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王諍
據長影集團消息，著名導演、國家一級導演、中國電影家協會名譽主席李前寬于8月12日上午8時29分在浙江寧波慈溪逝世，享年80歲。
李前寬
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著名導演尹力難掩悲傷，“李前寬是中國電影家協會的名譽主席，他的患病和離世，是中國電影界一個很大的損失。特別的，前寬導演是我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大師哥，我們都出于美術系，而且由美術轉做導演，他是引領前列的，是一面旗幟。”
尹力介紹說，自己前段時間同李前寬聯系，“我還問他何時回京，就是眼巴前的事兒了——（8月）18號，由中國電影家協會和中國美術家協會聯合舉辦的，‘光影彩墨’第六屆中國電影家與美術家作品邀請展開幕在即。我們希望他能夠出席，他也是展覽的主要策展人和顧問。遺憾了，遺憾了……”
1959級美術系同學在一起，左三為李前寬
據了解，李前寬1941年生于遼寧大連，自幼酷愛繪畫和電影，孩提時代的畫作便曾選送在莫斯科舉辦的國際少兒繪畫展。1959年，18歲的他本來已經考上了沈陽“魯迅美術學院”，聽到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首次面向全國招生的消息后，還是毅然“入關”，在向往已久的首都得償所愿。
入學那年，恰逢新中國成立10周年大慶，李前寬作為文藝大軍排頭兵的一員，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或許，正是這段傳奇的經歷，讓他在之后所從事的電影創作中，偏愛執導重大題材主旋律影片。亦在拍攝之余不釋畫筆，尤以恢弘遼闊、氣吞山河的水墨山水見長。
李前寬曾說，畫畫對自己導演的生涯影響是重大的，“事實上，電影本身就是由千百萬張畫面組成的，每一個鏡頭都應該是一幅好的畫面。文字的劇本通過導演整合攝像、燈光、布景等部門，最終是要向觀眾們呈現出畫面。掌握了造型和繪畫技巧的導演與其他導演對畫面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懂得繪畫的導演會從視覺出發，保證畫面的藝術感染力。”
2016年前后，李前寬體檢出罹患癌癥，“他一直沒有對外講，圈里切近的朋友們都知道他一直在以頑強的毅力抗擊病痛，積極治療。我們都是學美術出身，以畫會友，我就用畫筆為他造像，打氣鼓勁兒。”
尹力贈給李前寬的畫作《紅云》
尹力贈給大師哥的畫作名曰《紅云》，除了讓穿著質樸、一身短打的李前寬躍然紙上，更在八尺整開的畫作上沿題詩一首：“靈犀光影生妙筆，開國盛況彰不凡。殊榮看淡非暈染，恰似春來料峭寒。胸中甲兵抵千萬，決戰將軍鬢已斑。千磨萬擊還堅韌，此老笑處紅云翻。”
“我在詩中把前寬導演幾部重要的電影片名融入其中，從《佩劍將軍》、《開國大典》到《重慶談判》，再到《決戰之后》、《七七事變》，他的這幾部宏大敘事事實上奠定了八九十年代取材真實歷史事件和人物，鴻篇巨制電影一種新的美學風貌。這些作品把真實的歷史人物同恰當的文學虛構相結合，比如現在想到《開國大典》，蔣介石（孫飛虎飾演）那句，‘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長江防線能否守得住，各位仁兄，拜托了’，依然讓人有所回味。”在尹力看來，李前寬導演所取得的創作成就，除了他本人一直念茲在茲的“共和國情結”外，“更同他深厚的藝術造詣，以及美術對他長期的熏陶有直接關系。他為后人在同類題材的創作上，開啟了一個新的藝術空間。”
《開國大典》 再現歷史戲份全部實景拍攝
8月12日午間，第四代導演代表人物，著名導演謝飛在個人朋友圈中發文，“悼念前寬導演！”說起來，謝飛同李前寬的夫人、導演肖桂云，同為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導60班”同班同學。李前寬之所以后來從美術轉行做導演，得緣于大三時被電影學院導演系系主任田風，他的同鄉師長的一句點撥，“小子，你搞錯了行，你應該學導演。”
