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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毅均/主講 唐益丹/整理

2020年10月10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史學論壇以線上會議的形式召開。主講人葉毅均，博士畢業于臺灣清華大學，曾任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特聘研究員，現供職于臺北漢學研究中心，擔任《漢學研究通訊》主編，同時在公余之際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馬克思主義史學史、海外漢學史，此次攜其新著《走向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路——范文瀾前傳》（臺北三民書局，2020年6月），以“思想史與史學史：馬克思主義史家范文瀾前傳”為題，和聽眾分享了自己研究的經歷和體會。本次史學論壇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張仲民教授主持，還邀請到了中國社科院歷史理論研究所趙慶云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李孝遷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戴海斌教授與主講者對談。本文系葉毅均博士演講整理稿，末附與談老師發言的簡要整理稿。現標題為編者所加。

一、前言

《走向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路——范文瀾前傳》這本書是由我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臺灣史學界向來對于傅斯年、陳寅恪等民國史家多有研究和熱情，但對于馬克思主義史學，則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往往以非學術名之而置于不聞不問之列。就我個人的學術志趣而言，愈是冷門的研究課題，反倒讓我愈有興趣去一探究竟。另外，這個題目的選擇與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張元老師當然也有很深的關系。他特別欣賞范文瀾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中國通史簡編》（以下簡稱《簡編》）。拙著的自序中曾言道，“讀博士班之前從未聽聞范文瀾大名”，事后發現其實是不確切的。當年閱讀許冠三先生的《新史學九十年》時，我明明就已讀到了該書介紹“史觀學派”的三位大家：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但我居然在十多年后寫序的時候，毫不遲疑地修改了我自己的記憶，可見通過閱讀史學史論著以了解史家，比起自己親身閱讀并研究這個人物，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相對而言，大陸學界對于范文瀾并不陌生。資料方面，至少有十冊的《范文瀾全集》存世，但因為其中范氏留下的個人材料并不多，可借以探究其學術思想發展演變的材料更為有限。具體至范文瀾的學術生涯與史學實踐，既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算特別多，其中陳其泰先生的《范文瀾學術思想評傳》為我們奠定了基礎。其后也有一些相關的傳記與專題論文，各有其優缺點與論述的重心。我寫作此書，主要是希望回答一個問題：“范文瀾為何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家？”這個問題最簡單的答案，只需要一句話：因毛澤東授意其編寫《中國通史簡編》。但是若進一步追問，共產黨內人才濟濟，為何是由范氏脫穎而出？《簡編》日后如何取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經典”地位？又為何其修訂版最后幾乎成了另一部書？這些都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從1928年到1949年，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觀點逐漸占據主要地位，正如王汎森老師的文章所言，“說服了無數青年學者轉向其學術陣地”（《“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以陳寅恪為中心的考察》，收入：《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這種“說服”的力量，在個人、自我的層次上如何體現在范文瀾學術轉變的歷程之中？換句話說，此一學術轉折是否也反映了其人之思想動向？在集體、群眾的層次上，此種學術取向的改變，又進而與以范氏為代表的左派通史在國史書寫的競爭中獨占鰲頭有何關聯？這些問題皆與現代中國歷史意識的萌發及其延續息息相關，值得深入探討。

范文瀾題字

二、從張元與傅正、王曾瑜的相遇談起

張元是我在臺灣清華大學博士論文主要的指導老師。就專業領域而言，他是宋代史學史、特別是研究《資治通鑒》的專家，兼及近現代史學史，同時有著非常廣泛的閱讀面（見其微信公眾號“張元談歷史話教學”）。在張元老師的書《自學歷史：名家論述導讀》中曾提到，1975年他任教于臺灣東吳大學時，每日乘校車通勤，常會遇見同校政治系的傅正教授。傅正曾問張元是否讀過范文瀾的《簡編》？張元老師回答說，不僅讀過而且愛不釋手，再也沒有一部這樣好看的歷史書了。同樣地，王曾瑜先生在其《纖微編》中也曾記述，1984年在香港舉辦的一個國際宋史研討會上，他與張元談話時亦曾談及此書。王曾瑜認為很難再找到內容與文筆能與《簡編》相頡頏的書。張元對此表示完全同意，甚至認為《簡編》后來由他人續寫的部分，完全無法與范氏本人執筆部分相比。我的意思是，《簡編》能夠得到海峽兩岸學人相當程度上的共同贊譽，自有其深刻的道理。但是這里所指的，卻是《簡編》后來的修訂本。

