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將至時,北京街邊小店上又擺出“兔兒爺”出售,可惜問津者不多。眾所周知,“兔兒爺”是月宮中的玉兔在凡間的“分身”。自古月圓之時,嫦娥、吳剛、桂樹、蟾蜍、玉兔這“月宮五人組”都是供文人墨客發揮想象力時缺一不可的仙物。李白在《古朗月行》中的“仙人垂兩足,桂樹何團團,白兔搗藥成,問言與誰餐”,不知令后人產生了多少聯翩的浮想……“月宮五人組”的前面幾位,都是古代神話中常談之人、之事、之物,但對玉兔及其衍生的兔兒爺,了解的人似乎不多,值此中秋佳節之際,筆者就來說說其中的掌故。
一、兔孕:哭笑不得的荒唐事
玉兔就是白兔,而玉兔之所以神圣而珍貴,鮮為人知的一個原因是:在中國歷史上,白兔其實是一種非常罕見的“神品”。
據著名動物學家和文史學者夏元瑜先生考證,古代的兔子多是黃褐色,夾雜著黑色的雜毛,白色的也有,但極其稀少,直到元朝,野兔被人們普遍飼養之后,缺乏色素的純白兔子才遍及全國,所以白兔的“普及”迄今也只有六百多年的歷史,在此之前,白兔是皇家御苑、貴族花園中的寵物,普通百姓終生難得一見。
白兔跟白鹿、白雉一樣,都是缺少色素的突變的結果,但因為稀少,在古代被認為是一種祥瑞,預兆著國運昌隆。如東漢《光武本紀》中記載:“建武十三年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兔。”魏明帝永興三年:“大獵于西山獲白兔八,京師獲白兔。”唐高宗武德七年,遼州獲白兔,次年汾西官員報告白兔出現,高祖還特地派人去致祭,敕建玉兔觀。直到宋徽宗政和五年,泰州捉到白兔,依然要寫在史書上……可見那時一只小白兔的出現是多麼重大的事件。
元代以后,隨著飼養技術的成熟,白兔才在人們的眼中失卻了神圣的光芒,反而逐漸變成對孌童、男娼、男同性戀者的蔑稱。這一稱呼的由來,迄今依然存在爭議,但大體上都源于一種奇怪的說法,即兔子的性別混淆不明,正如木蘭辭中所言:“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明末清初,“男色”之風盛極一時,但在筆記中開始以“兔”名謂之,則多見于乾隆以后。如袁枚在《子不語》中寫一個名叫胡天保的男子,暗戀上了年少科第的福建巡按,不僅每次巡按大人升堂審案,他要旁聽,而且還要跟著一起上廁所,結果被巡按大人逮住,亂棍打死,死后被陰官封為“兔兒神”……此類筆記還有一些,多屬嚼穢為香之類,這里就不多錄了。相比之下,沈起鳳在《諧鐸》中的“兔孕”一文,比較有代表性,足以體現這一特殊“風俗”導致的荒誕不經。
《諧鐸》
襄陽有個姓韋的,家中奢豪。他有四個小老婆,分四院以居。后來又蓄一孌童,取名粲兒,“日與粲兒坐書室調笑為樂”。而粲兒又跟韋某的小老婆之一阿紫勾搭成奸。不久,阿紫懷孕了,跟粲兒商量道:“我跟主人多年不曾接觸,一旦被發現身懷六甲,恐怕只能仰藥以求死耳!”粲兒說:“不必驚慌,我自有辦法。”
這一天,粲兒跟韋某一起吃早飯,“甫一舉箸,顰眉捧腹,忽作嘔逆狀”。韋某連忙問他怎麼回事?粲兒說:“自蒙君雅愛,如今已懷娠者三月余矣!”韋某目瞪口呆,半晌才大笑道:“你別開玩笑了,雄雞抱卵,牡馬生駒,這可是今古未聞之事。”粲兒嗔怪道:“你有所不知,我見你人到中年依然膝下無子,便日日到海棠祠下祈禱,愿轉男作女,為君延一線之祧。今果神明鑒察,早晚為君抱子,沒想到你卻當我是拿話哄你!”韋某大喜,趕緊安排人伺候。他在家里找了一圈,家中的婢女也好,寵姬也罷,聽說粲兒懷孕之事,不是嘲笑韋某,就是覺得他瘋了而不搭理他,只有在西院中“養病”的阿紫同意幫忙照顧粲兒,但開出了條件:把粲兒接到西院來,從此直到粲兒“生下”孩子,韋某不得進西院半步。韋某同意了,又去找粲兒相商,粲兒裝模作樣思索了一陣子說:“也好,也好。男兒生產,本來就是駭人聽聞的事情,我住進西院后,一旦臨盆,對外就說孩子是阿紫生的,這樣也可以避免將來物議對孩子不利。”韋某拍掌稱善,將粲兒移居于西院,自己遵守承諾,不進西院半步,獨宿外廂。
