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中的望門鰥是什麼意思的簡單介紹

有人說，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兩個時代，如果你有幸生活在其間，那麼隨便出個門、打個酒、聽個曲，就能撞到位大師。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一個，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群星璀璨。

100年前的中國大地上，壓根兒不是如今流行的“民國范兒”里描述的小清新模樣。正好相反，一切都令人窒息：軍閥割據、土匪遍地、政治腐敗、思想混沌、尊孔復古、惡俗依舊；百姓不僅窮困已極，而且在“共和國體之下，備受專制政治之痛苦”。

這窒息中，兩個人的相逢，為中國撕開了一道光亮的入口。他們是36歲的陳獨秀，和更年輕的、24歲的胡適。他們被后人并稱“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人物。

1915年1月，陳獨秀以神來之筆，譯出了“德先生”與“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他希望青年向這兩位“先生”走去，成為革新舊政治、建設新國家的生力軍。整整比他年輕一輪的胡適，恰是如此青年。

彼時，胡適正留學美國，與“德先生”“賽先生”朝夕相對，活躍于校園，交游甚廣。他為混亂中國開出的藥方，就是“造新因（造就新人）”。這與陳獨秀不謀而合。

《新青年》剛創刊時，在青年中影響并不大。因胡適加盟與陳獨秀并肩作戰，這個刊物才成為青年心中的指針，新文化運動也才成為全國性的運動。

胡適的高明在于，他用一個看上去微末的東西，來破民主科學這個宏大的題——說話寫字，請用白話文。他主張“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白話是活的語言；白話文學是文學史的正宗；要用白話來創作新文學——活的文學、人的文學。”

不幾年，白話的報刊如雨后春筍創辦，全國教育聯合會一致通過“教科書一律使用白話”的議案，優秀的白話詩歌、小說、戲劇、散文不斷產生。

胡適倡導的文學革命成功了，而另一項重要內容，是思想革命。

他喊出了“健全的個人主義”。一方面承認個人自由，確立個人價值，“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器”；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健全的人，要擔當，要負責，要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新因”。

他以青年之身，做了青年的導師。在他的影響下，一代青年成長起來，并在稍后的五四運動中爆發出巨大的正能量。也就是在五四運動前后，他掀起的這場盛事，正式得名“新文化運動”。盡管他自己更喜歡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

不管怎樣命名，這都是一個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運動。

1919年底，胡適整理出新文化運動的4條綱領：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他對這個綱領做出了自己的解釋：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這是胡適對新文化運動最后的貢獻。此后，他與被他召喚起來的、走上街頭、投身歷史洪流的新青年分道揚鑣。

胡適28歲時的這次選擇，已然是其一生的轉折。

胡適的轉身而去，早有因由。

在新文化運動之初，意氣風發的胡適就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以便“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

他想做的，只是一場啟蒙運動。啟蒙的涵義可以這樣表述：人權覺醒、人格獨立、理性自主，或者說“人的解放”。他一直希望，這一運動能以“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持續下去。至于國家前途，他覺得溫和的、漸進的、改良的就好。

所以，胡適把五四運動視為“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

其實，此說不確。新文化運動不能持續，主要是當時的政治社會變動，而這些變動是必然的。五四運動之后，陳獨秀和受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一代青年，投身政治活動，實際上是一種必然選擇。當時 中國的民族獨立、內部割據等問題沒有解決，何談“人的解放”和“純粹的文化”？

但是，新文化運動的確是一場未完成的運動，它的目標至今都沒有完全實現。

過去的100年里，前60多年間，要麼是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要麼是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人們實在無暇顧及文化。

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才進入100年來最為安定的一個時期：既無戰爭，也無運動。這樣一種環境，最容易實行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出的一些任務。

于是我們看到，胡適說的“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與改革開放的第一道驚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此契合；于是我們想到，胡適曾力主：“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造成的。進化不是一個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進化的。”在他的年代，只有“武裝的革命消滅武裝的反革命”這一條路可走；但在當今時代，確需踐行一點一滴的改革思路。

