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美芳退出了所有“雞娃”的群。她的生活有了另一種規律:每天給隔壁房間的兒子發兩次提醒吃藥的微信,每兩周到醫院開一次假條;每3天在案板上切分一次藥片,放到帶隔斷的綠色小藥盒里,時間久了,藥末彌散在縫隙中。上班途上,地鐵上穿校服的孩子偶爾會讓她想起,自己是一名高三學生家長。
這是她的秘密:兩年前兒子被確診重度抑郁,經歷了休學、復學、復學失敗,現在持續請假在家。除了母親和丈夫,她無法向其他人啟齒“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癥”。
能讓她不孤單的是七八個家長微信群,幾乎每個群都是滿員。和她一樣,群友都有被診斷為抑郁癥或雙向情感障礙癥的孩子,從初中生到大學生。孩子們失眠、悲傷、易怒或在手臂上劃下一條條傷痕,承受著惡心、手抖、嗜睡、長胖等不同的藥物副作用。
醫學界尚不能給出青少年抑郁癥的明確成因。抑郁癥的診斷沒有生物學指標,心理測評量表的結果作為參考,醫生的“聽診器”是眼睛、耳朵和嘴——依靠經驗觀察、傾聽和交流。
診室門口的青少年越來越多,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精神衛生科主任醫師裴雙義5年前注意到這個趨勢。去年,他所在的科室門診診療了8000多名學生,住院治療的有近600名。2020年9月,國家衛健委發布了《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學生是四大重點防治群體之一,把抑郁癥篩查納入高中及高校學生的健康體檢內容。
抑郁癥檢出只是第一步,藥物的副作用、可能反復的病情、疾病污名化帶來的影響和社會功能恢復的困難,是大部分孩子和家庭要面對的一道道關卡。
1
高二開學第二個月,兒子陳恒告訴林美芳,自己不想去上學了,每天在教室里聽不進去,頭暈頭痛,很難受。他想在家自學,考試的時候再去學校。林美芳沒好氣,“好不容易考進市重點高中怎麼能不去上?我臉都會被你丟光的!”
母子倆達成的“協議”是,在他實在不舒服的時候,林美芳幫他請假,“半天半天地請”。沒多久,林美芳被請去學校,她對面坐著4位“特別嚴格”的老師。她們幫她分析孩子的情況,并重申年級組規定“每個月只能請兩天假”,尷尬窘迫的場景至今仍讓她難受。她坦言,那時自己是個什麼都不懂、有點軟弱的媽媽。
林美芳觀察到兒子陳恒高中入學后,每天6點多出門,公交地鐵1小時,趕在7點15分前到校。晚上6點多回到家,一臉疲憊地吃完飯就去睡覺,凌晨兩三點爬起來做作業,直到天亮。兒子不滿意自己處在中游的成績,要全力向前趕超。雙休日,兒子要求請家教補課,并告訴林美芳“自己不累,不找家教才累”。
“要不要找個心理醫生?”她試探性地問兒子。“要的。”陳恒回答。培養孩子她沒計較過錢,心理醫生上門輔導,900元兩個小時,她決定有效的話就持續到高三。
陳恒心悸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情緒也越來越低。他形容“靜坐的時候心跳也會非常快,像剛剛結束長跑,但是不會氣喘”,夜里很難入睡又很早醒來,精神非常疲憊,曾經擔任校棒球隊主力的他對運動也沒了興趣。在醫院檢查一圈兒,“跟器官器質性的東西都沒有關系”。最終,在當地的精神衛生中心,陳恒被確診為重度抑郁。
事實上,心理和情緒上的異常可以牽引出軀體癥狀,裴雙義和同事們在接診時看到過不少,醫學上稱之為“軀體化障礙”。來就診的青少年,有的頭痛、背痛,有的頻繁腹瀉,臨上學就失眠、手心冒汗、惡心嘔吐……治療的經歷也類似——驗血、做核磁,在內科、中醫科輾轉,有的“在兒科住院,被抽了40多管血”。
