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新聞媒體中老是爆出公司與員工因為喪禮請假的沖突。為了讓員工工作，不準假回家辦喪事。但在中國古代，父母死后，都要停下工作服三年之喪。三年之喪是怎樣的一種設計？這種設計怎樣實現禮節和人情的平衡？隨筆者一同了解一下吧！
一、禮書中的三年之喪中國素來被稱為禮儀之邦，禮儀貫穿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禮記》中說：“夫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鄉射，此禮之大體也”。禮起始于冠禮（成年禮），根本是婚禮，最重要的是喪禮和祭禮，朝禮、聘禮是禮講求敬的體現，鄉禮、射禮是禮講求和氣的體現。那為什麼喪禮和祭禮最為重要呢？
（清宮喪服）
中國人視死如視生，對人死看的十分隆重。當親人去世之后，都要實行喪禮和葬禮。喪禮和葬禮都體現了對于親人的敬意。但相比之下，葬禮更具有儀式化的特點，尤其在祭祀的物品的規格上，貧富之間肯定會有差距，沒辦法真正的體現真情實感。但是喪禮不同，他可以通過服喪的時間和表現評價一個人的孝敬之情。
古人還有一種特殊的喪服設計，不同的親屬，有不同喪服的要求。不同的喪服，對于服喪者的要求都不同，從而來評價晚輩的孝行。那具體是怎麼回事呢？
首先，在喪服的設計上，中國古代有五服，分別是斬衰（cuī）、齊（zī）衰、大功、小功、緦（sī）麻。五服是指服喪之人所穿的衣服，而其中的區別就是做喪服所用布的精細程度。喪服等級越高，其穿的孝服做工越粗糙，喪服等級越低，做工就越精細。與自己血緣關系越近，就要服更高等級的喪服，服喪更多時間，穿越粗糙的喪服，來體現自己的哀情。五種喪服，又有六種喪期之分，分別是三年（斬衰、齊衰）、一年（齊衰）、九月（大功）、六月（殤大功）、七月（小功）、三月（緦麻）。九族內五服六種喪期可以參見下圖。
（喪服等級圖）
在所有喪期之中，最重的當是三年之喪，也是古人討論最多，并且關注細節點最多的。這是指子女為父、妻妾為夫，臣子為君服喪。當然這里的三年之喪，并不是表面意思，說持續穿自己該穿的喪服三年，而是逐漸變化的。以一般士人來說，去世三月之后進行安葬。埋葬當天之后，行虞祭之禮。次日后行卒哭之禮，以吉祭代替喪祭祀，此時，服喪者的喪服就開始減輕了 逐步恢復正常的衣服，以提醒服喪者不要過于悲痛，及時調整自己的心情。等過了一周年，就可以基本恢復正常的衣服，只要有點提示的裝飾就行了。等到三年之喪滿之后，就可以完全恢復正常的生活。
二、三年之喪的歷史變化三年之喪的源頭現在已經很難搞清楚了，有人說堯舜三代時期就有了，有人說為周公或孔子所創。在先秦時期，這一制度執行應該是比較認真的。史書最早記載其變化是在漢文帝時期，當時盛行厚葬重服之風，葬禮十分隆重且服喪很長時間。文帝一度想要抑制這種風氣，要求官員一切從簡，喪事結束三天之后就去除喪服，不要因此影響官員的日常生活。但這個措施與百姓的意愿明顯違背，所以并沒有推行。
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在儒家的提倡下，傳統的喪服制度被全社會認可，但是在一些時期，文帝詔又被反復提到，喪期總是因皇帝的命令而反復修改。
西晉司馬氏篡奪了曹魏的政權后，對于“忠”很難再提，于是大力提倡孝，以孝為本而立國。晉武帝更是親身實踐，其父司馬昭去世之后，他不顧群臣的勸諫，按照儒家經典中的記載，親自為父穿喪服，守喪三年。晉武帝在全社會大力推行三年之喪的制度，尤其監督王公大臣們也這樣做，甚至下令“聽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場，皆得奔赴”。只要不是已經出戰的士兵，哪怕在服役，也得馬上回家。晉武帝在位期間，三年之喪在皇帝的提倡下，喪服制度得到很大推廣。自此以后中國古代社會里，對于三年之喪遵行都十分嚴格。
（古代服喪）
