆尖輕觸于紙面上。然后兩人呼喚神靈,如果筆動了,就意味著神靈來了,可以問一些問題,依靠筆在紙上留下的痕跡來解讀答案。

  碟仙與此類似,只不過參與者可以是兩人以上。無論筆仙、碟仙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占卜方式,類似的方式還有簸箕仙、筷子仙等,均源于中國古代的扶乩術,即兩人扶一個丁字型木架子在沙盤上劃痕跡,劃下的痕跡叫做降乩,專門有解乩的人來解釋兇吉禍福。

  不久前,上海復旦大學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孫時進教授做了一個試驗,他讓實驗對象握住一根細繩的一端,另一端則系有一枚鐵環,他通過心理暗示的方式,成功地使實驗對象誤以為鐵環的擺動是受旁邊磁鐵的影響,而實際上磁鐵只是普通的金屬塊,真正讓鐵環擺動的正是自以為沒有動的實驗對象。孫時進解釋,人在安靜的狀態時,會產生一種自我神經功能釋放,表現為一種自發的不受意識驅使的運動。請筆仙和碟仙正是讓參與者處于這種狀態中,然后通過一定的心理暗示,使這個動作放大于筆上,最終就形成了大家所看到的景象。

  除了筆仙、碟仙外,塔羅牌也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著名心理學家榮格將塔羅牌視為能夠聯接人類“集體潛意識”的工具,人們通過對牌的解讀,達到分析潛意識的目的。

算命說的飛天是什麼意思

年輕人的迷失

  信仰迷失的世俗隱喻

  城市半仙進行著與信仰無關的一種敘事方式,但他們同時見證并且扮演著發生在信仰迷失的背景下的偽信徒角色,因而也難逃其咎

  ★ 文/李徑宇

  黎巴嫩詩人紀伯倫在其作品《先知》里寫道:再過一會兒,在風中小憩片刻,另一位女子就會孕育我。這似乎在說我們——對敢于也善于變通的中國人而言,一旦遇到絕境,就會把自己的生命寄托給另外女子的子宮里,只要能讓自己獲得重生或茍延殘喘誰當媽都無所謂了,媽不是最重要的,她作為女人的乳汁和子宮才是頂頂重要的,“有奶就是娘”——在追求信仰這回事上,中國人從來都表現著自己的傳統智慧。

  從古到今,中國社會流行過很多信仰,信佛,信孔夫子,信觀音菩薩,信孫悟空,信真主,信關羽,信耶和華……甚至一度受哲學大師薩特的慫恿而偏執地信自己。人們對神是按需所信的,同一個神不同的人也會加注上各自需要的世俗解釋,按照當年孟子說的“萬物皆備于我”的意思,神也是被人拿來用的——如是,中國曾有一個眾神狂歡的社會,神雖多但基本不會給和諧社會添亂。

  很多信仰“你方唱罷我登場”在時代的舞臺上走秀謝幕后,今天的中國社會遭遇了一種需要信仰再確認的窘境。

  此時,眾神迷惘,而眾生喧囂。喧囂之下,神算術學風生水起,從前被“無神論”一棍子打翻在地的被稱為“迷信”的東西,也紛紛滾身而起混跡在昭昭陽光下,竊竊私語,擠眉弄眼。現在,算命先生和風水大師,光明正大地登堂入室于官商之府和流轉于市民百姓之間,甚至去年的風水論壇開到了人民大會堂。而各種星象學算命術更被互聯網演繹成屬于這個時代的別種時尚。

  這次第,仿佛回到了魏晉南北朝,回到了神仙方術、鬼怪妖魅、佛法靈異風氣流行的時代。

  不久前,海南的三亞市樹起了高大的南海觀世音菩薩像,據說高過了美國的自由女神像,一時香火繚繞,游客們到三亞必到此一拜,蕓蕓眾生們站著或跪在雕像面前,立時感到渺小慘白,無地自容,連哭的沖動都有了。

  觀音像恰好是我們時代的信仰隱喻:一方面,人們陷入商業的紛爭失去心靈的凈土,在絕對神圣的力量面前不由得要委屈傷懷;另一方面,由于世俗的注意力過于分散,人們回不到純凈的信仰,即使用盡全力也夠不著,于是,信而不仰,信而不堅。

