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并臨什麼意思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戴海斌

按：光緒七年（1881）三月二十九日，李鴻章因張佩綸之介，往拜京城張之洞宅邸，晤談餐敘，為目前有記錄之二人平生初見。同光之交，以二張（之洞、佩綸）為代表的“清流”人物，以“知洋務”自許，較諸實際從事洋務事業的李鴻章，視野非局限于因應現實需要的一艦一炮，而主張“用人”“經武”并重，規畫更加宏闊。究其知識來源，則又不出書生聞見。他們對待被外界奉為“清流領袖”的李鴻藻，多有“假借”和“挾持”之意，兩者關系近于“交而非黨”；與李鴻章反而多有互動，并非如晚清世論“以罵洋務為清流，以辦洋務為濁流”那般疆界分明。李鴻章籠絡“清流”的用心，張佩綸而外，在張之洞身上體現得最為深刻。不過，“清流”與“洋務”固有觀念交集，然終究“各有門面”，尤其對和戰問題存在根本分歧，最終清流亦以戰而敗亡。李鴻章與張之洞的這一段早期交往，也是二人在庚子年（1900）以“書生意氣”與“中堂習氣”互駁公案的前史。本文利用新刊《張佩綸家藏信札》《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等一手材料所做的回溯工作，旨在反思有關“洋務”“清流”的既有認知，為理解這一公案厘清脈絡。

小引

光緒五年（1879）十一月二十一日，張佩綸過訪京師南城張之洞宅，同輯《畿輔先哲錄》，飯后清談：

論道光[以]來人才，當以陶文毅（澍）為第一。其源約分三派：講求吏治，考訂掌故，得之者在上則賀耦庚（長齡），在下則魏默深（源）諸子，而曾文正（國藩）集其成。綜名核實，堅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林則徐）、蔣礪堂（攸铦）相國，而琦善竊其緒以自矜。以天下為己任，包羅萬象，則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直湊單微，而陶（澍）實黃河之昆崘，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宗棠）大功告成，而論才太刻，相度為宏，絕無傳衍衣缽者。閻丹初（敬銘）得其精而規模太狹，李少荃（鴻章）學其大而舉措未公，未知將來孰作嗣音也。（《澗于日記》）

二人縱論當世人才，皆趨經世/洋務一線，言下繼往開來，大有為之四顧，躊躇滿志之態。甚而當時已有“坐鎮北洋，遙執朝政”之勢的直隸總督李鴻章，竟也不在話下。陳寅恪嘗論“同光時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為少年科第，不諳地方實情及國際形勢，務為高論。由今觀之，其不當不實之處頗多”（《寒柳堂記夢未定稿（補）》）。石泉發揮師說，雖見及清流士大夫中“亦頗有留心外事，其見解較新者”，不過仍強調“與實際任事之人如李鴻章輩，則又常相水火，雖亦侈談洋務，而與實際之洋務工作，則無甚關聯”（《甲午戰爭前后之晚清政局》）。

為張之洞幕僚的辜鴻銘作過一段有關“儒臣”“大臣”的著名議論，認為同光清流“之所以不滿意李文忠者”，在于“其僅計及于政，而不計及于教”（《張文襄幕府紀聞》）。與李鴻章淮系更接近的劉體智，則觀察到張之洞“用人行政，惟以洋務為重，于李文忠，則亦步亦趨，尤極其揣摹之工”，清流之中“惟余南皮一人，如碩果僅存，銳意新政，實得文忠心傳” (《異辭錄》)。前者解釋清流何以“不滿”于李，尚有“教”“政”判分，后者干脆指認張之洞在“洋務”一端，實得李“心傳”，二說重心不同，然均提示“清流”與“洋務”并非實質上對立的關系。

庚子（1900）事變后，中外和議，身為“全權大臣”的李鴻章與在京外負“會辦”之責的張之洞意見不合，以致以“不料張督在外多年，稍有閱歷，仍是二十年前在京書生之習”與“合肥謂鄙人為書生習氣，誠然，但書生習氣似較勝于中堂習氣耳”相互譏嘲。晚清名臣間的口舌紛爭，演成近代史上知名掌故，也幾乎成為二人政治性格具體而微的象征。（此典故變體及評論甚夥，如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聞》、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凌霄一士隨筆》、瞿兌之《杶廬所聞錄》、梁啟超《李鴻章》《鄧之誠文史札記》、李伯元《南亭筆記》、《清朝野史大觀》等處，不贅述。）不過，回到二十年前，“中堂”與“書生”的關系，倒遠不至如此劍拔弩張，甚至有過一段堪稱“蜜月”的時光。利用二者相關文獻，結合近年新刊之《張佩綸家藏信札》《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等材料，可以鉤沉出李、張二人初晤一幕及其前后的歷史情境，從而反思“洋務”與“清流”關系的既有認知。