范文瀾的《簡編》在1940年代初期出版其第一版，與1960年代中期完成的三編四冊修訂版，其實是在海內外評價完全不同的兩部書。蔣大椿先生曾論及《簡編》初版：“中國最早完成的從上古寫至鴉片戰爭前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通史巨著，當是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蔣大椿：《第三編 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收入：羅志田主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上冊）也就是說，他認為第一本馬克思主義中國通史巨著的桂冠，應當加給范氏的《簡編》初版。思考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考慮其中的復雜性。與《簡編》初版同時期誕生的，還有呂振羽先生的《簡明中國通史》。盡管呂氏被蔣大椿先生視為“繼郭沫若之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第二位大師”、“最早系統地具體探索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通史學家”，也盡管《簡明中國通史》上冊比《簡編》上冊還早了三個月出版，但其下冊問世卻比《簡編》的中冊晚了五年。這個出版時間點在其論述中變成關鍵（或許也使得出版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于研究馬克思主義史學史而言，“第一本馬克思主義中國通史巨著”的稱號當然非常重要，代表了某種正統觀念。同時，蔣大椿先生也曾提到《簡編》的修訂版：“到1964年，《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出版了前四冊，從遠古寫至隋唐五代。……這部尚未寫完的通史，以其觀點鮮明、資料豐富、行文凝煉而流暢，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一部通史著作。”換句話說，即使《簡編》初版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以其出版之早、涵蓋時段之長，依舊坐穩第一把交椅。修訂版則是亡羊補牢，殫精竭慮，再創顛峰。即便未能寫完，仍不愧為與初版前后連貫之作。以上是中國大陸學界具有代表性的評價。

《簡編》初版與修訂版得到的評價若有差異，需要考量的一個因素是初版在抗戰時期問世，因為特殊的時代背景，自有其特殊的論述脈絡。另外我們還可以舉出金毓黻對同一部《簡編》前后不同的評價。金毓黻不僅是范文瀾的北大同學，還同為黃侃門下士。1945年金毓黻讀到了《簡編》初版，在其《靜晤室日記》中有這樣的評價：“似此力反昔賢之成說，而為摧毀無余之論，毫無顧忌，又前此尚論諸家所未有也。范君本為北京大學同學，又同請業于蘄春先生之門，往日持論尚能平實，今乃為此偏激之論，蓋為黨綱所范圍而分毫不能自主者，是亦大為可憐者。”然而，到了1949年后，金毓黻被調到新創立的中科院近史所，成為范文瀾的助手，對《簡編》的評價當然不能再和從前一樣。他不但不可能去批評《簡編》，甚至因為自己未能完成幫助修訂《簡編》的任務，而感到“十分抱歉”：自認“近來我受到范文瀾先生之鼓舞，頗努力于讀書及撰文章，雖自知水平尚低，標準尚差，但在其鼓舞之下，即無形中有很大力量，使我努力向前。”（1956）；“范老命我助理修訂《中國通史簡編》，未能完成任務，使我十分抱歉。但我對通史研究，極感興趣，其奈心不副心何！”（1957）形格勢禁，豈由人哉！（其實早在上個世紀末王汎森老師發表的前引文里，就已注意到金毓黻此種心態，只是王師未談及范文瀾而已）