孩子們的病歷袋里裝著多個醫院的診斷結果,家庭條件好的幾乎跑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醫院。病例上大都寫著“情緒低落,生活興趣減退”“重度抑郁,伴有自殘行為”“中度抑郁復發,第二次住院”,等等。
“基本上都是發現了一大段時間,而且學習能力下降得都非常厲害,好多孩子不去上學,已經回到家庭里,把自己孤立起來了。”裴雙義說,“在學校里,他們大腦的可接受性已經很低了,基本上是去睡覺或者去發呆。”
2
向外人解釋清楚“抑郁癥是一種病”,有時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是父母,也很難與孩子共情。
陳恒向朋友坦承自己的病,對方嘲笑他,他便不再提起,覺得母親編造“孩子心臟不好”作為自己不上學的借口更合適。他自己起初也不能接受“抑郁癥”的診斷,那更像是因為軟弱、不堅強生的病,他一度會向“躁狂癥”的方向偽裝。
在浙江省康復醫療中心15層的病房里,住著40多位受心境障礙困擾的青少年,其中近八成是中度或重度抑郁。其中有從省重點高中休學過來的學霸,也有老師家長眼中的“異類”——厭學、吸煙、酗酒、仇親、沉迷網絡、有暴力行為。在醫護人員眼里,“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聰明、敏感”。
大多數孩子手臂上留著自我傷害的痕跡,傷痕密集的,像紅色的蜘蛛網。裴雙義接診時,都會先檢查孩子的手臂,大部分是非自殺性自殘。他認為,當孩子已經很難向別人訴說痛苦時,會選擇劃傷自己,出血的傷口刺激視覺,產生內啡肽緩解自己的焦慮。“搜刀”是護士們的日常工作之一,總有孩子想通過外賣或是快遞把刀片運進住院區。
康復中心的病房不是封閉病區,未成年人住院需要家長陪護,孩子們穿著藍綠色的病號服,手上戴著黑色定位手環。出院時手環才會被護士用工具摘下。有孩子在網上買了吸鐵石,破解出打開手環的辦法,并且找到醫院的監控死角,在家長不注意的時候,翻墻跑了出去。找到他的時候,他悶悶地說,自己只是想回家了。
病房里幾乎每天都會有孩子的尖叫,可能只是家長的某句話激怒了他;有追著母親大打出手的孩子,也有忍不住教訓孩子的父親。需要暫時約束冷靜時,身高一米九幾的保安會進病房幫忙。
一間病房里,母親聽完兒子怒吼著的“指控”,捂著胸口背靠著墻蹲了下來,掩面哭泣。醫生和護士進門調解,兒子冷漠地坐在一旁刷著手機,“沒什麼感受,她這樣只會讓我覺得我是這個家庭的累贅”。
“家長的痛你們是看得見的,但我們的痛你們看不到,也想象不到。你們只看到了那幾分鐘的家庭關系。”患病3年的李天冉形容,“生病時覺得活著很累,每天最痛苦的事就是醒來。”去年復發時,他站上了19樓的樓頂,給朋友家人打電話告別。
一名被確診重度抑郁的高一女生在電話里告訴父親,自己很累,頂不住了。父親鼓勵她,“再堅強一點,勇敢一點,頂一頂就過去了”。電話那頭傳來女兒的哭聲,“我給你打電話就是跟你說聲再見,我真的不行了。”
抑郁癥患者社群“渡過”的咨詢師鄒峰見過不少不理解、不接受孩子生病的父母。
一次,鄒峰被一位“做事情很認真很努力,事業很成功”的父親逼急了。不管醫生和心理咨詢師怎麼解釋,這位父親堅持認為,孩子就是不懂事不聽話,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碰觸自己的底線,抑郁癥不過是為逃避學習找的理由,“他根本沒病”。
鄒峰義憤填膺,忍不住回懟道,“這是你自己的孩子,他不是一個壞種,不是天生懶、不求上進的,他是碰到困難了、痛苦了,才變成這個樣子。如果你覺得他天生是一個壞種,那也是遺傳了你。”
遇到來咨詢的父母,鄒峰常說的是,他就是太努力、太懂事才會生病的,孩子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都已經抑郁了,不想活了,在自己傷害自己了。他只是生病了,不是變壞了。“家長一定要理解到這個程度,孩子才會覺得安全。”
