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紅地什麼意思

一、明中期藝術品進入生活的助緣——商業價值觀

中國儒家傳統價值觀鼓勵士人建功立業，揚名立身。而明中期以后，王陽明“心學”流行，人們開始注重現世享樂。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觀念，將傳統理學家視為萬惡之源的“欲”，看成天經地義的“道”。李贄在《焚書》中稱：“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1]“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飛遠舉，棄人間世，則自不能不衣不食，絕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雖圣人不能無勢利之心”，[2] “種種日用，皆為自己身家計慮，無一厘為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反不如市井小民，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矣。”[3]此時登科及第不再是文人實現人生理想的唯一出路，經商致富同樣可以實現人生價值，這是明中期以后儒家傳統價值觀在商品經濟社會條件刺激下異變的結果。此時文人士大夫和富商巨賈紛紛經營產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憲、孝兩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如周北野佩，其父輿，為翰林編修。北野官至郎中，兩世通顯，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時中，其兄九峰時和舉進士，有文章。定庵官至憲副，弟時信亦京朝官，與李文正結社賦詩，門閥甚高，其業不過中人十家之產。他如蔣給事性中、夏憲副寅、許僉憲璘，致仕家居，猶不異秀才時。至正德間，諸公競營產謀利，一時如宋大參愷、蘇御史恩、蔣主事凱、陶員外驥、吳主事哲，皆積至十余萬，自以為子孫數百年之業矣。”[4] 對于這種行為，李贄解釋道：“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為子孫謀，博求風水為兒孫福蔭，凡世間一切治生產業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真邇言也。……但我之所好察者，百姓日用之邇言也。”[5]穿華服、嘗美食、耽聲色、游俠邪等行為，被看成符合天性的正當需求。“近數十年來，士習民心漸失其初，雖家詩書而戶禮樂，然趨富貴而厭貧賤。喜告訐，則借勢以逞，曲直至于不分；奢繁華，則曳縞而游，良賤幾于莫辨。禮逾于僭，皆無芒刺，服恣不衷，身忘災逮。”[6]正因為追逐物欲的價值觀得到社會認可，致使明初所定的以倫常等級觀念為基礎的社會秩序走向解體。

對于明人有關古董樣式與格調的著作，最早可見曹昭的《格古要論》，該著述成書于洪武二十一年。共三卷十三論，上卷為古銅器、古畫、古墨跡、古碑法帖四論；中卷為古琴、古硯、珍奇（包括玉器、瑪瑙、珍珠、犀角、象牙等）、金鐵四論；下卷為古窯器、古漆器、錦綺、異木、異石五論。明中期以后，富商巨賈以僭越禮制的奢華消費為手段，炫耀身份、地位，力求彰顯自身價值，以贏得社會認可。他們模仿文人士大夫的穿著和談吐，設置書房、收藏古玩字畫等，把文化消費視作與文人士大夫競爭的方式。文人士大夫深感來自富商巨賈的挑戰，為克服內心的不安感，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宣揚文人對物和精致生活的審美標準，試圖以審美品位控制文化消費的話語權，以維護自身現有的社會地位。商人渴望擺脫受歧視的傳統社會身份，將經濟實力轉化為社會地位；而文人則把持文化消費話語權，與商人展開激烈的競爭。這種現象既是社會變革的前提，也是社會變革的結果。從消極方面看，直接導致整個社會彌漫在競尚豪奢、金錢至上的風氣之中；而從積極方面看，則促使思想、文學、出版、藝術、工藝美術等各項文化領域及其相關商業進入到大發展的黃金時期。

這種積極意義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該地包括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和太倉直隸州，是明代城市化程度最高、消費文化最為盛行的地區。其中，蘇州是明中期以后時尚文化的發源地，“姑蘇人聰慧好古，亦善仿古法為之，書畫之臨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贗不辨。又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其賞識品第本精，故物莫能違。又如齋頭清玩、幾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為尚，尚古樸不尚雕鏤，即物有雕鏤，亦皆商、周、秦、漢之式，海內僻遠皆效尤之，此亦嘉、隆、萬三朝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動輒千文百緡，如陸于匡之玉馬，小官之扇，趙良璧之鍛，得者競賽，咸不論錢，幾成物妖，亦為俗蠹。”[7]蘇州的繪畫、文玩、雕竹、玉器及嵌螺鈿、八寶嵌漆等眾多藝術商品，不僅為社會精英這一小眾群體所獨有，還引導了大眾的消費意識，激發了大眾的消費熱情，搭建了藝術商品的多重消費平臺，形成購銷兩旺的藝術市場，很多工藝美術大師在市場的淘練中脫穎而出，此時藝術商品的創作風格和審美格調影響了此后的一個多世紀。

二、仇英《清明上河圖》的學術價值

明代仇英的《清明上河圖》，遼寧故宮博物院藏，絹本，工筆重設色，縱 30 厘米，橫 987 厘米。卷首有“石渠寶笈”朱文方印和朱文圓印各一枚，還鈐有“乾清宮鑒藏寶”、“乾隆御覽之寶”、“寶笈重編”、“乾隆鑒寶”，卷后有“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之印。卷軸末尾的下角，用蠅頭小楷署款“仇英實父制”，下蓋朱文篆文“十洲”圓印和“仇英之印”方印各一。另外，畫卷前后均鈐有明項元汴“槜李項氏士家寶玩”朱文長方印。畫卷除卷首有黃永玉題寫的“清明上河圖”之外，沒有更多的字跡。仇英臨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見于的著錄有: 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高士奇江村書畫目、楊恩壽眼福編、石渠寶笈初編、十百齋書畫錄等書。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的仇英《清明上河圖》，詳盡描繪了明中期蘇州的商業、文化活動和民俗風貌，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這幅長卷既是傳世仇英同題材諸本中藝術水平最高的一幅，也是研究明代中后期蘇州社會生活的重要資料。明代商業在規模、商人數量、活動范圍和資本積累上遠超前代，商業文化也獨具特色，影響深遠。商業與消費，重塑了明中期以后蘇州等江南城市的社會結構，其社會關系正如仇英在《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那樣，呈現出一種積極的動態變化。明初朱元璋為穩定社會秩序，一直推行“明尊卑，別貴賤”的儒家禮制，房屋、服飾、器用等生活資料都有嚴格的等級用制。而明中期以后，整個社會掀起了僭越禮制之風，身份不再是劃分社會層位的唯一標準，而是身份、金錢、品味，即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三者并重，于是消費需求和生活方式成為衡量某人或某階層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正德以后，皇權不斷衰弱，對其絕對權威性的挑戰甚至來自官場斗爭。“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8]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此言，代表了當時部分士大夫不以君主的是非為是非，而以天下的是非為是非的政治觀點。此類政見發酵到民間，滲入到社會生活領域的方方面面，就是人們開始對明初確立的社會等級秩序進行挑戰，最常見的手法就是競炫豪奢，彰顯貴賤無辨的生活狀態。

明初是典型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太祖朱元璋實行嚴格的路引政策限制人口自由流動，以便將人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而明中期以后，江南商業城市迅速崛起，較為豐厚的經濟收入和較為自由的生活狀態，吸引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導致城市人口驟增、規模不斷擴大。如松江地區“隆、萬以來，生齒浩繁，民居稠密，幸享承平，足稱富庶，倘兵燹陡發，驅民入城，無論鄉鎮，即四郊外十里許，計男婦不下二十余萬矣。”[9]這給土地造成極大壓力，“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苦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10]此時江南的商業城市中出現了很多新興行業，大致分為兩類：一是與市民階層休閑活動相關的服務性行業；二是混跡城鎮，以各類手段謀生的游民。正如歸有光所說：“古者四民異業，至于后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11]姚旅在《露書》中闡明觀點：“《楓窗小牘》載王禹稱上疏云：‘古有四民，今有六民。’謂‘古者農即兵也，今執戈之士不復事農，四民之外又一民也。佛教入中國，度人修寺，不耕不蠶而具衣食，五民之外又一民也。’余以為今有二十四民：借籍三清，專門符水，六民之外，道家又一民也；錢權子母，藥假君臣，七民之外，醫者又一民也；灼龜擲錢，自謂前知，蓍草梅花，動稱神授，駕言管輅，籠絡孔方，八民之外，卜者又一民也；手抱五行，口生七政，九民之外，星命又一民也。姑布稚孩，麻衣糟粕，十民之外，相面又一民也；尋龍第一，青烏無雙，十一民之外，相地又一民也；技擅攻城，智能略地，十二民之外，弈師又一民也；額瞬眉語，低昂在夫口頭，赤手空囊，珠玉推于半壁，十三民之外，駔儈又一民也；生長煙波，慣聽風水，身寂岸飛，千里坐至，十四民之外，駕長又一民也；緩行如桎梏，飛步若甜飴，任不借一雙，踏河山百二，十五民之外，舁人又一民也；論斗不論星，論君不論民，始于五虎，終以翻龍，十六民之外，篦頭又一民也；臭過鰒魚，香云龍桂，錢乙何親，趙甲何薄，十七民之外，修腳又一民也；捏手捏腳，揣前揣后，十八民之外，修養又一民也；藏龜真傳，瘦馬捷法，粉胸翠足，螺黛朱唇，機關日練，媚態橫施，簨綱滿前，貪坑無底，十九民之外，倡家又一民也；彼何人斯，居夫簾子，翠袖羅裙，曰男如女，兩兩三三，拔十得五，二十民之外，小唱又一民也；改頭換臉，世態備描，悲令人悲，怒令人喜，廿一民之外，優人又一民也；吞刀吐火，度索尋撞，聚眾山于目前，種瓜蓏于頃刻，廿二民之外，雜劇又一民也；游閑公子，俠骨豪民，家藏劍客，戶列飛霞，激游矢若驟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羨其雜，官何敢問，廿三民之外，響馬巨窩又一民也。宋侈之民，今隆十八。凡此十八民者，皆不稼不穡，除二三小技其余，世人奉之若仙鬼，敬之竭中藏，家懸鐘鼓，比樂公侯，詩書讓其氣候，詞賦揖其下風，猗與盛哉！”[12]他們混跡城市之中，雖然政治、經濟地位普遍不高，卻是日益壯大的新興社會力量，其影響力不可低估。