另一方面，余英時先生在《<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收入：《古今論衡》第29期）一文中曾言：“從范文瀾一方面說，他在四〇年代編著《中國通史簡編》，觀點是早已決定了的，沒有任何變動的可能。然而他以《國史大綱》為參證，卻從所引文獻中得到啟示，發現其中很多材料也可以另作解釋，以支持他的特殊觀點，因此便毫不遲疑的移過來運用了。”這段話涉及一件學術公案，亦即范文瀾的《簡編》初版與錢穆《國史大綱》之間的關系。錢穆自己早已注意到這一點，在給余英時的一封信中曾經提及過此事。

引用以上眾多事例，我想說明的是，如果《簡編》修訂版在1970年代以后的臺灣，還能突破重重禁忌，得到某種程度上的欣賞甚至是贊譽的話，那麼對于《簡編》初版，至少從諸多非馬克思主義史家的角度來看是不敢恭維的。可是在內地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中，對《簡編》初版與修訂版的差異問題，在評價的角度上很難把二者斷開。如此一來，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理解《簡編》？它是否確如傅斯年等人所評價的沒有學術性，因而不值一提？1949年后，范文瀾又為何愿意花費如此大的力氣重新修訂此書，而非干脆換塊招牌，另起爐灶？而這樣的“修訂”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又有怎樣的意義？如果說此書的初版是應戰斗的背景而生，而它的修訂本，我想不能只是從純粹意識形態的角度去做解釋，相反我們必須去正視相關人士的長期投入、歷史學本身的學術性，乃至于正視該著給人以閱讀樂趣上的價值。而這也是我在接觸范文瀾的《簡編》之后，一直想要處理的問題。

《中國通史簡編》（上冊）

《中國通史簡編》（中冊）

三、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

范文瀾先生留下的材料不多，故而研究中必須用別的方式加以處理。受到德里克（Arif Dirlik）先生的經典研究影響，我傾向于不把史學史當作是一般的學術史，而是將其理解為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當我們在研究以范文瀾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家時，首先要考察他如何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也就是說，他是先有思想上的轉變，才會把這樣的思想落實到他的學術研究之中。所以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層次上的區別。因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舶來品，它如何獲得人們的擁護與接受，再到學術上具體而靈活的應用，是有時間上的落差的。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研究，應該把史學史研究中史家本身思想的轉變包含在內。

過去人們通常認為，“愛國主義”是“范文瀾由傳統文化思想通向共產主義理想的橋梁”，以寬泛而缺乏界定的“愛國”云云來解釋其思想轉變。這當然不能說是錯的，但對我來說卻遠遠不夠深入，解釋也不夠充分。為了救國，一個人可以有許多選擇，民初以來的知識份子更是面臨許多相互歧異、甚至相互沖突的思想選項。我的老師沙培德（Peter Zarrow）教授提醒我，“愛國主義”與其說是“橋梁”，不如說是“道路”，可以通向許多不同的目的地。經過拙著的考證，則是明確提出范氏自1926年首次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共產黨員，再到思想上徹底服膺其心目中的馬列主義，其中真正的“橋梁”其實是無政府主義。從范文瀾在1917年加入組織北京大學同學儉學會，乃至于北大畢業后又參加蔡元培發起的北大進德會，在在顯示出無政府主義思潮對他的強烈吸引力。將近十年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前夕，范氏仍然自承腦中帶有“一大套烏托邦的幻想”。即使在正式入黨了三年之后，他的“共產主義理想”依舊近于其師劉師培在清末所發揮的一套無政府主義概念。因此拙著認為，無政府主義思想在接引范文瀾走向馬克思主義之路上，發揮了不容忽視的轉軌作用。