100年之后，新文化運動的目標——“再造文明”，仍是我們面對的迫切任務；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和科學主張，依然是我們尋找和重建的方向。

總有一種誤解，以為新文化運動就是“全盤反傳統”，其實，胡適從來沒有全盤反傳統，而是從傳統中提取新文化的元素。他和魯迅、錢玄同諸人對傳統文化的不合理方面，批判是不留情面的，這是基于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深厚了悟。

今天，我們欲建設新文化，必須了解傳統是什麼，然后在批判、繼承、創新中，將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延續下去。

“我從山中來，帶得蘭花草。

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時過。

急壞種花人，苞也無一個。

眼見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風回，祝汝滿盆花。”

這首輕快的小詩《希望》，是胡適的白話代表作之一。它被改成歌，譜成曲，傳唱至今。

1915年，遠在美國的胡適，與一同留美的趙元任、梅光迪等人圍繞“國文”與“國語”、文言與白話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趙元任記得，那時的胡適“健談，愛辯論”，同時“自信心極強”。雖然身體很瘦，卻“精神十足，讓人覺得他雄心萬丈”。

7年的留美生涯，是胡適的“一生轉折處”。在考取公費留學資格后，胡適進入康奈爾大學學農學。這個奇怪的選擇，是因為出國前二哥曾再三囑咐他“不要學文學、哲學，也不要學做官的政治、法律”，認為這是“沒有用的”。為免辜負兄長期望，胡適決定“做科學的農業家，以農報國”。

然而，在耗掉了3個學期，上完了區分30多種蘋果的果樹學課，學完了洗馬、剪樹、接種、捉蟲后，胡適終于認清了自己的興趣所在，轉向文科，“自此如魚得水”。

胡適出國的行囊中帶有1300卷線裝古籍。在康奈爾大學他一共選修了14門哲學課、7門政治學課、5門歷史課，還涉獵英國文學、心理學、美術史和建筑學。政治課中，“美國的政黨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學也學得頗好：92分。

康奈爾時代的胡適，已充分顯示出社會活動家的氣質。用胡適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閑不住的人。雖然身居國外，他對國內的局勢非常關心，經常呼朋引伴，四處交游，參加各種學生會組織，并擔任世界學生會的主席，還設立了一個“薪膽會”，希望“人人能為勾踐，似祖國尚可為也”。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胡適研究會會長耿云志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這段時期對胡適來說，真是到了‘最善世界最善處’。他的頭腦比較清楚，又有一種救國的志向，四處去演講，結識了很多朋友，也有機會深入到美國文化里去。”

但胡適也有煩惱。1914年他在給緋聞女友韋蓮司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爾太有名了，我的名氣讓我荒廢了課業。”他花費時間到處演講、交友，沒辦法集中精力去鉆研學問。康奈爾大學坐落在小鎮伊薩卡（或譯綺色佳）上，地方小，人頭熟，無處藏身，胡適開始向往大城市，“中隱隱于市”。恰巧這個時候，胡適對哲學家杜威的學術主張產生了興趣，在閱讀了大量書籍后，產生了要到哥倫比亞大學親聆其教的想法。

1915年9月，胡適前往紐約，師從杜威，這對他影響至深。胡適自己曾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

杜威比胡適大32歲。胡適進哥倫比亞大學時，杜威已經快60歲了，高高的個兒，腰板挺得筆直，頗具學者風度。

這位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的首席教授，不善辭令。他講課慢吞吞的，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地說，似乎每一個動詞、形容詞、介詞，都得慢慢想出，再講下去。許多學生都覺得他的課枯燥無味。慕名而來的胡適，硬著頭皮聽了幾個星期杜威的課，不僅聽懂了他所講的課程，而且對他用字選詞的嚴謹慎重，大加推崇。

