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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楊絳
本文摘自楊絳《走在人生邊上——自問自答》
神明的大自然,對每個人都平等。不論貧富尊卑、上智下愚,都有靈魂,都有個性,都有人性。但是每個人的出身和遭遇、天賦的資質才能,卻遠不平等。有富貴的,有貧賤的,有天才,有低能,有美人,有丑八怪。憑什麼呢?人各有“命”,“命”是全不講理的。
孔子曾慨嘆:“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命,就犟不過。所以只好認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曾國藩頂講實際,據說他不信天,信命。許多人辛勤一世,總是不得意,老來嘆口氣說:“服服命吧。”
……
我認為命運最不講理。傻蛋、笨蛋、渾蛋安享富貴尊榮,不學無術的可以一輩子欺世盜名。有才華、有品德的人多災多難,惡人當權得勢,好人吃苦受害。所以司命者稱“造化小兒”。“造化小兒”是胡鬧不負責任的任性孩子。
我們常說“造化弄人”。西方人常說“命運的諷刺”,并且常把司命之神比作沒頭腦的輕浮女人,她不知好歹,喜怒無常。所以有句諺語:“如果你碰上好運,趕緊抓著她額前的頭發,因為她背后沒有可抓的東西了。”也就是說,好運錯過就失掉了,這也意味著司命之神的輕浮任性。
可怪的是我認為全不講理的命,可用各種方式計算,算出來的結果可以相同。這不就證明命有命理嗎?沒有理,怎能算呢?精通命理的能推算得很準。有些算命的只會背口訣,不知變通,就算不準。
算命靠“八字”。“八字”稱“命造”,由“命造’推算出“運途”。“命造”相當于西方人所謂“性格”(Character);“運途”相當于西方人所謂命運(Destiny)。
一般星命家把“命造”譬喻“船”,“運途”譬喻“河”。“船”只在“河”里走。十年一運,分兩步走。命有好壞,運亦有好壞。命造不好而運途通暢的,就是上文所說的笨蛋、渾蛋安享富貴尊榮,不學無術可以欺世盜名。
命好而運不好,就是有才能、有品德的人受排擠,受嫉妒,一生困頓不遇。命劣運劣,那就一生貧賤。但“運途”總是曲曲彎彎的,經常轉向。一步運,一拐彎。而且大運之外還有歲運,講究很多。連續二三十年好運的不多,一輩子好運的更不多。我無意學算命,以上只是偶爾聽到的一些皮毛之學。
孔子晚年喜歡《周易》,作《說卦》、《序卦》、《系辭》、《文言》等,都是講究陰陽、盈虛、消長的種種道理,類似算命占卜。反正有數才能算,有一定的理才能算。不然的話,何以算起呢?
既然人生有命,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麼,“我”還有什麼責任呢?隨遇而安,得過且過就行了。
人不能自己做主,可以從自己的經驗來說。回顧自己一生,許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決定,或由自由意志,值得追究。
抗日勝利后,國民黨政府某高官曾許錢鍾書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鍾書一口拒絕不要。我認為在聯合國任職很理想,為什麼一口拒絕呢?鍾書對我解釋:“那是胡蘿卜。”他不受“胡蘿卜”的引誘,也不受“大棒”的驅使。
我認為他受到某高官的賞識是命。但他“不吃胡蘿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因為在那個時期,這個職位是非常吃香的。要有他的聰明,有他的個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絕。
抗日勝利不久,解放戰爭又起。許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國外逃跑。我們的思想并不進步。我們讀過許多反動的小說,都是形容蘇聯“鐵幕”后的生活情況,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處境,所以我們對共產黨不免害怕。勸我們離開祖國的,提供種種方便,并為我們兩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
出國也不止一條路。勸我們留待解放的,有鄭振鐸先生、吳晗、袁震夫婦等。他們說共產黨重視知識分子。這話我們相信。但我們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識分子。
我們不是科學家,也不是能以馬列主義為準則的文人。我們這種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沒用的。我們考慮再三,還是舍不得離開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飯過日子,做馴順的良民,終歸是可以的。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不是不得已。
又如我二十八歲做中學校長,可說是命。我自知不是校長的料,我只答應母校校長王季玉先生幫她把上海分校辦成。當初說定半年,后來延長至一年。季玉先生硬是不讓我辭。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做下去是千順百順,辭職是逆水行舟,還兼逆風,步步艱難。但是我硬是辭了。當時我需要工作,需要工資,好好的中學校長不做,做了個代課的小學教員。這不是不得已,是我的選擇。
因為我認為我如聽從季玉先生的要求,就是順從她的期望,一輩子承繼她的職務了。我是想從事創作。這話我不敢說也不敢想,只知我絕不愿做校長。我堅決辭職是我的選擇,是我堅持自己的意志。絕不是命。
但我業余創作的劇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該說是命。我雖然辭去校長,名義上我仍是校長,因為接任的校長只是“代理”,學生文憑上,校長仍是我的名字,我的印章。隨后珍珠港事變,“孤島”沉沒,分校解散,我要做校長也沒有機緣了。但我的辭職,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命,是我的選擇。也許可說,我命中有兩年校長的運吧。
我們如果反思一生的經歷,都是當時處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關鍵時刻,做主的還是自己。算命的把“命造”比作船,把“運途”比作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里,還有“命主”呢?如果船要擱淺或傾覆的時候,船里還有個“我”在做主,也可說是這人的個性做主。這就是所謂個性決定命運了。
烈士殺身成仁,忠臣為國捐軀,能說不是他們的選擇而是命中注定的嗎?他們是傾聽靈性良心的呼喚,寧死不屈。如果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寧死不屈,是堅決的選擇,絕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第二次大戰開始,日寇侵入中國。無錫市淪陷后,錢家曾有個男仆家居無錫農村,得知南京已失守,無錫又失守,就在他家曬糧食的場上,用土法筑了一座能燒死人的大柴堆,全家老少五六口人,一個個跳入火中燒死。
南京失守,日寇屠殺人民、奸污婦女的事,很快就傳到無錫了。他們不愿受奸污、被屠殺,全家投火自焚。老百姓未必懂得什麼殉國,但他們的行為就是殉國呀!能說他們的行為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是不由自主嗎?這事是逃到上海的本鄉人特到錢家報告的。錢鍾書已去昆明,我不知道他們的姓名。
我們看到的命運是毫無道理的,專開玩笑,慣愛捉弄人,慣愛搗亂。無論中外,對命運的看法都一致。神明的天,怎能讓造化小兒玩弄世人,統治人世呢?不能服命的人,就對上天的神明產生了懷疑。
我們思考問題,不能輕心大意地肯定,也不能逢到疑惑就輕心大意地否定。這樣,我們就失去思考的能力,走入迷宮,在迷茫中懷疑、失望而絕望了。我們可以迷惑不解,但是可以設想其中或有緣故。因為上天的神明,豈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呢。
造化小兒的胡作非為,造成了一個不合理的人世。但是讓我們生存的這麼一個小小的地球,能是世人的歸宿處嗎?又安知這個不合理的人間,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如果上天神明,不會容許造化小兒統治人間。
孔子不止一次稱“天命”,不僅僅稱“天命”,還說“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論語·季氏十六》)。這是帶著敬畏之心,承認命由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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