我的博士論文原計劃是希望寫完范文瀾先生一生學術與思想的變化。但是在寫作過程中發現，“前傳”寫完已將近30萬字。如果要全部完成，博士畢業將遙遙無期。因而只能初步完成范氏前傳，希冀回答他“為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此一問題。其余有關《簡編》之處理和分析，也就是“如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問題，只能俟諸異日了。自民國成立不久的1913年，至1940年年初抵達延安，范文瀾基本上都在北方度過其成年后前半生的歲月；從1940年直到1969年過世，范氏后半生的三十年，更未離開過華北。兩者時間近乎等同，故而可以相提并論。簡言之，拙著大致以1940年為界，考察范文瀾今日被視為所謂“馬克思主義史家”其中內含的問題性。不過，我在本書的最后一章也談到了延安整風運動中的范文瀾。本來很猶豫是否要加入這一部分，但最終我還是將之保留了下來。幸好陳永發老師讀了這章之后，說“寫得不錯”。所以盡管我這本書的斷限在1940年，但仍然對1940年后的范文瀾做了一點交代，以為下一部后傳過渡之用。在珠海中大任教的三年里，于略顯繁忙的教書課馀之際，我主要是利用在我清華畢業之后才出版的一些新材料，如《陶希圣年表》、《冬青老人口述》等，重新修訂并補充一些正反兩面的觀點以為對照。拙著最后得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和大家見面，這一點是必須歸功于我的前東家的。

范文瀾像

范文瀾像

四、思想與學術之間

我剛才一再提及，目前對范文瀾的研究遠不如對郭沫若的研究，甚至比不上對翦伯贊的研究。我想，材料是其中非常關鍵的因素。因為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這十冊《范文瀾全集》，基本上都是范文瀾的論著，少有他個人性的材料。因此我們很難根據這些材料直接去探究他在思想上的轉折。相反地，我們必須從他的學術著作中去發現他思想轉變的痕跡。這當然是很大的一個挑戰。

在分析范文瀾思想上的轉變時，我們需要注意，他不是突然冒出來的一個人，不是到了延安之后，他才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家。他在去延安之前，怎麼一步一步從不問世事的讀書人陡然間“政治化”，再進而變得越來越“激進化”，這和大環境都是相關聯的，也與他個人職業生涯的變化有關。

關于范文瀾在思想上“激進化”的問題，我在書里引用了一段趙儷生先生在《籬槿堂自敘》里的一段話：“（范文瀾）由于稟性偏激，所以早在共產黨的‘左’以前，他已經‘左’起來（這一點與魯迅類似）。他寫文章罵孔子，罵宋明理學，罵朱熹，罵佛學，都很偏激。到延安以后，他很受尊重……范老在延安就寫起他的《中國通史簡編》來。我曾經有緣讀到此書的初版本（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修訂本），其中主要寫的是歷代統治者的殘暴、荒淫與無恥。殘暴、荒淫與無恥，這些都是毫無問題的，問題是像配方一樣，這殘暴、荒淫和無恥究竟應該占多大的比例，無論如何，它不應該是歷史的全部。歷史中的確有這些臟東西，但除此之外占更大比例的，應該是人類社會的美好的希望和前瞻。”趙儷生先生是跟范文瀾有過實際接觸的人，又讀過《簡編》的初版。這是他的評價，當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這個解釋。這個解釋認為范文瀾是因為生性偏激，才會往激進化的方向走。實際上當然未必如此，因為這是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可能是由很多偶然性決定的。在拙著里不時照應到這一點，而不從某種命定論或必然性出發尋求解釋。