“二張”與李鴻藻關系再探

同治九年（1870）八月，為平息天津教案，李鴻章代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由此開啟煊赫的廿五載督直生涯。同年，張之洞湖北學政任滿回京，寓南橫街，與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澂、陳寶琛諸人訂交，論列金石文字。翌年（1871），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十二年放四川鄉試副考官、四川學政，光緒三年（1877）返都，再充教習庶吉士冷差，至五年（1879）始補國子監司業。是時張之洞已屆不惑，而官運蹇滯，經濟拮據，其譜傳謂為“處境清約”，用張本人更直接的話說“詞曹清簡”，紀事之詩有道“高車蜀使歸來日，尚藉王家斗面香（余還都后，窘甚，生日蕭然無辦，夫人典一衣為置酒）”。約略同時，其治學與言論取向亦有一變，“自是究心時政，不復措意于考訂之學”。他與侍講學士張佩綸因穆宗升袝位次一折而“造廬訂交”，又與黃體芳、陳寶琛、吳可讀、何金壽、寶廷等人相互引援，隱奉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李鴻藻為魁首，倡為清議。

光緒五年（1879），張之洞開坊，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轉司經局洗馬。翌年（1880），晉右春坊右庶子，旋轉左庶子。七年（1881）二月，轉補翰林院侍講，六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二月外放山西巡撫。短短不到兩年，官階從正六品升到從二品，從翰院諫官一變為封疆大吏，可謂官符如火，節節高升。之所以如此，除去“簾眷”因素，也離不開李鴻藻的推挽之力。

關于“清流”與李鴻藻的關系，過去有些記載“過于夸張”。（樊百川已有揭示，見《清季的洋務新政》第一卷，頁467注1，本節予以申說。）《李鴻藻年譜》一則謂“張之洞、陳寶琛、張佩綸多以公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折，亦先得先生之同意”；再則謂“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等，皆公所領導‘清流’之健將，彼等一舉一動，皆與公事先議之”。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則敘及二者關系中“假借”和“挾持”之兩面：

吳江（沈桂芬）病逝，高陽（李鴻藻）柄政，意在延納清流，以樹羽翼。南皮張香濤閣學、豐潤張幼樵侍講、宗室寶竹坡學士、瑞安黃潄蘭侍讀均以清流自居，慕東漢士風，輒以平章國故，摩厲群僚為己任。文正（李鴻藻）一一延攬，假借講官之力，排斥異己。仁和（王文韶）竟不安其位而去。當時清流橫甚，文正亦為所挾持，聲望頓為之減。

以上“多以公馬首是瞻”“文正亦為所挾持”等語，實有分辨必要。光緒五年冬，中俄伊犁交涉事起，崇厚使俄辱命，主持總理衙門的沈桂芬袒護之，張之洞、陳寶琛等上疏力攻，學者高陽稱此為“南北之爭的又一回合”，“而幕后則有李鴻藻主持”（《同光大老·南北水火》）。六年，沈桂芬病卒。按《李鴻藻年譜》的說法，“沈與公為中樞兩大勢力，沈卒后公勢大增”。此實“清流”風頭最勁、風光最盛的時期。張之洞致李鴻藻密函甚夥，多錄入《李鴻藻年譜》，其中一函“本應閱后即毀，故多暗語，亦無日期”，考其事實，當作于光緒六年，文如下：

總之，吳江（沈桂芬）昏謬私曲，既無公事之法，又不實修戰備，調將帥，籌將帥軍火，籌借餉，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敗壞而后已，輔之以嘉定（廖壽恒）、常熟（翁同龢），禍不可言，事不可為矣。某苦口言之，欲公燭悟其奸耳。……丙。

函內斥沈“昏謬私曲”，可與張佩綸同時私信中“吳江謬見”“吳江陰狠”“吳江病在全用小人”“吳江入柄大權，為陽極陰生之象”“吳江勢焰愈張，中國危端立至”諸語并看。李鴻藻一系集矢于沈桂芬，兼惡廖壽恒、翁同龢，情勢豁然。但細繹“公此時必不信，他日當知”一語，則李鴻藻的派系斗爭觀念并不強，只是其門下媒蘗之。

