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貴
作者簡介：李承貴，南京大學哲學系二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在宋明理學、20世紀中國哲學、儒家哲學、佛儒關系、儒家倫理道德、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等領域都有較高的造詣。出版著作10余部，發表論文近200余篇。主要學術兼職有：江蘇省儒學學會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國朱子學會常務理事、中華孔子學會常務理事、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哲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中國實學研究會理事、韓國成均館大學客座教授、韓國忠南大學特聘研究員等。先后訪問日本東京大學、韓國成均館大學、韓國圓光大學、新加波國立大學等。
注：原文發表于《河北學刊》2020年第6期。便于閱讀，已省注釋。若有轉引，參見原刊。感謝作者傾情授權首推！
摘要：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是多種元素聚合之果，這些元素至少包括接引弟子、刻印語錄、修葺書院、處理事務、協調分歧、抵御毀謗、心靈陪伴、分化一方等。此八種元素各以其特殊功能為陽明心學輸送有益血液，成為陽明心學成長的基礎；而且，它們相互貫通、相互支援，從而構成以陽明心學為核心，對內可以激活自身、對外可以抵御威脅的學術共同體。這提示我們，作為人文理念的陽明心學乃是由具有社會科學屬性的元素綜合、轉化、升華而來。由此，我們不僅能把握陽明心學格局形成的真實脈絡，而且能獲得分析和評論陽明心學之形成的可靠數據，從而確立對陽明心學的理性認知。
關鍵詞：王陽明心學；格局；形成
所謂“王陽明心學格局”，是指王陽明去世前所形成的心學格局，其時段為１５２２—１５２８年。這是因為：第一，以紹興為中心輻射全國的心學思潮業已形成；第二，陽明心學的核心概念基本確立，心學思想體系完成；第三，講學活動盛況空前，弟子眾多且分化各地。那麼，這種格局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其原因與脈絡如何？表現出怎樣的特點？以往雖有許多智慧的探討，但似乎未能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本文擬由接引弟子、刻印語錄、修葺書院、處理事務、協調分歧、抵御毀謗、心靈陪伴、分化一方等八個方面展開深入考察，以為探尋陽明心學格局形成的原因、脈絡及特點提供新的論述。
一、接引弟子以建設隊伍陽明心學格局形成的基本條件之一，就在于擁有學術隊伍，而心學的隊伍建設和壯大得益于學生為王陽明廣接弟子；而且，王陽明的學生自己也招收弟子，從而使陽明心學的隊伍在王陽明生前就呈現出蔚為壯觀之氣象。
黃綰（１４８０—１５５１）雖入門較晚，然為王陽明接引弟子不遺余力。其接引的著名弟子有梁仲用、顧惟賢、王元正、應良、汪景顏、林以吉、鄭繼之、施存宜、壻高洵等。１５１２年，黃綰回天臺，梁仲用等三人憂心學無所依，黃綰便向三人推薦王陽明：“陽明先生在矣，子日親之，其終染乎？……況先生尚留數月，二三子勉以親之，毋徒戚戚。”安慰三人只要天天親近王陽明，必學有所成，沒有必要悲觀失望。他介紹鄭繼之入門：“近至越，會陽明，其學大進。所論格致之說，明白的實，于道方有下手，真圣學秘傳也。坐問每論執事資稟難得，陽明喜動于色，甚有衣缽相托之意，執事可一來否？天地間此擔甚重，非執事無足當之者。誠不宜自棄。”黃綰盛贊王陽明的學問，而且透露王陽明有意讓鄭氏繼承衣缽，這不能不令鄭氏心弛神往。他肯定壻高洵拜師于王陽明的意愿，并樂意牽線：“欲往陽明先生門下受業，此意甚好，已備道之。”
薛侃（１４８６—１５４５）作為較早入門的學生，為王陽明接引弟子亦盡其所能。他先后引介楊仕鳴、楊仕德、余士齋、林文及乃兄薛俊等家人拜師于王陽明。楊毅齋兄弟因受薛侃影響而遠赴贛州拜師：“遇中離，聞陽明先生之教，遂赴贛州，數月有省。”他游說兄長薛俊等親人拜師于王陽明：“時宗朱《傳》，弟侃事陽明夫子于南畿，登第歸省，因聞其說，嘆曰：‘昔聞昆齋先生之論，亦有然者。此乃見人心至同，圣學在是矣。’遂率其弟僑、子宗鎧而師之。”他勸余士齋拜師于王陽明：“正德戊寅，應貢北上，遇中離于南監，中離曰：‘吾人之學必有印證，方能統會宗元。……有陽明先生在，如欲進見，請為先容。’乃入見，先生聞其篤行，待以殊禮，坐有傾而別。”薛侃為王陽明接引弟子的同時，自己也廣招弟子———“講學中離山。日與士友講習不輟。四省同志聞風遠來，各自架屋以居，會文孝德，興發益多。”由此為陽明心學培養了第二代傳人。
鄒守益（１４９１—１５６２）也為壯大心學隊伍作出了重要貢獻。鄒德涵說：“先是，邑中數十輩走越中受學王公。王公時有軍旅之冗，謂之曰：‘而黨歸！而邑自有師也。’于是邑中數十輩遵王公命，求紹介，愿受學府君。”鄒守益家鄉數十人千里赴越求學于王陽明，然王陽明勸這些人回江西拜師于鄒守益。鄒守益任職廣德時招收了大批弟子，所謂“予之官廣德也，四方之士不鄙棄予，相從于務內之學”。比如，有王子祥來學：“壁山盧君養正，司教寧國，介吾友王天民，遣其子祥以來學。”有程元靜來學：“程元靜，名清；鄭景明，名燭。自徽來學于廣德，與之語益惡至中之學，欣然若有得也。”有葛子開來學：“葛子開自揚州來學，請問良知之教。”而以徽籍求學者居多：“徽之同志切磋者，若鮑氏、程氏、潘氏、胡氏、戴氏、謝氏、李氏、吳氏、方氏、洪氏、余氏、王氏，皆預聞后稷氏之術也。”無疑，這些學者理所當然地成為王陽明的再傳弟子，使陽明心學在廣德地區后繼有人。
作為王陽明歸鄉后的早期入室弟子，錢德洪（１４９６—１５７４）與王畿（１４９８—１５８３）也為王陽明接引弟子作出了突出貢獻。未成為“教授師”之前，錢德洪已為王陽明接引了眾多弟子。《王陽明年譜》云：“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為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眾議，請親命，率二侄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贄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鐘秀、黃文渙、周于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錢德洪率眾親友７０余人拜王陽明為師。在紹興侍講期間，錢德洪、王畿深得王陽明的信任，被委任為助教。何橋遠說：“守仁在越七年，德洪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士及守仁之門者，守仁使德洪先引導之，俟志定有入，方與請見。”錢德洪除了歸省之外，天天侍奉在王陽明左右，為求學者作引導。趙錦說：“從者日益眾，四方學者踵至，陽明不能卒遍，且不欲驟與語，則屬先生與緒山輩先為導迪，而先生和厚近人，隨機啟發，事多樂從。就其所興起，亦視緒山諸君子為獨多。”由于“和厚近人，隨機啟發”之特質，王畿比錢德洪等引介的弟子為數更多。可見，錢、王二人直接參與了王陽明招收弟子之事。
王艮（１４８１—１５４０）也為壯大心學隊伍作出了獨特貢獻。他曾介紹父親、侄子等親人拜王陽明為師：“嘉靖四年乙酉……春正月，往會稽。先生奉守庵公如會稽，并諸子侄以從。”他還以“教授師”身份為王陽明接引弟子：“嘉靖三年正月，子補生。往會稽，請筑書院，以居四方學者。文成每令先生傳諭焉。”而拜王艮為師者，亦絡繹不絕。１５２６年，“泰州林春、王棟、張淳、李珠、陳芑數十人來學”。１５２７年，“揚州王俊、本州宗部、朱、朱恕、殷三聘來學”。１５２８年，“時廣信永豐俞文德入山習靜，作書招之。俞得書，即出山受學”。事實上，王陽明去世之前，泰州學派的學術隊伍已然成形，并成為陽明心學的一支生力軍。
