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辭上111的意思的簡單介紹

《周易》是中國本源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民族智慧與文化的結晶，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它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活水，是中國古代最深刻的哲學著作之一。《周易》歷經數千年而至今經久不衰，它不但奠定了中華文化的重要價值取向，開創了東方文化的特色，而且，在《周易》里所體現的思維方式，至今影響著中國人的認知、思想和實踐。

第一，體現《周易》的原始思維方式

《周易》起源很早，先民的原始思維形式在其中有明顯體現。在《周易》里，其直覺思維和形象思維的方式是非常明顯的，在《周易》里，其類比、比喻、譬喻等的事例很多。比如，在卦爻辭中，很多地方是用植物、動物等來比喻的。

《周易》是對先民們關于視覺符號（比如龜殼裂縫）感受的記錄，最早是對象形文化符號的記載，后來由象形變為具體符號。

《周易》十分注重觀物取象，通過形象的類比、比喻，將事物歸類于具象符號，而不是抽象的數字和范疇。具象符號雖有一定的概括性，但依然具有形象性，是訴諸于感知的，是生動的，具象具有形象性，是借助于“形象”而進行思維的，它有別于范疇的概括，數字的推算和邏輯的推論。

《周易》依“卦象”而思維，對事物進行形象思考，將事物類比為具象符號。《周易》里的“卦”的符號，有相當一些是以“形”取名的，比如，其“鼎卦”，就是爻符組成的卦，因其形狀像“鼎”而取名。

《系辭下》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所指出的就是這一特點。顯然，《易》之形成，是觀物取象的結果，是對事物進行形象把握而進行具象描述的。

《周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周易•系辭下》）上觀天，下察地，近觀自身，遠望各種事物，以此而觀物取象，這才制成了八卦符號。觀物取象，形象地進行思維，才有了類比、表現事物的圖像符號。

《易經》

第二，體現在《周易》里的術數思維

在《周易》里，一道，兩儀，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皆是術數，是術數思維在《周易》中的表現，不同卦象的變化，也是體現數字。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有各種各樣與現代數學相通的數字關系，比如，八卦的陰（––）陽（—）兩種基本符合，與現代所使用的二進位制的計算機語言是相通的，如果將陰爻與陽爻分別理解為數字0,1，那麼，先天八經卦自上而下，便是：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所對應的是：

111

110

101

100

011

010

001

000

7

6

5

4

3

2

1

0

顯然，八卦經相當于三位的二進位制數字，而六十四卦，相當于六位的二進位制數字。以“鼎卦”為例，便能看出其相通之處，“鼎卦”在卦象上很像一種容器，其六爻為：最下一爻是陰爻（--）,像器之足；二、三、四三爻是陽爻（—）,陽為實,中實而容物,像器之腹；第五爻為陰（--）,像器之耳；第六是陽爻（—）,像器之鉉，卦象如鼎，取其意而命名。

“鼎卦”如以陰爻為0，陽爻為1，其對應的二進位制為：011101

而且，也可以換算為十進位制：011101=0×25+1×24+1×23+1×22+0×21+1×20

=0+16+8+4+0+1=29

不難看出，古老的八卦、六十四卦，其中的卦象符號，并不僅僅是古時的卜卦工具，而是蘊含著與現代計算機數字相通的數理之道，如果除去八卦圖符表面的塵灰，探究八卦符號里中的術數奧秘，或許將會發現更多八卦術數與現代計算機數理之間的深刻關系，久遠的八卦符號，蘊含的奇妙內涵，意味深長，韻味無窮。

《周易》

第三，現在《周易》里的象數思維

《周易》在思維方式方面最能令人贊嘆的是象數思維，《周易》將圖像符號與數字推演緊密結合起來，組成象與數的結合體，“象”是“數”的具體化形象化，“數”是“象”的內在數字和邏輯。