李鴻章屢說李鴻藻“才短口訥”“才具太短”，張佩綸對友人坦白相告：“高陽秉政，遇事虛心諮訪，略得藉手，而處事遲回寡斷，論人博采旁搜，亦有千慮之失”（《澗于集·致顧暤民觀察》）。這句話實有兩層意思：李鴻藻身處政壇高位，而能“虛心咨訪”張佩綸在內的清議諸人，使“略得藉手”，從而推行主張；但究其實際，無論“處事” “論人”，都不愜人意，所謂“遲回寡斷”，即繼承沈桂芬輩“應付之法”，二張在沈去世后所抱“但愿群工協力，破沈相十年因循瞻徇之習，方可強我中國”的希望無疑落空了。

與清流關系勢同水火的李慈銘在日記中痛斥“二張（佩綸、之洞）一李（鴻藻），內外倡和，張則挾李以為重，李則餌張以為用，窺探朝旨，廣結黨援”（《越縵堂日記》光緒八年五月初八日條），可與前引陳夔龍“清流橫甚，文正亦為所挾持”一語相互發明。清流諸人與李鴻藻實乃互為利用，所謂“挾持”“挾以為重”之語，正說明清流自有宗旨，并非只為李代言，二者因緣際會，一度聚合，甚至有“黨援”跡象，不過落實在政治層面，合作并不投契。究其結果，“清流”未必能行其志，而李鴻藻亦“聲望頓為之減”。故而，后來進入總理衙門的張佩綸遂有“土人之勸木梗人”之嘆，據其自況之言，與李鴻藻的關系實乃“交而非黨”。

清流人物之“洋務”見解并其來源

光緒五、六年之交，張之洞就中俄伊犁交涉連上折片，發言激切。初上《熟權俄約利害折》內稱崇厚所訂條約“不可許者十”，“可改議者四”，要求“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又詰責北洋大臣李鴻章“高勛重寄，歲靡數百萬金錢，以制機器而養淮軍，正為今日，若并不能一戰，安用重臣？”此后多次條陳海防事宜，并建議“促令左宗棠迅速來京，籌畫戎機”。

身處北洋的李鴻章，對京中“清議”向來敏感，尤以“南城士大夫每謂弟辦夷務過軟”耿耿于懷。中俄交惡后，條陳軍事者眾多，李鴻章面對“言路龐雜，風波迭起”，以為多局外談兵，致函友人，對主戰派大發牢騷：

俄事之壞，自去臘寶（廷）、張（之洞）諸君慷慨陳言而起，直至今日，節節貽誤，仍日進讜論。其源自左相發之，亦實由政府導之，而自詒伊戚也。……因寶、張之請，商調左相入都，謂可以主戰嚇俄，豈知俄人藐視太沖（左宗棠）已久？……清議之禍與明季如出一轍，果孰為之耶？（《復周福陔中丞》）

李鴻章深惡“清議”，誠事實之一面，但出于“憂讒畏譏”，又不惜以利祿籠絡，亦不容諱。當時尤注意接納張佩綸、吳大澂等人，已為先行研究所證實（參見姜鳴《張佩綸與李鴻章的關系》、張曉川《〈李鴻章全集〉所載吳大澂書信系年考證及勘誤》）。光緒六年（1880）初，他有專函論及清流諸君之出處歸宿：

近日廷臣中，如二張（佩綸、之洞）、黃（體芳）、寶（廷）諸君，皆鯁直敢言，雅負時望，然閱歷太少，自命太高，局外執人長短，與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騖虛名而鮮實際。尊意能使在外歷練，所成當未可限量，實為當今儲才切要之圖。惟此中機括，不在疆吏而在朝廷。……倘朝廷欲陶鑄人才，不妨使諸君出而揚歷，始計資格而授以司道，繼課成績而任以封圻，似亦實事求是之一法。張幼樵已奉諱在籍，敝處現訂于三月間來幕襄助，亦冀其練習時事，他日可不僅托之空言。（《復徐鑄庵部郎》）

李鴻章以為清流人物病在“閱歷太少，自命太高”，相應的“陶鑄”辦法是“出而揚歷”，即放諸地方歷練實務，雖然婉轉表示決定者“不在疆吏而在朝廷”，但身為北洋大吏，為國“儲才”、講求“實事求是”，終歸是題中之義了。當時正值李鴻藻守制期滿重歸軍機、總署之際，李鴻章急于向李鴻藻系清流釋放善意，張佩綸入幕，恰逢其時。

