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 陳雨璐 澎湃新聞記者 任霧
去年6月,時年八十歲的楊本芬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書《秋園》。
在這本巴掌大的磚紅色小書里,她記錄下母親梁秋芳的一生。書中,楊本芬為母親取名“秋園”,而自己化身文中長女“楊之驊”,秋園苦難堆疊的一生不斷沖撞女兒的筆端和眼眶,是泥沙裹挾的河流,也是書寫的燃料。
母親的生命在紙上落定,楊本芬收攏稿紙,接著講述。這一回,她講自己,講鄉人,講那些溫和細碎的日常,匯集在7月出版的短篇集《浮木》里。
“作家”的身份是嶄新的,但她敘事已久。
起初是用嘴,二十幾歲的她跟小鎮工作的同事們講《聊齋》里的花妖狐鬼,外國小說里浪漫壓抑的女人,愛恨別離,流言與傳奇,滿屋子熱烈高亢的聲音;接著用筆,六十歲在女兒家抽油煙機的轟鳴聲中孤獨地爬梳稿紙,她對著回憶流淚;后來用指腹,八十歲學著高高翹起食指,對準平板屏幕一筆一劃耕耘。
脊梁一截截矮下去,書寫的聲音和速度逐漸衰弱,聽故事的人卻從一間屋子蔓延開去,又從四面八方拿著相機擠到跟前來。
楊本芬幾乎不會拒絕任何采訪。有客人的日子里,她早早地起床,把自己和屋子都收拾清爽,一身素色衣裳,端上備好的果盤,一刻不停地展示年代久遠的繡布、相冊和書房。坐在沙發上和陌生人們嘮起家常,她笑聲爽朗,話鋒一轉,又紅著眼落進往日湍急的浪潮。
凄愴是故事里無法被遮蔽的底色,她是講述者、親歷者,用一支筆和時間頑固地對抗。傍晚送客時半個身子夾進門縫,探出頭來反反復復道別,“我的故事說得好麼,文章夠寫了麼?”
擰開龍頭
60歲開始寫作,楊本芬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一個兩歲女孩的外婆。
為幫二女兒章紅照顧年幼的孩子,她從南昌來到南京,泡在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里,泡在女兒家滿屋的書里。看完野夫的《江上的母親》,她想起逝世的母親,寫作的念頭一經點醒,再也無法平息,“如果沒人記下一些事情,媽媽在這個世界上的痕跡將被迅速抹去,像一層薄薄的灰塵被歲月吹散。我真的來過這世界麼?經歷過的那些艱辛困苦什麼都不算麼?”
她在廚房寫,青菜晾在籃子里,灶頭燉著肉,抽油煙機轟鳴;在搖籃邊寫,外孫女在搖籃里睡得酣甜……寫作過程持續兩年,積攢八斤重稿紙。記憶源源不斷地從腦海里涌出,鮮活,磅礴,筆端像廚房里被擰開的水龍頭。
作品完成后,女兒章紅將故事以《媽媽的回憶錄》為名發布在天涯論壇上,反響意外熱烈。楊本芬一刻不停地回復讀者留言,像一臺通了電的機器。對于這些遙遠而陌生的聲音,她形容自己的心情,“不是感動,而是感激。”留言最密集的時候,楊本芬在電腦前忙到凌晨三點,“生怕怠慢了別人。”
《秋園》掛在網上的十七年間,出版邀約不斷,溝通過后卻總是不了了之,楊本芬對此并不覺得失望,甚至從沒覺得她能變成一本書的作者。
十七年過去,故事終于在紙上落定、延展。
楊本芬的書架。本文圖片均為實習生 陳雨璐
豆瓣評分8.9,書被連續加印八次,總計銷售近40000冊。八字當頭的年紀,楊本芬收獲紛至沓來的圖書獎項。
有讀者評價,“《秋園》好像女性視角的《活著》”、“一口氣讀完了。輕輕的一本,沉沉的一生。”
鼓勵和贊譽從四面八方涌來,沉寂二十多年的小屋也開始迎來送往,各地記者趕來采訪。
楊本芬在書房閱讀
暮年的寫作帶來熱鬧,也帶來孤獨。
關起門來,她依然是操勞的妻子和母親,一個在周圍同齡人中顯得些許“特殊”的老人。
這個位于南昌城郊結合部的小區里住滿年歲各異的退休工人,多數“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楊本芬不會打牌,沒上過麻將桌,不跳廣場舞,家庭生活之外,填滿時間的方式是刺繡、寫作和閱讀。
傍晚納涼的人圍坐在綠蔭沉沉的香樟樹旁,她也曾走進人群,乘涼讀書,周圍的目光卻會讓她覺得坐立難安,“他們就那麼盯著你。”書翻得越來越艱難,兩次之后她退回書房,“不想搞得自己很有文化的樣子。”。
周圍的一些人并不知道她出了書,一些人知道,但全然不感興趣,也有人會突然湊到她跟前,叫她“大作家”,盡管對方并沒有讀過她的書。
楊本芬在家中寫作。
對于“作家”的身份,楊本芬始終感到懷疑,“我只寫了一本書,怎麼能說自己是作家呢?”