蘇州畫家唐寅在《江南四季歌》中描述了家鄉四季的生活景象，“江南人住神仙地，雪月風花分四季。滿城旗隊看迎春，又見鰲山燒火樹。千門掛彩六街紅，鳳笙鼉鼓喧春風；歌童游女路南北，王孫公子河西東。看燈未了人未絕，等閑又話清明節；呼船載酒競游春，蛤蜊上巳爭嘗新。吳山穿繞橫塘過，虎邱靈巖復元墓，提壺挈榼歸去來，南湖又報荷花開；錦云鄉中漾舟去，美人鬢壓琵琶釵。銀箏皓齒聲繼續，翠紗污衫紅映肉；金刀剖破水晶瓜，冰山影里人如玉。一天火云猶未已，梧桐忽報秋風起；鵲橋牛女渡銀河，乞巧人排明月里。南樓雁過又中秋，悚然毛骨寒颼颼；登高須向天池嶺，桂花千樹天香浮。左持蟹螯右持酒，不覺今朝又重九；一年好景最斯時，橘綠橙黃洞庭有。滿園還剩菊花枝，雪片高飛大如手；安排煖閣開紅爐，敲冰洗盞烘牛酥。銷金帳掩梅梢月，流酥潤滑鉤珊瑚；湯作蟬鳴生蟹眼，罐中茶熟春泉鋪。寸韭餅，千金果，鱉裙鵝掌山羊脯；侍兒烘酒暖銀壺，小婢歌蘭欲罷舞。黑貂裘，紅氆氌，不知蓑笠漁翁苦！”[13]怡人的自然條件和優越的人文環境，使蘇州成為明中期以后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商業中心城市，許多蘇州市民依靠手工藝制作謀生。據《明熹宗哲皇帝實錄》徐憲卿奏被災疏稱:“蘇郡之民，游手游食者多，即有業不過輦玉點翠織造機繡等役。”[14]“器用屬金扇有毛金、紅地金、雨雪金、熏金；扇骨粗者出齊門，其精工者有馬勛、蔣三，大小圓頭，玉臺直根，王梅溪雕邊，傳為珍玩……席出虎丘，其次出滸墅；銅香爐出郡城福濟觀前，間有名手仿造宣銅乳爐、鰍耳、魚耳、戟耳、馬蹄、法盞，壓經井口等款，以藥煑藏金、栗殼等色；麻手巾，出齊門外陸墓；蒲鞋細邊深面款制，極雅。又一種秋涼鞋，出嘉定；竹筋，閶門外有削筋墩；藤枕，治藤為之出齊門外，粗者出梅里；蠟牌出郡城桃花塢；木梳有黃楊、石楠二種；斑竹器出半塘，椅、桌、香幾、書架、床榻之類，填以銀杏板，制造極精；書畫卷軸出閶門專諸巷，贗筆臨摹，止供販鬻；提琴、弦子、笙、簫、管、笛，吳人善音律，故制器亦精；絹器，內用堅厚隔帛，飾以綾錦，制香盒、臺幾及扇硯、圖書、窯器等匣；昆刀出昆山，文房剪裁之屬，裝貯匣內，有七事件、二十八宿等名；竹筆筒出嘉定，刻成人物山水，朱小松擅名；又臂閣、酒盞及竹根大蝦蟆中藏，小者百枚，以為猜枚之戲；紙帳以涇縣棉紙制成，畫大枝梅花；羊毫筆，其法傳自吳興。狼毫水筆，尤健；金線，以粉緯為骨，外用切金條，捻成竹絲盤盒。”[15]“至于民間風俗，大都江南奢于江北而江南之奢又莫過于三吳。自昔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制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于服；四方貴吳器，而吳亦工于器。是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觀赴于吳者，又安能挽而儉也。”[16]吳地所制服飾、器用等手工業產品工藝奢華，因而引得四方競相效仿，雖然致使奢侈之風愈演愈烈，而客觀上卻催生了一批匠心獨運的工藝美術大師。據張岱《陶庵憶夢》卷2:“宜興罐以龔春為上，時大彬次之，陳用卿又次之.錫注以王元吉為上，歸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錫注，錫也。器方脫手，而一罐一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錫與價，其輕重正相等焉，豈非怪事！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17]這些工藝美術大師是市民階層中藝匠的代表，而玲瑯滿目、分工精細的手工藝商品，在蘇州城內的專賣店中多有銷售，仇英《清明上河圖》中也進行了細膩的描繪。

仇英字實父，一作實甫，號十洲，太倉人，居蘇州，弘治、嘉靖時人。存世畫作有《漢宮春曉圖》、《桃園仙境圖》《赤壁圖》、《玉洞仙源圖》、《桃村草堂圖》、《劍閣圖》、《松溪論畫圖》等。他是彩繪漆匠出身，才藝超群。師從蘇州畫家周臣，打下了堅實的繪畫功底。曾以畫匠身份，長期客居著名鑒藏家項元汴、周六觀家中臨摹古畫，創作了大量精品。據清人吳升《大觀錄》記仇英《滄溪圖卷》上跋:“檇李項子京收藏甲天下，館餼十余年，歷代名跡資其浸灌，遂與沈唐文稱四大家。”[18]這一經歷使他終成“摹唐宋人畫，皆能奪真”[19]的高手。仇英所繪題材大致分為摹古之作、傳統題材、現實生活三類，《清明上河圖》是其現實生活題材的代表作。絹本，平涂設色，色彩沉重厚實。全長9.8米，卷末署款“仇英實父制”。全卷采用青綠重彩工筆技法，利用中國畫散點透視原理，將重點景物有機結合，以山川、河湖、城墻、橋梁等景致分割畫面，使之張弛相間，連貫自然。繪男女老幼、士農工商各色人物二千二百余人，以簡練的線條描繪人物動態，通過對其動作、神態、服飾等方面的詳盡描繪表現身份。畫卷流傳有序，先經晚明著名鑒藏家項元汴珍藏，清乾隆年間入藏內府，經《石渠寶笈》續編著錄。1922年，末代皇帝溥儀以賞賜其弟溥杰之名，陸續將包括此畫在內的1300余卷書畫珍品盜運出宮，先在北京醇親王府和天津靜園、張園短暫收藏。1932年，這批書畫被溥儀帶到偽滿洲國都城---長春(當時稱新京)，藏于偽皇宮“小白樓”中。1945年8月，溥儀攜帶包括此畫在內的部分書畫乘小型軍機逃往日本，途經沈陽機場時，被東北人民民主聯軍和蘇聯紅軍截獲，這批書畫先由東北人民銀行代管，后歸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