3
診室是厚厚的木頭門,李天冉親身試驗過它的抗擊打性。那次,處于躁狂狀態的他在診室與母親爭吵起來,他突然站起來,轉身揮起拳頭重重砸向門。“門紋絲沒動,醫生見過大場面,只是平靜地喝了口蘇打水。”李天冉事后回憶。
穿校服的女孩子從坐進診室時便開始小聲哭泣,腿和腳忍不住地抖。“我剛剛還好好的。”她告訴醫生,自己一個人時情緒很低,但是哭不出來,最近沒有用刀割自己的手腕,“因為沒有工具”。
“有沒有吃很多飯?做心理治療怎麼樣?有沒有不好的想法,比如自殺的想法?”醫生問。母親搶答了大部分問題。
裴雙義見過一些“不太說實話”的家長,為的是讓孩子的病看上去稍微輕一點,能盡快回到學校。“但問題是,你這個病不弄清楚的話,孩子還是會出事情。”裴雙義接診的一個女孩,已經出現“命令性幻聽”,爬到二樓要跳下去的時候被同學攔住。
“打假”是他和同事日常的工作之一。面對有所隱瞞的孩子和家屬,他們靠經驗、提問和觀察反復驗證。
一位父親經常開很遠的車程帶孩子來看病。女孩心疼父親,覺得自己是一個無用的人,是家里的負擔,心里內疚。所以只要父親陪她來,她就告訴醫生,自己挺好的了,心情也很好,不用怎麼治療了。
裴雙義看到孩子說話時眼神恍惚,有時候眼圈發紅,而且她做心理測評量表時沒有說謊。他繼續嘗試與女孩溝通。
“醫生我來了這麼長時間了,我一點改變都沒有,我感覺不到快樂,我還是覺得我是多余的,我是家庭的負擔,所以我就真的不想再治了。”女孩告訴他。
幾乎每天都有家長和孩子問出同樣的問題。“沒有一點好轉,我想放棄,看不到希望”“他吃3個月藥了,心理咨詢也在做,我們不對的教育方法也改了,他怎麼還不好啊!”“今年望明年,明年望后年,我都快和孩子一起生病了”……
大部分時間,裴雙義和同事們都是在解決家長的問題,“因為家長太焦慮了,他總想讓你給他一個肯定的回復,比如什麼時候能好,他們想要看到希望。”鄒峰見過一些幫孩子治病的家長,最后自己比孩子病得還重。
“沒辦法不焦慮,她生病就不能上學,不能上學就沒有朋友,就更容易生病了,沒有文憑將來怎麼工作?”一名母親試過很多“正的”“邪的”治療方案,她向所有親戚朋友封鎖了孩子生病的信息,“救孩子是媽媽的本能”。
4
對于大部分家庭來說,尋找病因是父母在孩子被確診后最著急做的事。
有的母親反思,自己對兒子的控制欲太強了,指使、監督得太多。孩子告訴她,自己太想自由了,寧可生病也要自由;有的追溯到孩子嬰幼兒時期,因為早產,孩子睡了6個月保溫箱,從小沒有安全感;有的對家庭進行剖析,夫妻倆感情破裂離異,女兒從不與父親親近,怕那樣做會傷害媽媽,長大后,在交友特別是異性交友方面有很多困難;有的經歷過家暴,自己被打,孩子也被打;還有的猜測是兒子換到新的學習環境,一時間接受不了成績的落差,于是病了。
陳恒一度認為“愛這種東西很虛無”。童年時,他覺得母親不喜歡自己,一直想擺脫教育孩子的責任。這是他根據自己“觀察”得出的結論:比如上小學時,母親要求他每天下午放學后,必須在學校自習到5點,再自己回家,爺爺奶奶想去接他也被攔下了;有一次他的手工忘記帶到學校了,母親給他送去,但是弄壞了;有一個暑假,他沒被接回家,而是被送去了外婆家,“我那時也很難受”。
這些細碎的事,林美芳都忘記了。她記得孩子上小學一年級時,老師告訴她孩子總比別人慢半拍,別的小朋友排好隊了,她兒子還在收拾書包,終于收拾好走到隊尾,嘩啦一聲,書包里的東西全掉出來了。她帶兒子去私立醫院測過智商、情商值,也檢查過是否有自閉癥。孩子有時不聽話,又特別犟,她脾氣暴躁,會忍不住打罵孩子。
林美芳知道兒子恨她,在教育孩子上,她走過許多彎路。她想給兒子道歉,但話剛說到“以前媽媽哪里做得不好,你指出來”,兒子便擺擺手示意她不要再說了,“沒有沒有。”
