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昌林
提起父親，不能不提到他的小賣部。
在我五六歲的時候，家里因為一場大火，父親的手臂落下殘疾，失去了從事重體力勞動的能力。好在那時正是大集體時代，于是父親被照顧去經營村里的小賣部，每日按一個壯勞力記十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有工分——這在當時是除了公社干部以外，一份最實惠的美差了。
一條南北走向的鄉村公路，順著一條大溝的溝底一頭連接著南邊熱鬧的集鎮，一頭往北走村串戶向大山深處延伸。就在距離集鎮兩公里遠的一個村子中心，緊挨著公路東側的是一排很有氣勢的坐北朝南的大瓦房——當時的大隊部所在地。父親的小賣部就設在大隊部靠近公路的那間廂房里。廂房一南一北對開著兩扇窗戶，南邊是對開門樣式的大窗戶，北邊是格子小窗。在廂房的中間位置有貨架隔開，外間作為父親的小賣部——我們那時都叫它代銷店。代銷店緊靠窗戶的位置擺放著一張帶有兩個抽屜的大桌子，桌面上擺放著算盤和人們喝酒時共用的搪瓷缸子。兩個抽屜，一個放賬本和鋼筆，一個放錢，平時抽屜都是用鎖鎖著的；里間是父親的臥室，從貨架旁的過道進去，透過昏暗的光線，可以看見一張木床和床上的被褥。
大瓦房泥土夯筑，瓦屋頂，兩間堂屋帶三間廂房樣式。大瓦房的墻壁雖然在靠近公路的西邊風化剝蝕嚴重，甚至代銷店窗臺的窗戶因為長期被人靠近攀爬，窗臺塌陷、墻體脫落，但它和周圍人家的房屋相比，還是顯得高大、氣派。大瓦房緊靠公路的是一間堂屋帶兩間廂房的樣式，遠離公路的是一間堂屋帶一間廂房樣式。從外觀上看，堂屋只有兩扇大門而沒有窗戶，廂房都是南北對開窗戶，只不過除代銷店有對開門的大窗戶外，其他廂房全是格子小窗。
從靠近公路的堂屋的大門進去，一左一右分布著兩間廂房。右側廂房的墻上一里一外開有兩道門，進去各是一個小房間——用土胚把廂房從中間隔開而成的兩個小間。外間住著一位五保戶老婆婆，里間是大隊部的衛生室，墻邊擺放著一個木頭架子，給人看頭疼腦熱以及防疫用的藥品針劑就擺放在架子上；左側廂房只有一扇門，開在靠近大門的地方，進門就可以看到小賣部里的琳瑯滿目的商品。從遠離公路的最東邊的堂屋大門進去，房屋敞亮而又開闊，因為堂屋和廂房是打通的。作為大隊的機房，里面擺放著打米機、粉碎機和磨面機等加工機械。不過，機房的大門平時總是鎖著。夏收或秋收過后的下午，陸續有人來加工糧食了，人們先把挑來的糧食放在門口排隊，然后使喚小孩去管理機房的舅舅家里叫他，舅舅家離機房不遠，或者就站在大隊部門面的院壩上吆喝一嗓子，等到機房門前的糧食挑子排起了長隊，舅舅才慢悠悠地來了，打開大門后許久，機房里響起了機器的轟鳴聲，地動山搖，震耳欲聾，一直持續到下半夜才能結束。這時候，代銷店里的說話聲得提高幾個八度才能聽見。
代銷店雖然只占半間廂房的面積，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最顯眼的貨架上層次分明地擺放著紙煙、瓶裝酒、塑料袋裝雜果（一種用淀粉、果仁、蔗糖做的糖果，大拇指樣子大小，吃起來香甜酥脆）、毛巾、手帕、衛生紙、洗衣粉、臉盆、肥皂等；緊挨著貨架的地上還斜靠著一些麻袋、塑料袋子和紙箱子——麻袋里面裝著生花生、棗兒糖（蜜餞）和紅糖）、塑料袋子和紙箱子里面裝著水果糖（可以論個賣）和散裝餅干（散裝餅干是裝進大塑料袋子并扎緊袋口后放在紙箱里的）；小賣部靠近堂屋的這面墻邊，有一個大鹽池子，鹽池子上面搖搖晃晃地掛著一個帶搓瓢的鉤秤。