值得注意的是，王陽明十分重視心學隊伍建設，這從他給陸原靜的信中可得到反映：“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于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閑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系，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貴鄉有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為難得，亦曾一相講否？”信中提到施聘之、韋商臣二人，王陽明的評價分別是“卓然出于流輩”、“用工篤實，尤為難得”，要求陸原靜與二人交往并引見。這就是說，王陽明非常用心于招攬優秀人才，所以他對黃綰、薛侃接引弟子的工作均給予充分肯定和贊揚。王陽明對黃綰說：“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他在給薛侃的信中說：“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概言之，王陽明心學的隊伍之所以能夠建立并持續壯大，與其學生接引弟子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作為一種學術思潮，陽明心學存活的第一基礎是學術隊伍，沒有這個主體基礎，陽明心學格局形同于空中樓閣。而這個主體基礎又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數量，須有一定規模；二是質量，須有文化之人，無學識者不足以成為陽明心學的主體；三是同志，須信奉陽明心學，不信奉者自然不可能成為心學的主體。無疑，王陽明的首批學生所接引的弟子絕大多數具備上述三個條件，由此為陽明心學的學術隊伍建設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二、刊刻語錄以警發同志王陽明對“立文字”并不在意，故當鄒守益請示刻印其文稿時，他回答：“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里，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但顯然，若不是其弟子對王陽明講學的內容予以記錄，后人無從知曉其思想，更無所謂陽明心學。所以，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與其弟子刊刻其語錄有著密切關聯。
王陽明的代表作《傳習錄》，即由其學生記錄、刊刻才得以保存下來。據文獻顯示，記錄王陽明講學內容的始作俑者是其弟子徐愛。徐愛說：“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余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馨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游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這段話道出了記錄王陽明語錄的原因：
一是感嘆王陽明學問的高明，如失傳太可惜；
二是消除存疑者對王陽明學問似是而非的理解；
三是讓求學者能夠全面、準確地了解王陽明學問之內容。
當然，還有一個實際的好處，就是可將王陽明語錄攜帶于身邊，隨時閱讀，以起到警醒催發之效。徐愛說：“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于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群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廢者幾希矣。”查《傳習錄》，徐愛所記王陽明語錄共１４條，根據陳榮捷的考證，徐愛所錄已散失若干條。另一門生陸原靜也為記載王陽明語錄作出了貢獻。王陽明說：“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于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后可以為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后來論學數條刊入《后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于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于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后但有可相啟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王陽明發現諸友因陸原靜所錄而受啟發、切磋討論并共同提高，十分開心，所以用“幸甚幸甚”表達對陸原靜記錄的肯定。黃宗羲也認同陸原靜記錄的價值：“《傳習錄》自曰仁發端，其次即為先生所記。朋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蓋數條皆切問，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就吐露亦莫能如此曲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歿，吾道益孤，致望原靜者不淺。’”看來，陸原靜所錄的確產生了積極影響，使對“立文字”不感興趣的王陽明也改變了態度。正是因為有了徐愛、陸原靜的發端，才有了此后對王陽明語錄的持續刊刻。
記載王陽明語錄發生轉折性變化，是在王陽明主政南贛時期，當時侍講的王陽明門生薛侃，收集到徐愛所錄及其序、跋、引言，又收集到陸澄所錄，加上他自己所錄３５條，刻于贛州。《王陽明年譜》云：“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薛侃說：“先生之言始錄自贛，曰《傳習錄》，記其答問語也。”其中提到《傳習錄》的刻錄是自薛侃開始的，而其所刻內容為王陽明與學生的答問。由于徐愛、陸原靜所記王陽明語錄并未刻錄，不利于保存和傳播，因而薛侃的刻錄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
南大吉（１４８７—１５４０）所刻“文錄”，正是在薛侃所錄的基礎上完成的。１５１８—１５２４年的六年間，王陽明講學、書信增加了許多新內容，而南大吉也收集了一些新的語錄。因此，將王陽明所有語錄重新整理、刻錄乃客觀形勢使然。此外，由于原來所錄“行者不易挾，遠者不易得”，因而南大吉希望做成攜帶便捷的小本子。他說：“是錄也，門弟子錄陽明先生問答之辭、討論之書，而刻以示諸天下者也。”而更為內在的原因，是南大吉對陽明心學的癡迷、信奉———于其文“朝觀而夕玩，口誦而心求”，于良知說“自信之篤”，認為《傳習錄》所闡發的“道”通天地、貫古今、和人心。南大吉說：“某也從游宮墻之下，其于是《錄》也，朝觀而夕玩，口誦而心求，蓋亦自信之篤。而竊見夫所謂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后世而無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正是基于這些原因，南大吉才“命逢吉弟校續而重刻之，以傳諸天下”。《王陽明年譜》云：“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傳習錄》薛侃首刻于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于越。”《傳習錄》為陽明心學之精華，南大吉將其刻錄成小冊子，便于攜帶，便于閱讀，便于流傳，也有利于求學者迅速掌握陽明心學要旨，從而極大地推動了陽明心學的傳播。鄒守益刻所錄《陽明文稿》，被稱“廣德版”。《王陽明年譜》云：“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為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制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后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為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范后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于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后為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遣守益，凡四冊。”拗不過鄒守益的熱忱，“頑固”的王陽明才許諾刻錄，但給予指示：
第一，他親自對所有文章、書信標明年月；
