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海派什麼意思

電影《馬路天使》和《十字街頭》劇照。都是以民國上海為背景。

電影《馬路天使》和《十字街頭》劇照。都是以民國上海為背景。

20世紀30年代，四大百貨公司雄踞南京路商業街。

圖/視覺中國

《打造消費天堂：百貨公司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作者：連玲玲

版本：啟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6月

《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作者：（美）盧漢超

譯者：段煉、吳敏、子羽

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上海作為最早的開放口岸，從一片幾乎被遺棄的沼澤一躍發展為遠東最大都市，其興起和發展過程是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縮影，是中國從閉關鎖國走向對外開放，從農業走向工業、從內需走向外貿發展的最重要代表。在民國時期的上海，既有所謂大人物的風云與榮耀，也有小人物的粗糲與感動。霓虹燈下與霓虹燈外共同組成了上海的繁華世界。不管是投機商人、政客權貴、知識分子、海外僑民，還是蘇北農民、街頭乞丐、黃包車夫，他們的雜居狀態本身就體現了上海的現代化。

1 地獄天堂

民國上海的興起與斷裂

1856年的一個春天，葛元煦，一位離家逃難到上海的蘇州貴族，在靠近南市的一個集市上閑逛。他看到了并置混雜在一起的許多陌生或者熟悉的事物，籠中的鹿豹、白鶴、孔雀與鸚鵡，菜攤上的椰棗、荔枝、蜜柑與葡萄，進口的草木蟲魚與巧克力，土生的人參與干果，還有鐘表與印章，玻璃球與佛珠，解剖圖與針灸圖……市場上看起來什麼都有，且大多有著音節繁多的外國名字，令人目不暇接。這番“奇觀”對一位傳統的鄉紳文人來說，無疑構成了巨大的震驚體驗。20年后，葛元煦憑著牢固的記憶寫下了一本影響深遠的《滬游雜記》。

上海，一向以奇觀聞名。作為近代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總是得風氣之先，煤氣、自來水、電話、電車、空調等西方新事物時時讓初來上海的人感到暈眩。但在宋代以前，在我國數不清的地方志名錄中是找不到“上海”這兩個字的，直到元代，作為蕞爾漁村的上海才作為一個縣設立起來。轉折發生在1843年，這一年的11月17日，清政府正式施行《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上海開埠。短短半個世紀，上海成為近代發展最快的城市，并一躍成為“東方巴黎”，不得不說是個奇跡。

葛元煦就是上海進入民國黃金歲月之前的奇跡見證者。這或許也要“歸功”于太平天國運動和小刀會起義，要不是戰爭，生于蘇州的葛元煦是不會來到上海的。1853年，太平軍占領了蘇州。許多蘇州權貴涌入上海避難。緊隨其后，發源于福建的小刀會在廣東人劉麗川的領導下于上海發動起義，建立“大明國”，此番動亂使得上海附近數千難民涌入外國租界。對此英國領事阿禮國采取強硬手段阻止。就在難民的抗外情緒急速升溫之時，一名英國商人找到阿禮國，向他陳述了不同的看法：接受難民無疑會造成一定的混亂，但如果拋開傳統的隔離制度，未來的利益將不可限量。阿禮國被說服了，這為上海帶來了一次關鍵性的轉折：華洋分居時代到此終結。從此，上海更加大膽地投入了現代化的大潮中。

可以說，上海是靠著移民繁榮起來的。截至20世紀20年代末，上海人中有85%是非本地人。人們因為利益的驅動和紛繁的戰爭來到上海，這一景象到1927年北伐后更盛。民國時期的上海容納了形形色色的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從流浪漢、農民、妓女到暴發戶、外交官、知識分子，成群結隊，雜居一處。來到上海的新移民為自己不僅做了“城里人”，而且成了“上海人”感到自豪。隨著上海漸漸發展成中國第一大都市，上海人也漸漸有了不同的意味。整個20世紀，“上海人”和“精明”差不多成了同義詞。