鹽池子是用磚頭倚靠墻面在地面上壘砌起來的一個方形大池子，里面抹上水泥隔開泥土而成。父親從鄉上的分銷店進（購）來的一袋袋食鹽，打開封口后就倒進鹽池里，社員們來買鹽時，拿著自家的鹽罐子或鹽缸子（泥土燒制而成的土罐或搪瓷缸子），要買多少報上斤兩數目，父親便用搓瓢在鹽池子里鏟起一些鹽，掛在秤鉤上把準秤星，抖動搓瓢，秤好后倒進社員的鹽罐子或鹽缸子里；緊挨著鹽池子的是幾個口小肚兒圓的大壇子，里面分別盛放著散酒、醬油和醋。散酒缸和醋壇子口上都壓著一個像葫蘆一樣的布袋子，布袋子里面包著的是洗凈的細沙子，用來防止酒精或者醋揮發；醬油缸上面則是一個硬紙片，上面粘著斑斑點點的黑色的醬油油漬。
大路上人來人往，很是熱鬧，可代銷店的生意依然冷清。那時候每個村子都設有代銷店，人們在本大隊的代銷店里可以賒賬，所以社員們都選擇在本大隊的代銷店里買東西。只是偶爾有住在深山溝里的人去集鎮趕集返回時走累口渴了，才會來到代銷店的窗口前，掏幾分錢讓父親給打上一兩二兩散酒解渴。父親打散酒的動作敏捷而嫻熟。他先是揭開壓在酒壇子口上的大沙包，再根據顧客買酒的斤兩數目，取下相對應的掛在酒壇口口上的酒提子（一種專門打酒的工具——一根細長細長的鐵棍兒的頂端彎成鉤，底端焊接一個有底沒口的圓柱形的鐵皮容器而成。），往酒壇里使勁兒一杵，聽見“咕咚”一聲，便迅速提起酒提子，然后慢慢地傾斜酒提子，把酒倒進公用的搪瓷缸子里遞給顧客。顧客眼見酒全部倒進了酒缸子里，便依著窗臺，用沾滿泥巴的手小心翼翼地接過搪瓷缸子，瞇起眼睛，小口慢飲起來。直到搪瓷缸子底兒朝天，再也空不出一滴酒來，才依依不舍地把搪瓷缸子放回原處，咂巴咂巴嘴，俯身收拾起扁擔籮筐，哼著小曲兒往回家走。父親打酒的動作也有不迅捷的時候，比如外公來了。外公身材魁梧高大，和瘦小的父親站在一起形成了強烈對比。外公一般不在外面喝酒，他每次來打酒，總是提溜著酒瓶子，背抄著手（兩只手在背后交叉握著）緩緩走來。外公來到代銷店窗前，把酒瓶子往抽屜桌上輕輕一放，小聲告訴父親需要打酒的斤兩數后，也不觀察父親打酒，而是低頭在身底的衣服里摸索，等父親酒打好了，外公的錢幣也摸索出來放在了桌上。父親給外公打酒時，也是使勁兒把酒提子杵進酒壇子里，在聽到“咕咚”一聲后，并不急著提起酒提子，而是稍微等一下，才小心緩慢地提起……
代銷店、衛生室加上機房，大隊部門前又有一個大院壩，這里自然成了村里最熱鬧的場所，成了大人們每日放工后或農閑時在此諞閑傳（休閑、閑話家常）、小孩兒們看熱鬧撒歡兒的活動中心。可處于熱鬧之地的代銷店，生意卻并不配合。那時候，不到萬不得已的關頭是沒有人來代銷店購物消費的。家里正做飯時突然發現食鹽味精醬醋沒了，急忙使喚小孩兒跑來代銷店；屋里要招待客人，或是請人幫忙干一天農活了，得來代銷店買上一斤兩斤散酒。那時候，農村普遍貧窮，人們來代銷店購物總是賒賬，父親的賬本上密密麻麻地記著人名，人名的后面跟著一連串用“+”號連接的阿拉伯數字——還清了的用筆把名字連同數字劃去，新欠的又記在后面。也有那些干活累了，或是閑來沒事兒的農人們，來代銷店打上一兩二兩散酒，在窗外慢悠悠地喝完后才說沒帶錢的——紅著臉逼迫你記賬；或是那些條件好點的買了散餅干、生花生，坐在代銷店的屋子里就著“下酒菜”小口慢品的，也有賒賬。