“一夕,傳言粲兒腹痛大作”,韋某連忙叫來早已被阿紫和粲兒收買的穩婆負責接生。“而呱呱一聲,房內誕麟兒矣。”因為粲兒無乳,韋某就讓阿紫以米汁喂之。阿紫自然是母乳喂養,屋子里雖然每天乳香噴濫,但毫無育兒經驗的韋某卻全無察覺。孩子偶有微恙,阿紫必令心腹婢女抱入閨中,百方調護,韋某覺得阿紫不妒,連贊其賢惠。不久后,韋某以淫欲無節而病死,粲兒與阿紫竟成夫婦,“收其遺產,遷居冠蓋里,稱富室焉”。
二、兔兒爺:可以褻玩的目標
粲兒與阿紫“鳩占鵲巢”,雖然與很多易仆為主的故事相類,但讀起來卻沒有那麼可惡,反而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大抵除了覺得韋某腦殘之外,還有就是粲兒這樣的角色,在世人的眼中只是個玩物罷了——就像“兔兒爺”一樣,無論怎樣的披甲戴盔,坐獅乘虎,說到底也只是一種玩具。中國百姓自古就是“多神論”者,給玩具選樣兒,也要防著觸犯到哪路神仙,兔子既沒有毒蛇猛獸的可怖,也沒有狐貍刺猬這些“家仙兒”們的詭異,性格溫順、模樣溫婉,便成為了可以褻玩的目標。
史料中最早的“兔兒爺”的記錄,見諸紀曉嵐的先人紀坤(明末學者)在《花王閣剩稿》中的記載:“京中秋節多以泥摶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狀,兒女祀拜之。”到了清代,“兔兒爺”逐漸成為“中秋節指定兒童玩具”。富察敦崇在《燕京歲時記》中,清晰地記錄了當時中秋節“兔兒爺”熱賣的情形:“每屆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黃土摶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謂之兔兒爺。有衣冠而張蓋者,有甲胄而帶纛旗者,有騎虎者,有默坐者。大者三尺,小者尺余。千奇百狀,集聚天街月下,市而易之。”《帝京歲時紀勝箋補》中亦云:“街上及東西廟會,東安市場皆有賣泥兔者,曰‘兔兒爺’,堆金立粉,大小不同,然極為精工。乾隆年間的詩人楊米人在《都門竹枝詞》中有云:“團圓果共枕頭瓜,香蠟庭前敬月華。月餅高堆尖寶塔,家家都供兔兒爺。”亦是描繪此景的名詩。
《燕京歲時記》
到民國時期,此風不減反增,尤以京城為盛。一過七月十五,前門五牌樓、后門鼓樓前,西單、東四等處,到處都是兔兒爺攤子,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擺得極為熱鬧,攤前簇擁著孩子們。但最集中的銷售地點還是花市大街,這里零整批發,品樣俱全。北京文化學者張善培先生回憶:“我年少時每逢中秋節都要隨母親到西花市大街挑選、購買兔兒爺,攤子都呈階梯式擺滿兔兒爺,最大的三尺左右,最小的一兩寸。貨架子上的兔兒爺一層比一層小,色彩繽紛,非常好看。”兔兒爺是由膠泥放入模子里制作的,不論大小,一律是三瓣嘴,支棱著兩只長耳朵,人形兔臉,臉上描眉,油粉有紅有白,身上全披綠袍或紅袍,頂盔束甲,插旌旗,騎獅虎,猶如將軍一般威風凜凜——目前在市場上最多見的,也正是這個造型的兔兒爺,但很少有人知道,兔兒爺最初并不是這副模樣的。
常見的兔兒爺造型
據著名戲曲作家翁偶虹先生考證,最早的兔兒爺更像是一個牽線木偶:“白堊其身,人立環臂,臂有提線,牽線則雙臂上下移動,形如搗藥。”到了光緒年間,有兩個看守太廟的旗籍差役,失名而存姓,一個叫“訥子”,一個叫“塔子”,借供職清閑之便,用太廟里的黏土,融制膠泥,仿照戲曲里的扎靠扮相,塑制成金甲紅袍的兔兒爺,利市三倍,從此成為市場的“主流”。