這個問題也在母女和友人之間反復討論。女兒章紅認為,“當你有表達的沖動,說出你想說的話,用真誠觸動到別人,寫作就開始了。”在出版人涂涂眼中,“她不僅僅是女兒和母親,她用寫作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家國的歷史,直面了命運的無解。”
無論是不是“作家”,楊本芬的寫作仍在延續——《秋園》出版后,為了更便捷地書寫和回復留言,她學著打字,用一個月時間熟悉平板電腦。在想要動筆的時候,她從廚房、臥室、瑣碎的家庭生活里抽身而出,在陽光籠罩的小桌邊坐下,樓前幾株豫樟生得高大,她面朝窗坐,“用筆趕路”。
7月,第二本書《浮木》正式出版,這是《秋園》的補足和延續,回歸楊本芬自己的故事,也記錄她記憶深處形形色色的鄉人。
浮木
“這一生,如同水中浮木般隨波逐流,掙扎求生。“《浮木》封面的句子是對秋園母女的真實寫照。在那個遠去的年代,“動蕩感”、“漂流感”貫穿她們的一生。
1914年,秋園出生在洛陽一戶開藥店的人家,17歲時被年輕的國民黨軍官楊仁受相中,她以“送我讀書”為條件出嫁,開始隨夫遷徙,到南京生下第一個孩子,讀書成為泡影。
過了幾年安穩日子,很快到了1937年,秋園跟丈夫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撤往重慶,后撤的輪船經過湖北漢口,仁受想起家鄉失明的父親,猶豫是否返還湖南湘陰老家之際,他請船上有“半仙”之稱的同事幫自己算了一卦,按照對方所描述的卦象,帶著妻兒下了船。
命運就這樣由一副搖搖晃晃的卦象顛覆。多年后,他們的女兒楊本芬在書里寫,“過吊橋時,年輕的秋園牽著子恒(長子),邁著輕捷的步子走了過去。從前的生活,也遠遠留在吊橋那邊。”此后,秋園在陌生的土地先后誕下五個孩子,夭折三個。漫長的歲月里她挨餓,受苦,被批斗,被欺凌,46歲丈夫逝世,無奈之下,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改嫁到湖北,20年后第二任丈夫故去,她回到湖南舊居度過晚年。被兒子們守著,被屋子前后的楓樹與香樟守著,直至89歲終老。
梁秋芳舊照
“顛沛流離”同樣刻進楊本芬的一生。
那是1960年,楊本芬的父親在饑餓中不安地死去,走時肚子圓滾滾的,“像個闊佬”。丈夫離世,在最需要子女們幫助“掙工分”的時刻,秋園把快小學畢業的楊本芬拉到身前,讓她去考學校,“家里有我撐著。”楊本芬始終懷著讀書的熱望,但身為長女,她知道一旦走了,擔子全壓在媽媽一個人肩上。她帶著矛盾的心情去考岳陽工業學校,將近30個人參加考試,只她一人考上。
在學校里,她勤學善思,成績優異,“一張紙片子都要撿起來看”,書讀到最后一年,學校因故停辦,師生四散。她獨自跑到江西銅鼓,在建筑隊干活,工友們見她是學生模樣,說起不遠處有個半工半讀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楊本芬的心思又被點亮,抱著行囊到江西共大求學,學制一年。她盼望盡快賺錢養家,在城市扎根,畢業前夕卻因家庭成分被下放回農村。流離奔徙中,學業始終是一場空夢。婚后要照顧三個孩子,她又錯過成為中學老師的機會。