同年二月，張佩綸自京赴津，將入李鴻章幕府，張之洞為之送行，謂“君之才氣，一時無兩，但閱歷尚淺，遇事可加一番講求，加一番思索，然后出口，則完全無弊矣”，聲口語氣與前引李鴻章函逼肖；又諄囑“此行可至太沽、北塘各海一覽形勢，蚊子船、碰船式樣亦宜留意”，表現出對海防洋務的關心（《澗于日記》）。

光緒三年入都后，張之洞于“時政”更為究心，他與張佩綸、陳寶琛“分考史事切于實用者”，擬輯為《皇朝經世文續編》，便很能體現其“高談經世”的趨向。光緒五年，他就俄事奏陳籌兵、籌約之策，蒙慈禧太后嘉許，以詹事府洗馬奉諭“隨時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備諮詢”。張之洞在《詳籌邊計折》中對歷年來清廷之“洋務”實踐有所反思：

竊念自咸豐以來，無年不辦洋務，無日不講自強，因洋務而進用者數百人，因洋務而靡耗者數千萬……事閱三朝，積弱如故。一有俄事，從違莫決，縉紳束手，將帥變色，即號憂國、持高論者，亦徒吁嗟嘆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憂于君父，今猶中興時也，不知十余年后又將何以處之？

張之洞出入總署，侃侃論列，儼然以“知洋務”自許，一時間也以此“負盛名”。他自覺區別于那些“號憂國、持高論”的守舊派，并不固拒西法，虛聲言戰，而提出“急修武備”，仿效西法，購造新式武器，指出：“戰必資火器，守必藉炮臺，防海必須戰艦。而土槍土炮，萬不如洋槍洋炮；舊式炮臺，萬不足以資捍御；木質兵船，萬不如西式裹鐵諸兵船”（《請修政弭災折》）；“兵無利器，豈能徒手搏戰？李鴻章津防緊要，豈能供眾人之取求。若姑以各省舊存鈍朽土槍、土炮充用，亦非致勝之策。惟有立發數十萬金，飭南北洋大臣向上海洋行迅速購買各種精巧后膛洋炮、洋槍”（《條陳防務片》）。后來出任山西巡撫，見晉地軍械簡陋不堪，也函告張佩綸：“此間軍裝局直同兒戲，所存有狼牙棒、月牙鏟、三股叉之類，全是戲劇，辦軍需二十年，糜費千馀萬，而其械如此，可恨！可惜！”黃濬評論此札“可見光緒初軍備窳弛，官吏侵吞之狀”，而對作者頗加揄揚：“南皮于此等處，視昔之紅燈照卻槍，今之大刀隊勝敵者，其智識自迥不同也。”（《花隨人圣庵摭憶》“張南皮集外書札節錄”條）

不過，以翰林講官談洋務、經濟之學，立論常逞臆想，“侃侃論列”終覺不倫。茲舉兩例，光緒五年張之洞上《詳籌邊計折》，在檢討咸豐以來“洋務”“自強”不足恃的同時，建議“責以義”“折以約”“怵以勢”，阻止沙俄侵吞我疆土，如不成功，則“出下策，擲孤注”，以西藏阿里地區賜英，以臺灣賜日，換取兩國出兵，夾擊沙俄，解決邊患。此說連張佩綸也看不下去，私信中批評“游詞之說，非縱橫之策，時人誤以煙云為堆垛耳”（《致容舫安圃侄》）。

同一折中，張之洞又謂“李鴻章新購蚊子船，頗稱便利”，建議北洋盡量多購新式“蚊炮船”。可惜，他在此時的艦船知識并未絲毫領先于李鴻章，對蚊炮船與鐵甲艦的功用短長、性能優劣一無所知，及發現北洋所購蚊船全不合用，一變為贊成購買鐵甲艦，又想當然地表示：“戰艦以多為貴，蟁（蚊）船既不可恃，鐵船不必阻止，勿購廢壞者而已！……中國今日人材物力，海防易，海戰難，控大連灣旅順是海戰也。戰倭易，戰俄難，兩鐵船僅足備倭耳。”石泉評論同光清流“所講求之洋務，大都著眼于國際情勢之縱橫捭闔，而不甚注意于人我國力之實況，與夫增進中國國力之實際辦法”，于此可得印證（《甲午戰爭前后之晚清政局》）。張之洞的洋務見解雖然“頗動視聽”，與實際之洋務工作確有不小的距離。

