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原創：李俊嶺 口述李琦 記錄，插隊到 內蒙古新右旗的天津知青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謝謝讓你大熱天的跑一趟來采訪我。別看我的名字氣派，李俊嶺，崇山峻嶺，但這一輩子罪可沒有少受。我是六九屆的初中生，不去下鄉也行，留在天津，沒想到后來這麼多坎坷。咱們是一趟車皮走的，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離開的天津。到了新巴爾虎右旗草原后，我分配到賽漢塔拉公社，放過羊當過馬倌你也是在草原呆過的人，我就不多說了。
每個知青都有不少故事，我曾經差點被馬踢死，馬的那一蹄子正好踢到我的“老二”上，昏迷了整整一天。我曾經在小煤窯差點被瓦斯熏死。今天就講差點被凍死的一件事。
“你別光顧著記，喝茶！”
我給你講”1972年生產隊讓我去放馬的事。在草原，及其惡劣的天氣如暴風雪，電閃雷鳴馬群最容易走丟或炸群。我清楚的記得那是1972年的9月22號。草原上的九月下旬夜間已經零下了。那天上午天還是好好的，到了下午突然陰云密布開始風雨交加，又夾雜著冰雪，到了后來就是一根根冰凌像一根根刺從天而降，扎到臉上生疼。原來還在山坡上的馬群順著風雪轉瞬間消失在陰沉沉的草原迷霧中。
我們馬倌是沒有固定的蒙古包的，馬群在哪里就在就近的蒙古包過夜。那天，我騎上馬帶著套馬桿順著風向去尋找失蹤的馬群。此時天已經黒透，暴風雨雪越刮越猛，我一口氣跑了幾十里地，寒冷也一陣陣襲來，身上只穿著薄薄的秋衣秋褲，早已濕透。夜色中，我在一個小山洼里發現了一個小馬群，大概有十幾匹馬，走近看看馬胯部的印子確認是我們生產隊的馬群，在一匹鬃毛拖地的兒馬子（種馬）的率領下不緊不慢的走著。牧區馬群里每一匹兒馬子都有自己的三妻六妾，容不得其他兒馬介入。兒馬之間為了爭奪騍馬爭風吃醋相互撕咬是常事。所以我并沒有多大的驚喜，但至少說明我的方向沒有錯。我準備套住一匹騍馬換下我自己的馬匹。我的馬從入夜開始已經狂奔了幾十里地早已筋疲力盡了。但任憑我怎麼努力，我的馬根本追不上那匹選中的騍馬，我只好放棄。于是我繼續打馬前行，饑寒交迫，一整天滴水未進。平日熟悉的草原這時分辨不出遠近高低。我不時下馬，蹲下來用手拂去厚厚的一層積雪，看看雪的下面有沒有羊糞，如果有，再看看是新羊糞還是舊羊糞。這樣我就可以判斷出這是哪片草場，進而知道這附近有沒有牧民的蒙古包。
這時風雪停了，我終于在連成一片起伏不平的山巒中發現了馬群。這哪里還是馬群啊，馬群中夾雜著杭烏拉公社克魯倫公社的牛群馬群甚至還有幾頭駱駝，都是被風雪趕到這里的。找到了馬群我也放心了。也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在山崗云層的下面發現了一座蒙古包。我勉強堅持到蒙古包的跟前，連下馬的力氣都沒有了，僵硬的手指因寒冷和長時間握著套馬桿竟無法張開。滾下馬鞍我一步步挪到蒙古包，老阿媽驚愕的瞪大了眼睛半天說不出話來。此時的我已經凍僵，準備道一聲“賽百諾”，才發現嘴巴已經張不開了。緩了一會，在爐火旁我脫下已經濕透的馬靴解開已經濕透的包腳布晾在蒙古包的哈那上。這時，兩個膝蓋鉆心的疼，不一會開始紅腫，像兩個木頭疙瘩。這是長時間彎曲著雙腿騎馬，迎風受凍造成的，整個身體已經僵硬麻木。喝了幾碗奶茶吃了幾碗面湯，我開始復蘇了，慶幸自己沒有凍死。我知道這又是撿了一條命。
“來，點著，聽我繼續給你講……”
說起我的婚姻，可能整個西旗天津都知道。1975年，根據當時的知青政策，草原上不在允許有知青下到蒙古包。除了選調到公社，旗里，大慶，紅河農場，海拉爾牧業機械廠等，還有一批知青選調到西旗煤窯。西旗煤窯的發現據說是一個草地人打旱獺子發現的，儲量不大煤層很淺。