遙想“恰同學少年”，美術系59班的李前寬和導演系“學妹”肖桂云，由好感而互生情愫。1964年畢業后，這對情侶又一同被分配到長春電影制片廠，并在“新中國電影的搖籃”長影結為伉儷。在長影廠，李前寬作為一名美術助理，一路從場記做到編劇、副導演、聯合導演。
“銀幕伉儷”導演李前寬、肖桂云
實際上，李前寬作為導演的“處女作”《佩劍將軍》，便是和夫人肖桂云聯合執導的。在接手該片前，肖桂云已經獨立執導了三部影片，說她是夫君導演之路的領路人也不為過。
《佩劍將軍》是一部反映淮海戰役序幕的戰爭大片，兩人攜手用了51個工作日全部拍竣。1982年電影公映后，創下當年電影拷貝的最高紀錄。據說，時任電影局長陳荒煤看了片子擊節叫好，“我們不僅看到了好片子，更重要的是發現了人才！”
1989年李前寬、肖桂云導演在南京拍攝《開國大典》現場
1988年盛夏，《開國大典》劇本由國家電影局和重大題材領導小組討論通過，隨即拍攝任務便交到了李前寬、肖桂云夫婦手中。李前寬后來曾回憶說拍攝《佩劍將軍》時，兩人便有意沿著老紅軍的足跡，從淮海戰役一直拍到渡江戰役、開國大典，并在此后幾年間一直潛心搜集歷史資料。
《開國大典》的劇本分上下兩集，約8萬字。很多老同志知道后，好心規勸他們，“別拍了，138個人物，到哪里找去？那麼多重大事件都要集中在這麼一部片里，拍完了也是個大紀錄片。”
對于這份“關切”，李前寬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談到《開國大典》中的人物塑造時，還打過一個生動的比喻。他把分別代表著共產黨和國民黨核心人物毛澤東和蔣介石，比做兩棵參天大樹的主干。“其他主要人物好比是主干周圍的支干，與事件有關的人物可以比做細枝、綠葉。共產黨的大樹，在歷史潮流中，枝葉茂盛，蓬勃成長。國民黨的樹則逆著歷史潮流，枯葉敗落，氣息奄奄。按照這樣一種方式去處理，影片中雖然人物眾多，但主次分明、繁而不亂。”
導演李前寬、肖桂云聯合執導影片《開國大典》
作為新中國成立40周年的獻禮片，《開國大典》耗資650萬人民幣，于1989年9月21日首映后，總票房成績為1.7億（當年一張票價才1元錢），并在第十屆中國電影金雞獎上摘得最佳故事片獎、最佳導演獎兩項殊榮。該片還創下國產片在香港地區連續放映147天的紀錄。中國臺灣著名導演李行在看過電影后說，“沒有想到大陸電影這麼表現蔣介石，沒有想到在這部片子里知道這麼多歷史知識，沒想到內地導演水平這麼高，氣魄這麼大。”
《開國大典》的成功，對之后一系列同類型題材電影影響深遠。片中所有再現歷史的戲份，都是在真實環境中拍攝的：開拍第一場戲便是在中南海，隨后又在天安門城樓上還原了典禮盛況。李前寬回憶說，“拍攝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戲份就是在中南海拍的，拍攝宋慶齡的戲份是在上海宋慶齡故居，拍蔣介石逃離大陸的戲份，從溪口寧波、杭州、上海，一直拍到南京‘總統府’。”
1990年在武漢金雞百花電影節上，李前寬、肖桂云共同執導的電影《開國大典》獲“最佳導演獎”等八項大獎
其次，該片對于國共兩位領袖的塑造上，徹底摒棄了過往臉譜化、概念化的程式描寫——電影有意識地刻畫了蔣介石逃離大陸前的痛苦心境，也把毛主席從“神龕”請到人間，除了展現偉人風范，更著力還原他有血有肉的常人一面。
特型演員古月被要求不得在片中出現“一手叉腰、一手揮動”的招牌動作，而是還原出毛主席習慣每天早上梳頭40分鐘，用鞋底擦燃火柴點香煙，喜歡一邊看書一邊嚼喝剩下的茶根等生活細節。
電影中還有這樣一場戲：典禮前夜，思緒萬千的毛澤東獨自走進一家羊肉泡饃館，邊吃邊聽市民的街談巷議，臨走才尷尬地發現沒習慣帶著錢包，還好警衛員葉子龍及時趕到，才沒有鬧出“主席吃飯賒賬”的笑話。電影中杜撰的這一情節也確有其事，只不過時間是在1956年。