第二，去粗取精，照例《六經》，刪去枝葉末節文字；
第三，不追求文彩，唯以講明圣人之道為事。
由于具備了這三個要素，這成為南大吉之后又一重要刻錄。連王陽明看到后也倍感欣慰：“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為次，使后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后進詣不同。’”無疑，鄒守益的刻錄，由于在內容和形式上均有新的變化，因而對陽明心學的傳承、傳播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陽明心學的傳承需要載體，語錄的刊刻是當時最有效的載體，而且這個載體在刻錄實踐中被不斷優化：小巧化以方便攜帶，數量化以促進普及，真實化以助益研究。因此，王陽明語錄的刻錄對于陽明心學的傳承、傳播以及警醒啟發同志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黃綰曾高度肯定刻錄王陽明語錄的意義：“刻梓以行，庶傳之四方，垂之來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則先生之學之道為不亡矣。”而東正純的評價：“大吉建首善書院，刻《傳習錄》，大徇同志。文成之學盛于天下，大吉之功居多矣。”殆無溢美。
三、修葺書院以搭建平臺興于唐、盛于宋的書院，既是講學之場所，亦為交流之平臺，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傳播、發展和演變產生過深遠影響。陽明心學之傳播，可謂得益于書院的支持，而書院的建造完全是王陽明學生努力之結果。
１５２２—１５２８年，正是陽明心學鼎盛時期，求學者紛至沓來，聚集于紹興。錢德洪說：“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剎，徙足所到，無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后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追記其姓字者。”這段描述傳遞了兩個不對稱信息：一是陽明心學繁榮興旺；二是房舍嚴重短缺。因而刻不容緩者是擴增房舍和講學場所。南大吉看在眼里，急在心頭。王陽明說：“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圣賢之道。于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于其后。”南大吉雷厲風行，因陋就簡，在稽山書院舊址上進行維修、擴增，旋即完成。稽山書院重修擴建后，成為王陽明講學布道的重要場所，也成為求學者聚集的中心，陽明心學的影響迅速擴大，吸引了無數學子。《王陽明年譜》云：“于是辟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于是蕭謬、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艮、孟源、周沖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宮剎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余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而從中國古代書院史的角度看，稽山書院對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從正德十六年九月到嘉靖六年九月，王陽明在余姚專事書院教育整整六年。這是他晚年廣授門徒、創立學派和發展學說的創立時期，其間他將‘知行合一’說發展到‘致良知’說的新水平，建立了一套具有獨立的哲學范疇和獨立的教育范疇的新儒家學說，這就是陽明學。”
１５２２年，王艮來到紹興悼念王陽明的父親，驚訝地發現四方學者日聚紹興，即便用上道院僧房也無法容納，便思量建造書院以調度之。“時陽明公以外艱家居，四方學者日聚其門，道院僧房至不能容。于是先生為構書院，調度館谷以居，而鼓舞開導多委曲其間，然猶以未能遍及天下。”王艮心急如焚，為書院的建造四處張羅，所謂“同門王艮、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來學”。自１５２２年始，經過王艮的不懈努力，終于１５２５年落成，是為陽明書院。《王陽明年譜》云：“十月，立陽明書院于越城。門人為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陽明書院位于紹興府城北至大寺左，由王陽明門人王艮等建造。無疑，陽明書院的建造，不僅緩解了求學者的住宿難題，而且增加了講學問道、切磋交流的場所。王陽明即便遠在廣西，仍然關心書院的運行狀況：“紹興書院中間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他對書院的維修更是慷慨解囊：“書院規制，近聞頗加修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墻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為之。”可見，王艮所建書院實際上已成為陽明心學在紹興的又一重要活動中心，并深得王陽明的重視和嘉許。
鄒守益也在其任職之地積極建造書院，以傳播陽明心學。鄒守益說：“嘉靖丙戌秋七月，新作復初書院成。”其建造復初書院的目的是“易惡至中，復天爵之初”，以療治當世頑疾，而且不會為“十金之產、一命之位”所動搖。興建復初書院之事很快為王陽明所知，他迅速予以稱贊和指示：“書院新成，欲為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尚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書院以傳播陽明心學為要務，所以需要請學者主講，王陽明認為鄒守益就是最合適的人選。王陽明對該書院院規給予了充分肯定：“書院記文，整嚴精確，皆是直寫胸中意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王陽明高足錢德洪、王畿、王艮等先后來書院主持講席———“鄒守益守廣德州，筑復初書院以講學，德洪與王畿、王艮前后來主講席。”因此，復初書院的建造，無疑為傳播陽明心學提供了重要場所，特別是對于強化陽明心學在皖南地區的影響發揮了巨大作用。耿定向說：“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寧、徽、池、太間，志學風至今冠江左，先生啟之也。”
不難看出，書院的建造使陽明心學有了固定的講學、傳播場所，求學者可以自由地切磋、自主地安排講會、結交朋友和同志，還可以借宿于書院，從而極大地推動了陽明心學的傳播與發展。事實上，除紹興外，王陽明的學生在其他地區亦紛紛建造書院，應典在永康、薛侃在潮汕、王艮在泰州、鄒守益在吉安、南大吉在關中等都建有書院，成為傳播和發展陽明心學的重要根據地。
四、分擔事務以消除內顧這里的事務包括公務和家務。擔任公職的王陽明，在公務忙不開時需要有人協助處理；作為家庭成員的王陽明，若無暇照顧家務時亦需要有人協助料理。可以說，正是眾弟子為王陽明分擔了公務、家務，使得他能夠從繁忙的公務、家務中騰出時間專注于學問。
在主政南贛時期，王陽明公務特別繁忙，當時為他分擔公務、家務最多的是薛侃。１５１７年，王陽明在寫給薛侃的信中就提及讓他處理公務、家務受累之事：“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并進，賊有必破之勢。……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廨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此時的王陽明正忙于掃蕩賊寇，但仍牽掛公務、家務，故有“廨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之問。而在１５１８年的兩封信中，他都提及感謝諸公為其分擔公務、家務之事：“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于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后但有至者，須諸君為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所謂“諸公”，當指薛侃等弟子。信中不僅提及小兒教育之事，而且提及接待來訪學友之事，并提出了建議，也對薛侃等表示了感謝。他稍后又敦促薛侃用心教育其小兒：“小兒勞開教，駑駘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于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可見，薛侃及其他弟子分擔了王陽明主政南贛時期的公務、家務。