胡適最崇拜的，還是杜威的思想，即他的實驗主義哲學。實驗主義，根據杜威的解釋，觀念必須在實驗中鍛煉，只有經過實驗證明，在實踐上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觀念，才是“有價值的”。這在后來被胡適總結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此外，實驗主義從進化論出發，主張一切進步都是逐漸的。這讓胡適在改革實踐中持漸進式的改良主張，成長為一個穩健的改良派，后來走上了一條和陳獨秀等革命派截然不同的道路。

與陳獨秀隔著太平洋的相知

1915年9月，正當胡適投身杜威門下時，在太平洋的另一端，陳獨秀創辦了《青年雜志》（從第2卷開始改名為《新青年》），發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啟蒙運動。

徐子超是安徽省績溪中學的退休教師，也是當地最早研究胡適的人，他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陳獨秀和胡適本不認識，兩人最初的相交是通過一位共同的朋友——汪孟鄒。”汪孟鄒在上海亞東圖書館經銷書籍雜志，和胡適是安徽績溪的同鄉，又與陳獨秀早有交往。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后，銳意革新，倡導新思想新文化，對在國外留學的知識分子極為看重，幾次托汪孟鄒寫信給胡適，希望胡適能為雜志寫文章。于是，胡適在1916年2月寄了一篇白話文譯稿《決斗》給陳獨秀。此文原是俄羅斯小說，講述一個喪父少年為了榮譽決斗的故事，胡適通過這篇小說，發出“為大中華，造新文學”的“決斗”之聲。

此后，胡適與陳獨秀信函往返，兩顆新文化之星開始了“紙上相交”。當時，陳獨秀認為“中國萬病，根在社會太壞”，所以他最初是想讓胡適“就所見聞論述美國各種社會現象，登之《青年》，以告國人”。而胡適在美國校園里正忙著為“國文”與“國語”、文言與白話進行辯論，他嘗試著用白話寫了一些新詩，同學們的評價褒貶不一。胡適便致函陳獨秀，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主張。沒想到陳獨秀很是贊同，于是胡適將自己的意見寫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發表在《新青年》第2卷5號上，系統闡述了對文學改良的八條建議：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

此文一登，轟動一時，胡適人還沒有回國，文章已經被當時的青年視為“圣經”。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聘請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深感“中國社會可與共事之人，實不易得”，有了共同鼓吹“文學革命”的經歷，陳獨秀認為胡適是自己最好的搭檔。經陳獨秀推薦，遠在美國的胡適被聘請為北大文學和哲學教授，負責英國文學、英文修辭學和中國古代哲學三門課程的教學。

1917年，在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的考試之后，胡適于7月10日回到上海。他寫了一首躊躇滿志的《將歸之詩》：“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便即此一年，足鞭策吾后。今當重歸來，為國效奔走。”很顯然，此時在胡適心中，陳獨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朋友。

在日記里，胡適還寫下了一句意氣風發的話：“吾輩已返，爾等且拭目以待！”這句話將青年胡適的抱負、遠見、理想囊括其中，不僅是他與歸國留學生共勉的座右銘，也成了他登高一呼，應者如云的利器。

白話的樂趣

1917年7月，胡適撰寫了大量有關白話文運動及文學革命的文章。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胡適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口號，大力推廣白話文。與此同時，社會上的反對聲音也異常激烈，反對者包括大學者吳宓、黃侃、林紓、梅光迪、章士釗等人。

作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大弟子，黃侃成為反對白話文的急先鋒。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提倡白話文，不是真心實意！”胡適問他何出此言。黃侃道：“你要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名叫‘胡適’，而應該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了3個哈哈，胡適則氣得臉都白了。

又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贊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僅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適的回擊令人拍案叫絕。有一次，胡適正在課堂上大講白話文的好處，有位同學不服氣地問：“胡先生，難道白話文一點缺點都沒有嗎？”胡適微笑道：“沒有。”這位學生想起黃侃關于文言文電報省錢的故事來，反駁道：“怎會沒有呢，白話文不簡潔，打電報花錢多。”胡適說：“不一定吧。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愿從政，便拒絕了。復電是用白話文寫的，非常省錢。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擬一則電文，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