“與青春期的孩子溝通本身就不易,特別是家里之前沒有這種環境和基礎的。”裴雙義在診室見過孩子呵斥母親,讓她“滾出去”;有父親敲不開孩子的門,擔心孩子在房間做傻事,從室外的陽臺上爬進了孩子的房間;還有母親攬下孩子生病的全部責任,一直跟孩子說對不起,你生病是媽媽造成的。復診時,她很少描述孩子的癥狀,總在檢討自己哪里做得不對,或者說哪句話又說錯了,又引起女兒的反感了,導致她的病復發了。
“我們對于青少年抑郁癥,最關注的還是家庭。”裴雙義認為,“孩子病了,情緒或者行為出問題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家庭‘生病’了。但家庭只是一部分的關系。”
但裴雙義和同事們幾乎不在孩子面前數落父母的不是,他們覺得那樣對父母不公平,也不利于家庭關系的修復和孩子的康復。
他給家長的“通用”指導是,與孩子相處時,一定要從家長說變成孩子說,家長認真聽,不要輕易去評判。
浙江省康復醫療中心主治醫師曹新毅認為,近些年青少年抑郁癥與生活環境、科技的進步、孩子的學業壓力都有關系。“孩子參加中考,職高與普高錄取比例1:1。有多少從農村考出來成為‘中產’的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去學技術,將來可能成為一名藍領這種出路?家長給孩子排滿了課外班,孩子連出去跑一跑的時間都沒有。”
“太(內)卷了(內卷:多指代非理性的內部競爭),”一名患有躁狂癥的初一學生向記者形容他的班級環境。班上的部分學生,已經自學完初三數學。他的強項是哲學,最喜歡黑格爾,常讀《近代哲學史》,這是他在班里與眾不同的地方。
生病前,他經常進行自我哲學辯論,像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他的打算是,“和他們一起卷,卷贏了再去改變。”然而計劃還沒開始,他被診斷為躁郁癥——生病時,他兩天沒有睡覺,思路清晰,神采奕奕,但隨后進入情緒低落期,沒有動力做任何事,包括起床喝水。
據國家衛健委數據顯示,我國17歲以下兒童、青少年,約有3000萬人受到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困擾。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我國青少年抑郁檢出率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檢出率為7.4%,檢出率隨著年級的升高而升高。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數據顯示,2017年,約9.4%的12-17歲青少年有一次重度抑郁發作。北京回龍觀醫院兒童心理科醫生劉華清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兒童患抑郁的比例在澳洲為12.1%,瑞典為11.4%。
林偉的兒子生病休學兩年,4次被強制送進醫院。她直言,在當下,不“雞娃”很難。在她和孩子姥姥的努力下,兒子20個月能背《唐詩三百首》,3歲時掌握的英語單詞比6歲的表哥還多。兒子沒讀過兒童版書籍,書柜里的書比同齡人高出好幾個檔次。但現今,兒子又住院了,家里的冰箱、茶幾被兒子砸碎了,新裝修的地板上留著坑。
和林偉兒子同齡的一名病友回想起童年,印象最深的事是幼兒園放學回家每天都要認識字卡片。每錯一個,母親手里的小竹竿都在他腿上留上一條印。他現在看到“蝴蝶”兩個字還會恐懼。
有家長對孩子童年時的經歷不以為意,說“實在是給這病找原因”。孩子過于追求完美主義,達不到目標會失落,進入情緒的惡性循環。但在鄒峰看來,大多數完美主義是從小培養的。有的家長在孩子兩三歲時開始訓練,“你不聽話不認真,媽媽就不要你了,不喜歡你了”。對于6歲之前的孩子,“媽媽不要我了”意味著“我就要死了”。“所以這些孩子對不完美的恐懼跟對死亡的恐懼是一樣的。”