如果說這種兔兒爺可以通稱為“戲裝兔兒爺”的話,那麼后來還發展出過各種各樣反映日常生活的兔兒爺:雖是長耳兔首,但已經完全市民化,衣服穿著,俱作時裝,體態神情,酷肖生活,什麼賣油的賣菜的剃頭的算命的……甚至還出現了“兔兒奶奶”,跟兔兒爺的區別,是在兔首之上,塑上“兩把抓”之類的婦女發型,造型也更有女性風范:什麼抱小孩的洗衣服的買菜的納鞋底子的,極盡生活情趣。孩子們最喜歡一種肘關節和下頜能活動的、俗稱“吧嗒嘴”的兔兒爺,把玩起來真跟吃草的小兔子似的。
三、兔體:昔日優伶成將軍
由于舊時京劇,旦角多為男扮,所以那些喜好男色者也常常以優伶為狎邪的目標,一面玩弄之,一面侮辱之,比如用“相公”甚或“兔子”之名,對他們極盡辱蔑之能事。舊社會,演員的社會地位很低,想混一碗飯吃,只能忍氣吞聲,在一次次“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的吟誦中,埋葬了自己所剩無多的尊嚴——不過,在清人吳熾昌的《客窗閑話》中,卻依然可見其內心恪守的道德和信義。
《客窗閑話》
“浙人章生,在閩游幕,應臺灣縣之聘,司征收。”于是章生前往臺灣,同事們欺負他木訥,給了他一座僻靜的舊樓居住。章生年已六旬,喜歡老莊之學,倒樂得個清凈,“遂啟關糞除,以安臥榻于層樓之下”。半年以后,“時值中秋,天朗氣清,是夜設幾席于院落,樽酒盤飧,將欲獨酌”,有位自稱無真叟的老人來與他對飲,聊得甚是投機,從此成為好友。
當時的臺灣官員喜歡酬神演劇,每次都請來數十位優伶,他們看哪位幕席得官老爺的寵,都競相諂媚之。幕席都嬖寵那些年齡小的優伶,有位名叫亞祿的,年齡稍大一些,所以無人理會。無真叟暗中勸章生結納亞祿,章生從之,經常送亞祿一些禮物,“祿竟與諸稚伶爭勝,有過之無不及,祿感章生甚”。不久之后無真叟向章生告別,說要到西湖去終老,臨別前送給章生一張紹興酒商販酒的“執照”(酒票),章生雖然不明究竟,但還是收下了。
不久之后,臺灣爆發林爽文起義,半月之內,連克彰化、鳳山等數城,章生在逃難途中被義軍抓住,獻俘堂下。林爽文對他一番審訊后說:“你不是本地人,定是官府中人,偽裝而潛逃!”說完喝令將他拖出去斬首。
“左右應聲如雷,方欲趨縛”,突然林爽文身后有位年輕而俊俏的將領閃身跪在他面前說:“大王不要錯斬了好人,這位長者姓章,與我是舊識,他實乃浙江來臺從事貿易的商人,因為被官軍欠了錢,困守于此。”林爽文命令搜身,果然在章生身上索得一紙酒票。林爽文相信了,下令釋放。章生已經嚇得迷迷糊糊,也不知道到底是誰救了他,由于戰亂,一時間無處可去,就暫居軍營內。這一天突然聽到有人喊:“亞將軍來閱兵了!”卒伍皆跪迎,章生亦隨跪,見騎從如云,馬上坐一年少將軍,戎裝而嫵媚,見到章生,讓人將他請到營帳之內問:“章先生還記得亞祿嗎?”章生這時才發現這位“亞將軍”竟是舊識,不由得喜出望外。亞祿說自己跟林爽文是老朋友了,他起義后一直追隨,所以上次才救下章生,“祿受先生惠,欲圖報者久矣,今兩遇先生,始得伸祿之愿,亦屬天幸,請先生居祿帳下,覓便遣送”。之后將他送回福建,幫他徹底躲避了戰火。
吳熾昌對此事感慨道:“章生之所交者,兔也,獸其體而人其心,故藉以免于大難。”話里話外,對亞祿之類的優伶依然是“非人化”……時至今日,隨著社會開放程度的不斷增加,人們對性取向的不同更呈現出一種包容的態度,縱使是不喜歡同性戀者,也不贊同對他們“污名化”,百年后的我們,評價一個人是人是獸,終于從“觀其體”到“察其心”,這絕對是時代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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