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在古代主要是用來占卜的,古代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這種卜筮活動是很重要的一種官方行為。有專門的史官來承擔。孔子從小喜歡“禮樂”,但是,到了晚年五十多歲的時候喜歡上了《易經》,并且讀得非常入迷。我們熟知的成語“韋編三絕”,講的就是孔子老 而學《易》時的那種勤奮和癡迷,連接竹簡的牛皮都因無數次翻閱而斷了好幾次。
孔子晚而學《易》,他的非常親近的弟子——子貢對他也很不理解對于孔子晚而學《易》,當時的人們很不理解。就連他的非常親近的弟子——子貢對他也很不理解,就問孔子:“您不是講過,神靈占卜的事不是什麼好事,都不可信,那些人也不值得人們去尊敬,可是您為什麼又喜歡上了這些東西了呢?”
在馬王堆出土的帛書里,我們發現了一篇文獻,叫《要》,在里面孔子對晚年學《易》做了一個很長、很曲折的解釋。他的大概意思是說:“我讀《易》是求其德,與史巫不同,他們是為了占卜,我是從道德角度來看的,不是學《易》的預測學,我們是同途而殊歸。”
孔子的解釋讓我們感受到圣人的高明。在那個時候,儒生學的是《詩》、《書》、《禮》、《樂》,對《易》是一種不屑的態度,孔子在那種文化背景下,毅然學《易》,是何等的氣魄與胸襟!
孔子學《易經》的態度,用在我們今天的教育思想上,也是受益匪淺的。一是學習孔子老老實實做學生的態度。孔子在當時已是弟子三千,學說自成一家,詩、書、禮、樂樣樣精通,而當時《易經》為儒士所不屑,但是他卻能老老實實的去做學生,老老實實地去學《易經》,其勤奮達到“韋編三絕”的程度。孔子當時“敢于做學生”已是讓我們佩服,做得又是如此踏實更是讓人贊嘆。此時,想起了中國清朝末年的屈辱史,那時中國和日本都派留學生到西方去學習現進的科學技術,清朝留學生去了之后談的是技術轉讓,談的是買來這個產品需要多少錢,而日本的留學生是到車間去當工人,學每一個工序流程。后來,讀《曾國藩》,讀到他看到中國造的第一艘戰艦質量之拙劣,航速之低,回去之后憂憤而疾,不久便與世長辭,深感老老實實做學生是何等的重要!這也為后來那段屈辱史埋下了一個小小的伏筆。
如今,我們的教育在探索各種各樣的教學模式和教育理念,如“杜郎口模式”、“楊思模式”、“衡水模式”“全腦教育”等等,我們在學習這些理念的時候,應像孔子學習《易經》那樣去認認真真做學生,不要一學就想著改變與創新,要以虔誠的態度知其然,然后再知其所以然,把它搞透徹了搞懂了,韋編三絕。
二是學習孔子明明白白做學生的態度。當孔子把《易經》已經“韋編三絕”之后,明確地指出我學《易》求其德,非求其卜,在春秋戰國時期對《易》有如此高明的認識,這就是明明白白做學生的態度。在今天,各種教育模式、各種教育理念鋪天蓋地襲來的時候,在“韋編三絕”地學習之后,我們需要想想——我有什麼?我需要什麼?它能給我什麼?從校情、生情、師情出發,去取舍,去改造,然后“知行合一”,才談得上“明明白白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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