同學們紛紛擬稿，最后胡適從電稿中挑出一份字數最少且表達完整的，其內容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胡適說：“這份電稿僅12個字，算是言簡意賅，但還是太長了。我用白話文只須５個字：干不了，謝謝。”同學們聽后紛紛嘆服。

胡適身體力行，創作出版中國第一部白話新詩集《嘗試集》，在中華詩國開創了一個以“胡適之體”為特色的白話自由體新詩流派；他創作出中國第一個白話散文劇本《終身大事》，開創了中國現代話劇的新形式；他的散文，“清新明白，長于說理講學，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他熱心提倡傳記文學，所作白話傳記，文字清新曉暢，具沖淡自然之美；他還率先用白話翻譯西方文學作品，出版了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說》譯本。

由于胡適的倡導和朋友們的努力，白話文學很快取代了文言文學的地位，風行全國。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規定，小學教材一律采用白話新課本。胡適的白話革命大獲成功。

“爆紅”北大

在北大教英國文學和英文修辭學，對留美7年的胡適來說毫不費力，難的是教中國哲學史。原先教這門課的陳漢章功底扎實，但思想陳舊，他從傳說中的伏羲講起，講了一年才講到《洪范》。有同學問他：“照如此講法，一門中國哲學史何時才能講完？”他回答：“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胡適接課后，學生對他表示懷疑：“一個從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講中國的東西，況且才二十幾歲！” 誰知胡適一上來就非同凡響。這位比學生大不了幾歲的新派教授，邁著輕快的步子走上了講臺。他拋開以前的課本，重編講義，劈頭一章是“中國哲學胚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直接從周宣王以后講起。這樣一改，給那些言必稱三皇五帝的舊腦筋以沉重的打擊，用當年聽課的學生顧頡剛的話說，“駭得一堂中舌橋而不能下”。

顧頡剛聽過幾堂課后，認為胡適講得不錯，便找到當時最敢放言高論的同學傅斯年，要他去聽一聽，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老師從哲學系趕走。學歷史的傅斯年聽后果然覺得不錯，便對那些“不以為然”的學生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就這樣，胡適的中國哲學史課程取得了成功，那些思想保守的教師不僅沒看成他的笑話，相反，選修胡適課的學生越來越多，一些外校學生乃至社會青年也慕名來旁聽，其中就有湖南青年毛澤東。26歲的胡適因此成了北大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

在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的同時，胡適以自己博士論文為基礎，改寫成《中國哲學史大綱》講義，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該書由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親自作序，分為12章，共10余萬字，是中國學者第一次用近代學術觀點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專著，出版后立即風行海內，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響空前。年紀輕輕的胡適立即成了中國學術界的“泰山北斗”。

胡適站穩腳跟后，北大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胡適參與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幫助和指導進步學生。他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義》，被視為“個性解放的宣言”。他借易卜生之口說：“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胡適因此“暴得大名”，成為青年心目中風頭無二的新文化領袖。

葬禮的革命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改革喪葬舊俗的呼聲日高。1918年，北京通俗講演所請胡適講演“喪禮改革”。豈料講演還未舉行，他的母親便于11月去世，胡適匆忙趕回家奔喪。

未能為母盡孝，成為胡適一生心中所痛。他在《先母行述》中寫道：“先母所生，只適一人，徒以愛子故，幼歲即令遠出游學；十五年中，侍膝下僅四五月耳。生未能養，病未有侍，畢世勤勞未能絲毫分任，生死永訣亦未能見一面。平生慘痛，何以如此！”

此時，許多舊派人物都在緊盯胡適，看這位提倡“改革喪禮”的新派人物如何辦理母親喪事。結果，胡適先印了訃告，但不同于舊式的訃帖，他刪掉了“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損滅”等虛偽的套話，只簡要地寫：“先母馮太夫人于中華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歿于安徽績溪上川宅。敬此訃聞。”