《開國大典》劇照
李前寬在一次采訪中曾介紹說，《開國大典》在電影語言運用上，最大的特色是用大量的資料片作為創作元素參與創作，全片共出現了15段左右。“在新舊影片的銜接部分，我著茶色做舊處理，做出了一種漸變效果。在表現手段上，不拘泥于一種。光追求紀實效果不行，還得運用再現、表現、浪漫、象征、比喻、虛實結合等多種手法，調動一切可行的辦法，這樣才能將《開國大典》拍成一部以紀實為基礎的、強化表現性的史詩性巨片。在紀實性上要求穩定、有張力、樸實無華，不搞推拉搖移，要求大氣度、大手筆，宏觀和微觀結合，強調總體風格上的莊重、樸素和凝重。”他的這些探索與實踐，我們今天依然可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影片《1921》，以及之前的《建國大業》《建黨偉業》中找到呼應。
《決戰之后》 首部反映高級戰犯改造的大電影
繼《開國大典》之后，李前寬、肖桂云又聯合執導了《決戰之后》與《重慶談判》，由此構成了他們的“共和國三部曲”。
1991年公映的《決戰之后》，是西安電影制片廠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的重大歷史題材影片，特邀長影的李前寬、肖桂云夫婦前來執導。足見《開國大典》的影響力，奠定了其時他們在業內拍攝此類題材的地位。
《決戰之后》雖然不乏戰爭場面，卻將鏡頭主要對準了德勝門外功德林路1號，在北京的這處關押和改造戰犯的監獄。電影改編自黃濟人的長篇報告文學《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主要描寫解放戰爭中被我軍俘獲的一大批國民黨高級戰犯，在新中國監獄中接受改造的生活。創作者把鏡頭對準失敗者，通過他們的變化和反思，折射出勝利者的博大胸懷和恢弘氣度。
《決戰之后》海報
在導演自述中，李前寬夫婦曾寫道，“在戰場上消滅肉體，或以強制的手段令其放下武器舉手投降，這是勝利的體現。但是，在失敗者的頭腦里他們能否真正放下武器？談何容易……他們一旦被強大的情懷和政策感召，戰勝了自我而成為自覺醒悟者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改造世界的歷史功勛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時代光環，恰恰得到了充分深刻地體現。”
電影中的功德林是個“小世界”，形形色色的戰犯們灰頭土臉地依次登場：毒癮發作，就地撒潑打滾要煙炮兒的中將軍長孫殿英；整天托著羅盤、看《易經》的三兵團司令張淦；碎碎念“重打一次，勝負未知”的十二兵團司令黃維；負責監獄澡堂， “洗”“死”讀音不分的廣東籍中將軍長鄭庭笈……其中，葛優飾演的徐州“剿總”副總參謀長文強不改“蔫兒壞”本色，進到號子里，問管教第一句話便是，“請問，貴黨準備什麼時候槍斃我？”
亦莊亦諧的橋段在片中比比皆是。由于功德林內的戰犯必須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改善生活要殺頭豬，便讓這些平日四體不勤的官老爺們左支右絀，洋相盡出。文強適時在旁插科打諢，“西班牙的斗牛士比不過功德林的‘斗豬士’。你看，軍統頭子操刀，兵團副司令攔截。”令看到此處的觀眾無不捧腹大笑。據說，文強本人也看過此片，大贊導演說，“你們好像當時就在那，看著我們的模樣一樣。”
《決戰之后》劇照
電影中出現了幾十個真名實姓的戰犯，但以國民黨中央委員、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李法曾飾）為全片貫穿首尾的主人公。他在戰犯中官階地位最高，起初抵觸情緒也最深，后在我黨的教育感化下一番痛徹，第一批特赦便被釋放，由新中國的罪人成為一名公民。
電影巧妙地通過他的視角和思索，呈現出戰犯們的眾生相，同時也凸顯了他個人轉化的代表性與普遍性。片中，杜聿明領導復盤“徐蚌會戰”，由回想自己昔日昆侖關抗日，說出了“敗在敵人手里可以挽回，敗在人民手里就不能挽回了”的肺腑之言。