因為三年之喪的推行，喪期內的大臣都會回家為父母守喪，必須離開官位暫停手中的官職。但皇帝有時十分倚重一些大臣，不能離開他，便產生了一種新的制度，那就是公除，也稱奪情。其借口是以國事大于私家，只能有所割舍。明代萬歷年間張居正居首輔進行改革，父親卻突然去世，讓小皇帝下詔奪情。這卻成為后來政敵攻擊他的借口，可見奪情在道義上還是有風險的。
三、三年之喪與魏晉縱情之風三年之喪的設計是包含兩個層面的。從表層設計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居喪者穿的喪服越來越精細，飲食日益豐富，住所也一步步的改善。但是這背后的設計是對于人情的一種反應，喪禮關注的不止外在禮節，而且深入人的內在情感世界，通過外在物質的改變讓人逐步減輕悲傷的情感。儒家主張雖然強調喪禮，但是也主張不要過于悲傷，“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三天就得正常吃飯，三個月就要沐浴更衣，一年就能穿有色彩的衣服，不能因為死者而過于影響生者的生活。
古代服喪
但是在西漢以來，由于國家對于孝悌制度的提倡，朝廷有舉孝廉的科目，孝道成為評價一個人的重要標準。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就是為父母守喪期的長短。甚至一些人為了贏得美譽，不只行三年之喪，而是要為父母守喪更久。當時守喪越久，在社會就會贏得更高的評價。因此有一些人是沽名釣譽，東漢后期青州有個叫趙宣的人，號稱為父守喪二十余年，李膺作青州太守時，仔細調查，發現此人喪期中生了五個孩子，便大怒將其下獄治罪。但側面也說明當時人十分重視真正的服喪。
魏晉時期，在玄學的影響下，士人們都追求放蕩的生活。尤其是魏晉時的竹林七賢，更是主張反對虛偽的名教而追求人真實的情感。竹林七賢之首的阮籍在居母喪期間，依然經常喝酒喝得酊酩大醉，裴楷去吊唁的時候，“阮方醉，散發坐床，箕踞不哭”。但是裴楷并沒有指責阮籍，而是說道：“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但我們能說阮籍不孝順嗎？他給人表現出的是放縱不羈。但實際上，他母親死后，阮籍“因吐血，廢頓良久”。
竹林七賢（局部）
當時的人反禮教，但是追求發泄真正的感情。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有許多以死傷生的事情，史書中頗多記載。如南朝梁有個孝子叫劉覽，兩年喪期過去了，仍只喝稀粥，隆冬仍穿薄衣服。家人怕他凍著，半夜在其身邊放火爐，他察覺之后，立馬想到逝去的母親，號啕吐血。
如果我們反思這種行為，我們就會發現三年之喪的設計是很合理的。孝道是必須的，但如果因為逝者嚴重影響活著的人的生活，那想必是死者也不愿看到的，
文史君說：死亡是每一個人都要經歷的，但是人是社會性動物，每一個人都以個體的身份和家族其他人有著血緣的關系。而家庭需要代代延續，在這一過程中，生與死總是在不斷的重復，所以喪葬禮俗體現的是一個人的家庭責任。家庭的和諧才能促進社會的和諧，我們經常會討論繁瑣的禮節是否必要，禮節其實并不只是形式上的扮樣子，禮節的背后寄托的是人的感情，子貢請求去掉總廟里祭祀的羊，孔子說“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奉行禮儀，是我們重視社會責任的表現。如果現代社會因為過快的節奏，完全忽視了照顧人精神世界的禮儀，那就是把人當做機器，這是值得反思的。
參考文獻：劉兵飛：《<禮記>喪服制度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張煥君：《情禮交融——喪服制度與魏晉南北朝社會》，商務印書館，2020年。
（作者：浩然文史·爛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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