最后我想談一下“思想傳記”的問題。在寫作本書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宋家復教授曾經提過的此一方法論問題：“在思想傳記的做法里，傳主（被研究的人物）作為一個主體，其性質常被預設成一個前后連貫（可以有發展但不是斷裂）、思慮一致（可以有緊張[tension]但終歸協和）的單一自我，基本上，是這種對傳主主體性的有機構想使得一本思想傳記的‘開始’和‘結束’成為可能。除此之外，這個自我往往在大于其本身之種種脈絡（context）中呈現出某種優越性，譬如說傳主的原創性（之于其人當下的時代精神）以及影響性（之于后世的學風思潮），有些思想傳記讀起來很像‘圣賢列傳（hagiography）’，就是因為這些優越性在論述中被過分強調的緣故。”（《思想史研究中的主體與結構：認真考慮〈焦竑與晚明新儒學之重構〉中“與”的意義》，收入：《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9期）然而，拙著的個案情況恰好相反，畢竟范文瀾不是大名鼎鼎的胡適，不必在盛名之下不斷注意自己須“前后一致”的問題，因此本書對于傳主思想變化之解釋，往往以斷裂大于發展，緊張過于協和為主，更慣常以同時代的其他無數事例并置，以呈現范文瀾前半生有限之原創性、代表性或影響力，絕不是寫成一部圣賢列傳。拙著力圖藉由王汎森老師早先所提出的問題：“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會點嗎？如果有，如何描繪出來？”（《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收入：《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出發，重新建構范文瀾的學術成長與生涯發展，以“作為我們了解其思想及轉變的憑借”。或者說是應用王老師其后更進一步提出的構思：“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倡言“從史學的角度來恢復思想中的生活層面”，甚至是“生活是思想的一種方式”此一命題（《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兼論思想史的層次》，收入：《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從日常生活經驗的角度來看待范氏何以最終擁抱馬克思主義。至于是否成功，則端賴讀者自行評判。

今日海峽兩岸讀范文瀾作品的人都不是特別多，可是這無礙于我們發掘其作品的價值。如果今日還要重新去寫馬克思主義的中國通史的話，那麼我們便應回頭思考《中國通史簡編》有什麼可以值得借鑒之處。

范文瀾《從煩惱到快樂》

范文瀾《從煩惱到快樂》（《中國青年》第3卷第2期）

學者對談

趙慶云教授：

這本書對于1949年前的范文瀾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以后學界再研究范文瀾的學術思想及學術經歷，毅均老師這本書可能是不能繞開的。毅均曾經跟我說，他研究所長在于文本分析與闡釋，但是我認為他這本書在材料上也下了非常大的工夫。因為我這兩年也在整理范文瀾年譜，其中1949年前的部分，我從毅均老師的著作中獲得了不少的資料線索。葉毅均老師這本書視野與眼光是很開闊的。范文瀾的個人性資料很少，沒有日記。檔案材料方面，1949年以后的有一部分，1949年前的檔案，我記得五年前泰和嘉成拍賣有一箱范文瀾的檔案，并且量比較大。但被一個私人買家購走了。蔡美彪先生編的《范文瀾全集》，對范氏在民國時期的著述，仍有不少漏收的篇目。就范氏個人而言，經歷非常豐富，在大學任過教、又蹲了幾次監獄。雖然當時參加革命的人中思想激進的人不少，但像他那樣去參加游擊隊的也不多。范氏生平經歷中的一些關節點，在以往的一些傳記中其實是語焉不詳的。毅均在收集史料上，一個優長在于不局限于傳主本身，而是顧及到了與范文瀾有關聯的很多人。然后從這些人的資料中找尋與范文瀾有關的蛛絲馬跡。因為有搜集資料的堅實基礎，所以他對范文瀾個人經歷中的一些史事做了有說服力的考證。尤其是對范文瀾的《文心雕龍》研究和整理國故這一部分，毅均老師文章的表述是非常到位了，資料也是搜羅備至。以往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應該說是很重視的，相關的專著與論文很多。但平心而論，整體的深度上還是比較欠缺。我個人認為，雖然像這樣的個案研究，有不錯的論著，但普遍的問題在于，研究者難以超越捍衛或者辯護者這樣一種心態，高山仰止的情況比較多，很難有客觀平視或批判分析的眼光。毅均老師這本書我覺得基本上不帶先入之見，分析中允持平、論世知人，幫助我們更深入了解民國時期的范文瀾學術思想與個人經歷。同時毅均老師提到他的“思想傳記”的研究取徑與方法，我覺得對我們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很有啟發。這本書是范文瀾的“前傳”，我期待著“后傳”的寫就。

