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往命運固非宜什麼意思啊的簡單介紹

馮嵱覠

《沈曾植書信集》，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中華書局2021年1月，465頁，88.00元

沈曾植是一個在近代書法、學術、詩詞乃至政界均有很大影響的人物，其諸多方面的成就均為世人所矚目。書法方面熔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碑、帖并治，形成自己別具一格的章草，對后世如王蘧常等人有著巨大的影響。學術方面，王國維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里做出了恰當的定位。詩詞創作方面，則是別人眼中的“同光體之魁杰”和“詞中之玉川、魁紀公”。在政治方面，其人于庚子事變后風雨飄搖之際，參與了東南互保的活動，為清政府保住東南半壁江山出了一把力。

對沈曾植這樣一個“十八般武藝高強”的大人物，許全勝先生多年之前的博士論文《沈曾植年譜長編》“上窮碧落下黃泉”，差不多將與之相關的各方面材料都一網打盡了。其后許先生仍然矻矻窮年，鍥而不舍，除了不斷修訂《年譜長編》外，還開展編輯、出版沈曾植全集的浩大工程，不愧海日樓之功臣、沈寐叟之后世子云。

最近，中華書局出版了許先生整理的《沈曾植書信集》，這是許先生前后搜集整理二十年、校稿一年的成果。他從各種文集、報刊、手稿乃至拍賣材料等處匯集來的八百八十封寐叟書信（很大一大部分是根據手稿一個字一個字辨認、錄入）是一個大的寐叟資料寶庫，經過其精心考訂、系年之后，更加便于研究者參考、使用。我一直都喜歡看名家的書信集，因為在這種更為私密的交流中，寫信之人更容易坦露自己的心扉，不講、少講冠冕堂皇的套話、官話，多講、全講直言不諱的真話、實話。最近新出的《沈曾植書信集》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個形象更立體、性格更豐滿的海日樓主人。看一看百余年前大佬在政治、文藝方面的見解，對我們更好地感悟當下，未嘗不是提供了一面值得借鑒的好鏡子。

沈曾植像

書信中《與張之洞書》和《與陶模書》，乃是集中、充分體現沈曾植政治見解與主張的文字。經歷了戊戌變法和庚子事變的連番風吹雨打之后，清政府已經準備再次揚起新政的旗幟，沈曾植在正月二十五日來到江寧，為時任兩江總督的劉坤一擬復奏新政摺，“其目凡十，曰設議政，開書館，興學堂，廣課吏，設外部，講武學，刪則例，重州縣，設警察，整科舉。稿凡八九千字”（詳見《與陶模》）。之后，自稱“倡言變法，遠在甲申、乙酉之前，在戊戌被排以黃老之譏，在庚子見絀以儒書之誚”（425頁，《與張之洞》，其一）的沈曾植分別給新政的積極參與者、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時任兩廣總督的陶模各寫了一封長信，詳細闡述了自己在新政方面的主張。宦海沉浮多年，又經歷了這麼多前所未有的變局，沈曾植對時局的認識是比較清晰和深刻的，“政府至于今不能無作新之態，而決無擇善之長”（307頁，《與陶模》），“不能無作新之態”，一語道破了當權者的心態與心事。“世變至今日亟矣，體大者不可以狷懷理，事遠者不可以快論攖，中西之法雖殊，所以行法者，知及仁守，莊蒞禮動，縱千古，橫四海，無異理也。”“以今日國勢言之，譬之病后，形神尪瘠，而又欲治其癰疽，癰疽不免刺割，不免痛楚，固也。……當預講止痛之方，而后得盡其刺割之術。”“宮府積弊，官吏各習，大癰疽也。變法，大刺割也。事失故業，官失定位，舊德亡，先疇改，隱心以言之，不得謂非天下一大痛楚也。”他主張開新去舊、興利除弊要分開來，“開新與守舊二說不必并提，興利與除弊二事不可并進，新既開，不憂舊不去，利既興，不憂弊不除，此事理之自然。若囂囂然日以詬誶之聲聞天下，人匿其情，而爭心并起，則無一事可行，行而可成者矣。以開新為樂者，文明之象也；以除弊為快者，野蠻之習也”。想來沈曾植寫下這些言論的時候，是針對戊戌變法的失敗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至于新政應該如何來實施呢？痛定思痛，他提出“以禮義誠恪之心行新政，新政，仁政也；以憤時疾俗之心行新政，新政，虐政而已矣。戊戌之敗，本原在此”（以上見426頁，《與張之洞》，其二）。