代銷店生意最紅火的時候是在臘月里快過年的時候。“今兒七，明兒八，吃了臘八過年恰（快過年啦）。”臘八節一過，代銷店門前便開始熱鬧起來。寧窮一年不窮一節。勞碌奔波一年到頭的農人們，再怎麼說也得在春節期間對自己和家人“奢侈”一回——瓶子酒得買幾瓶，散酒得買幾斤，油鹽醬醋得提前備齊，雜果餅干水果糖，白糖紅糖這些都得買——親戚朋友來了要喝幾杯，小孩子要打牙祭，拜年走親戚得提著禮興（禮品）。小年臘月二十三到大年三十晚上的幾天里，代銷店門前從早到晚人頭攢動，里三層外三層地被圍得水泄不通；大隊上有身份或者和父親關系好的人會從廂房門口直接進入代銷店里面選購物品。這時候的大隊部門前屋后，人聲鼎沸，人頭攢動，你踩掉了我的鞋子，我蹭掉了你的毛巾。父親的賬本又一次密密麻麻地記滿了人名和一連串長長的數字，帳本的肚子鼓了起來，越來越厚實。
我到了十多歲的時候，因為識得了許多字，帳也能準確算出，父親便打發我隔三岔五地利用星期天的時間去幫他收賬。這對于還是學生的我來說真是一件很難為情的差事，因為村里人大多和母親一姓，鄉親們都是我的長輩或親戚。每次我拿著賬本到鄉親們家里，說“××舅舅或××表叔，我爸讓你把欠帳結了？”時，總羞得面紅耳赤，覺得自己就是那不仁不義的黃世仁。那時候，沒有不賒賬的鄉親，家家戶戶掌柜的名字都記在賬本上。我從村頭跑到村尾，從溝底跑到梁上，我有計劃地選擇最近的路線跑完所有的人家，大半天的時間里重復著同一句話——××舅舅或××表叔，我爸讓你把帳結了？而得到的回答也總是同一句話——給你爸說下，再等一向（一段時間），等手頭一松泛了（經濟寬松了）就去結。”，每次我只要一聽見這樣的回答，立即感覺到如釋重負，我答應一聲，轉身飛也似地跑向另一家。我象征性地跑完了所有的人家，等到回去給父親交差時，總是空手而歸，父親也從未責怪過我。這樣面紅耳赤過多少回？我在田間小路上摔過多少次跤？我記不清楚了，但我清楚地記得，賬本在我的懷里被揉得皺皺巴巴、不成樣子了，我卻從來沒有在賬本上劃掉過一個人的名字。
父親經營代銷店的最初的兩三年里，衛生室表嬸兒散發給小孩兒們的寶塔糖（一種驅蟲糖丸）、五保戶老婆婆做的酸菜拌湯和酸菜包子，總讓人饞涎欲滴、回味無窮；代銷店里蜜甜的水果糖、饞人的散餅干、糯軟香甜的棗兒糖（蜜餞，我們那時叫棗兒糖），不時地會被我們塞進嘴里，甚至貨架上袋兒裝的雜果偶爾也會被我們偷偷地打開。那時的代銷店在我們兄妹幾個的心里真是天堂般美好，要多誘人就有多誘人。
可是，我的父親是一個心地善良而又極易相信他人還很容易醉酒的人。
他喜歡結交朋友，愛勸酒，很多時候家里招待客人，客人還沒喝醉，他已經醉得不行；在外面就更不用說了，一有酒場，總是喝得爛醉如泥，需要被人攙扶著、甚至是被人抬著回家。母親為此常常和他吵架大鬧，質問他“喝的是酒，還是尿？”。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外面，每一次酒場結束，家里總是要鬧得天翻地覆、人死人亡不可。其實，父親在不喝酒時寡言少語，生活中的他勤勞節儉。在我的記憶中，在他的身體逐漸恢復以后，他總是終日勞作不休。我記得我住進城很多年以后，年近七旬的他，還時不時地背著一大口袋自己種的新鮮蔬菜，從家里走路到鎮上，然后坐公交車進城，再走一段上坡路來到我住的小區，爬上四樓把菜送到我家門口；而我的母親也不是一個蠻不講理、撒潑罵街的女人，母親強勢不假，卻是農村里少有的通情達理、勤勞睿智的女人。