但這飛躍發展的背后是巨大的斷裂。在穆時英的小說《上海的狐步舞》中，開篇一句就是“上海。造在地獄上的天堂！”在上海，街頭分為富人的街頭與窮人的街頭，居所分為高貴的公寓和擁塞的陋巷，霓虹燈下的繁華與霓虹燈外的模糊不清共同織成了這個城市的經緯。

2 霓 虹 燈 下

令人迷醉的消費天堂

關于民國上海，最為著名的描述恐怕要數茅盾的《子夜》開篇：“太陽剛剛下了地平線……暮靄挾著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電車駛過時，這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時時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從橋上向東望，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暝色中，閃著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望，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Light，Heat，Power！”

茅盾大肆鋪敘了長驅直入的現代性所帶來的物質象征，從內地農村來到上海的吳老太爺，面對摩天樓、霓虹燈以及“一切顫動著的飛舞著的乳房像亂箭一般射到他胸前”的景象，由生理刺激到心理刺激，竟眩暈猝死，驚悚而亡。

吳老太爺之死是一個現代化的隱喻。它所折射的，是上海這架巨大的近代文明機器，對傳統秩序的切割與重組。而在這其中起到重要推手作用的，是商業利益。

1914年6月14日，七名來自廣東香山的男人每人拎著一個壇子和一個麻袋悄悄來到車流滾滾的上海租界。他們各自挑取了一個通向外灘的路口守著，目不轉睛地盯著過往行人，每過五個路人，就從麻袋里掏出一顆黃豆，扔進壇子。這是廣州先施公司獨創的黃豆選址法，領頭的是經理黃煥南，他受老板馬應彪委派來上海考察地段，籌建第一家百貨公司。最終他們選定了一處寶地，這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南京路。

有意思的是，為上海帶來戰亂的是廣東人，帶來繁榮的也是廣東人。先施百貨公司三年后正式開張，緊接著它的老對手、同是出身廣東香山的永安公司也循著金錢的味道而來，在南京路買了一塊地皮與先施隔路較勁。后來，黃煥南等人自立門戶，聯合朋友又籌資創辦新新百貨，1926年開業。又過10年，廣東的大新百貨也進軍上海。自此，南京路的四大百貨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足鼎立，形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南京路現象，形塑了民國上海的商業文明。

上海文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建立了發達的市民大眾文化，而這種文化則是建立在近代商業化的基礎之上。連玲玲在她的《打造消費天堂》中對此著意提了濃重一筆。四大公司為了在更大范圍內擴張它們的商業影響，采用了各種各樣的廣告方式，乃至占據夜的領地，霓虹燈便是突出的代表。1926年，南京路上首次出現“皇家牌打字機”吊燈廣告后，先施公司馬上跟進，將霓虹店牌懸掛到了公司大樓的頂端。霓虹燈勾起人的欲望，使人迷醉，使人不由自主地傾囊消費。

上海《大晚報》（1932年創刊）有位作者曾對霓虹燈有過如此描述：“還有一家百貨商店，大新公司，是在日夜的趕建中，在路的西端的第一家。從那在趕建中的大新公司向東望去，就看到它的競爭者，新新、先施和永安三公司，相對地站在那里向它逼視著，尤其在晚上，那三家公司不但在向那未來的小弟弟示威，甚至似乎還在同太陽爭勝，那樣地從屋子的每一角都在放著強大的光線，仿佛在說就是太陽從此以后不再來臨，也可從它們照明大地似的。”

現代雜志和畫報也是四大百貨公司商業廣告的重要部分。比如《生活周刊》5卷1期的封底就是“三星牙膏”的整版廣告。上海最有影響力的畫報類綜合刊物《良友》在創刊伊始（1926）就把封底版面全部賣給了“白金龍”香煙。最特殊的廣告形式或許是月份牌廣告和畫片，民國上海的特色之一便是商業與中西畫風聯姻的“月份牌畫派”的誕生。

在商品展示上，百貨公司也是用盡巧思。它們借鑒西方現代商業模式，在20世紀10年代開始普遍采用櫥窗陳列延攬顧客。櫥窗作為“商店的眼睛”，和霓虹燈一樣，誘惑著有錢與無錢之人的目光。據1930年3月《申報》刊登的一則趣事記載：一位丈夫走進新裝店，請求店伙幫忙把沿街櫥窗內的時髦衣服暫時取下，因為等一會兒他和太太會經過那家商店。