徽州的風俗，一家有喪事，家族親屬都要送錫箔、白紙香燭，講究的人家還要送盤緞、紙衣帽、紙箱擔。胡適發了一個通告，上書：“本宅喪事，擬于舊日陋俗略有所改良。倘蒙賜吊，只領香一炷或挽聯之類。此外如錫箔，素紙，冥器，盤緞等物，概不敢領，請勿見賜。”去掉了這一項，而且“和尚道士，自然是不用的了”。

關于祭禮，徽州一帶頗有講究，胡適本想把祭禮一概廢了，改為“奠”，但他的外祖母不同意，于是把祭禮改短，親戚公祭改為“序立，主祭者就位，陪祭者就位；參靈，三鞠躬，讀祭文，辭靈，禮成，謝奠”。新式的三鞠躬取代了過去的跪拜大禮，又省掉了“三獻”“請食”“望燎”“舉哀”這些見神見鬼的環節。原本需要好幾天的祭奠，被胡適這麼一改，15分鐘便完成了。

到了出殯的時候，胡適身穿麻衣，不戴帽，不執哭喪杖，不用草索束腰，但用白布腰帶。他也沒有請人看墓地風水，就在他父親的墳旁葬了母親。喪事完后，胡適仍舊是“布袍、布帽、白帽結、白棉鞋，袖上蒙一塊黑”。穿布衣、著白色是舊式的喪服，戴黑紗則是民國建立后定的新喪服，所以，胡適稱之為“不中不西、半新半舊的喪服”。當然，胡適也不會守喪3年，半年后，到了l919年5月，他就不穿喪服了。

其實，對于自己被迫穿上這些“不中不西的喪服”，胡適感到很慚愧：“仔細想來，我還是脫不了舊風俗的無形勢力——我還是怕人說話！”

胡適改革喪禮的嘗試，立即引起了一些人的響應。湖南一位青年給胡適寫信說，看到胡適《我對于喪禮的改革》一文，越讀越痛快，越讀越佩服。

舊道德的婚姻

與喪禮的改革不同，胡適的婚事基本遵循了舊傳統。

1917年，留洋歸來的胡適風度翩翩，一副俊俏才子的樣貌，人人都爭睹這位洋博士的風采，他的緋聞也傳得沸沸揚揚。但出乎眾人意料地，胡適選擇回鄉，與訂婚多年的江冬秀完婚。這在旁人看來或許難以理解，但在胡適自己卻是理所當然。他對待婚姻自由的態度，從來都是保守的。

現年78歲的安徽績溪上莊村人胡承哲家里收藏了一本胡適寫有眉批的《巴黎茶花女》。胡承哲的父親胡樂豐比胡適小12歲，稱胡適叔叔。在其中的一頁上，胡適批注道：“以情故乃棄擲一生事業于不顧，此罪亞猛（小說男主人公）不能辭也。余嘗反對自由結婚之說，即以此說為根據。”

“在婚姻問題上，胡適對母親的尊重起了重要作用。這是母親給他定的婚，他不愿意，也不能改變。” 安徽大學胡適研究中心兼職副研究員胡成業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13歲時，胡適便由母親做媒，和14歲的江冬秀訂婚。胡適離家后，兩人曾互通書信。江冬秀沒有多少文化，不太會寫信，胡適寫的信多一些。江冬秀曾裹小腳，胡適接觸到新思想后，便寫信讓她放足。

即使留學美國，胡適對待婚姻自由的態度仍沒有改變。他在1915年5月19日給母親的信中寫道：“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結婚之說，有時竟破壞已訂之婚姻，致家庭之中齟齬不睦，有時其影響所及，害及數家，此兒所大不取。自由結婚，固有好處，亦有壞處；正如吾國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處，有壞處也。

“女子能讀書識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書中之學問，紙上之學問，不過人品百形之一，吾見有能讀書作文而不能為令妻賢母者多矣。吾安敢妄為責備求全之念乎？

“伉儷而兼師友，固是人生莫大之幸福。然夫婦之間，真能智識平等者，雖在此邦，亦不多得，況在絕無女子教育之吾國乎？若兒懸‘智識平等學問平等’八字，以為求偶之準則，則兒終身鰥居無疑矣。”