那些年，家里的雞飛狗跳、地動山搖，母親的歇斯底里全是因為父親的醉酒而起。是的，如果家里僅僅只是父親一個人醉酒，就算父親天天醉臥不起、無所事事，憑著母親的勤勞智慧，一家人都可以過上比別人家好很多的日子（見《我本好命之五》）。可怕的是，父親的好酒、輕信別人是與他經營的代銷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好酒、輕信他人、代銷店，這些關鍵詞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將會給一家人的生活帶來怎麼樣的風霜雨雪、驚魂失魄？可想而知！
外公的生日在農歷九月份。那是一個淫雨霏霏的傍晚，我們一家人都去給外公祝壽。外公家離我們家很近，住在離小賣部有一里多路的西面坡上。那天晚上，正在席間吃喝的我們突然聽見從溝底小賣部方向傳來幾聲“代銷店失盜了！”的叫喊聲，所有人都不太相信，認為天才剛剛黑下來不久，沒有人會這麼大膽。父親聽到叫喊聲，慌忙拿起手電筒拉開門走進雨夜里。代銷店確實被盜了。小偷連續撬開堂屋大門和廂房門的兩道門鎖，拿走了貨架上的幾條煙和幾瓶酒，所幸抽屜上了鎖，小偷沒來得及撬開抽屜鎖，拿走里面的零錢。在我的記憶里，這是小賣部第一次被盜，也是五保戶老婆婆死后不久發生的事。沒有了老婆婆，再也沒有人在父親夜晚外出時，一個人坐在堂屋大門外的木墩兒上（門墩兒）等父親回來了。在那之前，父親出門只需關好代銷店的對開門窗戶，插上門閂，再給廂房的門上加一把鎖，然后告訴老婆婆一聲即可。老婆婆在時，堂屋的大門就由老婆婆掌管著，就算父親回來得再晚，就算老婆婆已經睡下，只要父親一叫門，老婆婆就會立即起來給他打開堂屋大門。
五保戶老婆婆是什麼時候去世的？她是怎麼死的？我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記憶，只是突然間感覺到老婆婆的屋子里沒有了響動，變得寂靜無聲。五保戶老婆婆走了，衛生室表嬸兒也不常來了，小賣部一下子冷清了許多。尤其是夜晚，除了小賣部里，四周漆黑一片，著實讓人感覺到恐怖害怕。
小賣部的失盜讓父親變得謹慎了一些，有時候他晚上要出去，就讓我和爺爺來代銷店替他看門。爺爺領著我來到代銷店里，關好門窗后，總要打上二兩散酒，倒進搪瓷缸子里，剝幾粒花生米，一邊口中念念有詞，一邊慢慢地把酒喝完，喝完了酒的爺爺躺在床上后還會繼續念念有詞好一陣子，直到我進入夢鄉；有時候村里人家辦紅白喜事有鑼鼓家什兒響，他喝酒時便不出聲了，喝完酒直接就出去唱半宿花鼓戲或者孝歌子，留下我一個人躺在床上，既不敢關燈，也不敢閉眼。迷迷糊糊地睡著后便不停地做夢，一會兒夢見老婆婆坐在門墩兒上，一會兒夢見代銷店四門大開，一群小偷走進屋掐著我的脖子，我感覺已經出不來氣，拼盡全身的力氣掙脫出來，睜開眼卻發現我還躺在床上，什麼都沒發生，蚊帳邊的電燈依然亮著。