鄒守益則在王陽明平定叛亂的過程中提供了重要幫助。朱宸濠叛亂伊始，鄒守益便趕赴軍中：“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征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咸赴守仁軍。”而在王陽明與眾人商討是否應平叛時，鄒守益給予了堅定的支持。王畿說：“夫宸濠逆謀已成，內外協應，虐焰之熾，熏灼上下，人皆謂其大事已定，無復敢攖其鋒者。師之回舟吉安，倡義起兵也，人皆以為愚，或疑其詐。時鄒謙之在軍中，見人情洶洶，入請于師。師正色曰：‘此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使天下盡從寧王，我一人決亦如此做，人人有個良知，豈無一人相應而起者？若夫成敗利鈍，非所計也。’”鄒守益支持王陽明“天地大義”之舉，敬佩其不計得失的氣概。為了增強軍力，王陽明命鄒守益組織家族子弟加入軍營，鄒守益無絲毫懈怠———“宸濠反，先生聞變，率昆季群從趨吉郡，從義起兵。王公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舉矣！’”鄒守益也與王陽明商討對策，為其分憂：“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為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巨木創屋萬余。今其黨各千余，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避他所。’”可見，在王陽明平息叛亂的戰斗中，鄒守益提供了及時且重要的幫助。這或許是聶豹有如此評價的原因：“先生起兵勤王，公響應倡義，周旋軍旅，贊畫居多。”
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平定朱宸濠叛亂是一個標志性事件，而鄒守益在此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回到紹興的王陽明，雖然基本上沒有公務處理，但由于聲名顯赫而需迎來送往，又因學識著聞而要指導生徒，自然無暇顧及家務，而剛入門的錢德洪、王畿正好成為王陽明的得力助手。王陽明說：“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于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雖然家務由管家魏廷豹主持，但錢德洪、王畿也熏陶、切磋相正于其中，使得王陽明可以不為家務而分心。而錢、王二人所照管的家務主要是負責對晚輩的教育。王陽明說：“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王陽明叮囑錢德洪、王畿，一定要協助魏廷豹將家務管理好，特別是對兒輩的教育，決不能有半點兒放松。王陽明還要求他們對小弟守儉、守文及兒子正憲嚴加管教，因為不嚴厲成不了才。王陽明說：“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啟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于多囑也。”王陽明為什麼如此仰仗錢、王二人呢？因為他認為，親情之間容易產生激動情緒，從而影響教育效果。在《嶺南寄正憲男》中，王陽明再次叮囑錢德洪、王畿不要辜負他的重托，要將家中諸事調理好：“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托，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意謂只要這些年紀小的弟弟和兒子能夠親近錢、王二人，就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可見，錢德洪、王畿除了做“教授師”之外，還是家務總管，特別是在教育晚輩方面，成為王陽明的左膀右臂。這些信是在１５２７年９月王陽明離開紹興后寫的，但其內容清晰地透露，即便王陽明在紹興時，亦是錢、王二人幫助料理家務的。因此，錢、王二人不僅為壯大心學隊伍作出了重要貢獻，其在后勤保障上亦功不可沒。
總之，薛侃、鄒守益、錢德洪、王畿等在不同時期為王陽明分擔了公務和家務，使他不為公務、家務所糾纏而能夠專注于心學的思考和建構。對此，王陽明心存感激，所謂“小兒勞諸公勤開誨，多感多感”，所謂“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于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因此，如果說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與其不為公務、家務分心存在密切關聯的話，那麼，其弟子在分擔公務、家務方面的付出頗值得重視。
五、協調分歧以清除障礙相關文獻顯示，陽明心學自創立之初便遭到異議和攻擊。比如，“是年（１５０５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于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為圣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愿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為立異好名”。所謂“咸目以為立異好名”，即質疑王陽明“身心之學”。再如，“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借以解紛耳”。所謂“攻之者環四面”，即指留都時“四面環敵”。那麼，面對質疑和攻訐，王陽明及其弟子是如何應對的呢？
魏校（１４８３—１５４３）是攻訐王陽明的典型代表之一，由于其官居高位，門徒眾多，故黃綰對其格外留心。黃綰找到魏校的好友邵思抑，希望他能從中調和。黃綰說：“聞魏君子才學行絕出，仆極傾仰，但與陽明時有門戶之馳，淺陋念此，不堪憂悵，惟恨無由一訊其故。然求吾道于此時，真所謂不絕如線。海內有志如吾徒，能有幾人？只此幾人而又分裂如此，不肯合并切磋、深求至當，往往自高自止，轉向譏刺如世俗。斯道一脈，豈不自吾徒壞也？陽明素知其心如白日，決無此事。魏君雖未接，嘗得之李遜菴，及見其數書，虛己平恕，可知亦必無此。……吾兄明燭幾微，身居其間，何不居理一言，以使共學。吾兄之賢何如也！”黃綰告訴邵思抑，他佩服魏校的才學與品行，但對魏校攻訐王陽明十分憂心，因為真正用心于圣學的區區幾人還鬧分裂，當會破壞圣學道脈；王陽明心如白日，決無門戶之心，魏校從學于李遜菴，李氏虛己平恕，亦應無門戶之見。而邵兄身居其中而洞察秋毫，所以您能否勸說魏校停止攻擊王陽明以共進圣人之學呢？令人遺憾的是，邵思抑毫無反應。這樣，黃綰不得不求助于他人。黃綰說：“近者京師朋友書來，頗論學術同異，乃以王伯安、魏子才為是非，是伯安者則以子才為謬，是子才者則以伯安為非。若是異物，不可以同。子才，舊于公處，其人可知。伯安，館不敢阿所好，其學雖云高明而實篤實，每以去心疚、變氣質為本，精密不雜，殊非世俗謗議所言者，但未有試而人或未信。……子才素講于公，學問根本宜無不同，蓋皆朋友用功未力，好起爭端，添駕為疑，以致有此，誠可慨也。”這次黃綰找到了魏校的老師李遜庵，并告知聽說京師學界支持王陽明者反對魏子才、支持魏子才者反對王陽明，搞得水火不容；不過魏子才問學于您，其學問根底應與您一樣，而王陽明的學問高明篤實，以變化氣質為本，與您的主張并無差別；因而他們二人的爭端可能緣于彼此用功不夠、相互了解不多。那麼，您能否出面調解這種無謂的爭端呢？尤為遺憾的是，李遜庵對此也無動于衷。尤其令黃綰尷尬的是，非但沒有達到和解的目的，反而有同門王道追隨魏校而去。王道曾告知黃綰“各尊所聞，各行所知”，這讓黃綰心急如焚：“不知何以有此，即欲修書請問，度或無益，姑止未敢。”他苦口婆心地勸王道不要自立門戶：“今若不求其至、不究其是，妄立門戶以為異，自矝功能以夸耀，各相離合以為黨，圣人之學決不如此，吾人又可以此謂之學哉？”可惜的是，王道不僅毫無反應，反而與王陽明漸行漸遠。不過，對于黃綰的良苦用心，王陽明是心存感激的。他說：“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為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黃綰的協調雖以失敗而告終，但無疑起到了維護陽明心學的作用。