片尾歡迎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的宴會上，在二戰中曾擔任中國遠征軍第一陸軍副司令（是役主要為救援在緬甸被日軍圍困的英軍），已經獲釋的杜聿明獲邀參加國宴。筵席間，蒙哥馬利問前來敬酒的杜聿明，“你的百萬大軍到哪里去了?”杜指著身邊的外交部長陳毅一笑，“都‘送’給陳老總了。”進而，他談了自己對失敗的感想，“從前不服氣想自殺，但最終想明白了，我的全軍覆沒，縮短了民族苦難的歷程。”
《決戰之后》劇照
《決戰之后》全片共168分鐘，憑借片中人人“有戲”，讓人看得欲罷不能。在電影語言的呈現上，歷史與現實兩大時空的反復對照， 監獄大墻內外不同時空平行觀照——大墻內：牢房、閱覽室、八角廳、監獄走廊、操場等；大墻外：中南海頤年堂、西花廳、大會堂、頤和園、田野、公安部部長辦公室等。前者灰色與黑色在畫面中是統治性的基調；后者則是明快的暖色調。
李前寬就此解釋說，“中灰色基調實際是突出了人物，也突出了特赦之后的明快絢麗調子。這是規定情景的需要，更是突出人物的需要，當然，也是服從于風格樣式的。攝影構圖要有張力，特別是大場面要有延伸，畫外有畫，氣勢博大。”
票選執導《重慶談判》，未竟遺作《東方欲曉》
李前寬的“共和國三部曲”，以《重慶談判》華彩收尾。該片在1993年公映，時值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在映后研討會上，李前寬曾動情地說，“我和肖桂云從《開國大典》到《重慶談判》，經歷了兩次大起大落，使我們感到中國電影拍起來很艱難。拍攝之前我們對它的愛和失戀，這是出于一種感情……”
《重慶談判》海報
言及“愛和失戀”，自然是有所指。在兩位導演的創作譜系中，《重慶談判》在“三部曲”中最晚推出，卻是最早著眼，甚至已經上手創作。就這一題材，李前寬在1987年便和人一道寫好了劇本，并且確定由古月飾演毛澤東。可就在開機之前，發現同峨眉電影制片選題“撞車”，后致旁落友廠。李前寬得知這一消息后，一度以“失戀”形容當時內心的失望和痛苦。
不成想，這一題材輾轉四五年后，戲劇性地出現了轉機——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領導小組再次召開會議，就《重慶談判》最有把握的導演人選進行信任投票，夫婦二人這才“失而復得”。
《重慶談判》劇照
為什麼“重慶談判”的題材會成為各家電影廠爭奪的香餑餑？著名電影事業家、評論家陳荒煤在世時曾一語道破：“這部影片重點寫談判，沒有強烈的動作，沒有復雜的劇情，非常難寫。”愈是難拍的戲，拍好了才見得水平造詣。
李前寬、肖桂云夫婦二人正值創作盛年，自然不遑多讓。激動歸激動，這部《重慶談判》拍得動靜有致，看似水波不興，實則靜水流深。由這場談判，呈現出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位在中國現代史上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他們之間從思想、文化積淀、個人修養，到心理、人格、性格的全面較量。
《重慶談判》劇照
片中，面對蔣介石三次電邀來渝的“政治秀”，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毛主席是不是要親赴重慶談判的問題引起爭論時，毛澤東的回答，只一字斬釘截鐵，“去！”
文學評論家馮牧后來在該片的研討會上，介紹說自己當年就在延安，任《解放日報》文藝部編輯，“對于主席的去與不去重慶，當時是有分歧的。很多同志為主席的安全擔憂，不贊成他去重慶。大家都很難過，心情是沉重的，記得賀龍同志哭了，很多同志都掉了淚。影片對此氣氛處理得非常準確，符合當時群眾的心情。這是把歷史真實與生活真實結合得比較好的一個范例。”