那年已經到了年三十兒，代銷店的生意依然火爆，屋里屋外全是人。父親在代銷店里從早上一直忙到晚上，連飯也顧不上吃，他的幾個好朋友便陸續前來幫忙。等到父親送走最后一位顧客，又請幫忙的幾個好朋友喝了酒，再送走朋友關上門清點貨款時，才發現壓在臥室的枕頭底下的貨款少了一百塊。這可是天塌下來的事情！那時候，還沒有百元大鈔，最大的紙幣面額是十元，小偷從厚厚的一沓錢中取走了十張。在計劃經濟下的七十年代，一百塊錢就是一個科級干部好幾個月的工資啊！而且那時候的干部職工，工資是全部用來維持基本生活的，一個壯勞力包括父親辛辛苦苦出一年的滿工，掙的工分也折合不了幾十塊錢。那時候，價格由國家統一制定，商店里的物品用多少錢從公社的分銷店購進，就是多少錢賣出，沒有現在的利潤概念；不光沒有一分錢的利潤，那些用秤和用容器稱量的還會有折耗，所以被盜的一百塊錢肯定是要父親用一年多的工分來抵扣償還。
大年初三的早上，正在麻臉舅舅家門前的院壩上興致勃勃地玩踩高蹺的我，突然看見父親和母親黑著臉走來了，一會兒功夫，麻臉舅舅家的門前便爭吵起來，亂作一團。原來，父親通過幾天的回憶，大致記起了幾個進臥室的人，其中就有麻臉舅舅。麻臉舅舅家兒女多，家里比較窮，所以父親就認定是他偷走了錢。看熱鬧的人陸續趕來，有勸架的，有嘆氣的，還有小聲議論父親不對的，我站在高蹺上，看得一清二楚。我怕母親看見我過來打我，趕快找到一處高地，坐下來解去綁在腿上的繩子，躲到人群后面。不過吵架一會兒就結束了，因為麻臉舅舅發了毒誓。后來父親又去請示了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讓他點燃一支煙，從小賣部出發一邊吸一邊走向他懷疑的人家，如果到了哪家的院壩上煙剛好熄滅那就是這家。于是父親點燃一支煙從代銷店出發走向管理機房的舅舅家，結果剛走到一半路，煙已經熄滅了；他第二次點燃一支煙走向靠近小溪邊的表叔家，誰知他的腳已經踏上了表叔家的院壩，煙卻還沒有燃盡。父親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還是沒有找到偷錢的人，一個正月里，別人家里歡聲笑語，我家卻是陰云密布，我們兄妹幾個更是大氣不敢出。
代銷店的幾次最嚴重的失盜，都與父親喝醉酒有關。那次父親在朋友家喝醉了要回代銷店里，朋友見他醉了，提出要送他回去，他不讓，說自己沒醉，誰要送他他就不回了，朋友沒辦法只好由著他踉踉蹌蹌地往回走。父親走到半路酒勁兒上來了，他順勢就躺在田坎邊睡著了。一陣風吹來，父親似乎清醒了一些，但他睜開的眼睛很快又閉上，朦朧夜色中他以為自己睡在小賣部的床上，在酒精地作用下，父親竟唱起了花鼓戲，直到有人循聲找到他并告訴他代銷店被人翻了個底兒朝天……還有一次，父親也是在朋友家喝醉了，喝醉了酒的父親又是一個人往回走，有一點點不同的是，這次父親不是醉倒在半路上，而是醉倒在了大隊部東邊的山墻邊，等到凌晨時分他口渴難忍清醒過來站在代銷店的門前時，他徹底傻眼了，代銷店大門的門鎖還在，可大門已經被抬起放倒在一邊——是被幾個人用手摳著門縫給抬起來的，代銷店堂屋里碼得整整齊齊的化肥被掏了一個大窩坑——半晚上的功夫，小偷竟然搬走了幾十袋化肥，而他就睡在距離代銷店十幾米的地方。這是土地到戶后不久發生的事情。土地到戶，農民種地的積極性高漲，化肥的需求量激增，而且買賣有差價，父親看到了商機，農閑時從氮肥廠購進了幾百袋化肥，屯在大隊部空著的堂屋里等農忙時賣出——因為他的好酒，商機秒變人禍。
代銷店的幾次人禍也與我有關，它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里，如影隨形，揮之不去，成為我半生的夢靨。