仇英《清明上河圖》畫卷以田園牧歌式的景象開篇，以一段水上仙臺收束，所繪天平山、運河、古城墻及標志性建筑皆清晰可辨，既有街巷、橋梁、河道、碼頭、民居、店鋪、舟楫、戲臺、校場等場面，又有婚娶、宴飲、雅集、演藝、田作、趕集、買賣、漁罟、占卜等細節。唐寅在《姑蘇雜詠》中吟道：“長洲茂苑占通津，風土清嘉百姓馴；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門五日一嘗新。市河到處堪搖櫓，街巷通宵不絕人；四百萬糧充歲辦，供輸何處似吳民？”[20]仇英用畫筆將這一生活風貌生動地記錄了下來。該畫卷結構基本保留了宋人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景物和情節順序，與之不同的是，仇英所繪城墻為石砌而非土筑，建筑、商鋪也與張版不同，可見仇英《清明上河圖》是襲用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主題，旨在將明中期蘇州城“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東西。五更市販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齊”[21]的繁華景象入畫的創新之作。整幅畫卷以京杭大運河蘇州段貫穿全城，畫面依運河沿岸風光逐次展開，繪畫了蘇州城的河運繁忙景象，展現了運河在當時蘇州商業構建和城市生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全卷描繪了各個階層的文化娛樂方式，既有村口上演的草臺社戲和縣學門口的木偶戲，又有豪貴燕集，邀請班社至家中演出的場面；既有郊外鄉紳精雅的住宅和房室陳設，又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的生活景象；還有反映明中期以后尚奢婚俗的迎親場面；畫卷通景分布著不同服飾、不同社會身份人士騎馬、坐轎、騎驢、步行、推獨輪車、挑擔等出行狀態，繪畫了“專門內傷雜癥”藥室、“男女內外藥室”、“小兒內外方脈藥室”等專科醫療機構，以及“道地藥材”和“萬應膏藥”等藥鋪場景，反映了明中期蘇州市民的醫療狀況；由于此時服飾、器用等被廣泛僭越使用，促使打造銀器鋪、金銀首飾鋪、家具作坊、成衣鋪、典當鋪等涌現在蘇州城大小商業街巷之中。而京貨店、南貨店的售賣場面，則是明中期運河物流南北通暢的體現；從畫中所繪私塾、縣學、社學等教育機構都設在商業街上，可知這些學校的學生應有不少商人子弟。自正統元年起，政府將南方七省的稅糧改征白銀，“金花銀”的推行促進了田賦的貨幣化。弘治五年，戶部尚書葉淇建議將“開中”貿易貨幣化，準許鹽商直接以白銀向政府購買鹽引，取代以往將糧食運到邊疆軍隊換取鹽引的做法。政府將稅收方式改為征銀，使人們必須通過商業途徑換取白銀，用以完納賦稅和實現市場交易。畫中傾銀鋪內的生意場面，反映的正是明中期白銀貨幣化的史實。畫卷對城內的豪貴深宅、郊外的鄉紳小院以及青樓妓館等屋內的陳設細節進行了描繪，多為細桌上放香爐、花瓶、插屏等器，墻上懸掛書畫，家具考究，鋪陳文雅；畫中描繪的“精裱詩畫”店、“詩畫古玩”店和多個古玩地攤場景，無不買賣興隆。仇英將蘇州社會彌漫的時尚文化和商業氛圍定格在《清明上河圖》上流傳至今，因此該畫卷既是中國古代繪畫史上承前啟后的風俗巨作，也是研究明代中后期社會生活和文化史的有力圖證。

三、解析仇英《清明上河圖》的商業文化內涵

江南地區南有錢塘江，北有長江，內有運河、太湖等水系。永樂七年六月初二日，蘇州知府況鐘在《修浚田圩及江湖水利奏》中談到：“近見蘇、松、嘉、湖四府地方，內有太湖、傍山湖、陽城湖、沙湖、尚湖、昆承湖六處地方，廣闊約量三千余里。”[22]眾多中小河流與大運河縱橫交錯，構成縱貫南北的水運交通網。江南各府因水網連為一體，形成富庶的商業城市圈，“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歸吳會。”[23]運河是蘇州城市繁榮的必要條件，隋代開鑿的大運河北段，至元代已廢棄。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又開始疏浚運河。在從永樂九年起的五年時間里，16.5萬民工清理了山東境內的河床，并修造新渠、河壩和水閘，水道重新投入使用。“陸路腳力之費，數倍于舟，且又勞碌”[24]，大運河的貫通，有效促進了商業網絡向南直隸北部、河南和山東的大運河腹地延伸。仇英《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很多由纖夫拉拽或在河中行駛的航船和裝飾華麗的彩繪官船。它們以蘇州城為起點或目的地，繁忙地裝卸著貨物。這些彩繪官船并非只運輸官方物品，負責漕運的水手為求免稅之利，往往挾帶貨物或替人捎貨。“原來大凡吳、楚之地作官的，都在臨清張家灣雇船，從水路而行，或徑赴任所，或從家鄉而轉，但從其便。那一路都是下水，又快又穩；況帶著家小，若沒有勘合腳力，陸路一發不便了。每常有下路糧船，運糧到京，交納過后，那空船回去，就攬這行生意，假充座船，請得個官員坐艙，那船頭便去包攬他人貨物，圖個免稅之利，這也是個舊規。”[25]官船與私人貨船在蘇州城內外運河上交織往返，成為仇英入畫的一道商業物流風景線。

畫卷開篇沿運河從蘇州郊外的風景起筆，過虹橋、至城門入市區，直至西部城郊，但見青山幽遠、綠樹吐芽，桃花盛開。一牧童橫笛牛背，吹著小曲兒穿過樹林。一名放著風箏、幾名嬉戲玩耍的童子，四只羊兒散牧在草地上。近景是潺潺的溪水，遠景是揚帆的航船。村口的簡易草臺上演著社戲（圖1），臺下擠滿男觀眾，只有稍遠的圍欄外有些女子，一人扛著凳子進場，準備觀看。醵錢演戲是民間班社的營利方式，俗稱“春臺戲”。一位戴幞頭、穿長袍的文士過橋，童子攜琴隨后。背著行囊、推著獨輪車或挑著貨物的路人匆匆進城，其中一位文士騎馬前行，童子攜行李跟隨。不遠處桃花盛開、綠樹掩映，牧童們在草地上嬉戲，他們放牧的馬、牛、羊正休憩、吃草。遠景江邊，纖夫們吃力地將客船拖上岸。一座清雅的鄉紳小院前，是一行吹吹打打、正在進城的迎親隊伍，熱鬧的景象吸引著童子們在院門口駐足觀看。（圖2）明中期以后，冠壽禮、婚禮、葬禮等人生儀禮，在名目、開銷、程序、儀式及陪嫁妝奩、喪具營葬等方面盡顯奢華，“婚嫁喪葬，堂室飲食，衣服輿馬，動輒費數十萬”[26]，蘇州甚至出現“婚喪過侈，至有須產嫁女，貸金葬親者”。[27]畫卷中走在迎親隊伍最前面的是手舉金瓜等“旗鑼傘扇”的儀仗隊，緊隨其后的是鼓吶喧天的樂隊，接著是擔酒牽羊的婚宴隊，花轎后面還有一人舉著大禮盒。花轎式樣華麗，轎頂彩繪如意云頭，藍綢作幔、四角各懸一掛紅綢花，前后轎桿各兩名轎夫、旁有一名女子侍轎，這一熱鬧排場的迎親景象，是明中期以后尚奢婚俗的真實反映。在院中小樓的二層露臺上，可見三個龍泉窯梅子青釉卷云紋瓷繡墩兒，臺邊圍一周朱欄，一層書房內擺放一張畫案，其上有書一函、香爐一具、花瓶一支。仇英所繪的是一位鄉紳的住宅，房室修筑和陳設裝飾十分考究。此時即使普通人家，也以精裝房室為尚。如《初刻拍案驚奇》卷2“姚滴珠避羞惹羞 鄭月娥將錯就錯”一章中，敘述了姚滴珠被汪錫拐騙到囤子，“上得岸時，轉彎抹角，到了一個去處。引進幾重門戶，里頭房室甚是幽靜清雅。但見：明窗凈幾，錦帳文茵。庭前有數種盆花，座內有幾張素椅。壁間紙畫周之冕，桌上砂壺時大彬。窄小蝸居，雖非富貴王侯宅；清閑螺徑，也異尋常百姓家。”③

迎親隊伍前，一位戴方巾、穿長袍的儒士路遇僧友，雙方互致問候。不遠處，兩名農夫踏著龍骨水車，將低處的江水提到田中灌溉，四名壯勞力正在田間管理，一名農婦前來送飯。此處河床變寬，但見江邊纖夫拉船，彼岸行旅匆匆。近景繪青松翠柳間環繞的一座寺院，其重檐歇山頂大殿正脊兩端是一對鴟吻、四面檐角上的垂脊獸排列井然，檐下斗拱繁密緊湊，大殿富麗堂皇。殿前三名仕女焚香拜佛，旁邊鐘樓里安放著一口紋飾精美的大銅鐘，河面窄處架一小拱橋。遠處茅屋中，一寒儒靜坐讀書，童子正在掩門。

門外熙熙攘攘的大小商販們匆匆進城，他們趕著驢、挑著擔、推著獨輪車。更有遠道而來的行商，趕著八頭騾子拉的超長大車，滿載貨物。船只紛紛靠岸，各色人等往來如織。此時商人的經營狀況和盈利多少，成為衡量他們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徽人因是專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歸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屬，只看你所得歸來的利息多少為重輕。得利多的，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的，盡皆輕薄鄙笑；猶如讀書求名的中與不中歸來的光景一般”。[28]將賺錢多少與博取功名相提并論，是此前中國社會從未有過的價值評判標準。如商人汪信之立誓：“不致千金，誓不還鄉”[29]，竟與文人所立的科場誓言一般。此處繪青幔小轎中一年長儒士吩咐仆人掀開轎簾，接受一名青年文士的拜見。近景柳樹邊繪兩位士人各帶一名攜物隨從，騎馬交談著出城郊游。明中期以后，士人騎馬、坐轎已很普遍。“嘗聞長老言：‘祖宗朝，鄉官雖見任回家，只是步行。憲廟時，士夫始騎馬。至弘治、正德間，皆乘轎矣。’昔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夫士君子既在仕途已有命服，而與商賈之徒挨雜于市中，似為不雅，則乘轎猶為可通。今舉人無不乘轎者矣。董子元云：‘舉人乘轎，蓋自張德瑜始也。方其初中回，因病不能看人，遂乘轎以行。眾人因之，盡乘轎矣。’然蘇州袁吳門尊尼與余交，其未中進士時，數來下顧，見其只是帶羅帽二童子跟隨，徒步而來。某以壬辰年應歲貢出學，至壬子年謁選到京，中間歷二十年，未嘗一日乘轎。今監生無不乘轎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轎者矣。其新進學秀才乘轎，則自隆慶四年始也。蓋因諸人皆士夫子弟，或有力之家故也，昔范正平乃忠宣公之次子，文正公之孫也。與外氏子弟結課于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日，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為范丞相子。今雖時世不同，然亦恐非所以教子弟也。”[30]又繪小販在道邊設茶棚，路人卸擔坐旁歇腳。遠景繪點將臺，兵士們正在臺前校場上進行騎射訓練。磚石砌成的虹橋橫跨運河兩岸，眾多商船在此卸貨，兩艘彩繪官船穿行其間。虹橋上挑擔者、聯袂乘馬者、鳴珂而行者、趕驢運貨者摩肩接踵。

