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的說有刑是什麼意思

引用自《刑罰的歷史》作者：羅翔

墨刑又稱黥面、黔面，是在人身體上（主要是臉上）刺字，然后涂上墨汁等顏料，待墨汁浸入血肉，皮膚變色，傷口愈合之后所刺之字也就成為永久的恥辱記號，所謂“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為瘡，以墨窒瘡孔，令變色也”[1]。最初，墨刑是在人額頭上刺墨，刺在面的上部，所以墨刑又叫天刑，后來才在人的臉面上刺墨，也就是黥，只不過后來人們對墨與黥不再區分，一律統稱為墨刑。古有“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鉆鑿”之說，鉆是斷人足臏的刑具，而鑿就是實施墨刑的工具，后世墨刑工具才改為針刺。在人的面部刺字，犯人在受刑時的疼痛可想而知。有時傷口感染，黥面甚至會危及生命。然而在舊五刑中，墨刑仍屬于最輕微的刑罰，但是它毀人容顏，給人留下終生無法抹去的恥辱痕跡，其痛苦當是不言而喻。

墨刑自堯舜時開始興起，到了夏朝時處以墨刑的罪名竟達上千種，所謂“夏墨辟千”[2]。商周時期，墨刑也被廣泛適用，當時所謂微小的犯罪都可以被處以墨刑，因此《尚書·呂刑》說：“墨罰之屬千”。春秋戰國時期，墨刑得到進一步發展，在古籍中有大量留名留姓的受刑之人。如商鞅變法之時，太子觸犯新法，為了維護新法的尊嚴，商鞅將太子的老師公孫賈處以墨刑，讓太子之師臉上帶著記號行走于朝廷，其威懾效果可想而知，史書說一時之間，“秦人皆趨令”。

秦朝時，墨刑又有新的發展，這主要是作為與勞役刑相結合的附加刑。如黥為城旦，黥為隸妾等，這都是在處以勞役刑的同時施加墨刑。其實在西周時期，就有將墨刑犯人充當勞力的先例，當時，奴隸主常把墨刑犯人充作守門人，即“墨者使守門”。因為這些人的臉上有記號，沒法逃跑，而且四肢健全，不影響勞動。到了秦朝時，這種舉措就成為一種固定的懲罰形式。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請焚燒《詩》《書》等儒家書籍，規定說，如果命令下達之后三十天內不燒者，要“黥為城旦”。犯人不僅要承擔修護城墻的苦役（城旦），而且還要被刺字羞辱。漢初名將英布就受過這種刑罰，在受黥之后，發配驪山，所以有人譏稱其為“故驪山之徒”。據說英布少年時曾有一相士為其算命，說他“當刑而王”，也就是受了肉刑后就可以成王了。英布成年后，果然犯法被罰，并欣然受黥，后來參加秦末起義，還真被封為淮南王。不過功高震主，英布后為劉邦所殺，成了“反革命頭領”，因此為其作傳的司馬遷和班固都稱其為“黥布”，而舍其大名“英布”不用。

由于墨刑具有不可逆轉性，一旦受刑，終身難以為人，不符合儒家教化為先的原則，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劉恒下詔廢除肉刑，墨刑首當其沖，黥面之刑被改為“髡鉗為城旦舂”。受刑之人不再刺字，改為男子剔去頭發胡須并以鎖束項，去做為期五年的“城旦”苦役，女子則做五年的舂米的苦役。此后直至漢末，墨刑都沒再實行。但其中有個小小的插曲，據《匈奴傳》記載：西漢王烏出使匈奴之時，匈奴曾有規定，漢朝的使節如果不墨黥其面，不得進入單于所居住的穹廬。王烏從大局出發，只能順從匈奴的規矩，“黥面入廬”。單于大喜，并欣然許諾讓太子到漢朝作人質，求與漢和親。當然有人認為，史書的記載并不一定準確，匈奴也許沒有墨刑之俗，王烏最多不過是以墨涂面，象征性黥面，而非真的用刀刻其臉，這和墨刑有本質的區別。[3]

兩晉南北朝時期，一度被廢的墨刑又被恢復，而且有非常細瑣的講究。當時的法律規定，奴婢若逃亡，抓回來之后要用墨和銅青色的顏料在兩眼上方刺字；如果再逃跑，就要在兩頰上刺；第三次逃跑，則黥兩眼下方。每次黥臉，都要使黥痕長一寸五分，寬五分。南朝泰始四年（468），宋明帝也下詔恢復墨刑和刖刑，規定對那些犯劫竊官杖、傷害吏人等罪者依律當斬之人，如遇赦令，改為在犯人兩頰黥上“劫”字，同時割斷兩腳筋，發配邊遠軍州。如果說秦漢以前的墨刑或者是作為主刑使用，或者是作為城旦等勞役刑的附加刑，那麼南朝的墨刖之刑顯然是將墨、刖、流三刑并用，其殘忍性大為提升。

