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高級記者 王萬春
27歲的女工吉火布國埋頭在白熾燈下，俯身在縫衣機上，隨著她手指的緩緩移動和縫紉機“噠噠噠”的聲音，她所織的校服上走出一排針腳。服裝廠的這份工作，每月能給她帶來3000元的穩定收入。
之前，吉火布國的身份是一位農民。在寧蒗縣西川鄉竹山村，她跟口齒不清、三級殘疾的丈夫僅僅依靠種玉米維持一家四口的生計。因為寧蒗縣脫貧攻堅中的“易地搬遷”項目，她一家遷往縣城住進了安置的幸福家園小區，這使她擁有了這份工作，身份信息也發生了變化，“農民變市民”。
幸福家園是寧蒗縣城分三期建成的3個集中安置小區之一，其中一期和二期分別叫小康家園和河濱家園。11月6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在幸福家園看到，在這里具有彝族民族特色共6層的一排排住宅樓跟廣場、活動中心、社區服務中心、幼兒園、敬老院等錯落有致的分布，小區布局配套完善。
吉火布國一家四口住的是80平米的戶型。小區建成后，根據家庭人口數，安置在這里的居民分別選擇60平米、80平米、100平米三個戶型，“拎包入住”。
寧蒗縣是云南省最后一批退出貧困縣的9個縣市之。寧蒗縣官方的宣傳資料介紹，幸福家園是滇西北最大的一個易地搬遷集中安置點。當地建成的3個縣城集中安置區、7個集鎮安置區，安置了該縣高寒山區的10400戶42000人。11月13日，云南省政府發布通知，批準寧蒗縣退出貧困縣。
吉火布國他們每天在小康家園的服裝廠上班 本文圖片來源：澎湃新聞記者 王萬春
“云南的西伯利亞”
雖然坐擁令人神往的世界旅游圣地——瀘沽湖，但寧蒗縣因地處“小涼山”地區，交通閉塞，始終無法擺脫 “云南的西伯利亞”這樣的俗稱。除了具有“老、少、邊、窮”等深度貧困地區的所有共性特征外，寧蒗縣還是解放后從原始共耕制、奴隸制、封建領主制等多種社會形態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特殊縣份。
情況與吉火布國一家相似的貧困戶，在寧蒗縣不算少數。在脫貧攻堅戰打響之初，寧蒗有82個貧困村，其中有61個是深度貧困村，建檔立卡貧困人口18826戶82464人，占麗江市貧困人口近一半，貧困發生率為35.43%。
吉火布國老家西川鄉竹山村的房子僅有三四十平米，供他們一家四口居住，他們的房子屬于典型的彝族木式住房，“用木板一片一片搭起來的，中間的縫隙可以從外面伸進去一只手，我們叫片片房。”
類似吉火布國他們家以前在農村的“片片房”
支撐一家生計的是4畝玉米地。吉火布國說，因為老家地處高寒山區，缺水，土地只能種植玉米，“一年看天吃飯，天氣好玉米就好，還可以喂頭豬賣掉，有時豬都養不了，不夠人吃的。”平常，口齒不清、三級殘疾的丈夫出門打零工，她因為照看孩子無法出去務工，“孩子上學后我們又增加了負擔，因為在老家小孩上學太遠了，我們到縣城租了房子陪讀，每月兩百元的租金，只有我老公一個人打工掙錢，我們三個人花，壓力非常大。”
跟吉火布國一樣，孩子上學也是胡順英脫貧過程中邁不過去的坎。來自原金棉鄉紅星村委會吉臘村小組的胡順英說，在老家時小孩上學要步行一個半小時，而家里又沒有收入支撐他們前往縣城供孩子讀書，“去學校的路上，漲洪水時，一般只有男的才能過河，女的過不去，小孩更過不去，所以要接送孩子的話打工就去不了。”胡順英本人還是四級殘疾，她稱，小時候被石頭砸到腿，致使她無法干重體力勞動。
29歲的河濱家園黨總支書記楊發財，原本家住爛泥箐鄉馬金子村委會小牦牛村小組。他介紹，直到自己讀初一，寄宿在縣城的親戚家時才學會了說漢語，“我小時候不知道幼兒園是什麼，漢語只能聽，不會講。”
貧瘠的土地，閉塞的交通，想改變命運卻又上學不便的現狀一直困擾著他們。“出門就下坡，行路羊腸道，運輸靠馬馱，有病無法醫”，是他們真實的寫照。
“剛開始感覺就像住賓館”
截至2019年11月，寧蒗縣投入易地搬遷資金20.56億元，占全縣扶貧資金的三分之一以上，以進城安置、集鎮安置為主攻方向，建成了3個縣城集中安置區、7個集鎮安置區，將10400戶42000人搬出大山，這占麗江市易地搬遷總人數的90%。
幸福家園小區
楊發財清楚地記得剛分到安置房拿到鑰匙時的激動之情，“那晚我們親戚朋友的在新房里簡單慶祝了一下，雖然房里空蕩蕩的啥都沒有，那天是2018年12月1日。”楊發財說，在拿到鑰匙前，他們搬遷戶都不知道自家會被安置在哪里，分配住房鑰匙時，由各鄉鎮各自帶隊，先在各自的鄉鎮內部抽簽，然后以鄉鎮為單位排隊抽簽，以家庭人口數量為限，分別抽60平米、80平米、100平米三個戶型，抽到哪一戶就入住哪戶，“有的簡單裝修了下衛生間、貼點地磚什麼的，更多的直接是拎包入住，不需要花錢。”