象數思維使抽象的數字形象化，使形象符號有了抽象豐富的涵義，而且，象數思維是古老時期延續到現代的一種思維方式，久遠卻仍富有活力。

當今時代，有很多利用象數思維的科技新產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計算機操作系統由原來的DOS系統發展到微軟操作系統的圖形界面，字母、數字的輸入由對圖形的點觸所取代，現在，電腦屏幕上，手指輕輕一點觸，便能完成操作，圖形在前，數字在后，象數結合，簡單而豐富。

當今，圖形界面操作方式已不限于臺式電腦和筆記本電腦上運用，而且，還被廣泛運用于手機上等終端上，并有了豐富多樣的革新，“象”與“數”的高度契合在現代科技中結成了新的果實，并顯示其無窮的發展前景。

比如，象數思維在軍事謀略中有廣泛的應用，戰場模擬，軍事地圖等，也是以“象”來指“數”的，圖形所表現的是數字，是地理距離，兵力數量，糧草儲量等，在現代，各種模擬，包括電腦的仿真模擬的，是在更豐富內涵的意義上來運用象數思維。

《周易》還有數學集合論的類似要素，易由八卦構成，而每卦有卦辭，構成卦的爻每一爻有爻辭，如果撇開卦辭與爻辭，八卦是由天（乾）、地（坤）、雷（震）、風（巽）、水（坎）、火（離）、山（艮）、澤（兌）基本事物構成的，而這些事物是來源于“道”。

“道”是“一”，由“一”而變生“二”（陰陽），“二”變生“四”（四象），“四”變生為“八”（卦），“八”生變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包含著三百八十四爻。

在“一”（道）中，矛盾因素還沒有展開，而從“二”（陰陽）開始，便是對立統一要素集合在一起，諸多要素集合成整體，它構成了整體的“一”，這“一”（道）是全集，而陰陽、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每一種元素，皆是對立統一的，皆是滿足確定性、無序性和互異性，而在無序中有趨向整體的有序性，是一個集合。

中國古代的謀略思想、軍事思想等，與《周易》的這種“準集合論”是有密切關系的，古人總是把天、地、人各種事物考慮為一個整體，事物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而每一事物既是確定的（有它自己的本質屬性），事物之間又是互異的（各有特性，互相區別），又是處于變易狀態（每個事物有自己的運動方式和軌跡）。古人正是通過各個事物互相聯系的整體發展趨勢來預測其中某個事物或某些事物的發展狀態，從而做出對自己有利的策劃，對事物施加影響，促使事物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

這很像是從“集合”來考慮其中的“元素”，施加影響，讓無序中的元素向有序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能很巧妙地把“象”和“數”密切聯系起來，結合進行思考。

第四，體現在《周易》里的占筮思維

《周易》里的占筮思維是很值得探討的，它是預測學的理論萌芽，與決策學也是相通之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周易》的經文原本就是占筮之書，它記載周人占筮的材料。它由卦象、卦辭和爻辭三部分組成。卦辭是對卦象的解說，爻辭是對爻象的解說。卦爻辭最初只是某卦某爻的筮辭，是占問某事的原始記錄，而后，經過篩選、整理，將其應驗內容保留下來，便成為《周易》卦爻辭。

《周易》對于占筮的記錄，體現了編纂者試圖將卦象和筮辭系統化的目的，其卦象和卦序的排列隱藏著對立面排列組合的預測思維。比如，卦爻辭中體現了天道與人事相一致，人的生活是可以因人的不同活動所改變的，行善戒惡可逢吉避兇等。《周易》作為占筮依據，在春秋時期已經很流行了，是中國古時的“預測學”。

《周易》所表現的古老占筮方式，在現在看來，并非陳腐過時，而是與現代風險決策相通之處。

《周易・系辭上》曰：“立天之道曰陰曰陽，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不測謂之神。”這就是說，宇宙之道是由陰和陽兩種基本元素構成的，而陰陽變化無常，是不容易策知的，是神秘莫測的。