類似的主張、觀點，在給陶模的信中也有體現，而在關于戊戌變法方面的反思，則談得更為多些。“戊戌議政之權在小臣，故事雜而言厖，利未行而害已先至。茍議政之權在大臣，則同治以來兵政財政制造局諸事，創行變格之舉多，曷嘗有訛言繁興、物情駭異者乎？今之從政，誠無足當此艱巨者，然當立法在以待人，不可因人而廢法。茍主茲事者，休休有容，一切商各行省督撫而行，略如同治朝政體，亦可以徐為布置，七年病蓄三年艾矣。”（307頁，《與陶模》）這段話中，對戊戌變法失敗的經驗可說是講得非常到位，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與新進的、在朝中毫無根基的幾個軍機章京謀劃舉國變革的大事，變法詔書一頒再頒，各種變革舉措層出不窮，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除了“訛言繁興、物情駭異”，最后又有多少實效呢？其實，對戊戌變法，沈曾植一開始便不看好，“在上者茍無日月雙懸之臨照，寒暑迭代之機權，發憲求善，亦未必遽能如志”（312頁，《與汪康年》，其四）。此札作于1898年6月16日，于變法之始，已能洞見其弊，不待百日之后才有事后之明了。“議政之權在大臣”云云，讓人想起陳寅恪《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中的類似表述，陳寶箴以為“全國改革，則必以中央政府為領導”，“欲通過榮祿勸引那拉后亦贊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為那拉后所喜之張南皮入軍機”，“論薦張之洞總大政，備顧問”。陳寶箴父子希望有一位大佬在朝中來主持變法，他們心目中的人選是張之洞。雖然沈曾植在這里說“今之從政，誠無足當此艱巨者”，但是在給汪康年的信中，他直言不諱地指出，“熟思世事，自非壺帥入都，殆于更無他法”，“和調新舊，泯絕異同，慮終非秀才學究所能為”（312頁，《與汪康年》，其四）。戊戌年如此，辛丑年也是如此，可惜清政府大用張之洞已經太晚，終不免“君民末世自乖離”了，“和調新舊，泯絕異同”，以“調停頭白范純仁”自許的張香濤也不免赍恨而終了。接下去，沈曾植談到當年的剛毅和康有為，也可謂極具洞察力，“世知剛（案：剛毅）、康（案：康有為）之行事為反對，而不知剛、康之立志為同原，剛之末流流入于拳，康之末流入于票。無惑也，彼二人議論，嘗與官吏為仇。凡匪皆仇官，則固有水流濕火就燥之相會者矣。海上談風，大都此輩，近且倒灌京師。切齒之嘆，不平之氣，托于忠憤，滋啟殺機，某竊奭然憂之。新政固平生延頸而望者，顧一誤豈可再誤”（308頁，《與陶模》）。

沈曾植在政治方面的其他主張，在《書信集》也時時流露。比如，談到尊孔，“吾黨尊孔本意，在求萬民之治安，非僅一姓之興廢。無君臣則無尊卑，無上下，無秩序，無法律。（暴徒昌言軍士服從，是有法律時代之言，今為無法律時代，無所謂服從。政府非日日言法律者乎？而謂之無法律，歷史心理，于此可見）”（第2頁，《與陳煥章》）。“吾黨尊孔本意，在求萬民之治安，非僅一姓之興廢”，這話去戊戌年康黨的罪狀“保中國不保大清”也不遠了。只不過世易時移，民國期間還來談“無君臣則無尊卑”，也只能在認為“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序》）如王國維類遺老諸人中得到共鳴了。又如談到民權，認為“民權乃為盜權之代名詞，可為長嘆息”（53頁，《與金蓉鏡》，其十三）。在給吳慶坻的信中又說，“鄙人向持德日國家主義，且妄謂西人立憲以限制民權，謂限制君權者表面語耳。此語自謂窺見彼中政治家隱微，質之高明，當非河漢”（347頁，其四）。在寐叟這輩人看來，所謂立國之本，“凡國所以立于天地間者，宗教一也，文字二也，倫理三也”（35頁,《與丁立鈞》其八）。而有宗教便有邪教，“邪教靡不起于鄉曲陋儒，空腹齋心，荒經蔑古，以之飾智驚愚，其流弊遂無所不至。近溪、心齋，退儒者而進游俠，其末流可以成秘密社會，非必其初意，推諸山陰，則荀卿、李斯之論，恐儒林未肯公仞也”（55頁，《與金蓉鏡》，其十六）。

書信中不免月旦人物，沈曾植在戊戌變法之前勸康有為韜光養晦的事情比較為人們所熟知。戊戌變法之后，談起康梁，寐叟尚不免怒形于色，大聲疾呼，“康梁之說，邪說也；其行事，則逆黨也。事狀昭然，無可掩飾。彼且諱飾其邪逆，觍然自稱新黨。其狡獪之計，不過欲以此名強自解于天下，而又冀污染海內士流，誤朝廷而斵喪國家之元氣。海上妄人沿而稱之，都中士大夫沿而稱之，豈非重墮其術中，而為逆徒張之焰乎？彼其伎倆，東人近亦看破，聞有送諸美洲之議。弟嘗謂，今日不能蒞石厚，未嘗不可錮欒盈，此于公法固無礙，惜無深思靜氣者為此事也”（47頁，《與黃紹箕》，其三）。此札作于光緒二十八年戊戌十二月十二日（1899年1月23日）。此后，沈、康二人還是不免繼續來往，后來更是聯袂參預“丁巳復辟”，時過境遷，不知寐叟是否還記得起昔日自己對康梁逆黨的觀感。梳理一下沈、康二人的交誼，當是一件極為有趣的事。對極為看不起康有為的章太炎，沈曾植也并看不上，“聞章炳麟至伯華會所聽講，此君是‘鬼車見，即有旤’，孫少侯可鑒也”（156頁，《與李翊灼》，其三）。