2018年12月，一期的小康家園和二期的河濱家園分別建成，開始搬遷，2019年11月，三期的幸福家園建成后搬遷。吉火布國、胡順英這些貧困戶，他們來自不同的鄉鎮、不同的村子，在寧蒗縣城的安置小區組建新的社區。
寧蒗縣城分三期建成的3個集中安置區
“以前做夢都沒有想過。”吉火布國說，之前為了孩子讀書只能租住在縣城，深知縣城的一套房子就算她兩口子不吃不喝幾十年的收入才能購買一套，“要在縣城有套房，從來不敢想。”她家是2019年11月，幸福家園建成后搬遷入住。
突然在縣城擁有了一套住房，這徹底改變了他們以往的生活方式，甚至起初搬入時還不太適應。
“剛開始感覺就像住賓館，上廁所也不太習慣。”小康家園的胡順英說。
“農村的時候，我爸媽早上起的早，起來干活，他們年老的還有曬太陽的習慣，搬城里后早上沒事干，太陽剛出來那些老頭老太太們就在小區樓下曬太陽，以前做飯是燒柴，剛搬來那會兒做飯燃氣灶也不習慣，還害怕出事。”河濱家園的社區黨總支書記楊發財說，起初傍晚在廣場放音樂時大家忸忸怩怩不敢跳舞，到后來一放音樂全都跑到廣場跳舞，“恨不得晚飯也顧不上吃了。”
“搬過來時老家的啥東西都不要了，都用不上，連床單被套那些都用不上……”幸福家園的吉火布國忍不住笑出了聲。
澎湃新聞記者看到，在縣城安置的這3個小區，除了一般的綠化、路燈、垃圾箱、公廁、活動廣場、籃球場、社區服務中心外，還有幼兒園、敬老院、圖書館，小區也特意配套了定點屠宰場，以便于居民們逢年過節時屠宰牲畜。
安置在集鎮的大成新村
除此，在集鎮安置區的貧困搬遷戶也對新落成的家園激動不已。從紅橋鎮大梨樹村委會農場村小組搬遷至寧利鄉大成新村的楊工作認為，盡管自家依然被安置在農村，但相比之前的不通路不通電，大成新村的交通方便，去縣城也近，“我是庭院式的房子，還可以種地。”
楊工作在他的庭院式新家
“讓娃娃考個好大學”
集中搬遷安置后，帶給吉火布國、胡順英們最大的舒心是孩子能夠就近入學了。
早在貧困戶們搬遷入住前，2018年9月，占地150畝、投資2.3億元的九年一貫制學校——小涼山學校投入使用，現可容納4500名學生。
該校位于縣城3個安置區中間，均步行10分鐘可到，是易地扶貧搬遷安置的配套學校。校長盧英常向澎湃新聞介紹，學校現有92個教學班，其中進城安置建檔立卡貧困戶學生1792人，低保家庭學生1013人。
吉火布國的兩個兒子均在小涼山學校就讀，大的上三年級，小的一年級，目前在服裝廠上班的她，每天能接送孩子上下學。
她和胡順英所在的服裝廠是寧蒗縣人社部門與金開生物開發有限公司開設的扶貧車間，位于一期小康家園小區。服裝廠吸收了3個安置區的貧困戶家庭成員150人就近就業。
據吉火布國介紹，剛開始試用期跟著老師培訓時工資2000元，出師轉正后每月穩定有3000元的收入，他的丈夫在建筑工地干活，每月也有三四千元的收入。
在集中搬遷安置后，女人們在縣城就近務工的同時照看著孩子，而男人們大多選擇出門務工。來自寧蒗縣勞動就業局的數據顯示，全縣建檔立卡貧困勞動力47947人，截至2020年10月，建檔立卡貧困勞動力轉移就業32511人，組織輸出12932人，在今年疫情期間共組織輸出11批次的勞動力赴上海、溫州等地務工。
父母們為命運的掙扎，是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寧蒗的教育，在整個麗江都是名列前茅的。近三年來，寧蒗有5名學生考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市區就讀的學生家長，羨慕寧蒗的教育資源和模式，麗江的本地媒體也發出“麗江教育怎麼辦？‘寧蒗海安模式’能否復制到全麗江？”的疑問。
幸福家園小區家里，一面墻上貼滿了孩子的獎狀
所謂的“海安模式”，是指32年前麗江寧蒗與江蘇海安的東西部教育合作——以“木材換人才”，即海安派出優秀師資力量支援寧蒗的教育，寧蒗則以優惠價格為海安提供緊缺的木材。盡管現在海安已不需寧蒗的木材，但依然支持寧蒗的教育，就在2020年的高考中，參加高考的海安班45人，僅有1人差一本線兩分，其余成績均超過一本線。
其實，這與寧蒗的重視教育不無關系。“在寧蒗縣，你會看到修的最好的房子，那肯定是學校。”寧蒗縣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自豪地說。
就教育來說，讀書不多的吉火布國和胡順英們因為孩子“孟母三遷”，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考個好的大學，這是他們徹底改變命運、走出大山唯一的選擇。
責任編輯：馬世鵬
校對：丁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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