我的老伴不是草原知青。她當時去了河北文安縣插隊落戶，她是我家的鄰居，是兩家的親戚撮合的。1975年我從西旗回天津和愛人賀菊香在天津完婚，結婚的時候天津沒有住房，臨時在父母家住了幾天，不久兩個人又各自回自己家住了幾天。假期到了，我又回到了西旗煤窯。說起來，像我們兩口子的情況還真的不多見。其他知青都想方設法往天津調，而我卻忙著把自己老婆往西旗調。因為我調回天津無望，兩口子長期兩地分居也不是個事。如果離得近可以經常跑跑也行。但西旗離天津四千多里地，我這點工資還不夠路費的。兩地分居了兩年，我們兩口子一商量干脆把她河北文安的農業戶口遷到西旗來，看看能不能在煤礦找個事由。
于是在1977年3月老伴賀菊香帶著幾個月大的孩子坐了幾天幾夜的硬座火車千里迢迢的來到西旗，把戶口落在了黃花公社。西旗煤窯地處黃花公社，行政上歸黃花公社管轄。當時礦上根本無力解決職工住房，在朋友的幫忙下就近在地上挖了一個十多平米的土坑，留個人進出的通道，上面用木頭條橫在坑頂，鋪上幾片籬笆片，在蓋上土，一個新家就落成了。天津話把他叫“地窨子”。你說我老伴吧，是知青，但不是草原知青，他是河北農村的知青。你說不是知青，她除了沒有放過羊，吃的苦一點也不比草原知青少。
這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把我們兩口子差點嚇死。由于水土不服，又住在陰暗潮濕的地窨子里，幾個月大的孩子先是發燒，后來就開始抽風。礦上連個醫務所也沒有，黃花公社的醫務所根本也看不好這個病。有人說抓緊找車去滿洲里醫院，不能在耽擱了。當時礦上有個蒙族女孩斯琴高娃，跑前跑后累的不行。最后在路上攔住一輛硝礦上去滿洲里的卡車。司機還不錯，讓駕駛樓里的人去到外面坐，斯琴高娃陪著我老伴去了滿洲里。孩子轉危為安了。醫生說這孩子命真大。老伴在河北文安插隊當知青時干過赤腳醫生，后來在礦上也找了個臨時工做。就是這麼個艱苦環境也沒有長久，后來這個小煤窯黃了。
1979年開始，留在西旗的知青紛紛開始想辦法調回天津。或頂替父母或辦理病退，反正也不是很難辦的事。先是我老伴到處找人往天津辦，往天津辦要有三級證明，我老伴只有兩級證明居然辦妥了。說心里話，我是不想調回天津的，就想在西旗呆一輩子。為什麼？我有我的苦衷，兄弟姐妹多，父母經濟條件一般，最要命的是回去沒有工作，沒有住房。一家三口生活沒有著落，但老伴鐵了心要辦回天津。就這樣我辦了病退回到了天津。你說我這個當過馬倌的沒有被馬踢死，沒有被凍死，身體壯的像頭牛，最后“病退”了。不是我病了，是當時那個社會病了。
回到天津后一家三口擠在老父親家里住，把九平米的小屋在上面隔出來一層，我們三口人住在“樓上”，老父老母住在“樓下”，這一住又是幾年。后來托人在一個建筑工地找了份活，篩沙子攪拌水泥當小工。我在牧區草原時也干過和泥脫坯的活，所以當小工并不感覺累，工資收入養活老婆孩子是夠的。我的老丈人當時在天津市和平區環衛系統工作，當時環衛系統招工給了他一個名額，他準備讓自己的閨女也就是我的小姨子去。小姨子一聽當環衛工人死活不干。我的老丈人問我說“峻嶺，我給你找了個工作你去不去”。我問老丈人什麼工作，老丈人說環衛工人。我想都不想就答應了。沒想到，這一干就是三十年，直到退休。
“來，干了這杯酒我繼續講給你聽”
現在的環衛工人多好啊。受人尊重，待遇好，生活垃圾都有黑塑料袋，運送垃圾的車輛都是封閉式的。七九年哪里有這些。我要是起早摸黑的掃大街還真是燒高香了。環衛工人分好幾個崗位，清掃大街是一種。把垃圾從居民區，醫院，學校，農貿市場，集中起來用人力三輪送到垃圾轉運站是一個程序，是一個崗位。最后把這些散裝的垃圾再轉運到類似現在集裝箱的垃圾車上。城市里的垃圾轉運站一般屬于三類，面積不大，分為樓上樓下。樓下相當于車庫，垃圾車可以開進來裝垃圾，這又是一個程序。我的工作就是在垃圾轉運站，就是把送來的散垃圾通過我們裝到箱里。
這你就聽明白了吧。可以這麼說，我從事的工作是這個直轄市最臟，最累，最讓人惡心的工作。從居民區送來的垃圾有煤灰渣，廢棄的破盆破碗，擦屁股的手紙，婦女用過的衛生紙，我說這些不會影響你的胃口吧。從農貿市場送來的是爛菜幫爛菜葉爛水果。醫院送來的是帶血的紗布繃帶，學校送來的是爛書本課本。所有這些都要由我們轉運站裝上汽車拉到紀莊子那邊的垃圾場卸掉。冬天還好些，夏天的垃圾臭味熏天，蒼蠅成群，每次裝車時我都帶著兩層口罩還是能聞到刺鼻的氣味。垃圾裝到車上后，松松散散，為了能讓箱子多裝點，就要把垃圾壓實，沒有更好的辦法，我只好身體趴在垃圾上像做俯臥撐那樣用身體把垃圾拍實。你說那時就不去想別的，就想多裝點垃圾，讓車省點汽油。你問我苦不苦？比起草原受的苦，這還真的不算什麼。