沈曾植在詩的方面曾自稱“詩學深”，可惜書札中談詩的部分不是很多，就如同鄭孝胥在日記里也很少談詩一樣。寐叟談詩的書札，比較集中在其弟子金蓉鏡部分。提出的詩學“三關”說的《與金蓉鏡太守論詩書》已經成為近代文論中的名篇了。在與金蓉鏡其他的書信中，也還有一些談詩內容。同光體當然繞不開陳后山，“后山出世當慶歷相持之日，其晚年則為元祐黨人，其文字淵源在南豐，而知遇在蘇門，故其持論常立于不激不隨之地，不犯正位，有微意焉。而其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之筆妙，遂適與不來不去、不增不減甚深般若冥合，故山谷之詩多禪觀策進語，而后山乃頗有教家行證語，于詩家參法理，乃政可于此密辨之。至其晚歲同游，大多鄉里后進之差知信向者，程度相去甚遠，自寇國寶外，其他似尚不及淵明栗里，僅可比老杜夔州。而酬酢俛接，終不作一溢分之語，此其詩品之潔，尚友者，千載之下，有余愾焉。排比鋪張，后山終身蓋未嘗遇此題目。仆嘗擬后山為韓門之孟、歐門之梅，楊風子壁書千古，固不必別有豐碑大碣也”（61-62頁，《與金蓉鏡》，其二十六）。于后山其人其詩所論可謂精細入微，而“酬酢俛接，終不作一溢分之語”，這句話不免讓人想到當代與寐叟同樣“博學多識”的大學者于后輩往往獎掖逾分的故事。又比如涉及韓昌黎的兩段議論，“晚唐詩沿波張、賈，張、賈系出韓門，北宋諸公無不染指晚唐者，于格無傷，第如南宋江湖專以此為事，則禪家所謂沒意智耳”（53頁，《與金蓉鏡》，其十三），“陳陶在五代，峣然秀出，其人不凡，宜其詩亦不凡耳，要亦遠承韓系。公胃氣近韓，故擬之即似，如文通擬二謝，其相似仍從自分得也”（54頁，《與金蓉鏡》，其十四）。喜歡考鏡源流，讀詩不漏小家，容安館主人不也是如此嗎？

晚清時期，張之洞的幕府可謂各類人才的淵藪，其中擅長詩文、書法的不在少數，沈曾植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有趣的是，這些幕僚往往在詩文、書法方面與抱冰老人意見相左。陳散原菲薄巨公、元老的言論不必說了，即使沈曾植和張之洞也有很多分歧之處，比如談到詩，張之洞是不滿六朝的，在七古《哀六朝》中有過集中的表露。而在寐叟的“三關”說中，元嘉是其中一關。對魏晉諸人，寐叟有著同情之理解，“郁結之癥，則關于心理，理恕情遣，非取材內典，無以釋此結也。魏晉人寄情莊老，及今乃知其身世之感，不得不然”（197頁，《與羅振玉》，其十七）。而對六朝詩，也有著深刻的感悟，“六朝詩之高者，大都以玄理勝”（52頁，《與金蓉鏡》，其九）。

海通以后，西洋事物紛至沓來，國人可謂大開眼界。在電視劇《走向共和》里，我們可以看到李鴻章勸慈禧太后喝咖啡的鏡頭，不知道歷史上是否真有其事。樊增祥誤把咖啡當作鼻煙的故事，經錢鍾書寫入《圍城》之后，傳播海內外。寐叟的書札也時不時提到咖啡。比如，好朋友陳石遺要來拜訪，要預備什麼飲料招待呢？以茶相待還是以酒相待？都不是，款待以咖啡，“公意畏酒，請備加非以待”（第6頁，《與陳衍》其二）。有趣的是，寐叟一度把咖啡當作止瀉藥品來用。在給夫人的信中，寫到“鄙近體甚好，可慰遠系，昨腹瀉一日，仍服咖啡而愈”（107頁，《與李逸靜》其二十）。可惜藥效可一不可再，“鄙前日傷于酒食，腹瀉兩日，服咖啡不得力，平胃散一劑而愈，足見咖啡止能助運化，不能消停滯也”（109頁，《與李逸靜》其二十一）。在給友人的信中，也不免再抱怨一番，“加非昔以治腹疾極效，今無效矣”（70頁，《與康有為》其二十）。現在人說到咖啡的功效時，往往會說其有刺激排便的作用，恰好與沈老夫子相反了。

沈曾植去世至今將近一百年了，社會發展日新月異，但總有些認識是放諸四海、傳之萬代而皆準的，“至于士君子之知識胸襟，皆奴隸于外界粗淺之浮言、簡單之俗論，甘放棄其神志之自由，而猶沾沾以教育政治文其愚蔽，亡國大夫，可謂寒心”（185頁，《與羅振玉》，其八），希望我們能夠例外。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