“陰陽不策之為神”所強調的是事物的不可策知性，世間萬物，是存在著“不策”狀態的，但是，面對著世間的“不策”事物，人不能無所作為，而必須努力去認知世間萬物。《周易》所記述的，正是中國古人力圖以占筮方式來認識、了解世間事物的方法。

莊子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天下》）說的是早期經書的不同功能，，《詩》是表達人的情志的，《書》是記述歷史的，《禮》講的是道德禮儀，《樂》講的是如何以音樂讓人和諧，《春秋》講的是君臣上下如何遵守名分，而《周易》講的就是如何通過卦爻符號，演繹陰陽，推測事物的發展趨勢。

“《易》以道陰陽”，就是說明對于處于“不策”狀態的世間萬物，要通過演繹陰陽的占筮方式來努力“策”之，世間萬物不易認知，但人卻不能放棄，要盡自己的能力，努力去認知。

遠古時期，在占筮之術出現之前，用的是占卜，面對著千變萬化的自然事物，人感到無能為力，很被動地進行適應，以偶然的方式去應對必然性，卜一卦，看看碰到的是怎樣的運氣，這是一種消極的認知方式，人沒有能用自己的行動來影響事物的發展。

占筮的出現，表明人不再消極被動地適應自然事物的發展，而是力圖以自己的行動來影響事物的發展進程，積極認知事物的必然發展趨勢，試圖主動順應自然規律，讓事物的發展朝著有利于人的方向發展。

可見，占筮方式高于占卜方式，在占筮中，直觀與理性結合，知悟與行動統一，占筮利用手中的蓍草的不同排列，力圖找出事物變化趨勢，并借此來幫助人采取更有利的行動方式，積極介入，對事物發展施加影響。

著名的“文王卦”的推演，就是用蓍草進行排列測算，預測變化。《易經》的占筮方法，就是以卦辭、爻辭作為依據，來推斷事物情況的吉兇禍福。卦辭、爻辭中包含著各種事物的一般道理和典型事例，占筮者在進行預測時，一方面要結合符號理解相應地卦辭或爻辭的含義，另一方面又要結合當前所占筮的事項，一般與個別結合，觸類旁通，用類比方法推論出占筮結果。

顯然，占筮的這種預測方式，有人的積極主動因素介入，與占卜的消極被動適應很不一樣，占筮者的閱歷、學識和態度等，也會對預測產生影響。

占筮的這種預測方式，與現代的決策學有想通之處，決策者積極介入預測過程，以自己的行動來影響事物，讓事物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對于古人來說，就是占得了好卦，遇上好運了，而對于現代人來說，是科學決策，讓計劃盡量能如期實現。

現代決策學認為，決策方式分三種：

一是確定性決策。在這種決策中，決策者所面對的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其約束事物變化的條件是確定的，決策的施行必然有一個確定性的結果，預測一定是準確的，測得準。

比如，人的生命有長短，但是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是必然會死的，人必死，這是測得準的。再如，《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所記載的“田忌賽馬”就是測得準的，田忌用自己的劣等馬對決對手的優等馬，用自己的優等馬對決對手的中等馬，用自己的中等馬對決對手的劣等馬，當然結果是確定的，田忌在賽馬中贏了。

二是不確定性決策。在這一決策中，決策者所遇到的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系統，其對事物變化的約束條件是不確定的，決策者無法根據其中的條件預測出必然的發展結果，是測不準的。比如，在股市的短期發展狀態上，是無法做出確定性決策的，股票的變化短線上是測不準的，因為影響股票變化的因素太多了，有宏觀微觀經濟狀況，有境外因素，有政策因素，有行業變化，有偶然出現的“黑天馬事件”，還有炒作者的心理因素等，不一而足，紛繁復雜，不可預測，如果某一股票在短線上的變化是測得準的，投資者能做出確定性預測，那就太離譜了。