王陽明與湛甘泉是道友，且私人關系密切，然在學問上顯然存在罅隙。陽明心學之首腦是“致良知”，而湛甘泉的根本理念是“隨處體認天理”。王陽明始終認為，“隨處體認天理”與圣學隔著一層。兩位先生的差異，讓眾弟子亦生尷尬。但王陽明的學生大多從中調和。薛侃說：“先生與陽明尊師，其學同，其心一，其為教雖各就所見撝發，不害其為同也。況體貼天理，擴充良知，均出前賢，不可謂周靜不如程敬，孟義不及孔仁也。向至浙，聞自南雍來者傳有抑揚之語，侃謂非先生意也。先生、陽明一體者也，癢疴切己，休戚相關。其學是歟，自胥取益；非歟，虛心往復，必歸極則而后已。昔人粗心浮氣，徒致參商，千載弗滿，曾謂二先生亦有然哉？”薛侃告知湛若水：您與陽明先生“學”同“心”一，只是在為學方法上有些微差別；體貼天理、擴充良知，非您二位所發明，皆屬先賢之說，不能說周敦頤的靜不如程頤的敬，也不能說孟子的義不如孔子的仁，名異而實同；往年在浙江聽說來自您身邊的學生有貶抑陽明之語，這肯定不是您本人的意思；您與陽明先生乃是一體，對的地方，相互取益，不對的地方，相互包容，讓時間決定是非；歷史上的人心浮躁，好起爭端，無休止地相互攻擊，難道您二位先生會認同？那麼，薛侃的調和取得了怎樣的效果呢？
湛若水晚年寫的一篇“記”隱含了對薛侃的回應。湛若水說：“吾為此懼，往往為之明辨以閑陽明之道，豈得已哉？閑陽明之道以閑孔、孟、周公、文、武、禹、湯、堯、舜之大道，豈得已哉？而弟子或疑而訾焉。譬之若考有友，誡其友之弟子曰：‘毋敝爾考室廬，毋虧爾考典籍，毋蕩爾考田里。’謂之不忠于其考而訾之，可乎？”這段話表明，湛若水欣賞薛侃忠于王陽明的品質，更贊賞薛侃勸師友、弟子忠于乃師的行為。這說明，早年薛侃寫給湛若水的《奉甘泉先生》，湛若水一直記在心里。如此看來，薛侃這番協調，在湛若水心中掀起過一陣波瀾，從而對協調王陽明與湛若水的關系起到了黏合作用。王陽明多次在給鄒守益的信中批評“隨處體認天理”，認為湛若水有自立門戶之嫌。王陽明說：“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不過，鄒守益似乎沒有因為老師的影響而批評湛若水，反而常稱贊湛若水的學問，認為兩位先生并無差異，更無矛盾。他說：“正德初，湛甘泉公居翰林，王陽明先師居吏部，首倡圣賢之緒，四方同志始而疑，繼而翁然宗之。……先師以致良知為宗旨，而公以體認天理為教，語若異而脈絡同。及門之士，間有辯詰，是泥驪黃牝壯，而略其千里之真也。天理而非良知，何以為明命？良知而非天理，何以為帝則？知明命、帝則之一，而不眩于繁詞，不鶩于多岐，可以研學脈矣。”鄒守益認為，良知與天理不僅毫無沖突，而且是相輔相存、相得益彰的。應該說，王陽明的弟子在處理王、湛二者關系上表現出極高的智商，他們并未站在王陽明的立場批評、攻訐湛若水，而是從共振圣人之學的高度立論，指出天理、良知皆是圣人之學的核心，即便二位先生偶有不同，亦可取長補短、相互顯發。這不僅完全消弭了王、湛二人之間的一絲緊張，而且升溫了二者的情感。
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學術分歧應是一種積極性元素，但如果學術分歧變成打壓對方，排斥異己，那麼這種學術分歧是應該得到調適的。陽明心學自產生那一刻起便遭到歧視和攻訐，被視為異端。好在王陽明的學生沒有袖手旁觀，而是致力于對分歧的協調：強調了解彼此，尊重對方，以消除誤解；主張彼此寬容，不以己為高，以消除門戶之見；明確共同目標，求同存異，以消除猜忌之心。王陽明學生的努力雖未完全清除陽明心學在傳播和發展道路上的障礙，但無疑為維護、拓展陽明心學的生存空間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六、抵御毀謗以守護陣地由于學問風靡江南、事功蓋世絕倫，王陽明引起了某些官員的忌妒，他們盡其所能抹黑、詆毀王陽明。王陽明曾與眾弟子言及此事：“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為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游者眾，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眾人分析的原因雖各異，然遭受毀謗是事實。值得欣慰的是，對于攻訐與毀謗，眾弟子并未袖手旁觀，而是挺身而出，為王陽明主持公道。
王陽明平叛成功之后，黃綰立即提醒他注意小人的攻訐，保護好自己。黃綰說：“聞隆勛絕世，位寵不卜可知。《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此不獨人君之象，凡為臣子，處功名位望之極，理亦如此。況危疑之際，事勢可憂，不但亢龍而已。昔孔明謂劉琦曰：‘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今奸欺盈朝，欲為宗社深慮而事權在人，惟在外可以終濟明哲。煌煌君子，其留意焉。”他以“亢龍有悔”提醒王陽明謹慎為人，并引“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的典故勸說王陽明遠離是非之地。王陽明對此感激不盡：“知人心之不可測，良用慨嘆。山鬼伎倆有窮，老僧一空無際，以是自處而已。”回復黃綰自己會注意，但小人非要暗施毒箭，亦只好聽便罷了。王陽明平叛成功，得力于智勇雙全的將帥，得益于赴湯蹈火的士兵，王陽明理應為將帥、士兵們請功，卻遭到奸臣的惡意阻擾。此時，又是黃綰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王守仁中忌者，雖封伯，不給誥卷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黜。館訟之于朝，且請召守仁輔政。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敘錄。”王陽明雖然被封伯爵，但因遭忌妒、阻撓，根本沒有得到應有的冊封歲祿；其他有功人士如邢珣、徐璉、陳槐、伍希儒、謝源等則以考察名義而遭罷免。經由黃綰反復上疏，最終王陽明得到賞賜，而邢珣等也論功錄用。不僅論功行賞艱難，甚至有人誣陷王陽明行賄，依然是黃綰為之辯白：“《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大恨。囑罷閑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賄席書得召用，詞連綰及璁。綰疏辨，且乞引避。帝優旨留之，而下能遷法司，遣之戌，洪亦編原籍為民。”《明倫大典》書成，參與者都晉升為詹事府詹事，而錦衣衛僉事聶能遷未得到晉升。聶能遷惱羞成怒，囑咐被罷主事翁洪上奏，誣陷王陽明被召用是因為賄賂了席書，其中言語牽連黃綰與張璁。黃綰抗辯，并乞求避嫌引退。不過，明世宗頒發優待之詔命，留用黃綰，罷免聶能遷入三法司，貶至戍所，翁洪則被貶為庶民。如果沒有黃綰的抗辯，怎能為王陽明昭雪，又怎能痛擊奸臣？
禮科給事中章僑污蔑陽明心學為異端邪說，提請嚴禁：“‘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足以號召天下者，倡異學之說，而士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陸九淵之簡便，憚朱熹為支離，及為文辭，務宗艱險。乞行天下，痛為禁革。’時河南道御史梁世驃亦以為言。禮部覆議，以二臣之言深切時弊，有補風教。上曰：‘然。祖宗表章《六經》，頒降敕諭，正欲崇正學，迪正道，端士習，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業。百余年間，人材渾厚，文體純雅。近年士習多詭異，文辭務艱險，所傷治化不淺。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叛道不經之書，私自傳刻，以誤正學。’”（《明世宗實錄》卷十九）陽明心學被詆毀為異端邪說，不僅通過了禮部的復議，更得到皇帝的認可，并遭到嚴禁：“都察院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饒。”（《明世宗實錄》卷九十八）圣旨將陽明心學定性為“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而且由最高監察機關都察院頒布禁令。