“我兒子得這個病,其實一半的錯誤在我這里。”林美芳說,“包括我們微信群的家庭,好多都是孩子生病以后,家庭內部的親子關系、教育方式全部都改變了。”
最近,一部講述“家長如何雞娃”的電視劇正熱播。林美芳和群里的媽媽們拒絕看,因為會在劇中“不停、不停地照見曾經的自己”。
5
陳恒也“一直在找直接觸發了生病開關的那件事”。
在他看來,沒有哪一件具體的或是有指向性的事,“情緒一直積攢,恰好那個時候好多事情一起發生了。”
陳恒曾被送進當地一家戒網癮學校,理由是他晝夜顛倒地玩游戲,眼神發直,脾氣暴躁,打碎過家里的窗戶,還毆打了母親。
林美芳回憶,兒子暴躁打人時,他們想把他送進精神衛生院去住院,但是兒童病房的床位要等。她沒想到更好的辦法,在別人的介紹下把兒子送去了網戒所。這家戒網癮學校登上過當地晚報,聘請了知名的教育專家,一年6萬元。學校的幾名教官假扮便衣警察,以“打了母親要帶去派出所做筆錄”的理由帶走了陳恒。
直到“豫章書院”曝光后,陳恒才第一次把在戒網癮學校的經歷自述出來,因為覺得“輿論終于站在了孩子這邊”,他可以證明自己是“受害者”了。而之前,他從沒有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這段經歷,“因為這類學校被視作‘少管所’或是青少年進監獄前的最后一站”。
在戒網癮學校里,他因為沒有整理好內務,被體罰幾百個深蹲,做到肌肉拉傷,坐都坐不下來。飯菜里有時會吃出蟲子,難吃又不夠吃,他經常做夢都是在吃零食。3個月后,才允許家長探視,見家長的時候會有教官陪著,他不敢告訴父母,因為擔心父母不一定會信,如果不信就會被延長畢業時間。但遠離父母讓他享受到了自由,有時夜里一個人自學數學時,他甚至還會感嘆生活美好。
戒網癮學校只是破壞陳恒與母親信任的開端,回到家后,他發現父母只會更嚴格地要求自己。那一年他過得提心吊膽,很怕惹父母不開心,他的成績也前所未有地好。第二年暑假,陳恒的母親以他不努力學習為由,在暑假又把他送到網戒所,一直待到開學才回來。
“我覺得可能是曾經受過的傷害太大了,比如說跟父母的關系,跟學校的關系,還有對自我認知,就這樣一種迷茫的感覺,然后‘腿’就斷掉了。”陳恒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把自己的病比喻成“精神骨折”。
林美芳在多年后知道這段經歷背后的故事。她手機里收藏兒子在網戒所時的照片,是當年教官發給他的,兒子曬得黑黑的,坐在操場邊,咧著嘴笑。
第二次送兒子進去是因為看到前一年“教育”的成效,兒子看起來很陽光,每天把被子疊得整整齊齊,她想讓兒子的這種狀態一直保持下去,不要變。她也承認自己貪便宜的心理,網戒所曾承諾一年內不滿意可以免費送來接受教育。
“那次我完全崩潰了,我再不想和我母親講話,我和她完全就不是一個頻道的人,我和她說什麼都沒有用。我在我爺爺死時都沒有哭過,在那時候哭了,我真的很傷心,真的很想離開這個家,第二次送我進網戒所的傷害延續到今天,這對我是徹徹底底的傷害。”陳恒說。
在北京安定醫院網絡成癮門診,副主任醫師盛利霞接受《健康時報》采訪時表示,就診的70%-80%被家長認為是手機成癮的孩子,最后都被診斷是抑郁狀態,沉迷手機是孩子緩解抑郁癥相關癥狀的行為表現。
陳恒表示自己不是很喜歡打游戲,“但打游戲能讓我跟別人有連接,能跟別人交流”。
兩年里,接觸了上百個患病的孩子后,鄒峰覺得,吸煙、打游戲、文身,某種意義上是孩子緩解焦慮的方式。“家長看到他們的這些行為也焦慮,那麼為了消除自己的焦慮,就會粗暴地禁止,但孩子緩解焦慮的方式沒了。”
曹新毅觀察到,還有一些抑郁的孩子沒有來醫院,而是被送去了國學書院或者戒除網癮學校等。“學《三字經》《弟子規》這些很好,但你有病要先治病。”曹新毅說,“抑郁癥早發現早干預,預后效果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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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長了,家長對不同藥物針對的癥狀、使用劑量爛熟于心,他們相信“久病成良醫”,試圖控制孩子的“用藥”。