章紅的記憶中,母親對“大學”始終有根深的執念。高考制度尚未恢復,她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便是,“等你們長大了,要讀大學。”當時的江西宜春的銅鼓縣城,“連老師都不大知道大學這回事。”
長女章南第一年參加高考,差三分上本科線。家里的男人們覺得女孩子讀中專是不錯的選擇,只有楊本芬一個勁堅持復讀,老師來勸,“出了窯的磚定型了,再復讀一年,也未必能取得更好的成績。”楊本芬聽后氣沖沖地對女兒們說,“我就不信,一個人才16歲,怎麼就定型了。”在母親的堅持下,章南復讀,一年后考入南昌一所重點工科院校,畢業后成為一名高校教師。
二女兒章紅自稱“小鎮做題家”,是學校里有名的尖子生,1986年考入南京大學,完成了母親和外婆未竟的“大學夢”。
為籌措女兒上學的資金,楊本芬與丈夫在院子里養豬——從汽車運輸公司扛來淘汰的舊車廂板,屋頂蓋海綿瓦,竹蔸一剖兩邊,綁在板子上當作食槽,到高考成績揭曉,兩只小豬長到八十斤,換來的錢給女兒帶去南京。
為生活所迫的處境,她從小就在體味。她和母親一般,如浮木漂泊,如野草柔韌。
《浮木》開篇,楊本芬講述故去的親人們,第一位是早夭的小弟楊銳,“漆黑的頭發長齊后脖子,黑珍珠般的眼睛……特別愛笑。”弟弟模樣胖手胖腳,卻“來得很不是時候”。
那正是饑荒的年代,一家六口擠在破敗的屋子里為糧食發愁,楊銳出生不久患上肺炎,咳嗽到第十九天,在姐姐懷里拱了拱身子,斷了鼻息。“弟弟在我懷里走的時候一歲,我十二歲;現在我八十一歲了,弟弟還是一歲。”而在當時,她沒有流淚,只為他擺脫饑餓感到解脫,“無須體會饑餓等于活埋的滋味”,日后生活有了余裕,卻越發感到錐心刺骨的疼痛。
楊本芬刺繡作品
活著為了講述
楊本芬為《浮木》第一章取名“家”,親人先后離開,留下她做記錄的人,這些人終于在書里“相聚”。
八十歲成為作家,楊本芬與人講故事卻可以追溯到半個多世紀以前。
29歲時,她開始在銅鼓縣城的運輸公司上班,日常最愛做的事便是到處找書,想盡辦法換回家讀——繡鞋墊、給襪子鑲底,殺雞招待客人……甚至在家務間隙伏在案頭抄書,讀得很“貪婪”,文字爬進腦海,她用自己的方式記憶和講述。
沒有電視可看的年代,入了夜,楊本芬的小房間便熱鬧起來,同事鄰里聚在一起聽她說起那些古老傳奇的故事——《七俠五義》、《聊齋》、《鏡花緣》、《紅巖》,還有她最愛的《安娜·卡列尼娜》……章紅是聽眾間的固定班底,端一張小板凳,把身體貼緊,喜歡把下巴倚在媽媽膝蓋上,“聽什麼都很入迷”。
楊本芬的書架
楊本芬的閱讀習慣也一直延續至今,關注多年的作家出了新書,她讀完覺得失望,不加掩飾地批評,“結構是斷裂的,怎麼會寫成這樣。”在公眾號上讀文章,不管寫得好壞,只要底下有“打賞”通道,她總要點進去花上一些錢,因為“無論什麼年頭,寫字總是不容易的。”