三是隨機決策。這一決策是在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之間進行預測的，無疑，這一決策方法是最有積極意義的，是決策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也是最令決策者感興趣的。

在隨機決策中，決策者能有機會通過自己的積極行動，施加影響于事物，使事物向有利于決策者的方向發展。

隨機決策與確定性決策不同，它面對的不是封閉系統；隨機決策與不確定性決策也不一樣，它面對的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系統，它所面臨的是一個半開放的系統，在這一系統中發展變化的事物，其趨勢既不是完全確定的，又不是完全無法預測的，決策者可以根據一定的條件，參考收集來的資料，參照自己的經驗，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趨勢進行想象、推斷，有可能大概率的推測出事物變化發展的趨勢，特別是在幾種趨勢中，通過采取一定行動，影響事物的發展方向。

隨機決策是具有科學價值的預測，其決策是有可信依據的，這種決策在社會、經濟和軍事等領域都有廣泛的應用，科學決策受到人們的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的預測方式，與現代的隨機決策有相通之處，《周易》將事物的發展事物看成是可以預測的，相信占筮者通過努力可以策知事物發展的未來狀況；《周易》用以預測的方式有一定的依據，占筮者認為他們的推演所根據的原則是可信的；《周易》所記載的占筮者相信他們的預測方法適用于所有事物，有廣泛的意義。

《易經》占筮方法的基本理論依據是古時的陰陽觀念，陰陽觀念可說是始終貫穿于《周易》，而最基本最具體的就是卦爻中所包含著陰陽觀念，《易經》以“--”（陰爻）、“—”（陽爻）符號作為預測的手段，借助于陰爻與陽爻的互存、對立、統一、呼應、聯系、消長、轉化等狀態來預測事物的發展，陰陽互動觀念，是認知未來的哲理根據。

《易經》

第五，體現在《周易》里的對立統一觀念

莊子敏銳地發現了《周易》的一個根本特點，即以陰陽的對立統一和發展變化來解釋事物。莊子說：“《易》以道陰陽。”（《莊子·天下篇》）《周易》所講的根本道理，就是陰陽統一互動變化的基本特點。

《周易·系辭》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所強調的是：陰陽互動是易道的根本原理。無疑，陰陽理念正是《周易》預測事物變化的方法論根據，知曉陰陽，便能策知事物變化的趨勢。

《易經》雖只是提到過陰陽之意，并沒有詳述，但《易經》的陰陽觀念已經明顯體現在卦、爻象的變化方面，在爻象符號已有所體現。當時，陰陽觀已寓含于剛柔及卦爻之中，以陰爻、陽爻為表現手段。對立、統一、消長、轉化都取決于這兩個基本符號的變化。《莊子·天下篇》說：“《易》以道陰陽。”即是說，陰陽學說是《周易》思想的核心。《易傳》已有明確的陰陽觀念。《易·系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言陰陽矛盾運動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周易》的哲學觀點在于認為陰陽的矛盾運動存在于天地萬物之中，包括社會現象，這擴大了陰陽的普遍意義，即陰陽的對立統一運動變化，決定著一切事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

古人認為，向日為陽，背日為陰。陰陽原來指的是對人與太陽關系的描述，后來，陰陽變成了一對哲理范疇，世間萬物，皆可以陰陽兩種元素來解釋，光明與黑暗，日與月，晝與夜，暖與寒，天與地，上與下，男與女，雌與雄，剛與柔等等，皆存在著陰陽互動關系，陰陽概念，自然也就成了認識世界萬物的思維元素。

陰陽互相依存又相互對立，沒有陽就沒有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與陰對立，如天與地，光明與黑暗，冷與熱，男與女等等都是互相區別和對立的，對立構成一體。