就是在這種刀光劍影的情勢中，黃綰仍然奮力陳情，為王陽明辯護。李一瀚說：“時王公守仁江右功成，忌者議奪，公力疏辯之得明。”更為重要的是，黃綰還對陽明心學進行了概括：“一曰‘致良知’，實本諸先賢之言也。……二曰‘親民’，亦本諸先圣先賢之言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諸先圣先賢之言也。”他還對這三個部分與孔孟之學的傳承關系展開論證，從而在道統上確立了陽明心學的圣人之學性質。王陽明另一學生陸原靜亦對毀謗予以反擊。《王陽明年譜》云：“時御史程啟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為刑部主事，上疏為六辯以折之。”黃綰則迅速予以鼓勵和支援：“陽明先生如景星鳳凰，夫人能之也，乃為當路所忌，言官承風旨，交論江西軍功為冒，又以其學術為偽，異說喧騰，人莫敢論，君獨抗章上言，自引為門人而弗辭。人或尤之，曰：‘吾求天下之理安而已，毀譽得喪，吾安能知？’”黃綰欽佩陸原靜置個人安危于不顧的精神，并認為王陽明的人格與學問值得這樣的付出。對于黃綰的大義，王陽明視為至親至愛：“所委文字，以通家之情，重以吾兄道義骨肉之愛，更復何辭？”
陽明心學不僅被定性為異端邪說，而且被禁止學習和傳播，違者依法懲處。如此一來，誰還膽敢提倡陽明心學？誰還膽敢宣稱自己是王陽明的信徒？這種人當然有，南大吉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身為朝廷命官，南大吉不計榮辱、不避利害、不畏生死地支持王陽明、宣傳陽明心學，突破禁忌刊刻《傳習錄》、修建稽山書院。錢德洪說：“元善當時洶洶，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為慶，而絕有纖芥憤郁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南大吉最終被撤職，但他不計個人得失、不顧個人安危的義舉，極大地鼓舞了同門的士氣。無怪乎王陽明稱贊其為有道之士：“故凡有道之士……其于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于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于是矣乎！”凌駕于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上而至廓然無礙，試問除了南元善還有誰呢？如果說黃綰、陸原靜的抗辯是據理力爭，那麼南大吉的抗辯則是以實際行動宣示自己的立場：守護陽明心學，傳播陽明心學。
誠如上述，王陽明心學不僅遭受某些官員的攻訐和毀謗，而且遭到朝廷的嚴禁和封殺，甚至成為科舉考試答題之大忌。但令人動容的是，王陽明的弟子們并沒有畏懼，而是奮不顧身，為王陽明及其心學吶喊、伸冤、正名，論證陽明心學的圣人之學性質，肯定陽明心學之價值，為陽明心學的傳播與發展創造條件。無疑，這些抗辯對于王陽明而言是莫大的安慰，對陽明心學而言是強大的保護，使陽明心學在承受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得以喘息和伸展。
七、陪伴心靈以慰藉精神王陽明經常慨嘆無人能覺悟良知以分享體悟，經常要求其弟子回到自己身邊以排遣孤獨，經常吐露內心秘密以驅散苦悶……這或許在暗示，王陽明的精神世界并非像他的文治武功那樣豐腴剛強，而是需要陪伴和滋養。那麼，是誰給予了他精神上的陪伴呢？
１５１２年初，黃綰因病回天臺，王陽明痛感失去了助手：“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對于“所言而無不聽，所倡而無不和”的黃綰，王陽明當然會有“失吾助”之嘆。１５１２年７月，王陽明與諸友游覽四明、雪竇、千丈崖等地，在興致正濃之時卻感慨道：“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黃綰之缺席，是莫大的遺憾！１５１３年，王陽明給黃綰回信說：“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念著黃綰的文字，心已飛回浙江！不難想象，王陽明如果不是在心靈上對黃綰有著深深的依賴，怎麼可能將與黃綰的暫別視為失去助手，將黃綰的缺席視為游覽勝地之遺憾？又怎麼會念著黃綰的文字心已飛回浙江？不唯如此，黃綰還熱誠肯定王陽明的才能、道德與學問。他極力推薦王陽明入朝擔任要職：“然在今日，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為甚。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效用哉？況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尤足以當薰陶，備顧問。以陛下不世出明賢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尚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璁、桂萼皆薦之，曾蒙簡用為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為兩廣總制。仍敕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他認為，王陽明學問之正、道德之純、才能之弘使他能成為皇帝的最佳輔佐；而總制兩廣是大材小用，只有授予朝廷要位，方能施展其才華而有助于國家的強盛。因此，他懇請皇上立即召王陽明入朝，同時盡快補發鐵券、祿米予以安撫。此時，陽明心學雖風靡江南，王陽明的事功亦無人能及，但仍一直遭受打壓。因此，黃綰的上疏不僅是對王陽明學問、道德和才能的充分認可，更是對其處境不公的強烈抗議。黃綰的情誼，王陽明點滴在心頭：“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馳然日就于頹靡者。”正是得力于黃綰的認同與聲援，王陽明才不致“日就于頹靡”。
王陽明被貶貴州之初，舉目無親，身心俱疲，前程渺茫。然而，就在他人生處于低谷之際，席書（１４６１—１５２７）出現了。席書不僅在講學傳道上為王陽明提供幫助，而且高度肯定、稱贊王陽明的才華和人品，尤其是對王陽明被貶謫充滿了同情。席書說：“切惟執事文章氣節，海內著聞。……昔韓、柳二公，各以抗疏忤時遠謫二廣，二廣之人感其道化，至今廟食無窮。執事以文名時，以言遭貶，正與二公相類，安知他日貴人之思執事不如廣人之思二公乎？”一個被朝廷貶謫之人，席書卻贊其氣節為“海內著聞”，將其比作韓愈、柳宗元，是“抗疏忤時遠謫”。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對王陽明又是多大的安慰？王陽明離開貴州時，席書戀戀不舍，夸其為蓋世之才。席書說：“予觀歷代文運，必積百余年而后有大儒如董如韓如周程出，當一代之盛。國家百十年，守道不回，如吳康齋、薛河東，清騷自得如陳白沙則有矣！未有妙契濂洛之傳，足當太平文運之盛意者，有待于今歟？陽明聞予之說，將能自已其所至歟！予方深懲往昔且恨遘晤之晚。”他將王陽明視為百年一遇、足以振興國家文運的大儒。直到晚年，席書仍盡力向朝廷舉薦王陽明：“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后者見一人，曰王守仁。”在席書眼中，當朝只有兩個人堪當大任，一位是楊一清，另一位就是王陽明。席書說：“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可見，席書不僅在王陽明遭遇困境時伸出援手，而且對王陽明被謫表示同情；不僅稱贊王陽明的人品和才華，而且舉薦他出任朝廷要職。對于如此講情重義的道友，王陽明怎能不心存感激呢？席書的去世讓王陽明傷心不已，因為他喪失了一位貼心的知己和恩人：“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于時，而徒以為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于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所謂“屢屢辱公過情之薦”，所謂“受公之知實深”，所謂“千里設位，一慟割心”，所謂“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王陽明將席書對他的洪恩表述得真摯深沉、刻骨銘心，此非席書于心靈之撫慰陽明者乎？