那時的許多上海市民，雖支付不起南京路的巨額花費，卻也將逛百貨公司作為日常重要的消遣。“逛公司”與“看電影”并列，成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摩登生活的重要表征。上海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街頭馬路的革命：跑馬場、舞廳、回力球場、影劇院、咖啡館、股票交易所、不斷翻新的汽車、現代百貨大樓……沒有一個中國城市曾面對如此眾多的新事物以及如此強烈的感官刺激。對于缺乏心理準備的人來說，上海街道有如迷宮，引發的是迷失與震驚的復雜體驗。無怪乎，作為視覺消費的“蕩馬路”成為上海市民最普遍的日常活動。

對此，金宇澄的《繁花》里有典型的描述。曾經處于戀愛中的梅瑞和滬生，他們的日常就是看電影、喝咖啡、逛公園、蕩馬路。蕩馬路尤其具有代表性。蕩完馬路后，滬生會先送梅瑞回新閘路的弄堂，自己再回到茂名路的洋房家中。這是當時幾乎所有上海小市民情侶的戀愛活動。

3 霓 虹 燈 外

里弄街巷里的市民生活

《繁花》里梅瑞家所在的弄堂是那種新式弄堂，比較安靜，上海稱“鋼窗蠟地”。而如果是老式石庫門前廂房，則吵鬧得多，“彈簧地板，一步三搖，板壁上方，有鏤空隔柵，鄰居罵小囡，唱紹興戲，處于這種環境，除非兩人關滅電燈，一聲不響，用太極靜功。”所以滬生有時會想，梅瑞無所顧忌的性格，或許是房子結構的原因。

的確，上海的住房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上海人的性格與鄰里關系。上海住宅一般分為三個等級：西式洋房、里弄住宅、棚戶。吳趼人在《新石頭記》中借薛蟠之口說，在上海，“除卻跑馬車、逛花園、聽戲、逛窯子，沒有第五件事。”但這是富人的日常，真正的上海眾生相不在霓虹燈下，而是集中在霓虹燈外的里弄街巷中。

弄堂房子始終是上海市民社會的微觀呈現，其雛形是太平天國時期成排建造的二層樓房。最具代表性的是石庫門里弄。根據最初的設計，一幢弄堂房子僅供一戶人家居住，但隨著移民的大量涌入和房價的飆升，許多二房東為了分攤房租負擔，會將房子拆租給不同背景的人群。所以一個道學先生很可能發現自己樓上住著個舞女，而一個左翼作家也可能和親政府的保守分子棲息在同一屋檐下。在夏衍的話劇《上海屋檐下》（1937）和鄭君里的電影《烏鴉與麻雀》（1949）中，都體現了這種雜居性。

里弄設計源于中國傳統，特別是庭院設計和四合院，其特點是沒有單門獨院，而是一連串的復合建筑。里弄里有各種各樣的公司、算命店鋪、餐館、診所、律師事務所、學校，甚至一些政府機構也設在弄堂里。上海有句俗語“螺螄殼里做道場”，便是用來形容石庫門房子的擁擠和多樣用途。滑稽演員楊華生和綠楊出演的戲劇“七十二家房客”，也是描述上海石庫門房子擁擠程度的同義詞。弄堂的房間都有一些美麗的名稱，比如前廂、后廂、閣樓、亭子間，但那些美的名稱正給人以相反的印象。盧漢超在他的著作《霓虹燈外》中寫道：“新的一天伴隨著兩輪糞車沿著弄堂滾動的隆隆聲開始。”

大多數時間，里弄鄰居之間是隔膜的，所謂“隔重樓板隔重山”，逃難上海的豐子愷常常覺得鄰居們的臉上有一種“不可侵犯的顏色”和一種“拒人的力”。不過，雖然擁擠的鴿子籠似的弄堂房子使得齊整的空間變得雜亂無章，卻也創造了一個共享的公共空間，不同社會地位和價值觀的人得以發生各種關系，正是在這種環境中人們學會了對異質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最低限度的寬容。在電影《新舊上海》（1936）中，這種寬容的習得得到了生動的展現。