若深究這些“新進少年”的知識來源，多數不出書生聞見。張之洞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講求西域畿輔水利、厘金、東三省等“考今不考古之事”，“惟在稽諸近日奏牘，或訪之故吏老兵”。此外，或讀過《海國圖志》以及江南制造局譯介出版的少量西書，借此略窺“西政”“西學”概貌。如光緒六年奏請頒發《防海新論》一書，內謂：“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論》一書，經上海道譯出，刊板通行，于外洋爭戰，防外海、防內河，種種得失利鈍，辯論至詳，京師洋書肆現有其書，擬請先購數十部發交東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撫向上海多購，分發諸將領，細心講求，觸類引申，必有實效。”（《謹陳海防事宜折》）

據說陳寶琛“曾借譯署歷年檔案”，屬人“分手抄之”，從而研究洋務，得習故事（何剛德《春明夢錄》）。張佩綸自稱早年“常肆力為經濟之學”，實際亦不外讀書、考古兩途，尤其重視讀史，以為“經濟之學，讀官書尤須讀史傳”（《花隨人圣盦摭憶》“張南皮集外書札節錄”條）。當然，還有較特別一點，他與李鴻章“累世通家”，有“父執”之誼，故有機會被邀往北洋佐治軍務，“因得周覽北洋險要，討究水陸戰守之略”。他的許多洋務見識，說是從李處偷師學來，亦不為過。樊百川便注意到“張佩綸在1879年以前所上的奏折，雖然也有二三篇談論洋務的，但皆簡略，沒有什麼獨特見解。此后從1881年起復，在1882-1884年兩年多時間內，談論洋務的奏折、書札不下一百篇，其所提出的許多獨特見解，自與在北洋佐軍有關”（《清季的洋務新政》第一卷，頁473注4）。

入李鴻章幕府后，張佩綸有意為“清議”正名，兼為自己爭地位：

眾論群言，在曾侯目之曰“書生”，鄙之曰“酸子”，而佩綸略涉曾文正之書，則故尊之曰“清議”。吾師偉略忠忱，故清流爭附，而吾師平日言論亦甚愛護清流，惟前月十六夕談，乃頗有非笑之意，此實吾師之微失，佩綸亦不敢為諱也。

此函委婉承認洋務派對“清流”不屑、不滿，乃至“非笑”，但仍表彰清流“爭附”李鴻章的事實，奉承李為“愛護清流”之人，心態相當糾結。無獨有偶，張之洞對外間視清流為“書生之見”、“不曉洋務”也格外敏感，伊犁交涉時期在總署“備諮詢”，援引曾、左故事為前例，亟亟為己背書：“縱樞臣以臣為書生之見，獨不思左宗棠曾連篇累牘而上陳乎？縱使臣（指曾紀澤——引者按）以臣為不曉洋務，獨不思其曾國藩固嘗腐心切齒而力爭乎？”（《議約期迫請籌挽回折》）

在張佩綸自我認知中，其“洋務”理解，能夠貫通中西，超越畛域，要遠高于一般辦洋務者。他說：“近日不明洋務者固執不通，而所謂[明]洋務者，亦是固執不通（但知洋理，不知中國之理，在彼以為大通，而自鄙人觀之，正是固執不通也）。”（《復奎樂山中丞》）張之洞也有過類似大話，所謂“立身立朝之道，無臺無閣（執政皆閣之屬，言路皆臺之屬），無湘無淮，無和無戰……中立而不倚，論卑而易行，當病而止，而不為大過”（《致潘伯寅》），要旨在于處事圓融、通透，實發出了后來《勸學篇》標榜表里、本末，講究“會通”的先聲。

李鴻章與張之洞的初晤及政治互動

光緒六年（1880）五月，張之洞就俄事上陳二策，一曰“守正”，即嚴懲崇厚，二曰“變通”，即“欲釋崇厚，則必將南北洋大臣立加嚴譴”，抨擊李鴻章、劉坤一“身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戰而以解君父之憂，但恃曲赦以為僥幸”（《敬陳經權二策折》）。然而未到半年，張之洞與李鴻章的關系即見緩和跡象。察其原因，一則李鴻章簾眷尤隆，攻之不智。二則身處李幕的張佩綸在協調北洋與清流關系方面出力甚大。當年下半年，張之洞致函稱：

得天津發書甚慰。合肥事，以求杰士、汰宵人為第一義。……尊論洞達，朝夕贊畫，宏益必多。……合北洋三口之稅以養水師，沿海屯防，自是勝算，能力贊之否？（《花隨人圣盦摭憶》“張南皮集外書札節錄”條）