虹橋上有一卦攤兒，問卜或代寫書信的四位顧客圍在算命先生桌前。據葉盛《水東日記》卷1：“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銀二三錢可求，事變后文價頓高，非五錢一兩不敢請，迄今猶然，此莫可曉也。”[31]《喻世明言》卷5中也描述了武將常何求人寫奏折的情節，“取白金二十兩，彩絹十端，親送到館中，權為贄禮。”[32]當然虹橋上這位落魄先生沒有這麼幸運，他只是將所學作為生存技能，混跡市井之中糊口謀生。在挑擔小販前，一青年男人正給幼子購買零食。橋上一固定攤位出售木偶、靴子、瓷器等商品，還有打著“零剪綾羅”、“參苓補糕”、“各色細果”、“果品”、“茶食”、“兌換紋銀酒器”幌子的固定攤位。在“兌換紋銀酒器”店，可以將銀制品按重量、成色等，兌換出相應的銀兩，用于市場流通。依明初禮制，商賈之家禁用銀器。而正德以后，富貴人家設宴往往競炫排場，這導致銀器的使用量猛增。馮夢龍描寫商人之妻王巧兒留薛婆吃飯，“只見兩個丫鬟輪番的走動，擺了兩副杯箸，兩碗臘雞，兩碗臘肉，兩碗鮮魚，連果碟素菜，共一十六個碗。……三巧兒又取出大銀鐘來，勸了幾鐘……”[33]銀器的廣泛使用，催生了這行生意。此處繪一“各樣金銀首飾”攤位，明中期以后女子首飾華麗、僭越成風，即使是普通人家的女子，也購置超規格的首飾，往往“家才儋石，己貿綺羅；積未錙銖，先營珠翠。”[34]加之江南商業城市中“其在今日，則大有不然者。蓋以四方商賈陳椽其間，易操什一起家；富者輒飾宮室，蓄姬媵，盛仆御，飲食佩服與王者埒。又輸貲為美宮，結納當涂也，今輿馬都甚。婦人無事，居恒修冶容，斗巧妝，鏤金玉為首飾，雜以明珠翠羽，被服綺繡衵，衣皆純采，其侈麗極矣。此皆什九商賈之家，閭右輕薄子弟，率起效之。”[35]商人在經商地置業購產，蓄姬納妾的行為，拉動了相關消費的增長，仇英《清明上河圖》中繪蘇州鬧市多設金銀首飾商鋪或攤位，與此世風不無關系。而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蘇州》其后復記：“新郭、橫塘，比戶造釀，燒糟發客。橫金、下保、水東人并為釀工，蘇屬州縣以及南都皆用之。又習屠販，每晨刳豕入市。新郭、橫塘、仙人塘一帶，多開坊榨豆油。”[36]畫卷描繪虹橋下是掛有“本店宰賃豬羊”幌子的固定攤位，河兩岸是瓷器店、編筐店、舂米店、飯館等，還有打出“清香美酒”店招的酒店，這一場景與顧炎武書中所述接近。“華亭熟酒，甲于他郡，間用煮酒、金華酒。隆慶時，有蘇人胡沙汀者，攜三白酒，客于松，頗為縉紳所尚，故蘇酒始得名。年來小民之家，皆尚三白，而三白，又尚梅花者、蘭花者，郡中始有蘇州酒店，且兼賣惠山泉，自是金華酒與戈陽戲，稱兩厭矣”，[37]可見蘇酒不僅在當地，對周邊城市也有影響。

在“主雇木行”鋪前方，一名頭頂七級浮屠的和尚在飯館附近化緣，顯得十分醒目。運河兩條支流繞城而走，小拱橋上人員往來。在橋旁柳樹邊，人群正圍觀摔跤表演；過小拱橋有個鐵匠鋪，旁邊是懸掛“裸貨行”、“上等白細布發客”幌子的店鋪。明代的手工業制度，從明初的住坐匠、輪班匠制，到成化時的輸銀代役制，再到嘉靖八年的“班匠銀”制，已漸備獨立性。明中期以后，江南農家普遍兼營各類副業，手工業生產走向商品化。據正德《松江府志》載：“俗務紡織，他技不多。而精線綾三梭布、漆紗方巾、翦絨毯皆為天下第一。梅花燈籠撥羅絨紋繡，亦他方所無。前志云：百工眾技與蘇杭等要之，吾鄉所出皆切于實用，如綾、布二物，衣被天下，雖蘇杭不及也。紡織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里媼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旦復抱紗以出，無頃刻間，織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獲，輸官、償息外，未卒歲，室廬已空，其衣食全賴此。”[38]紡織等家庭手工業成為農戶收入的重要來源。城墻下圍欄內的空間也被用上，這里有個“京貨店”固定攤位，旁邊是算命先生的卦攤，打出“命談子平”、“周易課占”兩個幌子。運河穿城而入，船只往來，運貨繁忙。城下有兩名兵丁把守，門樓上高揚著白色的旗幟，行人魚貫出入。右側是防守城門的公所街門，前面兵器架上放著槍、刀、矛、石彈等武器，豎立著“左進右出”、“盤詰奸細”、“固守城池”告示牌。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有遠道而來的駱駝商隊、肩擔手提的市井商販，還繪畫了兩位官員騎著馬在街頭偶遇，雙方鞍前各有一馬夫牽韁持鞭，馬后各一名隨從手持華蓋，年青者向年長者見禮等細節。城內房屋鱗次櫛比，街道兩廂為商業區，多數商鋪門口高懸著標識自家經營范圍的店招幌子。

此時吳風正引領著流行時尚界，人們將蘇州的生活方式和商品稱為“蘇意”或“蘇樣”。據何良俊《四友齋從說》載：“松江近日有一諺語，蓋指年來風俗之薄，大率起于蘇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習氣近也。諺日：‘一清誑，圓頭扇骨揩得光浪蕩；二清誑，蕩口汗巾折子擋；三清誑，圓青碟子無肉放；四清誑，宜興茶壺藤扎當；五清誑，不出夜錢沿門蹌；六清誑，見了小官遞帖望；七清誑，剝雞骨董會攤浪；八清誑，綿綢直裰蓋在腳面上；九清誑，不知腔板再學魏良輔唱；十清誑，老兄小弟亂口降。’此所謂游手好閑之人，百姓之大蠹也。官府如遇此等，即當枷號示眾，盡驅之農。不然，賈誼首為之痛哭矣。”[39]而男子在形象上也越發脂粉氣，徽商吳朝奉“頭帶一頂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簡巾兒，旁縫一對左一塊右一塊的蜜蠟金兒，身上穿一件細領大袖青絨道袍兒，腳下著一雙低跟淺面紅綾僧鞋兒。若非宋玉墻邊過，定是潘安車上來。”[40]另一徽商“頭戴時新密結不長不短骔帽，身穿秋香夾軟紗道袍，腳穿元色淺面靴頭鞋。白綾襪上，罩著水綠縐紗夾襖，并桃紅縐紗褲子。手中拿一柄上赤真金川扇，掛著蜜蠟金扇墜，手指上亮晃晃露著金戒指。渾身輕薄，遍體離披，無風搖擺，回頭掣腦的踱將過去。”[41]在“男女內外藥室”旁邊，是一家“成衣”鋪，蘇州“成衣”鋪匠人所制吳服，代表了當時的新潮時尚，江南縉紳和富商巨賈在“成衣”鋪中競相訂制，乃至“或中人之產，營一飾而不足，或卒歲之資，制一裳而無余，遂成流風，殆不可復。”[42]吳服以質料昂貴，色彩鮮麗，裝飾華美，樣式富于變化，在當時的流行服飾界起著引領潮流的作用。如小說《二刻拍案驚奇》卷39中描寫：“蘇州新興百柱帽，少年浮浪的無不戴著裝幌。南園側東道堂白云房一起道士，多私下置一頂，以備出去游耍，好裝俗家。”[43]《喻世明言》卷1中描寫徽商陳大郎的裝束：“頭上戴一頂蘇樣的百柱骔帽，身上穿一件魚肚白的湖紗道袍，又恰好與蔣興哥平昔穿著相像。”[44]蔣興哥是在廣東經商的湖廣襄陽人，陳大郎是去襄陽買米豆的安徽新安人，而二人都“蘇樣”衣冠。