后來，一度傳言紛紛，說胡適在美國與康奈爾大學教授的女兒韋蓮司結婚了。在1915年10月3日的家書中，胡適駁斥道：“兒久已認江氏之婚約為不可毀，為不必毀，為不當毀。兒久已自認為已聘未婚之人。兒久已認冬秀為兒未婚之妻。”

1917年12月30日，胡適與江冬秀在績溪完婚。胡適故居的管理人員胡從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婚禮是我爺爺胡近仁代為操辦的。”在胡從的家里，記者還看到了婚禮的請柬和胡適婚宴菜單，菜單上的“九碗、十二碟、六碗吃飯”，循的是當地風俗。

雖說這樁婚事是奉父母之命，但胡適在婚禮儀式上卻沒有遵從舊俗。他提出了“六不”，即不拜天地、不拜高堂、不拜祠堂、不相拜、不收禮、不放炮。胡成業總結了這“六不”的執行結果——不拜天地做到了，胡適說，“這是廢除的陋習中最重要的一項”；不拜高堂和不相拜做到了，二者均用鞠躬代替叩頭；不收禮也做到了，胡適提出“不收賀禮，只收賀聯”，現在胡適故居里，還掛有當時親友送的賀聯；不拜祠堂和不放炮兩條沒有做到，在母親的堅持下，婚禮在炮聲中舉行，胡適和江冬秀也在婚后第三天，到祠堂向祖先牌位三鞠躬。

這樁婚姻從結局上看是圓滿的。江冬秀很能干，在結婚前，她就不時到胡適家，幫胡適母親分擔家事，婚后，又操持整修胡適父親的墓。胡適去世后，江冬秀還促成了《胡適日記》的出版。“江冬秀大事不糊涂啊。”胡承哲感嘆道。

盡管那時的新文化干將和留學生們都紛紛離婚，盡管江冬秀被胡適的朋友戲謔為“菜刀派”——以拿菜刀砍兒子來保護婚姻，盡管江冬秀兇悍到闖進一群教授中間罵他們是“偽君子”，但胡適一生對江冬秀不離不棄，還提出了著名的“新三從四德”——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了要盲從；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舍得。兩人白頭偕老，以至于林語堂說，看到了江冬秀，才知道胡適有多偉大。

與陳獨秀分道揚鑣

魯迅曾經寫過一段很有趣的文字，來比較新文化運動兩顆巨星——陳獨秀和胡適的性格：“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地關著門，門上粘一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

作為近代史上與“康、梁”“孫、黃”并駕齊驅的標志性人物組合，“陳、胡”兩人在新文化運動的后半段里，分歧已經比合作多。陳獨秀傾向于比較激進的左傾革命立場，較多地接受了共產主義世界觀，他反對胡適的溫和路線，以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漸進改良觀。

1918年，陳獨秀勁頭十足地發表了對政治的長短大論，引起了有意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胡適的不快。在胡適看來，陳獨秀的舉動已經違背了《新青年》初創時大家心照不宣的宗旨：“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耿云志認為，新文化運動中陳、胡兩人作用截然不同。實際上，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就有兩種不同的思想路線。一個是陳獨秀的革命路線，一個就是胡適代表的相對比較溫和的漸進式改革的路線。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反北洋軍閥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適在危難中接辦了以談政治為主的《每周評論》，也就無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決定談點基本的問題”——不要空談主義，而要研究問題。

“陳獨秀是個大炮，到處唱高調，能夠振奮人們的精神。而胡適是一個踏實的學者，他的主張是與其空談主義，不如靜下心來解決一些社會上的問題。他把破舊怎麼破、立新怎麼立，想得非常深刻具體。所以大家討論不是圍繞著陳獨秀提出的問題討論，而是圍繞著胡適提出的問題討論。所以對那一代年輕人實際影響比較深的，并不是陳獨秀，而是胡適。”徐子超說。