一個河南人，紅黑臉龐，大嗓門，鼻梁上架著一副眼鏡，長得敦敦實實——聽父親說他是販賣魚苗的。他一直答應要給父親弄一些魚苗來，也經常來代銷店里喝酒。有時候是他請父親，有時候是父親請他，父親請他時他不掏錢，他請父親時總是把賬記在本子上。每次河南人“喝醉了”，他先是用手指指向父親，后又用手掌猛拍自己的胸口，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門、特有的河南方言憤憤不平地對父親說：“老石！有人說我是個騙子！你說說，我是不是騙子？！”大嗓門、說話時的那種理直氣壯讓我至今清晰記得。那天父親不在，我一個人在代銷店里寫作業，消失了很久的大嗓門來了。大嗓門在窗外站了一會兒，問了我幾句話后，便提出要買東西。他拿了幾瓶酒，幾條煙，讓我把賬記在本子上，并不停地對我說魚苗來了一并結清。大嗓門走后不久又返了回來，他好像有點不放心似的，再次叮囑我讓我記得轉告父親，魚苗一來就把欠款結清。大嗓門見我不停歇地點頭答應，便又提出讓我取點錢給他用，我把抽屜里的十幾塊錢都給了他，大嗓門迅速離開了。大嗓門走后，我把借的錢數同樣記在了賬本上——大嗓門的名字后面密密麻麻地記著一連串的數字。可從那以后，他再沒到村里來過，我才知道自己被騙了，我不敢對父親提起他，我為此羞愧了很長時間。
我到了十一二歲的時候，有時候家里晚上招待客人，父親就讓我一個人去代銷店看守。因為第二天早上要去學校上學，我早早地起了床，準備回家洗把臉，順便把代銷店的大門鑰匙放在家里，然后去學校。我家住在梁上，當我爬上一面坡回到家里，洗漱完畢，背著書包，順著梁頂的公路往學校趕時，晨曦中的我隱隱約約地聽到幾聲從溝底傳來的叫喊聲，我沒有在意，繼續往學校跑去。我坐在教室里不久，同學便給我帶來了代銷店失盜的消息，我急忙奔出校門，順著溝底的公路跑回代銷店，代銷店門前圍了很多人，人們在七嘴八舌地議論著。小偷是從衛生室后面的窗戶進去的，到了堂屋撬開了代銷店的門鎖。小偷動了腦筋。我們的村子處于丘林地帶，代銷店的門前是一片梯田狀的開闊地，沒有人家，視野開闊，小偷大白天不敢從正門下手。只有后面距離大隊部二三十米的地方，梯田狀地分布著密集的人家，這樣大隊部房后自然就形成了一面緩坡。大隊部房屋后面有一條陽溝（排水溝），因為要排水，所以經常開挖，這樣房后便是一條半人深的排水溝。排水溝的上面還有一條小路，但平時走的人少。小偷就是利用了我回家送鑰匙與父親來開門的空當，借助朦朧曙色隱身于代銷店后面的陽溝里砸開了衛生室的窗戶。
那晚代銷店里又是我一個人。一個很面熟的鄉親來買東西，他買了幾瓶瓶裝酒，又買了一條農工煙——一種老農們常抽的最便宜的棕褐色紙煙，烏黑煙絲，口勁大，年輕人不喜歡抽它。他還是要賒賬。我好像認得他，但由不能確定他的名字，鄉里鄉親不好拒絕，于是按照他說的姓名把帳記在賬本上。大半年過去了，有天父親突然把賬本翻出來，指著賬本上的一處筆跡問我：“這是你記的？”我看了看筆跡點了點頭。父親告訴我說那人說了，他沒有賒賬。聽了父親的話，我心里一驚，我想起了當時的情景，四十多歲的年紀，高個，黑瘦臉龐，我清楚他是二隊的。當父親提出讓我和他一起上門去討債時，我心慌了，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是我記錯了——那人謊報了別人的名字，我在本子上記的是一個身材矮小，長得敦敦實實，家里窮得叮當響的人。我怕父親罵我，不敢說出實情，只好硬著頭皮跟著父親一路小跑著來到這家人的院壩上。