畫卷繪一家屋內掛“太古冰弦”匾額的“斫琴”鋪，此旁是一家具作坊，一名工匠正在制作春凳，屋里放著已完工的架子床和圓角柜。明中期以后，家具在材質、樣式和制作工藝上越發講究，不論何種社會身份的人，都以設置書房為尚，而家具是其中的必備之物。范濂在《云間據目抄》卷2中寫道：“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而徽之小木匠，爭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裝雜器，俱屬之矣。紈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貴，凡床廚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極其貴巧，動費萬錢，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裝鋪，庭蓄盆魚雜卉，內列細棹拂塵，號稱‘書房’，竟不知皂快所讀何書也。”②據崇禎《嘉興縣志》稱:“至于器用，先年俱尚樸素堅壯，貴其堅久。近則一趨脆薄，茍炫目前。侈者必求花梨、瘦柏，嵌石填金，一屏之費幾直中產，貧薄之戶亦必畫幾、熏爐、時壺、壇盞，強附士人清態。無濟實用，只長虛器，風之靡也非一日矣。”[45]無論貧富，室內家具、器用都追求配套，以示清雅。繼續前行是一家“成造金銀首飾、酒器俱全”鋪，受攀比之風影響，一些人甚至透支消費或使用仿冒品來撐面子。如小說《醋葫蘆》中描寫：“張煊就拿出四五錠真紋銀子——都是預先吩咐小易牙挪借來的，又有許多低假金銀首飾酒器，擺上一桌。”[46] 又如《二刻拍案驚奇》卷26“大凡窮家窮計，有了一二兩銀子，便就做出十來兩銀子的氣質出來。”[47]仇英在此處繪一片華麗的建筑群，彩繪門樓上懸掛“學士”、“ 世登兩府”匾額。這里是縣學，就是供生員讀書的學校。即童試錄取后準入縣學，以備參加高一級的考試，謂之“進學”、“入學”或“入泮”，士子稱“庠生”、“生員”，俗稱“秀才”。“兩府”指北京（順天府）和南京（應天府）。縣學門口正演木偶戲，一些男人攜子觀看。對面是懸掛“上料八百高香”店幌的香鋪。焚香是文人精致生活的重要內容，所配器用也有標準：“今吳中制有朱色小幾，去倭差小，式如香案，更有紫檀花嵌，有假模倭制，有以石鑲，或大如倭，或小盈尺，更有五六寸者，用以塵烏思藏鏒金佛像、佛龕之類，或陳精妙古銅，官、哥絕小爐瓶，焚香插花，或置三二寸高、天生秀巧山石小盆，以供清玩，甚快心目。”[48]在旁邊的居民區中，私塾里的先生正為童子們授業，而高懸“青樓”匾額的房室內，三名女子彈著琵琶、吹著洞簫、拍著牙板正在演奏。明中期以后，江南地區狎妓之風盛行，青樓妓館遍布大小城鎮，蘇州山塘是著名的青樓集中地。據黃省曾《吳風錄》記載:“至今吳中士夫，畫船游泛，攜妓登山，而虎丘則以太守胡纘宗創造臺閣數重，增益勝眺，自是四時游客無寂寥之日，寺如暄市，妓女如云。”[49]仇英在《清明上河圖》中繪妓女屋內一角的陳設細節，一張條案上置花瓶、香爐、茶碗若干。據馮夢龍《喻世明言》卷12中的一段描寫：“明窗凈幾，竹榻茶壚。床間掛一張名琴，壁上懸一幅古畫。香風不散，寶爐中常爇沉檀；清風逼人，花瓶內頻添新水。萬卷圖書供玩覽，一枰棋局佐歡娛。”[50]可見當時妓女也以室內的精雅陳設來自抬身價。

向街里走，“各樣描金漆器”作坊旁的“精裱詩畫”店非常忙碌，兩位文人模樣的顧客還坐在凳上等候，就有人又攜立軸前來。街口是一家“小兒內外方脈藥室”，街里為懸“紗帽京靴不誤主雇”匾的“儒履朝鞋”店，旁邊是“染坊”。此處有一深宅大院，粉墻內可見高懸“武陵臺榭”匾額的歇山閣樓，閣樓里圍屏榻上坐著三位正在觀看表演的士人，前方女子翩翩起舞，旁有女樂吹奏彈唱，描繪的是豪貴燕集，邀請班社至家中演出的場面。此時戲曲、雜劇盛行，尤其是發源于南曲的傳奇名劇疊出，出現了許多演劇和歌舞的班社。據顧起元《客座贅語》:“南都萬歷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宴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箏、蓁、琵琶，三弦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子。后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只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蓋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益為凄惋，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為弋陽，一為海鹽。弋陽則錯用鄉語，四方士客喜閱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后則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昆山，校海鹽又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從好，見海鹽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擊缶，甚且厭而唾之矣。”[51]嘉靖以后昆山腔逐漸替代海鹽腔，成為南方盛行的曲調。高閣下太湖石邊架一秋千，五名仕女正在游戲。順著懸掛“環翠”匾額的長廊涼亭向上望去，又見一高閣，四位文人正在品茗，兩童仆侍立，一童仆蹲坐旁邊正煮泡茶之水。掛“環翠”匾額的屋內陳設豪華，門口八仙桌上放置著香爐、花瓶等器，后面是一座巨型屏風。中景繪巧妙建在河中的縱橫廊榭，河水流過拱形的橋洞。頭戴方巾、身著粉袍的主人正與訪客欣賞院中美景，墻外桃花盛開。旁邊會客廳內可見三把圈椅，一張畫案，案上有花瓶、香爐和水丞，案后掛一幅水墨蘭竹圖。仇英所繪這一場景，與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記述“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52]的士大夫生活狀況相符。其實依洪武二十六年制，官員營造房屋不許歇山轉角，重檐重拱及繪藻井，前廳、中堂、后堂、家廟的間數和架數、門窗的顏色和裝飾等，也依品級各有規制。“庶民廬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飾彩色。三十五年復申禁飭，不許造九五間數，房屋雖至一二十所，隨其物力，但不許過三間。”[53]而“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園囿僭擬公侯，下至勾闌之中，亦多畫屋矣。”[54]此時士大夫追求“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安，口極世間之談”[55]的生活狀態，明初朱元璋所定禮制已形同虛設，等威無辨。

在秋千架兩側和遠處高閣邊，矗立著幾塊玲瓏峻美的太湖石。據謝肇淛《五雜組》載：“洞庭西山出太湖石，黑質白理，高逾尋丈，峰巒窟穴，賸有天然之致。不脛而走四方，其價佳者百金，劣亦不下十數金，園池中必不可無之物。”[56]室外庭園的豪華配置可見一斑。而室內鋪陳在小說中有更多描寫，如《金瓶梅詞話》第34回: “伯爵走到里邊書房內，里面地平上安著一張大理石黑漆縷金涼床，掛著青紗帳幔。兩邊彩漆描金書廚，盛的都是送禮的書帕、尺頭，幾席文具，書籍堆滿。綠紗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獨獨放著一張螺甸交椅。書篋內都是往來書柬拜帖，并送中秋禮物帳簿。”[57]深宅大院外墻又設一排商鋪，先見一家“磁器”店，按馮夢龍《醒世恒言》所表：“話說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有景德鎮，是個馬頭去處。鎮上百姓，都以燒造磁器為業，四方商賈，都來載往蘇杭各處販賣，盡有利息。就中單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個窯戶一個做手。渾家楊氏，善能描畫。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渾家描畫花草人物，兩口俱不吃空。住在一個冷巷里，盡可度日有余。”[58]畫中這家“磁器”店的貨源就來自江西景德鎮。繼續前行是“官鹽”店、“打造諸般銅器”作坊和招牌為“集賢堂”的書坊，主要售賣“古今名人文集詩詞”。江南民眾的文化程度普遍較高，明代四大刻書中心蘇州、杭州、南京、建陽，三個在此地區。小說《醋葫蘆》第19回對這一文化消費有所涉及：“又差個皂隸，到書坊中速取印行《漢史》一冊。”[59]另外，當時不少暢銷書作家為書坊創作傳奇和色情小說，以獲取稿酬。如科場中屢試不第的蘇州文人馮夢龍以市民階層為讀者對象，創作了大量的擬話本小說、劇本、民歌、笑話等，為書坊商人賺來滾滾利潤的同時，也從書商那里得到養家糊口的稿酬。文人與商人之間這種合作模式，是明中期以后出版業發達的體現。