函中呼應張佩綸之言，對“合肥”近論已表贊和。七月，崇厚“蒙曲赦”，張之洞“憤懣”之余，不得不改變策略，建議重用淮軍宿將備戰俄事，列首位者即劉銘傳，請“責令速起赴津，會同李鴻章辦理防務”（《謹陳海防事宜折》）。十月，迎合慈禧，奏請崇厚“戴罪立功”，劉銘傳“亟宜促召北來”，李鴻章“節制北洋三口防務，責令通籌方略”，折內評價李鴻章語氣較前一變，謂“該大學士究系更事重臣，精力猶壯，儻專其責，當可力圖御侮，固勝于今日之散渙推諉者遠矣”（《請飭李鴻章節制防務片》）。

在伊犁、琉球交涉案件中，張之洞原主聯日拒俄。十月，上《日本商務可允球案宜緩折》，對前說作出重大修正，轉將“商務”與“琉案”作分割處理。這一擱置琉球問題的立場，實出于張佩綸等人提示。同月，李鴻章上《妥籌球案折》，奏請“日本議結球案，牽涉改約，暫宜緩允”。結果，俄事展限兩月，琉案暫允日本改內地通商之約，分琉球南島與中國。

無論如何，在琉球問題上，清流、北洋竟然合作，迫總署就范，這是一個新的局面。張佩綸事后稱：“會譯署與倭定約，結中山案，倭以南島歸我，我許其內地通商。潛（陳寶琛）、達（張之洞）均上言極論，合肥（李鴻章）亦龂龂稱其不便，要津頗疑弟從中主持，可謂不虞之譽。”（《致顧暤民觀察》）自詡之情溢于言表。經此一役，李鴻章與張之洞的距離亦迅速拉近。

光緒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慈安皇太后猝崩。李鴻章自津啟程，叩謁梓宮，張佩綸隨行，二十三日到京。這段時期，可謂李鴻章與清流之蜜月期。三月二十八日，張佩綸向幕主進言“香濤忠誠博懿，十倍于佩綸，深愿公延清傾談也”。李鴻章樂從其請，復函表示：

手示敬悉。前專程往拜香翁，未值為悵。茲承訂于廿九辰巳間枉顧，屆時當撥冗祗候。相距過遠，便留午飯，一傾積愫，乞代尊意。（以下數段引文均見《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

在京期間，李鴻章專程往訪張之洞，未遇，故張佩綸再為約定本月二十九日張之洞回拜，并留餐敘，此為二人平生初見。

李鴻章原擬于四月初二日陛辭，因張之洞、寶廷奏請，奉懿旨留京數日，“與樞垣籌商洋務”，至十三日始離京。其時，李鴻章籠絡“清流”的用心，在張之洞身上體現得最為深刻。本年六月，張由翰林院講學遷升內閣學士，李即請張佩綸致意，“香翁超擢閣學，賢才登進，極可慶幸，晤時乞先道賀”。然而，張佩綸意猶不足，暗示“孝達超授閣學，但清而不要，亦未能稍有展布”。至光緒七年下半年，李鴻章函稱：

洋務如做理題文字，有不容操切凌躐者，錯在昔日，非在今日，威德何自而施，愿吾賢更加究心耳。周公于閣下似尚心許，非外人所能譖毀，然其褊衷抑何可嘆。宜興復值南班，方冀南皮匯進，或有沮格之者。

按“周公”，指恭親王奕䜣；“宜興”，周家楣，江蘇宜興人，總署大臣，五年丁憂，七年十月再入值。“方冀南皮匯進”，意在希望張之洞亦入總署辦事，可見政治上已視張為同黨，惟恐有人“沮格”。

光緒七年十一月，張之洞外放山西巡撫。李鴻章聞信，第一時間函詢：“香翁先以晉試手，漸調東南亦佳。聞小恙未愈，何時出都？念念”。在張佩綸看來，“香濤出撫山西，晉亦仕國，但今日卻非要地。公所論當事力不能辦，知其無志于天下。按張之洞任晉撫出于李鴻藻所保，此處“當事”，當指李鴻藻而言。但張佩綸對此人事安排不滿，并以為張之洞必不能如李鴻章所愿調任“東南”，此皆由于李鴻藻之“無志于天下”，他為此抱怨：