陰陽又是互相轉化的，從早上到傍晚，沒有被建筑物擋住的是朝陽的，上午這邊是陽，而下午便成陰，另一邊則變成陽，陰陽互相存在，但一定條件下是可以互相轉換的。

《易經》八卦陰陽符號的起源，據說與河圖、洛書是有密切關系的。

河圖、洛書是華夏古時代文化的源頭，河圖、洛書所傳說的內容很神秘，直至今日，其中的諸多謎團還被清楚解開，一些文化學者熱衷于對河圖、洛書的各種神秘問題進行探索，提出各種假說。長期以來，河圖、洛書與遠古時期的神話是密切相關的，有一種說法，認為伏羲見龍馬現于黃河，于是他得到了河圖，而大禹在洛水中發現神龜，從而得到了洛書。

《易·系辭上》曰：“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說的就是古代圣人根據河圖、洛書而推演出文化符號，河圖、洛書的出現，是華夏文化的重要表現。

管子說：“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洛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見有者。”（ 《管子·小臣》）也就是說，管子相信，河圖、洛書和神馬都曾經出現過，后來又消失了，河圖、洛書的時現時隱，更表明了它們的神秘性。

傳說中，河圖、洛書被說得神乎其神，異常神秘，其實，它們是遠古時期先民們感受、認識自然事物，試圖了解天地關系的經驗總結，先民們把自己對于自然事物的認識和經驗記錄下來，后來，所記錄的符號漸漸發生變化，便成了在宋代時所看到的河圖、洛書的符號形式。

宋代以來，關于河圖、洛書有很多爭論，連圖形符號與名字的說法都不統一，南宋以后，比較多的人贊同朱熹和蔡元定的說法，在他們看來，河圖、洛書各有其特點：“河圖主全，故極于十；洛書主變，故極于九。”“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于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朱熹、蔡元定《易學啟蒙》）而且，“河圖象天圓，其數為三，為奇；洛書象地方，其數為二，為偶。”（朱熹、蔡元定《易學啟蒙》）

早在漢代，劉歆就認為：“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劉歆《漢書·五行志》）朱熹、蔡元定其實是繼承了劉歆的說法，說明了河圖、洛書是相輔相成的，河圖為體，洛書為用；河圖主常，洛書主變；河圖重合，洛書重分。河圖、洛書互不可恨，它們方圓相藏，陰陽相抱，互相呼應，不可分割。南宋學者，蔡元定的兒子蔡沉說：“河圖體圓而用方，圣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圣人以之而敘疇。”（蔡沉《洪范皇極·內篇》）

朱熹、蔡元定和蔡沉對河圖與洛書的比較對后代學者有很大的影響，明清的學者們在研究河圖、洛書時，非常重視對二者進行對比對照，突出它們的對比性特征，如河圖主象、洛書主數；河圖主偶、洛書主奇；河圖主靜、洛書主動。

清代學者萬年淳發揮了蔡沉關于河圖、洛書的不同“方圓論”，在《易拇》一書中，他認為河圖是“外方而內圓”，而洛書是“外圓而內方”，河圖“外四圈分布四方，為方形，十包五在內，仍然圓中藏方，方中藏圓，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之妙也。而十五居中，即洛書縱橫皆十五之數，是又河圖包裹洛書之象”。與河圖不同，“洛書外圓而內方，圓者黑白共四十數，圓布精其外，包裹河圖之象。”而二者又是相通的，“河圖已具洛書之體，洛書實有運用河圖之妙，因將圖書奇偶方圓交互表之以圖。”（參看萬年淳《易拇》）

總之，河圖外方內圓，洛書外圓內方；河圖為體而中有用，洛書為用而中有體；河圖、洛書互為表里，奇偶相配，陰陽相抱，動靜結合，不可分割。

河圖、洛書

河圖、洛書之中的對立統一因素恰恰是分合互應、變化發展的基本因素，在圖形中，遠古先民們用黑白圓點“o”來表達對于自然事物的體驗和認識，后來，也許就漸漸演化，變化成了用一長線“—”和兩短線“--”來表示了。