成弘以來，江南出現了一些專事家庭手工業的鄉鎮。馮夢龍在《醒世恒言》“施潤澤灘闕遇友”中刻畫了主人公施復以一臺綢機起家，逐漸積累資本，終于成為擁有三、四十臺綢機的作坊主的經歷，書中對絲織手工業重鎮盛澤及當地絲綢集市牙行的交易情況進行了生動描繪: “蘇州府吳江縣離城七十里，有個鄉鎮，地名盛澤，鎮上居民稠廣，土俗淳樸，俱以蠶桑為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余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佇足之隙；乃出產錦繡之鄉，積聚綾羅之地。江南養蠶所在甚多，惟此鎮處最盛。有幾句口號為證：東風二月暖洋洋, 江南處處蠶桑忙。蠶欲溫和桑欲干, 明如良玉發奇光。繰成萬縷千絲長，大筐小筐隨絡床。美人抽繹沾唾香, 一經一緯機杼張。咿咿軋軋諧宮商, 花開錦簇成匹量。莫憂入口無餐糧，朝來鎮上添遠商。”[60]像施復這樣發家致富的手工業者不在少數，“(蘇州潘氏)起家機房織手，至名守謙者始大富，至百萬”[61]。又據《吳江縣志》載：“綾之業，宋元以前，惟郡人為之。至明熙、宣間，邑民始漸事機絲，猶往往雇郡人織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業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澤、黃溪四五十里間，居民乃盡逐綾綢之利，有力者雇人織挽，貧者皆自織，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紡績，日夕治絲，故兒女自十歲以外，皆蚤暮拮據以糊其口；而絲之豐歉，綾綢價之低昂，即小民有歲、無歲之分也。”[62]發達的紡織手工業帶動了相關行業的迅猛發展，經營其下游產品的專賣店在仇英《清明上河圖》中多有體現。除書坊旁的一家“紗羅叚絹、官店”之外，還繪了“氈羢貨行”、“紅綠細絹線鋪”、“汗巾手帕”店、“儒履朝鞋”店、“各樣履鞋”店等，以及染坊、成衣鋪、典衣鋪等相關行業商鋪。它們的興盛，都必須以發達的紡織手工業為基礎。

一些商賈具備相當高的文化修養和藝術造詣。“（汪）東瀛先生名貴，字道充，休治西親義里人。其先由登源徙今居。……先生自幼奇偉不群，讀小學、四書，輒能領其要。于是通習經傳，旁及子史百家，至于音律之妙，靡不究竟。尤潛心于衛生堪輿之學，仰探軒岐之奧，默契曾揚之旨。通達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熟思詳究。意薄進取，挾貲皖城，先達謝公輔奇其剛毅不撓，器度弘偉，日與講論詩文，遠近商游于茲者，咸師事之。”[63]“平江，洞庭人，施麟子，經讀書能詩，隱身商賈，轉販金陵，寓金川門外之通江橋。”[64]歸有光贊商人詹仰之：“為賈與為學者異趨也，今為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為賈者，獨為學者之好，豈不異哉！”[65]這些文化商人往往經營典當行、書坊、字畫店、香鋪、花鋪、古玩鋪等雅生意。

蘇州百姓也有較高的文化藝術修養，據正德年間《姑蘇志·風俗》記載:“國朝又升為京輔郡，百余年間禮義漸靡，而前輩名德又多以身率先。……今后生晚學文詞動師古昔，而不梏于專經之陋。矜名節、重清議，下至布衣韋帶之士皆能擒章染翰。而閭閻田畝之民山歌野唱亦成音節，其俗可謂美矣。”[66]明中期以后，蘇州涌現出大批詩人和書畫家，其作品在街市的專營店中有售。仇英《清明上河圖》中描繪了一家“詩畫古玩”店內的買賣場面，店老板身穿白袍，文人打扮，正向兩位文人顧客推薦一軸《墨竹圖》。屋頂上方掛著各色鳥籠、劍、琴等物件；柜臺內的貨架上擺著各式古董瓶、香爐、書畫和古籍，柜臺上放著一件筆洗、一架山水插屏，皆書房必備之物，柜臺外一名書生正讓店員取貨給他觀看。古玩鋪這種看貨交易的景象，在江南各個商業城市中都很尋常。如李日華在《味水軒日記》中，記他平素光顧的一家杭州六橋鬻古肆“又步至六橋，至項老店，與之雪藕而食。項老欣然出卷軸相評賞……項老，歙人。初占籍仁和為諸生，以事謝去，隱西湖岳祠側近，老屋半間。前為列肆，陳瓶盎細碎物，與短松瘦柏、蒲草棘枝堪為盆玩者”[67]做古玩生意的關鍵在于眼力，《海公案》第58回寫道：“小的當日原是開古玩店的，因為落了本錢，致此改行裱褙。”[68]一旦買錯物件兒，甚至有倒閉轉行的風險。

另外，蘇州一些職業畫家還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弘治十八年，36歲的唐寅因涉科場舞弊案返回家鄉蘇州，備受打擊的他續娶沈氏之后，開始了賣畫生涯。曹元亮在《伯虎唐先生匯集序》中載：“遂筑室金閶門外，日與祝希哲、文征仲詩酒相狎。踏雪野寺，聯句高山，縱游平康妓家；或坐臨街小樓，寫畫易酒，醉則岸幘浩歌。三江煙樹，百二山河，盡拾桃花塢中矣。”[69]在他生意好時，求畫者絡繹不絕，“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富，日詣門征索。文辭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70]由于顧客過多，不得不請老師周臣代筆。“唐六如畫法受之東村，及六如以畫名世，或懶于酬應，每倩東村代為之。今伯虎流傳之畫，每多周筆，在具眼者辨之。”[71]唐寅的畫一時很受歡迎，所以用賣畫的收入建成桃花塢別墅，取名“桃花庵”，自號“桃花庵主”。又《堯山堂外紀》載唐寅“晚年寡出，常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茍。”[72]以上文獻中所記的“臨街小樓”，指的就是唐寅在蘇州阜橋開設的工作室。然而唐寅晚年賣畫的收入不穩定，當時市場上書畫的價位不高，一旦無人買畫或因病不能作畫，生活就會陷入窘境。他曾寫詩嘆道：“青衫白發老癡頑，筆硯生涯苦食艱。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荒村風雨雜鳴雞，燎釜朝廚愧老妻。謀寫二枝新竹賣，市中筍價賤如泥。”“書盡詩文總不工，偶然生計寓其中。肯嫌斗粟囊錢少？也濟先生一日窮。”[73]唐寅作為一名不擅理財、晚年又健康狀況欠佳的職業畫家，完全依賴市場謀生還是比較艱辛的。

在經營“紗羅叚絹”的“官店”與“古玩詩畫”店之間，是一處社學。門上對聯“代是文明書、春當燕喜時”，意為“書香門第代代相傳，春闈時分燕報喜訊”。門口的圓石鼓和太獅少獅表明這里是文場之地，兩名學童正觀街景。由社學所在的位置不難看出，入學者中當有不少商人子弟。王士性在《廣志繹》中坦言：“縉紳家非奕葉科第，富貴難于長守，其俗蓋難言之。”[74]唐寅“其父德廣，賈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得違父旨。”[75]因為商人之家若不能登科及第博取政治權力，家業富貴往往易衰難守，所以他們竭力培養子弟讀書。由于商人子弟家境較好，讀書條件優越，及第釋褐者甚多，以致“非父兄先營事業于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古者士之子恒之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為士。”[76]