１５１８年初，王陽明在《寄薛尚謙》中表達了希望薛侃盡快回到自己身邊的愿望：“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于接濟乏人耳。……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薛侃前腳離開，王陽明后腳就追了上來———“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于接濟乏人”，吐露孤獨之感，要求薛侃“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希望薛侃盡早回到自己身邊。是年春，薛侃偕兄薛俊、弟薛橋、侄薛鎧來贛，聚集于王陽明身邊。王陽明歸越后，即便身邊有錢德洪、王畿等高足陪侍，也曾動心念讓薛侃到紹興陪侍，但薛侃回復說有錢、王等在身邊，他也就放心了：“向慮左右乏人任接引之勞，每懷走侍。今有德洪、汝中、師伊諸友在側，侃可以緩咎矣。”顯然，王陽明在心靈上對薛侃存在一種“陪伴”需求。南大吉離職后，王陽明回信說：“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圣人為憂，亹亹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這里不僅傾訴了“見字如見人”的思念，而且表達了對南大吉志業、品格的贊許。可見，王陽明與南大吉不僅是情感上的伴侶，更是事業上的同志。在另一函中，王陽明對南大吉的心靈依賴表現得尤為直接和清晰：“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嘆而已！……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眾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于斯乎！”王陽明向南大吉透露了自己的身體狀況、身邊諸友聚少離多、對世道黑暗不滿等極少告訴他人的“秘密”，所謂“非賢昆玉，疇足以語于斯乎”！足見王陽明多麼希望有知心者聽他的訴說，又多麼希望從知心者那里得到同情與理解。
王陽明雖然心靈孤獨，但也是有“道福”之人，因為那些虔誠的弟子成為他心靈上的重要陪伴。學生或道友對其遭遇的同情與幫助，對其學問的認同與支持，對其才能的肯定與稱許，對其訴說的傾聽與分享，無不成為陪伴王陽明心靈的重要元素，使其精神世界趨于豐滿而強盛。誠如王陽明所言：“希顏之深潛，守忠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說，王陽明的精神世界是其自我精神世界與其弟子及道友之精神世界的組合。因此，如果說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離不開其精神世界的完整與健康的話，那麼其弟子和道友厥功至偉。
八、分化一方以光大心學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既是闡釋、傳播心學思想的過程，亦是心學支脈的建立過程。王陽明的弟子雖然都有自己的事務，但他們無不以自己的能力與方式，或闡述陽明心學，或傳播陽明心學，或組建學術組織，為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１５２１年秋，黃綰訪王陽明于紹興，王陽明授以“致良知”之教。稍后，黃綰游學永康，所謂“正德辛巳，予訪友人應天彝于永康”。黃綰自述：“從剡入永康，與石門子游壽巖。……同游林典卿、周鳳鳴、應抑之、周德純羅坐其中，周晉明、周仲器后至，遂與論學，皆歡然有省。……霜風益急，木頁盡赤，諸友漸去，應天監、趙孟立、徐之實相繼復來、論各有得。山中小生程梓、周玲、孫桐皆奮有志。……石門、舜夫、鳳鳴列坐石上，皆喜，呼童攜酒共酌，久之不忍去。”這不僅是一次愉快的旅覽，更是一次收獲豐厚的學術之旅。因為陪同者或是王陽明的學生，或是其再傳弟子，他們切磋學問，各有長進。其中，應典是永康地區王學的領軍人物：“介黃崇明見王守仁于稽山，授以致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峰書院。”黃綰也要求晚輩學習良知學：“夫所謂學者無他，致吾良知、慎其獨而已。……天地間只有此學、此理、此道而已。明此則為明善，至此則為至善。今諸子侄同此良知而不知以為學，虛度光陰，將同草木，遂成腐落。……諸子侄其戒之勉之。”可見，黃綰為陽明心學的傳播做了許多實際的工作，為擴大陽明心學在浙中的影響作出了積極貢獻。１５１９年，薛侃回到家鄉，便與楊毅齋兄弟共同講學：“先生居鄉，與楊氏兄弟講學金山之麓。……中離歸自虔，始聞精一之旨，毅齋邀處北山精舍，三年乃豁然。”１５２４年，他結屋中離山，繼續講學，使潮州學者為之一變：“服闕，結茅中離山，以正學接引，潮士為之一變。”１５２５年，他繼續講學于中離山，影響日盛，周邊學者聞風而動，紛紛前來拜師問學———“講學中離山，日與士友講習不輟。四省同志聞風遠來，各自架屋以居，會文考德，興發益多。”這表明，自１５１９年始，陽明心學的種子便被薛侃引入潮州———“（薛侃）師王守仁于贛州，歸語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群子侄宗鎧等往學焉。自是王氏學盛行于嶺南。”目睹親手播下的心學種子在潮州開花結果，薛侃抑制不住喜悅的心情向老師匯報：“舊歲山齋初就，聚者皆新學之士。又為兒婚草創一居，不免為累。乃今痛自鞭勉，良友多集，為久聚計。又頗見大意如李承、陳琠、李鵬、賴曰道，皆卓然有負荷意。朝夕相磨，歌游于巖谷水石之間，使真意自長，妄意自消，似覺簡易。”這氣象不能不令千里之外的王陽明欣喜若狂，他說：“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后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為倡也。其有功于斯道，豈小小哉！”信奉心學的同志莫此為甚，潮州已成為海內又一傳播良知學的中心。
鄒守益拜師于王陽明之后，心潮澎拜，曾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某之醉夢，二十有九年矣。日顛踣于荊棘泥淖而自以為康莊也。賴先覺者大呼而醒之，將改轍以追來者。而八九同志相與磨礱而夾持之，以圖不枉此生。”因而傳播、弘揚陽明心學便成為其重要使命：
一是仿照南贛模式推行教化。嘉靖三年，鄒守益幸運地成為廣德判官，便效仿王陽明在南贛的做法，推行敬祖孝長、整頓賦稅、清除邪說、舉善懲惡、除暴安良等措施，對坑蒙拐騙、敲詐勒索者予以嚴厲打擊，對直諒剛正者予以獎賞。
二是建造書院傳播陽明心學。鄒守益說：“嘉靖丙午，某判廣德二年矣。日與諸生從事于復初之教。”書院建成后，邀請學者講學———“謫廣德州判官。廢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學者講授其間。”從而為陽明心學的傳播作出了積極貢獻。
三是成立“惜陰會”以開展學術交流。鄒守益說：“吾邑惜陰之會，始于丙戌。”“惜陰會”作為講會組織，成為江右交流、傳播陽明心學的另一重要途徑。王陽明聽聞“惜陰會”創立，給予高度評價：“同志之在安成者，閑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王陽明不僅肯定江右門生講學傳道的志向，而且教導他們“知良知無時不在、片刻不息，便知惜陰”，這實際上為“惜陰會”確定了精神方向。可見，鄒守益不僅推動了陽明心學在皖南地區的傳播與發展，更是江右王學的旗手。
王艮拜師后，堅信陽明心學乃千年絕學，必須為世人所知曉———“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已而嘆曰：‘千載絕學，天啟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他雷厲風行置一蒲輪，直驅北方———“既辭歸，制一蒲輪，標其上曰：‘天下一個，萬物一體。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尊圣道天地弗違，致良知鬼神莫測。欲同天下人為善，無此招搖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于是作《鰍鱔賦》。沿途聚講，直抵京師。”他宣講的是“萬物一體”“致良知”，并宣告“欲同天下人為善，無此招搖做不通”。雖然王艮的怪誕行為不被王陽明所認同，卻產生了奇效。趙貞吉說：“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百千，皆飽義感動。……先生留一月，竟諧眾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可見，王艮北上講學對于擴大陽明心學之影響，無異于強力催化劑。