1919年五四運動后，篤信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決定將《新青年》變為宣傳主義的論壇，這讓胡適很難接受。胡、陳二人志同道合的蜜月期結束了，而兩人的分道揚鑣也導致了北大知識分子的分裂。集合在胡適旗下的主要有周作人、毛子水、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顧頡剛等人。集合在陳獨秀旗下的主要有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張慰慈等。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彭小瑜認為，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歧，貫穿了胡適的一生。這種分歧的根源不僅僅在于胡適的改良主義思想，還在于胡適缺乏一種理想主義情懷。“事實上，在談論‘問題與主義’的時候，在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時候，胡適表現出了在重大社會問題面前的冷漠和軟弱。他拒絕了馬克思主義，而這恰恰是那個時期對人們最具有感召力的‘主義’。”

雖然分道揚鑣，但友誼未改。陳獨秀四次被捕，胡適動員了一切可調動的力量，不遺余力地營救他。正如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一封信中所說：“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后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

毛澤東對胡適的敬與棄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延安與毛澤東長談，毛澤東直言：“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新青年》雜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成為了我的楷模。”

正如毛澤東所說，僅年長他兩歲的胡適，曾是他心中不可動搖的導師。還在湖南長沙的時候，毛澤東曾與蔡和森、何叔衡成立革命團體新民學會，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臨行之前，毛澤東卻決定自己不去了。后來，他給老師周世釗的信中提到這件事，特別說明：“我曾以此事問過胡適和黎邵西（胡適的朋友）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毛澤東初到北京時，在北大圖書館謀到了一個月薪八元的圖書管理員職位，而胡適已是北大最年輕的新派教授了。毛澤東曾多次去旁聽胡適的課，這也是毛澤東一度稱自己是胡適學生的由來。后來，毛澤東、蕭三等人經楊懷中先生介紹，專程去拜訪過胡適，同他討論新思潮的各種問題。毛澤東還以新民學會在京會友的名義，請胡適做過報告，解答問題。

1919年7月，當胡適與李大釗圍繞“問題與主義”激烈爭論時，毛澤東馬上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親自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幾十個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可謂緊跟胡適。之后，毛澤東在湖南長沙一手創辦了“文化書社”，重點銷售的圖書便有胡適的著作，如《嘗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白話書信》、《短篇小說集》，還包括胡適的老師杜威的著作。

然而，隨著形勢的變化，信仰馬列主義的毛澤東與堅持自由主義的胡適，由于“道不同不相為謀”，失去了早年的情誼，走到了相互敵對的地步。

共產黨成立后，一直將胡適視為“可以爭取的人”。直到“九·一八”事變之后，胡適和共產黨的關系開始產生變化。這一時期，胡適贊成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他認為如果國內不能統一，不能安定，中國沒有能力既對付內亂，又對抗侵略，因此未作立即抗戰的呼吁。此言一出，共產黨的報紙開始把胡適看作反動派，把胡、蔣看作一體。

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對胡適這樣的名人努力爭取。1945年4月25日，作為參加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成員，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澤東指示與同樣參會的胡適長談，希望胡適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胡適卻搬出《淮南子》的無為主義，規勸中國共產黨從事單純的政黨活動，作為國內的第二大黨參加選舉。

這一年的7月1日，民主黨派人士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等六人訪問延安。毛澤東以學生的身份請傅斯年代他向遠在美國的老師胡適問好。與黃炎培對延安“一片光明，溫暖而自由”的印象截然相反，傅斯年認為毛澤東的氣度“咄咄逼人”。在重慶的報紙上，傅斯年通過文章向老師胡適談了對毛澤東的上述印象。

8月24日，胡適在紐約發了一封署名的電報給毛澤東，希望他“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胡適的這種態度讓毛澤東不再對他存有幻想，但毛澤東還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拒絕了。此后，胡適如同一葉扁舟，駛向了那條窄窄的海峽，也永遠駛離了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故土，終生未能回歸。

作者：左玉河 宋廣波（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環球人物》駐臺灣特約記者 王敏

《環球人物》記者 王肖瀟 朱東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