繼續向前是“道地藥材”鋪和掛“傾銷”招牌的傾銀鋪，傾銀鋪桌上放著一架天平，兩名銀匠正為一旁坐等的兩位顧客將大錠分成小錠或將散碎銀镕成大錠。《醒世恒言》卷3中有相關情節：“（秦重）打個油傘，走到對門傾銀鋪里，借天平兌銀。那銀匠好不輕薄，想著：‘賣油的多少銀子，要架天平？只把個五兩頭等子與他，還怕用不著頭紐哩。’秦重把銀子包解開，都是散碎銀兩。大凡成錠的見少，散碎的就見多。銀匠是小輩，眼孔極淺，見了許多銀子，別是一番面目，想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慌忙架起天平，搬出若大若小許多法馬。秦重盡包而兌，一厘不多，一厘不少，剛剛一十六兩之數，上秤便是一斤。……又想道：‘這樣散碎銀子，怎好出手！拿出來也被人看低了！見成傾銀店中方便，何不傾成錠兒，還覺冠冕。’當下兌足十兩，傾成一個足色大錠，再把一兩八錢，傾成水絲一小錠。剩下四兩二錢之數，拈一小塊，還了火錢，又將幾錢銀子，置下鑲鞋凈襪，新褶了一頂萬字頭巾。”[77]又《醒世恒言》卷16：“家中別無銀兩，只得把那兩錠雪白樣的大銀，在一個傾銀鋪里去傾銷，指望加出些銀水。”[78]“選日合婚”算命館旁的飯館，高懸著藍底紅邊酒幌“應時美酒”。此時在酒家設宴也很奢華，“酒保見說，便將酒缸、酒提、匙、箸、盞、楪，放在面前，盡是銀器。……當下酒保只當是個好客，折莫甚新鮮果品、可口肴饌、海鮮，案酒之類，鋪排面前，般般都有。”[79]再繪挨著一戶人家有一座小石拱橋，過橋者騎馬、挑擔，摩肩接踵。過橋見一“灼龜”取兆算命館，這是中國一種古老的算命方法，就是用火燒灸龜甲，視其裂紋以測吉兇。“傳稱武王伐紂，卜而龜焦。”[80]司馬遷《史記·龜策列傳》載：“灼龜觀兆，變化無窮。”[81]小說《型世言》中提到：“卻又作怪，上流頭早漾下一個人來，似灼龜人家畫的畫兒，人坐在大龜背上模樣……”[82]這種上古時期流傳下來的占卜方法，到明代還在使用，仇英將這一行業繪入畫中。在“上白細面”店旁邊，是外設小門、內建高閣的“典當”行，樓下一人挾包袱求當，高閣內三人圍坐桌前，正為所收典當品的真偽和價值進行著鑒定與評估，頭戴方巾的先生應是老板。典當是當時江南藝術市場上藏品流通的重要渠道之一，檇李藏家項元汴就經營這種生意，他以精到的眼力、雄厚的資金實力和擁有典當行這一便捷的入藏途徑，令其藏品冠絕東南。旁邊是“女工鋼針梳具刷抿剪刀牙尺俱全”的女性用品店、“雨具”店旁是“典衣”店。這時的人們追求華服，“那顏俊雖則丑陋，最好妝扮，穿紅著綠，低聲強笑，自以為美。”[83]“喚家童取出一皮箱衣服，都是綾羅綢絹時新花樣的翠顏色，時常用龍涎慶真餅熏得撲鼻之香。”[84]不但富貴公子，連街頭小販都有打扮自己的消費意愿。賣油郎見花魁娘子之前，“到典鋪里買了一件見成半新半舊的衣，穿在身上，到街坊閑走，演習斯文模樣。”[85]畢竟對多數人來說，“家無擔石，而飲食服御擬于巨室”[86]的消費方式是一種沉重的經濟負擔，他們需要典衣鋪這樣的平臺降低自己的炫耀成本。“不知京里風俗，只愛新，不惜錢。比如冬天做就一身嶄新綢綾衣服，到夏天典了，又去做紗羅的。到冬不去取贖，又做新的，故此常是一身新。”[87]典衣鋪作為從成衣制作行業中衍生出來的循環消費鏈，其經營模式是在市場需求下應運而生的，是人們消費智慧和消費技巧的體現。在蘇州這樣的經濟發達城市，市場為不同階層的消費者都提供了對應的消費平臺。因此商業的繁榮程度與消費水平密切關聯，只有人們對奢侈品的需求增長了，才會使市場突破生活必需品消費的限制，進而衍生出全新的消費模式。正如松江人陸揖在《蒹葭堂雜著》中所言：“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為生，其地儉則民必不易為生者也”，“先富而后奢，先貧而后儉。奢儉之風，起于俗之貧富”。“是有見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為儉，則逐末者歸農矣。”[88]陸揖認為奢侈并非浪費，而是一個商業社會刺激并拉動消費，促進經濟繁榮的必要手段。

繼續前行是“紙鋪”、“氈羢貨行”和“扇鋪”，經過“恩榮”進士坊，對面還有“糧食米麥豆行”和“炭行”。中景繪一畫館，頭戴方巾的男子正為顧客繪制肖像。畫館似乎就設在畫師家中，其妻正欲掩門，幼子在一旁觀摩熏習。關于這一行業，據《揚州畫舫錄》載：“施胖子，山陰人。始從繼父學寫真，兼畫美人。居揚州小秦淮客寓，凡求其畫美人者，長則丈許，小至半寸，皆酬以三十金，謂之‘施美人’。”[89]近景繪一乘青幔兩抬小轎，由旁邊侍轎的女仆可知，轎內應是一位大戶人家女眷。此處再繪挑擔、推獨輪車、抬貨行走的眾多小販形象。前繪小石拱橋，橋邊一長一少兩名文人交談著準備過橋。橋上是挑擔小販、攜兩子的婦女及背、挾行李的路人。遠景廊下，三名文士在四出頭官帽椅上閑坐聊天，八仙桌上放著花瓶、茶盞。臨街一戶人家正蓋新房，工匠忙著搭架、鋸木、覆瓦。中景繪“南貨發販”鋪，比仇英《清明上河圖》所繪此景年代稍晚的蘇州馳名老字號南貨鋪，在萬歷年間開始創業，一直延續至清代。“蘇州皋橋西偏有孫春陽南貨鋪，天下聞名，鋪中之物亦貢上用。案春陽寧波人，明萬歷中年甫弱冠，應童子試不售，遂棄舉子業為貿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鋪，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為唐六如讀書處，有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尚舊物也。其為鋪也，如州縣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貨房、海貨房、腌臘房、醬貨房、蜜餞房、蠟燭房，售者由柜上給錢取一票，自往各房發貨，而管總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孫尚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中五方雜處，為東南一大都會，群貨聚集，何啻數十萬家，惟孫春陽為前明舊業，其店規之嚴，選制之精，合郡無有也。國初趙吉士載入寄園，余澹心板橋雜記亦載之，近時袁簡齋食單亦有其名，但未詳耳。”[90]此旁是“鮮明花朵”店，繼續前行可見“紅綠細絹線鋪”、“打造錫器”店。銀器畢竟奢侈，所以錫器還是蘇州市民最常用的貴金屬器皿。在小說《醒世姻緣傳》中提到：“薛家也叫匠人彩漆裝奩，打造首飾，裁制衣裳，旋刮錫器。”[91]此處又有一家具作坊，可見當時社會對家具的需求之旺。《醒世恒言》卷20描寫，木匠“張權與渾家商議，離了故土，搬至蘇州閶門外皇華亭側邊開了個店兒。自起了個別號，去那白粉墻上寫兩行大字，道：‘江西張仰亭精造堅固小木家火，不悮主顧。”[92]以“木料又干又厚，工夫精細，比別家不同”[93]的經營理念吸引顧客。旁邊是“主雇釘靴”店，據《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洪武六年庚辰條”知其用途：“命朝官制常服禮鞋，先是百官入朝，遇雨皆用釘靴，進趨之間，聲達殿陛。侍儀司官以為不肅，請禁之。上曰：古者朝臣入朝有履，自唐以來始用靴，行之已久，不可猝變。宜令朝官為軟底皮鞋，籠于靴外，出朝則釋之。”[94]“裝塑佛像”店旁邊是“各樣履鞋”店，在“專門內傷雜癥”藥室對面，又是一家“銅錫器皿”店。過一肉鋪，是專門售賣雨傘、木屐、防風雨燈籠的店鋪。世情小說中對這類雜貨鋪也有描述：“金三老官門首開個木屐雨傘雜貨鋪。這金罕貨也有一著可取，會得塌傘頭、釘木屐釘，相幫老官做生意。”[95]沿河架設一座木橋，與街道組成十字路口。一人正對路口擺古玩地攤兒，吸引兩名文人過來淘寶。古玩是文人書房中的必需品，馮夢龍在《醒世恒言》卷30中描寫：“當下李勉步入里邊去看時，卻是向陽一帶三間書室，側邊又是兩間廂房。這書室庭戶虛敞，牕槅明亮，正中掛一幅名人山水，供一個古銅香爐，爐內香煙馥郁。左邊設一張湘妃竹榻，右邊架上堆滿若干圖書。沿牕一只幾上，擺列文房四寶。庭中種植許多花木，鋪設得十分清雅。這所在乃是縣官休沐之處，故爾恁般齊整。”[96]“那書齋是司理自家看書的所在，擺設著書畫琴棋，也有些古玩之類。”[97]書房鋪陳古玩的檔次，被視為主人文化品位和社會地位的標志，因為文人士大夫非常重視對它們的搜羅，所以蘇州城里古玩商鋪和地攤很多，購銷兩旺。過橋之后，有“酒坊”、“萬應膏藥”鋪、“六陳店”、“各色雜貨”店、“朝山紙燭”店。河對岸還有“汗巾手帕”店、“重金雅扇”店等。除了掛幌子的固定店鋪之外，沿街隨處可見各式地攤。如“重金雅扇”店對面，就有一人挑擔賣活鴨活鵝。書畫雅扇是馳名全國的蘇州特產，小說《醒世姻緣傳》中寫道：“像甚麼灑線桌帷，坐褥，帳子，繡被，繡袍，繡裙，繡背心，敞衣，湖鏡，銅爐，銅花觚，湖綢，湖綿，眉公布，松江尺綾，湖筆，徽墨，蘇州金扇，徽州白銅鎖，篾絲拜匣，南京縐紗，這總里開出個單子來，都到南京買。”[98]雅扇是時尚之士展示個人豐采的標志性物件兒，富家子弟張藎去西湖游玩“自己打扮起來，頭戴一頂時樣縐紗巾，身穿著銀紅吳綾道袍，里邊繡花白綾襖兒，腳下白綾襪，大紅鞋，手中執一柄書畫扇子。……左臂上掛著一件披風，右手拿著一張弦子，一管紫簫，都是蜀錦制成囊兒盛裹。”[99]當然不同的消費對象，使用的扇子也不相同。仇英不僅繪畫了以文人為目標客戶群的“重金雅扇”店鋪，還描繪了以普通市民為目標客戶群的經營蒲扇的店鋪和街邊攤。“重金雅扇”的主要消費對象是文人士大夫，所售商品是精雅的書畫折扇；而普通市民夏季消暑用的，多是“萬應膏藥”鋪旁的蒲扇店和“道地藥材”鋪門口小販出售的蒲扇，顯示了社會不同階層群體對同屬性商品的選擇性差異。