被她講述的人,也是渴望被傾聽的。早在讀書時章紅就采訪過外婆秋園,沒有錄音筆,她帶了小本子,到老家找一間小屋,托著腮聽外婆講述往事。外婆聲音柔和、思路清晰,章紅聽得入神,沒有立即記錄,老人便停下講述,張大眼睛問,“你怎麼不記了?”那次的采訪,章紅沒有看得很重要,回想起外婆當時的反應,她至今仍感到遺憾,“我覺得她是渴望講述的,她渴望自己的生命被看到。”
章紅歷歷在目的是外婆秋園穿著淺灰色立領偏襟棉布褂子,一手舉起蒲扇略擋住太陽,一雙裹了又放開的腳“咚咚咚”走在鄉村土路上,帶她們去走人家,每到一戶就飲上一杯豆子芝麻茶,茶里有鹽,炒過的芝麻噴香。晚年的秋園坐在女兒、外孫女家里看《天龍八部》和臺灣浪漫小說,把故事講給孩子們聽,一邊講述一邊感慨,“好好看咯,好好看咯。”離世前一年,身體日漸衰敗的她在家中招待后輩,告別時,拉著外孫女的手站在屋前曬坪上,手指向不遠處的山崖,“你要是早來一個月就好了,杜鵑花開得可好看了。”這個畫面定格在章紅心里,“外婆88歲,依然為我看不到杜鵑花而感到遺憾。”
直到《秋園》發布在天涯論壇后,她的生命終于被千萬人閱讀。
故事掛在論壇上的十七年間,章紅收到四面八方的網友留言,其中一位說自己也想記錄父親口述的往事,無奈父親敘述的內容細碎零散,他把握不住其中的脈絡和層次。讀到這個帖子,他仿佛回到聽父親講述過往的場景里,“一樣的水漫過來,一樣的苦味彌散著。”
《秋園》出版后,章紅設法找到這位讀者,對方卻告訴她,父親罹患阿爾茨海默癥,如今連孩子的名字都叫不出。這件事帶給章紅沖擊,“人們一直在喪失,記錄和書寫便是人類抵抗遺忘、抵抗喪失的方式,因為故事不經講述就是不存在的。”
一位讀者留言說起自己媽媽的寫作,“她最近也在寫點什麼……世上并不只有名人的巨流河或無愁河,每個人都有河,都可以寫,都能被看見。”
“媽媽平凡如草芥,早已湮沒于大地,只是我再也沒有想到,借助于我粗陋的筆墨,她的生平竟得以復活。”楊本芬在《浮木》的序言中這樣寫道,“而最令我欣慰的是這樣的聲音:看來我也要去聽外婆的故事,否則就要來不及了。 ”
疼痛的骨頭
“用筆趕路”的楊本芬唯一憂心的是,“沒有其他毛病,就是這個膝蓋痛把我打敗了。”
她的膝蓋已經疼了三年多。前年做了微創,疼痛卻加劇,再不敢輕易動刀。常年貼著膏藥,陣痛來襲,常常需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下樓也成了難事。
楊本芬偶爾在和女兒們的通話里委屈地哭,可有些事情卻還是要拖著疼痛的身體去完成。比如寫作,比如照顧年長七歲的老伴。
楊本芬在陽臺刺繡
寫的頻率不如以前了,但只要回憶上涌,她還是會拿起平板,坐在陽臺上那張熟悉的小桌旁,或半躺在書房的小沙發打字,興奮時一下能寫出四個故事。
楊本芬感到困惑,明明這些年記憶力衰退得明顯,前些日子才看的書便忘記名字,大部分內容也流水無痕,理不出思路,半世紀前的畫面、言語卻實在清晰。她能清楚地報出在運輸公司做調度員時處理過的數據——成都到長沙198公里,成都到南昌210公里……書里的人多已斷了聯絡,不知生死,說起來卻像剛剛在樓下打過照面,“李娭毑(《浮木》中提到的一個角色)你曉得吧,看過吧,”坐在餐桌邊談起舊時的鄉人,楊本芬放下筷子,半仰頭,表情忿忿,“你說這些人怎麼會這個樣子咯!”
