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星象學經長期發展，到唐代發生了重要的質變，這表現為星象學內容的擴大。即在原先單純的占星術之外，又產生了與算命相結合的星命學。于是，中國古代星象學的兩大組成部分，在這個時期便全部形成，使星象學的發展達到了頂點。
占星術發展到唐代，已經十分繁雜詳備，可以說已經到了盡頭。盛極則衰，這是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占星術也不例外。
占星術在唐代，經過《開元占經》的總結和匯集大成，便基本上走完了自己的生命路程，其后便停止了發展，并逐漸不再受到人們和社會的歡迎，其地位逐漸讓給了更適合個人和個體家庭需要的星命學。這表明了中國思想文化在唐代發生的重大質變：宗教神學的天命觀的中心已從國家朝廷移向了個人和個體家庭。
占星術一直是為朝廷、帝王服務的工具，它的任務是預測國家、朝廷、帝王及社會、地區的災變吉兇，而并不關心個人的命運。到了唐代，占星術所反映的思想傾向已不再流行，占星術為朝廷帝王所提供的服務，已不再如漢代那樣受重視，人們不再迷信占星術了。對于國家政治、社會生活、人類事務，人們逐漸將眼光轉向了人類自身，而不是祈求于蒼天。
加之占星術的日益繁瑣雜碎，也逐漸令人難以接受和使用，其使用價值也大大降低。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便使得占星術走向了衰落和冷落。
反映唐代占星術狀況的著作，主要是新舊《唐書》的天文志和《開元占經》。《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其中一百一十卷是講占星術，是迄唐為止的一千多年占星術的集大成之書。《開元占經》自成書之后，就被視為機密，極少傳世。宋以后就已失傳，到明代連皇家天文臺也無藏本。這充分反映了時代對占星術的態度，反映了占星術的衰落。
與此相反，與算命相結合的星命學在這個時期卻發展起來了，為中國古老的星象學増添了一門更復雜的分支。星命學究竟起源于哪一年？由誰發明？這個問題已無法回答。因為今天已無具體詳實的資料說明它，但可以大致找出其產生形成的時間。
線索之一，星命學的基礎之一：八字算命的產生，不會早于韓愈的時代。
八字推命的始祖，是唐代的李虛中，這是八字測命家的基本常識。但據韓愈為李虛中所作的基志銘，李氏推命只用年月日的干支，而不用時的干支。這說明在韓愈的時代即唐開元天寶年間，尚無八字推命，而只有六字推命。既然如此，星命學似亦不應早于這時。
線索之二，韓愈的《三星行》和杜牧的自作基志銘中，都提到星命之法，可知這時已有星命學，即星命學的產生又不會晚于韓愈的時代。
線索之三，任何一個事物的產生形成，不會在一個早上突然完成。早在東漢王充的《論衡》中，就已提到過用星位談祿命的事。當然，王充所說與后世的星命學并不相同，但至少說明把星象與個人命運聯系在一起的想法，很早就已存在。這無疑是星命學得以出現的萌芽和源頭。
在韓、李之前無記載以星象與生辰干支配合推命者，到韓、李時始有明文記載。盡管李虛中的推命僅用六字而不用時之干支，但也基本具備了后世八字推命術的構架和理論，后世八字推命家尊他為始祖也不無道理。星象學與這種推命術相結合而產生星命學，也就不足為奇了。任何事物的發展，總是先由簡單粗略到復雜細密的。韓、李時期的星命學也是其初成的簡略階段，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可以說，星命學產生于韓愈、李虛中時期。而李虛中很可能就是星命學的創始人之一。此外，與李同時代還有位奇人，被星命家們推為祖師，這就是唐玄宗時的張果，亦即后世所稱的張果老。
張果，世傳他生于堯時的丙丁之年，到唐代仍活在人世，且有神妙之術，故時人視之為神人。唐玄宗時曾召見他，當場試驗他的神術。據《李憕問答》記載，玄宗讓張果喝三杯毒酒，喝完之后，醺然若醉，并說：“這不是好酒。”不一會兒，牙齒全部發黑，他手執鐵如意將牙齒全部擊落。然后假寐片刻，牙齒又全部重新長出，人亦不中毒。
玄宗于是賜號為“通玄先生”。張果的星命之學傳給李憕，其后便流傳不斷，所以后世談星命的人，都把張果奉為始祖。今有《張果李憕問答》一書傳世，其中記錄了張果星命學的先天心法（又稱先天口訣）、后天口訣、至寶論、評人生稟賦分金論等。
據李憕自署，為嘉平二年九月記，李憕自稱中都石室山人。
星命學自唐時問世以來，歷經宋元明清，又有發展，在內容和方法上都有很大變化，這主要是變得越來越復雜繁瑣，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
與此相應，星命學著作的內容越來越龐雜，部頭越來越大。同時，真正的專家卻越來越少，不像隋以前那樣，往往一個時代便有幾十名著名的專家學者。從唐到清，真正精通星命學的專家只有如下幾位：
張果、宋代鮑云龍、元代鄭希誠、遼代耶律純、明代萬民英、劉基、杜全。《四庫全書》關于星命的著作不下數十種，但有著者姓名者并不多。唐以后書多人少的局面表明，真正的專家日漸罕見，星命學逐步成為絕學。至于江湖術士對星命八字一知半解，便來唬人騙人，真正的星命家對他們是十分鄙薄的，認為這種人根本不足以代表真正的星命學。
總之，在唐至清的時期，中國古老的星象學已由單一的占星術發展為包含占星術、星命學兩大部分的龐雜體系，其思想原則、推算方法、使用范圍、社會文化意義，均比以前的星象學有了質的變化，表明中國星象學的發展已經達到了頂點。
另外還應提到，在中國星象學獨立發展的過程中，也先后融入了外來星象學的內容。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印度佛教的星象學已被譯介到中國，但當時并未互相融通。如《隋書·經籍志》中就有《婆羅門天文經》《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婆羅門天文》三種，這無疑都是來自印度的星象學著作。這是佛教文化傳入中國時帶來的一個附帶物。很明顯，印度的星象學剛剛傳入中國時，還是以獨立的姿態與中國歷來固有的星象學對照著存在，二者并未融通為一體。
到唐代，隨著佛教文化在中國的扎根深入，與中國文化的交融也進行到相當程度了。而雙方文化在星象學領域，同樣進行了交融。著名的《開元占經》，不是由中國人寫成，而是由祖孫四代在中國皇家天文機構任職的印度人瞿曇悉達寫成，這本身就是中印星象學交融的一個有力象征。瞿曇悉達寫《開元占經》時，又將印度的《九執歷》翻譯并錄入該書卷一○四，這又是兩國星象學交融的一個證據。
到明代，隨著西方傳教士的來華，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學方面的著作逐步譯介到中國，星象學也不例外。當時有一位名叫穆尼閣的傳教士，就寫了一部名叫《天步真原》的書，詳細介紹了當時的西方星象學。當然，中國星象學并沒有完全吸收西方星象學的內容，只是有選擇地選用了西方星象學中黃道十二宮的內容，將十二宮的星座：寶瓶、摩羯、人馬、天蝎、天秤、室女、獅子、巨蟹、雙子、金牛、白羊、雙魚，與中國的十二辰、分野、二十八宿、十二次配合起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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