李天冉在微信群里見過給別人孩子指導用藥的家長,也有遇到被家長“斷藥”的孩子,孩子沒有經濟來源,只能硬扛著回到了學校。一位有著9年抑郁病史的患者理解著家長對藥物的排斥——“因為他們只看到了藥物的副作用,看不到救孩子的一面。”
一些孩子像藥物說明書一樣展示著藥物副作用,惡心、手抖、嗜睡、記憶力減退。李天冉吃過“直接給自己打趴下”的藥,吃了那個藥以后,自殺的念頭被完全抹掉,他昏睡了兩周;好奇藥物里的金屬味道,他把藥含在嘴里,嘴麻到第二天早晨,還有病友直呼“那種藥吃下去像吃屎一樣惡心”;有的會麻木神經,有點像酒后微醺,還有的讓人短時間長胖了幾十斤。
家長焦慮的是,藥物和心理咨詢并沒有讓孩子立竿見影地好起來,甚至病情時有反復。群里的媽媽們開始讀一些心理學、與孩子溝通方面的書,嘗試“動物療法”——照料寵物能夠激發他們對于生活中的熱情,減少負面情緒。
林美芳建議兒子養一只貓。陳恒欣然接受,貓很粘他,生病時,“喂貓以及起床看看小貓在干嘛”成了他起床的動力。一次和父親激烈地爭吵后,陳恒離家出走。母親在微信上給他發了一張貓咪的照片,“家里還有小貓等你回家。”
貓成了陳恒回家的理由。“我感覺到小貓是需要我的,也是依賴我的。”“父母也是啊。”“但是貓不會評判我。”陳恒說。
沒有什麼“療法”是萬能的。有群友說,給孩子養了一只狗,現在感覺狗也抑郁了。
群里有家長找“大仙”算命,有的求遍了寺廟,有的每天在固定的時間,站在孩子房門外念經,3個小時,一分鐘也不能少,還有的請道士來家里作法。孩子如果排斥這些,家長們大多悄悄進行,“迷信好像是一種必經之路”。
微信群里熱鬧愛發言的總是那麼幾個。沉寂下去不外乎幾個理由:孩子痊愈了,孩子康復進入瓶頸期,孩子走了。
7
林美芳看到一些“不建議抑郁癥孩子復學”的觀點會生氣,因為“復學幾乎是所有媽媽的希望”,但她也知道“那不是唯一衡量康復的標準”。
孩子復學,家長一下成為群里的“明星”,其他家長羨慕嫉妒恨的同時,更多是來“取經”——在哪家醫院就診的?吃了什麼藥?看的哪位心理咨詢師?
休學一年后,陳恒回到了學校。覺得恢復得不錯,他悄悄斷了藥。“我是特別想回學校,因為我想融入社會,想和老師交流,學習讓我充實”。
兒子復學后,林美芳幾乎每天接到老師的電話,內容大都是孩子在學校里的“異常”表現,比如上課遲到了兩分鐘、戴著帽子來上學了。老師告訴她自己要對孩子特別關心,“一下課我要去看他在不在教室,沒在教室里的話,我就往高處去看,怕他跳樓。”
陳恒認為老師這樣做就是在排擠自己。“老師可能覺得我們這類學生最怕的就是他們去給家長告狀。”陳恒說,“老師首先是學校的老師,其次才是學生的老師”。
病友群里有不少家長是老師,她們勸林美芳要理解,“萬一孩子在學校出現意外,都是要擔責任的,學校和老師也有很大的壓力。”有群友所在學校一名學生跳樓自殺了,家長來拉橫幅,一位教師被開除。
“后來老師要求把病歷帶來、孩子做過的量表也帶過來,學校要看相關的數據和病史”。林美芳翻來覆去一晚上沒怎麼睡,她改變了主意,這些東西都不帶去學校了。她擔心兒子的信息泄露。
家長與學校的信任一點點撕裂。“我給老師發了好多語音,我說我孩子沒病,他之前是抑郁癥。如果你們怕擔責任,我可以寫免責證明,只要學校給他供一個寬松的學習環境,我是真的千謝萬謝了。”
幾個月后,陳恒的病復發了,他再次退回到家中。但這次沒有辦理休學,學校默許他長期請假。