錢德洪、王畿對陽明心學的傳播與發展也作出了特殊貢獻。首先是以“教授師”身份傳播陽明心學。由于當時求學者太多，王陽明便安排錢德洪、王畿對求學者先“面試”一番。徐階說：“文成之門來學者日益眾，文成不能遍指授，則屬公與錢公等高弟子分教之。”此主要工作是：“使滌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后歸之師，以要其成。”所謂“滌其舊見，迎其新機”，即指錢、王二人以陽明心學對求學者作詢問和考察，涉及求學者的志向、品質，以及對陽明心學的了解和認同等，合格者才能得到王陽明的指導，所謂“然后歸之師，以要其成”。有了這樣的準備工作，效果自然非常理想：“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愊入者以融釋脫落出。”也就是說，錢、王二人的“教授師”角色實際上是為求學者作“心學”輔導，這當然是實實在在地傳授陽明心學。其次是由“四句教”答問對陽明心學的發展。“四句教”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據錢德洪、王畿所述，“四句教”是王陽明在紹興講學時常提及的話頭。錢、王二人是親自聆聽者，但他們的理解有異。王畿認為，“四句教”不是“究竟話頭”，因為參悟了“心體無善無惡”即可省卻功夫。他說：“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錢德洪則認為，“四句教”是根本教法，心體至善，只需去除惡念以復本體。他說：“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錢、王二人相持不下，只好請老師來裁判。王陽明說：“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里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后，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里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執一邊，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體各有未盡。”也就是說，王畿的理解可就利根之人而言，因為利根之人悟性高，所以致力于心體自修即可；錢德洪的理解可就常人而言，常人的心體也是善的，但常人容易被習氣侵襲而使心體被遮蔽，所以需要格、致、誠、正、修等功夫。因此，錢、王二人的理解需相互補充才完備。簡言之，錢、王之問至少啟示了這些課題：本體透悟后是否需要“四句教”，心體性質與功夫之關系，心體是主體還是實體，心體與教化對象之關系等。而經此一辯，陽明教法更為明確：“已后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因此可以說，“四句教”這一隱含了諸多議題從而在陽明心學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實際地影響著陽明心學后期發展的命題，竟然被錢、王二人“說破”，不能不承認他們對陽明心學的后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在嚴灘答問中也有所表現。王畿說：“過江右，東廓、南野、獅泉、洛村、善山、藥湖諸同志二三百人候于南浦請益。夫子云：‘軍旅匆匆，從何處說起？我此意畜之已久，不欲輕言，以待諸君自悟。今被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吾雖出山，德洪、汝中與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聚處，當自有得。’”王陽明鄭重其事地要求江右弟子“只裹糧往浙，相與聚處，當自有得”，這意味著錢、王二人可以代表王陽明而高出其他弟子一截。不過，錢、王二人的貢獻與地位，確實得到同門之認可和肯定。薛侃說：“幸我緒山，待師日久；微言奧義，具或指授；其愛同志、憂來學之心，與師一也。”謂錢德洪不僅領悟了陽明心學之奧義，且在關愛同志、扶植后學方面與王陽明毫無二致。歐陽德說：“嘗思譬之行路，吾輩直須穩步行走，作后來人引導。此實切望于兄，而弟不敢不竭力支撐持也。”此謂后學的領路人非王畿莫屬。可見，在心學大本營侍講的錢德洪、王畿，的確為陽明心學的傳播與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
總之，王陽明的弟子各盡其能地為陽明心學的傳播與發展做了大量工作。他們熱情地向親友傳授陽明心學；積極地組建傳播陽明心學的組織；智慧地闡釋、辨析、充實陽明心學的觀念。無疑，正是這種“分化一方”推進了陽明心學格局的最終形成。
基于上述，似可作如下推論：
其一，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是多種元素的聚合。既然接引弟子為陽明心學奠定了主體基礎，刻印語錄為陽明心學提供了傳承載體，修葺書院為陽明心學搭建了交流場所，處理事務為王陽明專注思考騰出了時間，協調分歧為陽明心學清掃了路障，抵御毀謗為陽明心學爭得了空間，心靈陪伴填補了王陽明精神世界的空缺，分化一方為陽明心學組建了支脈部落，那麼可以說，此“八大元素”的聚合成就了陽明心學格局。這意味著，陽明心學的形成既非先天的，亦非單線的，而是社會性、經驗性、綜合性作品。
其二，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是長期歷史的積累。如上所述，陽明心學自產生那一刻起，就開始了王陽明與弟子、道友的交流互動，在這種多向、長期、深入的交流互動中，以王陽明為中心而總其成———“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游者雖眾，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申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也就是說，在紹興時期王陽明的學問已達“從心所欲”之境界，其心學已臻成熟。可見，陽明心學格局是歷經了漫長歲月的多向融合而形成的，從而表明陽明心學是王陽明生命歷程的濃縮與升華，絕非一蹴而就。
其三，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顯示陽明心學是一個有機整體。首先，“接引弟子”等八大元素之間是相互貫通的，而且相互支持、彼此成就，成為一種自洽而開放、同時兼具防御外來威脅之任務的學術共同體。比如，接引弟子有助于書院的發展，而建造書院有助于弟子的培養；協調分歧有助于心靈陪伴，而心靈陪伴有助于緩解分歧；抵御毀謗有助于分化一方，而分化一方有助于抵御外在威脅。其次，“接引弟子”等八大元素成為陽明心學智慧與諸弟子心學智慧全方位交流互動的管道，從而使二者從容地發生化學反應后被融入陽明心學體系而成為有機生命體。這個有機生命體的中樞是王陽明的心學理念，因而不能將陽明心學平面化為材料的累積和機械的架構。
其四，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為正確理解陽明心學提供了特殊而可靠的參照。上述八大元素無不具有物質化、數字化、感性化等社會科學屬性，但陽明心學正是通過這些具有社會科學屬性的元素成就自身的。這就是說，一方面，對陽明心學的理解和把握不能脫離這些“形下”元素，只有借助于對這些“形下”元素的把握，才能真正洞察陽明心學形成的脈絡與內容，從而走出純粹觀念演繹之窠臼；另一方面，陽明心學既然是由具有社會科學屬性的元素聚合而成的，這就說明作為人文理念的陽明心學經歷了一個從社會知識到人文理念的升華過程，而這個過程是跌宕起伏、生死叵測而充滿人文關懷的，從而凸顯了陽明心學的高度人文性，因而不能因為陽明心學的形成離不開這些“形下”元素而將其矮化為日常知識。質言之，陽明心學格局形成的這一特點，為認識與評論陽明心學提供了更寬闊、更真實的歷史視域，從而既不神化陽明心學的精神高度，亦不淡化陽明心學的人文厚度，以確立對陽明心學的理性認知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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