父親站在院壩上一會兒功夫，院壩上便激烈地爭吵起來。我更加確定那晚賒賬的人不是他，但我不敢說出來，我耷拉著腦袋，縮在父親身后，眼看著他們吵得越來越兇，撕扯著就要打起來，我卻不敢上前。心虛、理虧與自責讓我杵在那兒，動彈不得。所幸這個人的兒子及時趕到，隔在他們中間拼命勸說拉架，才沒有讓他們真打起來。后來，在這個人的賭咒發誓下，爭吵聲慢慢平息下來，父親嘆了一口氣，領著我回到了代銷店，把這個人的名字從賬本上劃去。后來，這個人的兒子也考上了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了外地工作。一個中秋節前的下午，我們坐在同一輛回村的面包車上，這是我們時隔多年以后僅有的一次見面。也算不上是什麼見面，當時的車上非常擁擠，他坐在角落里，與他父親一摸一樣的臉龐，鼻梁上還是一副眼鏡，看得出他是帶著老婆孩子回家過節來了。他抱著孩子，沒有認出我來，我在突然看見他的那一刻，條件反射似的低下頭，羞得滿臉通紅——我沒有勇氣說出當年的實情。
我到現在都一直認定，小偷是來自于代銷店周圍的那些住戶。父親經營村里的小賣部的十幾年間，除了老婆婆在的兩年里，十年間代銷店被盜竊了一二十次之多，有時候父親大白天的剛鎖上大門，去幾十米遠的水井邊提一桶水，前后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小偷就從沒有關上的窗口爬了進去。土地到戶后的第三年，村里辦小學需要使用大隊部的房屋，便和我們家商量由村里補助一部分資金，我們自己再添加一部分資金，另外選址新建代銷店。母親滿口答應，毫不猶豫地把地址選在了遠離村子中心的我家房后梁上的大路邊。從此，代銷店便一直安然無恙，一家人的生活終于平靜下來。
成年之后的我隨著閱歷逐漸豐富，再去思考那些被盜的事情，審視代銷店周圍的那些人，我一眼便能看出當年是哪些人所為。我有時候從那些人家門前經過，看見他們蒼老的面容、渾濁的目光，耷拉著腦袋坐在院壩上曬太陽，我卻高興不起來，我凝重的表情下藏不住心里想說的話：不勞而獲怎麼能夠長久呢？幸福生活是要用雙手去創造的呀？可我還是忍不住同情他們。可是啊，你們永遠不會知道，你們當年是怎樣讓一個孩子過早地接觸到了什麼是人性之惡，整日生活在恐懼之中，總是提防著什麼，擔心自己活不長久……
成年后的我，如果知道鄉親們誰家因為天災人禍困難了，我還是會主動地去幫助他們，逢年過節的時候送去幾百塊錢……有時候老婆吵我，我會對她說，幾百塊錢對咱們來說算的了什麼呀？幾百塊錢其實也幫不了他們什麼，就是買點好吃好喝的而已。現在，我加入了達德書院，每學期都會為貧困的鄉親們的子女送去愛心人士的助學款，每次都要從那些曾經帶給我夢魘的人家門前經過，有時候我會問自己，我這樣做究竟是為了什麼呀？我眉頭緊蹙地抬起頭，望向遠處，我不確定我是不是同情可憐他們，可我心里知道，如果不這樣做，我總覺得良心上過意不去，我會寢食不安啊。我承認，我遺傳了父母親的某些品性。
好了，一切都過去了！如今，歲月靜好，云淡風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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