所以，有學者認為，反映在河圖、洛書中的圖形符號，也許就是八卦所借鑒的符號，有一種說法就認為伏羲正是根據河圖而演繹出八卦的，如西漢經學家孔安國說：“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所以，雖然《周易》中沒有明顯的談五行理論，但已經有了相生相克的觀念，而傳說中的河圖，如果真的是宋朝時看到的圖形符號，那麼，五行觀念已經蘊含于其中了，研究河圖的專家仔細推演河圖中的數字，發現了與五行觀念聯系十分密切的理念。

專家們認為，河圖中的總點數是五十五，其中一、三、五、七、九是天數，二、四、六、八、十是地數，天數總和是二十五，地數總和是三十，而兩數之和為五十五。

奇數為天之數，為陽，偶數為地之數，為陰，所以，河圖中的數字該是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生成是蘊含著五行的聯系、對立和變化的，河圖中數字所表現的生成變化方位圖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在北方，一生一成，一六共宗而居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生南方，二七同道而成南；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木發于東方，故三八為朋而在東；地四生金，天九成之，金藏于西方，故四九為友而臨西；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土之位在中央，故五十同途而位中。

這就是《周易·系辭》中所說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河圖與五行聯系在一起了，河圖中天數為奇，為陽，地數為偶，為奇，河圖中上、下、左、右、中五組數目分別與火、水、木、金、土五行有對應關系。五行元素，即金、木、水、火、土的生成與轉換，能解釋萬物育成的秘密，河圖中的十個自然數中，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六、七、八、九、十為成數，對應著五行相生相克道理，也是天地生成之道。

也就是說，河圖的存在表明，夏商時代的人們已經在河圖中表達著八卦中陰陽五行生成變化的道理。也許，河圖、洛書是八卦的緣起，而八卦是河圖、洛書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周朝末年，老子在《道德經》所講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定不是沒有理論來源的，夏商時代人們的天地、陰陽五行觀念，對老子這樣的哲學大師，不會是沒有影響的，老子以更簡潔概括的話來說明天地生成之道，難怪，后來的易學家將老子的“道論”基本點，說成為“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八卦”，于是，道學與易學就相通了。

《周易》對損益之道的闡述典型地體現了對立統一原理。

《序卦傳》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在馬王堆帛書易傳《要》篇中，孔子論損益之道，他把天道陰陽與人道變化結合起來，以“盡性知命”的立場來闡釋損益之道。

人道與天道統一，損益之道有其不可分割的整體性，就像陰與陽的互相統一的一樣。損益的變化是互相影響的，減益必余損，減損必余益；余益必減損，余損必減益；損益必余損，損損必余益；益益必損損，損益必益損。

《帛書·要》曰：“《益》之為卦也，春以授夏之時也，萬勿之所出也，長日之所至也，……；《損》者，秋以授冬之時也，萬勿之所老衰也，長夕之所至也，……。”

顯然，益是利于生長；損失走向衰老。損益之道，歸根到底是有自然規律決定的，但面對著事物發展的規律，當人能預測到發展趨勢時，便可以通過上下順逆對推定來選擇自己的行為方式，以便能趨利避害。

古人經常以損益之道來觀天地之變，比如，由春夏秋冬更替規律而知萬物生長收藏；通過善惡行為變化來觀察社會得失，知君臣關系和戰爭勝負等；借助于對義利關系的變化來察看人是否貪婪等，如古人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貪婪而不止境的，必衰。

損益之道在《周易》里有多方面的表述形式，比如“物極必反”講的就是損益的道理；屯卦九五講的“小貞吉，大貞兇”，講的也是損益變化的例子。

當然，損益之道最被人關注的是政壇成敗的例子，《淮南子·人間訓》曰：“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淮南子·人間訓》）

顯然，損、益變化之道，被作為是推定“王者之事”的方法，是用來解釋政治家為何能趨利避害，為何能去禍得福的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