李孝遷教授：

關于毅均老師這本書，我有幾點閱讀后的感想與大家交流。有關傳主的早年史料非常零散，并不豐富，毅均老師除了盡可能搜集相關的周邊文獻之外，對傳主早年佚文文字也有所發掘，所以全書在史料方面非常充實。研究路徑方面，與一般史學史研究做法不同，注重思想史與生活史的互動，毅均老師對范文瀾不同時段的思想狀態的分析，都試圖與日常生活結合起來，讀起來很接“地氣”。本書充分吸收大陸和臺灣地區學術界的許多研究成果，尤其對于大陸讀者來說，讀此書可了解臺灣學者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相關論述；另外本書雖以討論范文瀾為中心，但并不以此局限，視野非常開闊，幾乎論及中國近代思想史、學術史許多議題。這是一本非常有縱深感的著作，與一般傳記作品畫地為牢的做法很不一樣；書中精彩之處頗多，給我印象深刻的，有“整理國故”運動中的范文瀾、延安整風運動中的范文瀾，分析得很精彩。并且文中論述非常有節制，有的材料不足之處所作的推論，作者會提醒讀者這只是推論或猜測，說明作者秉持一份材料說一份話的專業精神。最后我注意到書中對于版本問題的重視，作者指出，有些西方漢學家以1950年后的《簡編》修訂本，去討論1949年以前馬克思主義史家的思想，其實是時空錯置。

另外關于本書，我也有一些想法想與毅均老師交流：關于范文瀾早年無政府主義思想，這是非常值得繼續討論的議題，與范文瀾同時代許多知識分子后來之所以會走向信仰馬克思主義，接受無政府主義是非常重要的中間環節。關于范文瀾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來源，作者認為與劉師培有關，因與劉師培提出的設想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劉師培《人類均力說》《無政府主義》發表于1907年東京《天義報》，范文瀾不太有條件看過這些文章，而且劉師培在北大教書時早已不談無政府主義了。如果說范文瀾的樸學受過劉師培的影響，大概沒什麼異議，但若說他的無政府主義，也是承受于劉師培，似乎缺乏有力的證明。其次，關于吳承仕之早亡與范文瀾順利抵達延安，若論述成兩者有某種必然聯系，感覺不太妥帖。期待葉兄很快能進入范文瀾后傳的研究與寫作中來，最終貢獻給學界一部高水準的姊妹篇。

葉毅均教授：

慶云兄和我同樣是研究范老的同行，特別愿意理解我。拙著若未經過慶云兄今日的點評，我也不敢有任何自信。他的近著《創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與史學發展》，史料扎實，觀點平允，是我從去年至今（包含返臺隔離期間）不斷拜讀學習的對象。我的《后傳》日后若能成書，想必同樣無法繞過慶云兄的大作。孝遷兄近年來主編《中國近代史學文獻叢刊》，嘉惠學林無數。這套書和他本人的著作一樣，每出一本我就買一本，已經耗費不少銀子了。我試著回答孝遷兄提出的問題：既有的資料說明，范文瀾在清末就讀中學時就曾讀過《國粹學報》，至于他是否亦曾閱讀過《天義報》，則文獻有闕，無從確證。我只能像王汎森老師表示他頗為“懷疑毛澤東讀過劉師培的文章”一樣（《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收入：《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由于兩者烏托邦設想的一致性，推測范老或許也曾讀過劉師培在這方面的文章。不然的話，我們就得尋求其他的合理解釋。而劉師培在北大任教時雖已不談此調，卻并不代表他的早年觀點不會成為學生輩所挖掘的思想資源（當他們的行動需要學理的支持之時），只是未必以親傳授受的方式出之。最后，有關吳承仕與范文瀾的問題，除了本書第五章第一節所論之外，我其實另有《范文瀾與吳承仕：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世代變遷》一文（收入：《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53期），利用韋伯（Max Weber）之“客觀可能性”概念來討論此一問題，而非訴諸單純線性的因果關系，更不是意圖證成某種必然性。假如我們想突破或者延伸對于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的既有解釋框架，更加開闊具有包容性的視野當然是必要的。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