圖為李峻嶺（中排左四） 與李瑞環市長等市領導合影
你問我跟李瑞環合影是怎麼一回事？那是1987年的事。當時我們和平區環衛局每年都要更新一大批轉運垃圾的大鐵箱。以前一直在外面采購，采購價一個是5000元。我心想要是自己制作一個最多超不過1000元。于是建議自己制作可以節省大筆資金。上面采納了我的建議。于是我們就自己采購來了角鋼槽鋼鐵皮等等，幾個人自己下料自己焊接。那是個夏天，氣溫在零上三十多度。區環衛局長到下面檢查工作，我正穿著厚工服在焊接。局長很感動，回去后開了會把我樹了典型。87年，天津市環衛系統召開全市“優秀環衛工人表彰大會”，我作為和平區優秀環衛工人代表參加了會，當時的市長李瑞環與會并和我們照了合影。
說起這段還有個插曲。在此之前，往上報勞模時要填個表。里面有個人簡歷等等。表格送到局長辦公桌上需要局長簽字審批時，局長看了半天，在我的“政治面貌”一格上大筆一揮把“群眾”兩個字劃掉，填上了“黨員”兩個字。受李瑞環市長接見時我這個黨員還是個贗品。雖然在組織上我還沒有入黨，但思想上已經入黨了。表彰會結束后，天津市環衛系統組織我們這些優秀環衛工人去南方五省市做了一次旅游。又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我真的入黨了，但那已經是兩年以后的事了。
說起我的住房問題，這你問著了。按理說，我是個被李瑞環市長接見過的優秀環衛工人，住房問題早就應該優先考慮了，其實不然。我這個人屬于那種不會來事的人，脾氣不好也愛犯上。在老父親九平米的小屋里祖孫三代樓上樓下擠了五年，孩子一天天長大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那年區環衛局為了解決部分住房極端困難的職工，不知用什麼方式換了一排原天津市假肢廠的平房。把平房用柳條編織的“笆片”隔了幾間屋給了我一間。我們把他叫做“泥巴登“。這破平房冬天四處漏風。夏天屋頂漏雨。這一住又是五年。
五年中我無數次對這破房子修修補補，也無數次找相關部門領導希望解決住房問題，但遲遲得不到解決。那年夏天，天津的雨水特別勤特別大房子實在沒有辦法再住下去了。你猜我搬到什麼地方區住了？打死你你也不會相信。那個地方不進風不漏雨還是鋼筋水泥結構七級地震也不怕。告訴你，我搬到垃圾轉運站的樓上去住了。這個垃圾轉運站當時建在南市榮業大街附近，現在那里蓋起了一棟高樓，長壽大廈。在那里一住又是個五年。一家人吃飯時要一邊趕著蒼蠅一邊吃飯。如果不是牧區草原給我打好的忍受磨難的底子我是挺不過來的。不說這些了，喝酒。在無數次的求爺爺告奶奶住房問題還得不到解決的殘酷現實下，萬不得已，我終于采取了極端的方式。
天津市，不，全國的所有城市國家對垃圾轉運站都有明確的規定。城市中小型的垃圾轉運站十米之內不允許有任何民居，也就是說不允許居民居住，就是為了保障居民的身體健康不受影響。因為生活垃圾產生的氣味氣體會直接造成危害。而我在垃圾轉運站一住就是五年。這算是怎麼回事呢？那天，經過幾天激烈的思想斗爭和權衡利弊。也做好了最壞的思想準備，大不了把我按“破壞生產罪”送進去，本來我這條命也是在草原上撿來的。我果斷的拉下了電閘，垃圾轉運站因為沒有動力電源頓時陷入了癱瘓……。
事情的結果你大概也猜到了，過了沒幾天相關部門領導找到我明確告訴我上級已經決定分配給我一套“獨單”。據說還有一套“偏單”被某個領導拿了去。搬入新居時我流淚了。我想了很多很多，從草原的磨難想起，想到回天津后多年的艱辛。一遍又一遍的問自己，假如我仍然還在草原那又是一種什麼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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