  在信而不仰的時代,許多人見了佛家就燒香,見了道家也作揖,見了基督還作洗禮,見了……從各種不同的廟宇道觀及教堂宗祠里,所“請”回的吉祥物護身符一大把,今天戴這個明天拜那個,少了永恒的篤信,少了從一而終的精神。其實,他們也不知道這些宗教的要義是什麼,甚至不知道該用哪種禮儀拜會,該怎麼磕頭,該點幾根香,該從哪個門進哪個門出等等之類神的內容和形式都一概不知,信仰于他們本身而言形同虛無,他們不過是借拜神之機朝著自己荒蕪的內心深深地瞥了一眼,眼神里在充滿張皇失措之余是對心靈無所皈依的兔死狐悲的嘆息。

  嘆息之后,一旦回到世俗生活,在浮躁心境的主使下,信仰因來不及甚解而流俗為奇技淫巧,成為大眾文化的消遣品,演化為鬼怪小說、詭異電影、恐怖漫畫以及網絡巫術等文化品種。像魔幻人物哈利·波特胯下的飛天掃帚,以極其輕佻的姿態借助商業的翅膀掠過我們工業時代里那些彷徨人群的頭頂上空,迅疾占據了城市里的時尚生活。

  大眾文化在中國一直都被視為帶菌的文化,正如2003年春天,當一些不幸的人背負著“SARS毒王”的惡名受到追蹤和調查時,出現了社會控制和“帶菌者”的兩種敘事方式:一方面,攜帶細菌的“毒王”一定要控制住;另一方面,毒王本身也是無辜的,絕不能因為他攜帶的細菌毒死了很多人,而把他也消滅掉——對于那些不會顛覆(生命)信仰的文化細菌攜帶者本人,我們社會的態度比以前寬容了很多,這也正是廣大的城市半仙們不至于被控制和清剿的原因所在。

  在小說及其改編的電影里,哈利·波特通過九又四分之三站臺,進入了自己一無所知的魔法學校后,終于他發現,自己具有一般巫師比不上的能力,是神秘世界居民們的最大希望……而電影中,那個被影迷們羨慕的隨時可以幫助主人逃掉的披風,在一些人看來,卻成了對世界居民中偽信徒們的隱喻:逃避著因信仰而要承擔的有關忠貞和博愛的責任,卻因此而面對喪失了信仰而內心虛榮的境況。

  城市半仙們就是在帶菌的大眾文化里,進行著與信仰無關的一種敘事方式,但他們同時見證并且扮演著發生在信仰迷失的背景下的偽信徒角色,因而也難辭其咎。

  幾千年來,我們目睹了一系列所謂信徒的集體繳械,逐一變節,幾千年來,我們在最堅定的信仰里自我懷疑,躊躇不前,培育著信仰的雙重人格。

  到如今,無所不能的商業力量,以及一再突破道德底線的變通技巧,讓我們已經沒有什麼神圣的東西可以敬畏了;與此同時,不少人頂禮膜拜的是世俗的權貴,接受洗禮的方式是金錢的桑拿。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在需要創新還是回歸的追索中,有人要求把孔子的儒教當作信仰,似乎,儒教是我們社會最為接近信仰也最為現成的勸世力量。

  而實際上儒學在封建中國的“中世紀”從來就沒有被當作至高無上的信仰,相反被皇權當作魔杖,被文人們當作加官進爵的教輔。

  1919年,一幫新文化人把它踐踏在腳下時,并沒有多少信徒做殊死斗爭,大不了只是打打筆仗,發發牢騷而已。如此一個附著在政體上達兩千年之久的道德信仰當政體瓦解的時候,立刻就分崩離析了,如果是在西方或中東的保有宗教信仰的國家,不發生群體性殉教事件簡直是不可能的,這一方面再次證驗了中國人在絕境面前易于變通的習性,也可見,儒學多半被當作了工具還遠遠不具備作為信仰所要求的絕對性和至高無上性。

  在迫切需要確認信仰的當下,中國形形色色的精神勸導分子們就不免像堂·吉訶德一樣,散發著虛幻的騎士精神。

  堂·吉訶德一廂情愿地幫助基督徒向沙漠神教軍隊發起進攻,而實際上他進攻的是一群羊。最終他在朋友的勸說下放棄了騎士事業,灰頭土臉地回到家里——如果這也可以被當作有關信仰的隱喻的話,這是信仰作為社會中心價值幻滅后知識分子一定會要承擔的精神代價,這是我們時代無可逃避的心靈陣痛。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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