林美芳現在也不在意兒子是否能回學校學習,她請了一對一的家教,老師每周上門輔導。一切看起來都在往好的方向恢復。半個月前,兒子回學校參加模擬考試后,發微信告訴她,自己很難受,心悸得厲害,“學校又勾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憶”,后面跟了一串“恐懼”的表情。家教老師已經站在門口10分鐘,他不讓老師進門,說取消掉,自己必須先去學校找老師評理。
“我一直跟他說你是最好的、最棒的,媽媽支持你。不要激動,深呼吸放松,你打車去學校給老師說清楚。”后來,兒子被學校的老師送回家,老師一直等到林美芳下班。“一出地鐵我就忍不住哭了,我就想我們那麼努力幫他康復,你們怎麼又給搞壞了啊。”
群里的媽媽們也遇到關于復學的各種問題。林偉的兒子初二生病,持續請假在家,初三一天都沒有去,沒有出勤記錄,中考也沒有參加。令她意外的是,學校給兒子發了初中畢業證。兒子情況好轉后,想回到學校讀初三,但學校都拒絕接收,理由是他沒有辦理過休學,已經畢業了。林偉去找區教育局,得到同樣的回復。
也有媽媽們組團去“考察”了國際學校,她們猜測那里壓力小一些,換了環境也許對孩子有利。還有的抱著“堅決不能休學”的想法,“能上半天就半天,學校近的上學時間按小時算也行”。但這大多時候只是“想法”,她們逐漸學會尊重孩子的意愿,覺得“這病就得靠愛慢慢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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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雙義見過很多中斷學業的孩子,初三和高中學生最多。有的經過藥物治療、心理咨詢,加上孩子與家庭關系、周邊環境的改變,能夠恢復到不錯的狀態。
“也需要老師和同學給他們一些支持,抑郁癥只是心靈的一個感冒,是暫時的情況,會好起來的。”他希望學校能普及相關心理健康知識,消除孩子和家長的病恥感。
4月,裴雙義所在的浙江省康復醫療中心將對浙江省內1萬名學生做心理篩查,這是實現“醫教結合”的嘗試。住院區有孩子的病情是學校做心理量表篩查時發現的,被心理老師建議來醫院檢查,“心理老師就是歷史老師”。
去醫院就診前,陳恒曾尋求學校心理老師的支持。他有些失望,“老師不太專業,還向我透露了我認識的同學的秘密”。
面對不同的患者,醫生給出不同的治療方案。“處于早期急性期的孩子,需要藥物治療。我們也會介入一些心理治療的方法。”裴雙義說,“父母要陪伴、傾聽和支持,不挑釁、不激惹,父母雙方的意見要一致,協助孩子就醫。”
他建議家長在和孩子溝通時,少評判,別講大道理,多給孩子表達的機會。另外,允許孩子在家里,適當地表達一些煩躁和憤怒的情緒。
“但是比如說孩子已經建立了情感屏障,拒絕家長靠近了,這個就是要花時間。家長不能說,我都已經改了,你怎麼還不好,我都道歉了,你要我怎樣?”鄒峰反問道,“那不是新的傷害嗎?”
“做60分的家長就好了,在養育孩子上,100分等于0分。”鄒峰認為,在康復期,家長要給孩子足夠的安全感。
陳恒希望那些“健康的人”能理解,和抑郁癥患者相處不必小心翼翼。“抑郁癥的孩子不是易碎品,把他們當成健康的人交流情商不要太低就行。你和正常人交流,要多站在對方角度思考。”
林美芳記得,一次就診中,醫生問她,孩子有什麼優點?她說沒有,然后列舉出兒子一連串的缺點。醫生讓她帶孩子回家,“好好想想,然后下次帶孩子爸爸一起來”。而現今,她覺得兒子渾身都是優點。
她逐漸向兒子靠攏。他喜歡的播客主播,林美芳也喜歡。兒子關緊房門鼓搗公益工作時,她有時會悄悄站在門外,聽到孩子的笑聲,她高興,“希望這樣的笑聲多一點”。(記者馬宇平)(應受訪者要求,林美芳、陳恒、李天冉、林偉為化名)
來源: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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