《重慶談判》劇照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說起片中的“靜”，“桂園晨遇”一節充盈著歷史的諧趣。晨曦微露，霧靄輕籠，林中還偶有小鳥啁啾。毛澤東從竹林小徑散步走來，蔣介石正蹲著在挖竹筍，二人不期而遇，互致問候。
毛澤東笑言，“黎明即起，打掃庭除，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著’。不知委員長有沒有這個體會啊？”蔣介石則自道，“我常常到后院挖筍，聽說毛先生、朱先生（朱德）也在窯洞旁種南瓜。桑麻之樂嘛，也是中國人恬淡的追求。”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頗有《三國演義》里“青梅煮酒論英雄”的意思。在談天說地，講史論經中你來我往，旁敲側擊中針鋒相對，各不相讓。呈現出兩個政治對手之間內在的心理對峙，滿溢著罕見的戲劇張力。末了，兩人坐下攤開各自攜帶的書籍，竟是同一卷《資治通鑒》，不禁會心地相視莞爾。
《重慶談判》劇照
“動”則是全片的暗線，在表現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一面時，往往是幾筆白描，便將人物內心刻畫得分外分明。當孫子蔣孝文向蔣介石請教“和平建國”的作文題時，蔣卻不以為然，在白紙上寫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八個字讓孫子反復習練；餐桌上觥籌交錯，假意朋友，背地里卻大肆調兵遣將，進攻解放區，秘印下發《剿匪手本》等等。
而毛澤東的偉人風范，卻因著一首《沁園春·雪》在重慶文化界不脛而走，“獨領風騷”無人可匹。片中虛構了《中央日報》記者童欣一角（胡慧中飾），她起初“反共”，卻在一次次采訪接觸中受到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正氣感召，逐漸在文章中開始說公道話。片尾毛澤東登機離開重慶，目光在歡送的人群中逐一掃過，卻沒有看到童欣的身影，不禁露出一絲悵然。當年有評論就此稱道，“藝術家在書寫歷史大關節之余，竟還有如此并非閑筆的細細‘皴染’，是獨見歷史情采詩化筆墨的運用了。”
李前寬曾說，“我認為近代革命歷史題材是一個富礦，這里真金白銀多得是，關鍵看你怎麼開采、怎麼冶煉。怎樣經過努力鍛造出精品佳作獻給廣大觀眾，多出好作品，這才是硬道理。”
而他同夫人肖桂云一道“婦唱夫隨”，既是生活中的恩愛夫妻，又是事業上的知音良伴，早已傳為一段影壇佳話。《開國大典》《重慶談判》的編劇張笑天就曾妙喻此二人，“一個大江東去，一個小橋流水；一個粗獷豪邁，一個細膩雋秀。”說來也巧，夫婦兩人都善繪丹青，又都把前蘇聯電影導演杜甫仁科的一句名言奉為座右銘，“電影劇本必須用兩只手來描繪：一只手拿著細小的筆來描繪眼睛和睫毛，另一只手拿著粗大的筆來勾勒一百里寬的空間、巨大的熱情和群眾運動。”
2019年，李前寬、肖桂云喜度金婚，迎來攜手從影一個甲子。南京藝術學院口述歷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余泳和李前寬是忘年交，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大概是四年前，李前寬導演決定將多年的心愿實現，他想要拍攝一部全景式反映新中國電影誕生之路的影片。再現從1945年接收日本在長春成立的‘滿映’，改建為東北電影公司，再到正式命名為東北電影制片廠的那段歷史。”
余泳透露說，電影片名已經定為《東方欲曉》，李前寬親自參與劇本創作，并數易其稿，“片中會出現袁牧之、吳印咸，田方、趙丹、白楊、上官云珠、金山、張瑞芳等一批歷史人物。已經開始張羅要選演員了，疫情來了，受到影響。”
而今，斯人已逝，空余嗣響。
責任編輯：張喆
校對：張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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