南皮之事，高陽先不謂然。以洋務得名，而置之無洋務之省分。論用才，可謂捉蟾蜍而使捕鼠；論為己，可謂翦六翮而欲傅天；論謀國，可謂縱騏黃于牧而策駑駘也。

十二月，張之洞出都赴任。李鴻章函詢“香翁十二日果否出京？屬抄各件容即面交”。按“屬抄各件”，實由張之洞之請求狀而來。據張佩綸函稟：“孝達撫部一函屬為專呈。渠一切求教，并欲祈洋槍隊章程，懇公處借洋教習兩人，望與前輩并垂察也。”張之洞履任之際，已未雨綢繆，就制訂章程、購運機器、聘洋教習等節，向“洋務”前輩取經。李鴻章積極回應，提供檔冊抄本，同時也提示晉地“洋務”存在的現實困難，“晉處萬山之中，機器笨重，似難運入，其章程隨時隨地核實為之，原無定格外”。（張之洞真正著手西式武器與訓練，采礦冶煉、興修鐵路等事宜，實現所謂“洋務轉向”，尚待西人麥士尼（Mesny）、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啟蒙”，及在廣東受何獻墀、鄭觀應等人熏陶，此是后話，參看陳曉平《麥士尼與張之洞的洋務轉向》）。

十二月十四日，張之洞到保定，晤李鴻章，“勾留暢談”，十六日辭行赴山西。除切磋“洋務”外，二人所談多關政事。十九日，李鴻章函告張佩綸：“香翁密商叔度（閻敬銘）出山，頃擬密片再薦，明日拜發。鄙言未足增重，吾宗（李鴻藻）力量能之否？”二十五日再函：“叔度品詣、學識在同輩中不可多得，昨因南皮商催密疏上陳……高陽（李鴻藻）素以扶植正氣為心，諒能設法推挽。”張之洞離京時，已與李鴻章密商中樞人選，事后上疏奏薦，自然屬于有的放矢。（參見張之洞《閻敬銘定期赴闕折》。按張之洞與閻敬銘有交，且多書函往還，徐一士嘗言“張之洞素推服敬銘”而“勸出山”，并論及張督鄂時期與前后總管的戶部閻敬銘、翁同龢之三角關系，見《凌霄一士隨筆》“閻敬銘張之洞與翁同龢”條。張、閻之歷史淵緣，尚多追索、發覆的空間。）

當時張佩綸對樞、譯大臣，也多不滿，以為“宜興（周家楣）復入譯署，與荊公（王文韶）比周，恐外務更將廢弛”“瞻徇、顢頇、驕蹇種種習氣全有”。外間視為“清流領袖”的李鴻藻，在他眼里“才不逮志”“無遠謀”，實屬差強人意。

張之洞入晉后，也有向隅之感，眼前棘手者為“晉省事可辦者頗多，惟同志無人”，心中不愜意者實“僻在一隅，大事都不聞知”，故向張佩綸示意：“如蒙朝命，洋務亦許與聞，下采芻蕘，則當抒其管蠡，不致后時發議，徒為不切題之文章也”（《致張幼樵》）。

張佩綸不但答應張之洞“外事自請與聞”，并有與之同進退之意：

……以公為帥，而佩綸如驂從靳，未始不收駑馬十駕之益，不然亦絆驥馬而求致千里也。近蘭相（李鴻藻）力任此事，而義興（周家楣）治賓客，軍旅不問，商政不問。合肥（李鴻章）書至，焦急萬端。他日遲回展轉，終出于召，而不兼兩府，安足有為？元祐調停之政，豈柄不專哉？司馬公有喜蔡京、惡東坡之一念致之耳。（《復張孝達中丞》）

按照張佩綸設想，由李鴻藻出力，設法將他與張之洞雙雙召入總署，而且最好同入軍機，如此身兼“兩府”，專執政柄，才能“有為”，不復蹈北宋元祐黨人調停新舊黨爭失敗之覆轍。

光緒八年(1882），云南報銷案發，張佩綸奏劾王文韶，提議由張之洞、閻敬銘為替人，直言：“文韶之才，皆以譯署推之，其所承者，沈桂芬應付之法耳。以言商務，則綜核不如閻敬銘；以言防務，則操縱不如張之洞也”；更明白指出“修內攘外，要在樞廷、譯署，若兩府之地，或有僉壬，則臣下修攘之策，固未必行”（《再請罷斥樞臣王文韶折》）。至此，其安排軍機處、總理衙門人事布局，謀求實掌朝權之政治意圖已曝露無遺。