全卷收尾處繪畫了河水環繞下金碧輝煌的瀛臺和朱欄玉砌的高閣，在彩旗飄揚的龍舟畫舫中，靚裝仙女正劃楫蕩波。金色的重檐歇山頂樓閣雕梁畫棟，鴟吻巍峨、垂脊獸排列有序。后面繪雄壯高聳的壇臺，似為祀天祈福之所。環繞宮闕的河水寂不揚波，與宮墻外的鬧市景致形成鮮明對比。這部分畫面是仇英想象中的仙境，其作用是令全卷以綺麗壯闊的景象收束。

[1] （明）李贄：《焚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0頁。

[2] （明）李贄：《李氏文集》，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44頁。

[3] （明）李贄：《焚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82-83頁。

[4]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34“正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頁。

[5] （明）李贄：《焚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10頁。

[6] （明）葉春及：《惠安政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0頁。

[7] （明）王士性：《廣志繹》卷2“兩都”，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3頁。

[8]（明）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66“東林黨議”，見《歷代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391頁。

[9] （明）范濂：《云間據目抄》卷5“記土木”，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25-126頁。

[10]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卷12“水利總論 西北水利 西北水利議”， 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頁。

[11]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上）》卷13“白庵程翁八十壽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頁。

[12] （明）姚旅：《露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203頁。

[13] （明）唐寅：周道振、張月尊輯校《唐伯虎全集》，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頁。

[14] 《明熹宗哲皇帝實錄卷之46（梁本）》，天啟三年九月庚辰條。

[15] （清）陳夢蕾編纂、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第681卷“蘇州府部匯考13，蘇州府物產考，器用屬”，中華書局、巴蜀書社1985年版，第13905-13906頁。

[16]（明）張瀚：《松窗夢語》卷4“百工紀”，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79頁。

[17]（明）張岱：《陶庵憶夢》卷2“砂罐錫注”，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頁。

[18]（清）吳升：《大觀錄》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0頁。

[19]（清）徐沁：《明畫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頁。

[20] （明）唐寅，周道振、張月尊輯校：《唐伯虎全集》，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頁。

[21]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26“唐解元一笑姻緣“，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頁。

[22] （明）況鐘：《況太守集》卷9“興革利弊奏疏卷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頁。

[23] （明）陳士鑛：《明江南治水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頁。

[24] （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10 “劉小官雌雄兄弟“，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頁。

[25] （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36 “蔡瑞虹忍辱報仇”，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頁。

[26] 張海鵬、王廷元：《明清徽商資料選編》，黃山書社1985年版，第363頁。

[27] （明）《長洲縣志》卷1“風俗”，見《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料三編42》，香港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8999頁。

③（明）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2“姚滴珠避羞惹羞 鄭月娥將錯就錯”，華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頁。

[28]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37“疊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顯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36頁。

[29]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卷39“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頁。

[30]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35“正俗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232頁。

[31] （明）葉盛.：《水東日記》卷1“翰林文字潤筆 ”，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頁。

[32]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卷5“窮馬周遭際賣塠媼”，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頁。

[33]（明）馮夢龍：《喻世明言》卷1“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頁。

[34]（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2“民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頁。

[35]（明）張寧、陸君弼纂修：《江都縣志（萬歷）》卷7“提封志·謠俗”，見《中國華東文獻叢書》第一輯

“華東稀見方志文獻”第9卷，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84-85頁。

[36] （清） 顧炎武：《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頁。

[37] （明）范濂：《云間據目抄》卷2，“紀風俗”，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11頁。

[38] （明）陳威、顧清纂修：《（正德）松江府志》卷4“風俗”，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314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頁。

[39]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35“正俗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頁。

[40] （明）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上》卷2“姚滴珠避羞惹羞鄭月娥將錯就錯”，華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6頁。

[41] （明）天然癡叟：《石點頭》第四回“瞿鳳奴情愆死蓋”，春風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頁。

[42] （清）葉夢珠：《閱世編》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02頁。

[43]（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39“神偷寄興一枝梅 俠盜慣行三昧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75頁。

[44]（明）馮夢龍：《喻世明言》卷1“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頁。

②（清）范濂：《云間據目抄》卷2“紀風俗”，上海進步書局印行。見《筆記小說大觀》第十三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111頁。

[45]（明）羅炌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卷15“里俗”，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頁。

[46](明)伏雌教主：《醋葫蘆》第十一回“都氏瓜分家財成飆浪費繼業”，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 135-136頁。

[47]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26“懵教官愛女不受報 窮庠生助師得令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頁。

[48] （明）高鐮：《遵生八箋》巴蜀書1988年版，第617-618頁。

[49]（明）黃省曾：《吳風錄》，李際期宛季山堂，清順治間重修，第1頁。

[50]（明）馮夢龍：《喻世明言》卷12“眾名姬春風吊柳七”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頁。

[51]（明）顧元起：《客座贅語》卷9“戲劇”，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02-303頁。

[52]（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6，第654頁。

[53]（請）張廷玉等：《明史》卷68“輿服四”，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672頁。

[54]（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5“建業風俗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頁。

[55] （明）袁宏道：《袁中郎尺牘》“龔惟長先生”，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頁。

[56] （明）謝肇淛：《五雜組（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頁。

[57] （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34回，“書童兒因寵攬事平安兒含憤戳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33-434頁。

[58]（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34，“一文錢小隙造奇冤”，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39頁。

[59] （明）伏雌教主：《醋葫蘆》第19回“都白木丑態可摹許知府政聲堪譜”，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頁。

[60] （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18“施潤澤灘闕遇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頁。

[61] （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13頁。

[62] （清）倪師孟等纂：《吳江縣志（四）》卷38“生業”，見《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163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1132頁。

[63] 張海鵬、王廷元：《明清徽商資料選編》，見《汪氏統宗譜》卷37“傳”1346，黃山書社1985年版，第441頁。

[64] （明）余永麟《北窗瑣語》，國學扶輪社1915（民國4年）年版，第9頁。

[65]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79頁。

[66] （明）林世遠、王鏊纂修：《姑蘇志（正德）》卷13“風俗”，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308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8頁。

[67] （明）李日華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軒日記》卷4，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頁。

[68]（清）李春芳：《海公案》第58回“繼盛劾奸矯詔設禍”，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頁。

[69]（明）唐寅，周道振、張月尊輯校：《唐伯虎全集》，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28頁。

[70]（明）祝允明：《祝枝山全集》卷17“唐子畏墓志并銘”，中國書畫會，清宣統2年石印本，第4頁。

[71] （明）姜紹書：《無聲詩史》卷2“周臣”，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頁。

[72]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二）》卷91“唐寅”，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148雜家類，齊魯書社1995年版，第419頁。

[73] （明）唐寅：周道振、張月尊輯校《唐伯虎全集》，“風雨浹旬，廚煙不繼，滌硯吮筆，蕭條若僧，因題絕句八首奉寄孫思和”，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10頁。

[74] （明）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70頁。

[75] （明）祝允明：《祝枝山全集》卷17“唐子畏墓志并銘”，中國書畫會，清宣統2年石印本，第4頁。

[76] 張海鵬、王廷元：《明清徽商資料選編》，黃山書社1985年版，第386-387頁。

[77]（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3“賣油郎獨占花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5頁。

[78]（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16“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頁。

[79]（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6“俞仲舉題詩遇上皇”，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頁。

[80]（明）楊慎：《升庵集》卷81“龜卜”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0冊，集部209別集類，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816頁。

[81]（漢）司馬遷：《史記》卷128 “龜策列傳第6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3頁。

[82]（明）陸人龍：《型世言》第34回“奇顛清俗類 仙術動朝廷”，齊魯書社2010年版，第218頁。

[83] （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7“錢秀才錯占鳳凰儔”，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 頁。

[84] 同上，第144頁。

[85] （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3“賣油郎獨占花魁”，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頁。

[86] 中國社科院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料編委會：《順天府志》卷1“風俗”，見《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料四編26》，香港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2276頁。

[87] （明）陸人龍：《型世言》第5回“淫婦背夫遭誅 俠士蒙恩得宥”，齊魯書社2010年版，第30頁。

[88] （明）陸楫：《蒹葭堂雜著摘抄》，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3頁。

[89]（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2 “草河錄下”，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頁。

[90]（清）錢泳：《履園叢話（下）》，“叢話二十四·雜記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40-641頁。

[91]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第44回 “夢換心方成惡婦 聽撒帳早是癡郎”岳麓書社2014年版，第395頁。

[92] （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20“張廷秀逃生救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414頁。

[93] 同上，第415頁。

[94] （明）胡廣等纂修：《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洪武六年庚辰條，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155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頁。

[95]（明）周清原：《西湖二集》卷16“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華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頁。

[96]（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30“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663頁。

[97]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卷17“單符郎全州佳偶”，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267頁。

[98]（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第84回，“童奶奶指授方略 駱舅舅舉薦幕賓”岳麓書社2014年版，第757頁。

[99]（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16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3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