在家庭里忍耐和照料的歷史遠比寫作悠久。早年間為了照顧兩個弟弟,楊本芬到十四歲才正式上學,最潦倒的時候從父親的手里接過木棍,和鄰家孩子沿路乞討;二十歲流落異鄉,遇見丈夫——舊官吏家的女兒和地主家的兒子,兩個年輕人帶著各自刺眼的階級成分,見過幾面便定下終身;抱著繼續工作讀書的念頭,婚后卻很快成為母親,照顧三個兒女,不到五點起來蒸飯,十多年中頻繁換著工作,卻從未擺脫灶頭鍋尾的瑣碎;到了晚年也難得清閑,日夜看護患有糖尿病和阿爾茨海默的老伴,忍住膝蓋的疼痛在屋內“跋涉”——移動時,一只手要托緊丈夫手肘,另一只手扶住他的后背,再借一根杵在前面的拐杖開道,五條“腿”靠在一起緩慢地挪。
而在其他時候,楊本芬總是覺得丈夫離自己好遠。相伴六十一年,她形容他,“是個好人,老實得不得了,對外人極好,對小孩極好,卻不曉得心疼我。”記憶里少有親密的時刻,早年間在南京過馬路,她主動過去牽老伴的手,卻被甩開,丈夫嘴里蹦出四個字,“各走各的。”別人稱呼她“小楊子”,丈夫有一連串簡單的音節可以用來代替名字,“誒”、“喂”……如果有孩子在場,這個問題便得到解決,他會轉向兒女,在他們名字后面加上一個“姆媽”的后綴,“去找你姆媽。”楊本芬回憶,有一次她在房間里聽到他這樣說,從房間里走出來,氣惱地回應道,“你姆媽來了。”丈夫瞪大眼睛說不出話來,這一幕讓她覺得“蠻好笑”。
所有的不滿也只抵達這一聲“蠻好笑”,“我模樣不錯,能說會寫,手腳麻利,也聰明,為什麼不值得他珍惜,不值得他愛呢?”楊本芬坐在書房的小沙發上,眼睛里有凄愴的顏色。嘗試交流也只是“對牛彈琴”,她感到困惑,但從來沒有想過離開,談話的時候會中途離開,“去看爺爺睡得好麼。”
在丈夫那里,楊本芬覺得自己仿佛是沒有名字的人,但有件事讓她印象深刻。前些年丈夫的言語和書寫功能衰退得厲害,有人拿出白紙來讓他寫家人的名字,他寫不出兒女叫什麼,只會寫“楊本芬”,不停寫,直到黑色的字跡爬滿一頁紙。
媽媽的困惑也讓章紅感到困惑,她自覺有一個接近完美的父親,“砍柴劈柴,種地種菜,賺錢養家,從無外遇,也不打罵孩子。”朋友聽完描述,夸她的父親是“那個時代的完美好男人”。章紅更加迷惘了,“但我媽媽不幸福,他不能滿足我媽媽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
這些家庭生活的細節都被楊本芬寫進自己的第三本書,涂涂為這本書取名《我本芬芳》,書籍預定明年夏天出版。身邊有人提出質疑,說家庭里的故事是私密的,何必要寫下來讓旁人知道,楊本芬卻覺得只要是真切的生活,便沒什麼好掩藏。團圓和美滿是真的,苦難和委屈也是真的,她從沒想過逃,也不肯放棄寫,“我就是要寫出來,管他的,就是要寫!”
楊本芬用平板寫作
對于楊本芬而言,寫作從來不是“出走”的征兆。“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是掛在嘴邊的話,她習慣付出,擅長忍耐,走過煙火灶臺的一生,到了暮年,只是手上多出一支筆來,幾頁紙完成后,原本的生活照舊。
曾經被一位記者問到“有沒有想過人生會有另外的可能”,她的回答是“沒得選”——當年身上帶了三塊錢,只夠到江西,去不了更遠,后來被下放農村,只能通過婚姻“挽救”生活。
“媽媽習慣忍耐,但要說真的沒有抗爭,似乎又不是,對她來說,寫作本身就是日常縫隙里的挽留和抵抗,不基于性別,只基于人性,她愿意寫,也能夠寫,便是好的。”章紅說。
至于那些傷痛,就像膝蓋下面那塊不安的骨頭,接下來的日子,她還要繼續行走。即便疼痛,也不停留。
責任編輯:彭瑋
校對:欒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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