然而，事與愿違，張佩綸推舉張之洞、閻敬銘均以“洋務”立言，李鴻藻卻“不以二公為是”，后來恭王奕䜣、醇王奕譞舉薦工部尚書翁同龢、刑部尚書潘祖蔭為軍機大臣，且均不兼總署差使，張抱怨“舍頗、牧而用文學侍從之臣，在圣明初無成見，決策由懿親貴近，言者將如之何！此事不得不歸過于高陽矣”（《復黃漱蘭侍郎》），可見對于李鴻藻怨懟之深。舊說多謂攻倒王文韶，為清流派排除政治異己的空前勝利，但就所得而言，卻相距初望甚遠。

“清流”“洋務”終究“各有門面”

光緒九年（1883）底，張佩綸受命以署左副都御史充總署大臣，但深惡“譯署事事遷就，人人疲玩，殆難自立”，行事已感力不從心。

光緒十年（1884）三月，慈禧太后一諭推翻以恭親王奕䜣為首的全班軍機大臣，命禮親王世鐸、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孫毓汶入值軍機，并啟用醇親王奕譞參與政務，慶郡王奕劻管理總理衙門。“甲申易樞”猝發，朝局為之翻覆，此事緣起于盛昱彈劾張佩綸，波及奕䜣、李鴻藻，惟張事后“獨中流容與”，圣眷未受影響。姜鳴注意到“這是整個事件的吊詭之處”，并論及張佩綸從反對“樞（軍機）、譯（總署）分置”的思路出發，謀劃挽回局面的嘗試。（《“甲申易樞”與政局大變動》）張佩綸一面抱“內隙可弭”的一線希望，“涕泣一陳，冀回天聽”，一面致函李鴻章，仍圖有所補救：

時事如此，果得賢才輔世，誠宜舍舊謀新。奈丹老（閻敬銘）于洋務隔膜，于治理苛碎，斷非救時宰相。香濤（張之洞）召入，聞將屬以譯署，若鄙人所請不行，謹當拜手稽首，讓于夔龍耳。興獻（奕譞）既欲轉圜，劻（奕劻）、禮（世鐸）亦愿調處，公能以重臣出片言相助否？

張佩綸不僅努力保全恭王，且猶作“舍舊謀新”之圖，希望因中法戰事內召的張之洞能入主總署，合力“救時”。而后者適時地保持了沉默。

中法戰爭之際，李鴻章以“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為由，堅持“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張佩綸則針鋒相對地批評：“言和之害與戰敗之害正同，而戰敗猶有不敗之道在也”“為國家長久之計，疆宇遠大之謀，正不如奇，守不如戰。”雖與李鴻章關系密邇，但不諱言“合肥怯敵”“肅毅慎葸”“合肥過于慎重，將涉畏葸”。

張之洞由翰苑清流一變為地方大吏，議政立場自然有所轉移，但“主戰”思維仍然一貫，屢言：“法事即決裂，亦復何妨？橫逆太甚，一味容忍，何所底止？”“鄙人則明知法強華弱，初戰不能不敗。特非戰不能練海防，不敗不能練戰。只要志定氣壯，數敗之后，自然漸知致勝之方。”（《致張幼樵》）

光緒十年（1884）春，李鴻章為接受法方條件，對朝中清議深致不滿，張佩綸面對“主和一線到底”的“師相”，坦承“有主戰堅持之語”，戲言為其“損友”。尤值玩味的是，他有關“清流”立場的一番辯白：

鄙人昨請丹老（閻敬銘）代奏，云張某之論，言路主戰者多，轉于和局有益，愿朝廷不以異議為嫌。（今日又言之興獻[奕譞]，作清流須清到底，猶公之談洋務，各有門面也。一笑。）……至鄙人來津議和，斷不遵命（寧死，斷不附和和議），幸公勿為此言。

“清流”“洋務”，在張佩綸看來不過是對外門面語，而非政治歸屬或學術取向的實質，但既然是“門面”，就必須貫徹到底，不能動搖。二者觀念不乏交集，但于和戰大端仍存根本分歧，而最終結果，清流亦以戰而敗亡。甲申（1884）四月，張佩綸奉旨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南下福州，在前線作“屯馬尾、護船局”之計，而只“香濤以兩船及五營來援”，由是慨嘆“沿海各督撫舍香老外，無一有天良者，將奈之何！吾不憂敵而憂政也”（《致安圃侄》）。以后視眼光來看，此時“清流派”風流云散的命運將臨，而二張終究堅持“門面”到了最后一刻，也算得其所哉。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