隋唐時期，墨刑再次被廢，但到五代十國期間，墨刑又被恢復，當時為了防止士兵逃亡，便于捉捕，許多兵卒臉上都被刺字，被稱為“黥面天子”的后周皇帝郭威在年輕時就曾受過墨刑。

北宋的刺配之法是對墨刑更大范圍的恢復。在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后，流刑逐漸發展為生死之間的中刑，但是其懲罰力度隨著時代的發展已逐漸降低，很難拉開死刑與徒刑之間的距離，實現降死一等的目的，因此北宋統治者在流刑的基礎上附加黥面，從此刺配之刑正式進入新五刑之中，一直延續到清末。[4]刺配法的廣泛適用導致黥面的刑具大有改進，當時的墨刑已一律改用針刺，因而又稱為黥刺。宋代黥刑適用很廣，流、徒、杖刑都可以附加黥刑，特別流刑（加役流）則必須附加黥面，同時還要先行杖決，所以明人邱睿說這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其殘忍性可想而知。

宋朝的黥面非常講究，有刺面、刺額角和刺耳后的區別。刺墨的花紋也不相同，有的刺字，有的刺其他圖形。對犯一般盜罪的，在耳后刺環形；對強盜罪，在額頭上刺“強盜”二字；對應當受徒、流刑的刺方形，受杖刑者刺圓。刺墨的深度也有區分，一般是根據所發配地區的遠近而定：配本城的刺四分，配牢城的刺五分，配沙門島和遠惡州軍的刺七分。[5]

到南宋孝宗時，到處充斥被刺配之人，全國各郡監牢達數十萬人。正如“城旦黥”為秦末起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生力軍，刺配之刑也埋下了大宋王朝覆滅的伏筆，《水滸傳》中被逼上梁山的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沖、及時雨宋江、打虎英雄武松豈不都是刺配之人。

受宋法的影響，遼代刑法也有黥刺。起初所黥部位和北宋相似，但后來有人認為這種做法太過嚴厲的，是犯一罪而具三刑，應予廢除。重熙二年（1033）遼興宗耶律真宗大發慈悲，下詔曰：“犯罪而悔過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終身為辱，朕甚憫焉。”于是墨刑有所變化，犯人的臉面不再受黥，而改刺頸項和手臂。對判為徒刑之人，改刺在頸部。奴婢私自逃走被抓回，如果同時盜竊主人財物，主人也不得黥刺其面，只能刺其頸或臂上。犯盜竊罪的，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第三次犯刺脖頸的右側，第四次犯刺脖頸的左側，如果第五次犯則要被處死。

元代的墨刑更加普遍，在法律中已不是規定什麼行為處墨刑，而是反過來規定什麼情況可以免刺。由于元代刺刑太多，以至于很多人一刺再刺，還有些人則想方設法要把刺痕抹掉。但是統治者還是有辦法刺上加刺，法律規定，犯罪被刺字之人把所刺之字自行除掉又犯新罪的，補刺；已被刺臂之人把整個胳膊都刺上花紋，以掩蓋原刺的，如果再犯盜竊，于背部刺之；累犯盜竊，左右項、臂部都已刺字而又犯的，于項下空處刺。但是，為了體現對蒙古人的特殊優待，法律規定蒙古人犯罪，不得刺字，另外由于婦女的容貌對其至關重要，因此婦人犯罪也可免刺。

明代的黥刑和宋元基本相似。對于盜竊犯，初犯者要在右小臂上刺“盜竊”二字，再犯者刺左小臂，第三次犯者要處以絞刑。對于白天搶劫的，要在右小臂上刺“搶奪”二字，如果再犯搶奪，要在右小臂上重刺。刺字之人如果擅除原刺的，還要被補刺。所刺之字必須依照律條的規定，官員不得任意刺字。當時有個笑話，說是有個叫陳東的在蘇州做官時，曾命屬下對一名處以充軍發配的犯人進行墨刑，刺上“特刺配”三字。幕僚見后說：“凡刺‘特’字的犯人，罪行遠遠重于此犯，‘特’字的使用權在朝廷，我們小小蘇州府使不得吶！”陳東隨即糾正，命屬下改“特刺”為“準條”（即依據律令條文），重新刺刻。后來，有人向朝廷推薦陳東的才干時，朝廷某官問道：“莫非是在人臉上起草稿的那個陳東嗎？”

清代的黥刑主要施用于奴婢逃跑，而且常和鞭刑并用，稱為鞭刺，后對盜竊犯也可適用黥刑，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在面上刺字，后者是刺在臂上。康熙初年曾有過改革，對于逃亡的奴婢不再面部刺字，只和盜竊罪一樣刺小臂。后來又恢復以往的規定，理由是如果逃亡者刺小臂，逃亡者會越來越多，無法稽查，因此仍舊改為刺面。到了清末，黥刑終于走到盡頭，被徹底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