夏夜在弄堂中乘涼是上海小市民的一大風俗。晚飯后走出酷熱窒悶的房間，帶著小凳子、扇子、席子、飲料瓜果，大家坐在弄堂里一起聊天，這是里弄中的“沙龍時光”，也往往是關系疏遠的鄰居相互交談的唯一機會。據說魯迅的《門外文談》就是1934年他住在上海里弄時夏夜閑聊的產物。文章這樣寫道：“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閣樓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里的校對員，有的是制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的筋疲力盡，嘆著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閑的，所以也談閑天。閑天的范圍也并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吊膀子，談三寸怪人干，談洋米，談裸腿，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

里弄里有許多叫賣謀生的小商販。在經常的定時交易的基礎上，居民與商販之間也會建立起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小販們每天準時在弄堂出現，已成為許多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幾乎所有賣餛飩小販的經營時間都是晚上8點到深夜1點，他們沿著確定的路線從一條弄堂走到另一條弄堂。當聽到“噗噗噗”或“篤篤篤”的聲音，老顧客準備好盛器和錢鈔在門口等著，或從窗口吊下一只裝著錢的器皿。顧客和小販之間的交易已不需要任何語言，甚至整年都不用打照面。小販收好錢，幾分鐘便盛好一碗熱騰騰的餛飩。對許多人來說，這已成為無法抗拒的夜間美味。

盧漢超在他的書里提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對住在石庫門亭子間里的年輕夫婦習慣在家里度過夜晚時光，丈夫在燈下閱讀，妻子在一旁織絨線。當餛飩的叫賣聲在弄堂里響起，妻子便會將兩只長筒襪系在一起從窗口吊下竹籃，里面放著鍋子和錢款。這是他們每天夜生活的固定項目。不幸的是，丈夫英年早逝，妻子在隨后的兩年里仍一如既往地買著餛飩以懷念她的丈夫，同時也不想讓小販失望。后來小販知道了這一情況，就再也不忍心做這筆買賣了。

4 新舊矛盾

摩登上海的另一層底色

在1937的影片《馬路天使》中，開頭有一連串紛繁變換的蒙太奇鏡頭，在極短的時間內呈現了上海都市的摩登性：霓虹燈、舞廳、廣告、大上海影戲院、遠東飯店、跑馬場、南京路百貨商廈、上海郵政大樓、沙遜飯店、兆豐公園、外白渡橋、海關大樓、中國銀行大廈、基督教堂、英人赫德爵士的銅像等等。在這段令人目不暇接的鏡頭后，攝影機先將焦點對準位于福州路和江西路路口的漢密爾頓公寓大樓，然后慢慢垂直下移，一直移到被沉重的建筑壓得不見天日的下層，然后跳出影片的主題字幕：“上海地下層,1935年”。這是關于上海的一個絕妙隱喻。在城市繁華投射出的令人眩暈的光影映照下，普通百姓的生活顯得模糊不清。然而，正是這些為數眾多地位普通的人們構成了上海最為耐人尋味之處。

許多研究者都曾指出：上海的日常生活遍布著矛盾的情緒。這種矛盾體現在方方面面，既有靈與肉的折磨，也有激進與退讓的沖突，更有現代與傳統的交織。

上海的中元節說明了這點。根據傳說，饑餓的鬼會在陰歷七月出現，為了確保世界和平，鬼理應受到尊重。圍繞這一節日的活動通常要持續兩三個星期，上海各階層都會參與其中，以致到處都有一種“幽靈般的喧囂”。在街道的拐角處，弄堂的入口處，隨處可見寫著“天下太平”等字樣的招貼紙。這一活動被稱為“太平公醮”或者“盂蘭盆會”。其目的在于補償餓鬼，讓它們的靈魂從地獄和煉獄中解放，讓和平降臨地球。

與此構成有趣呼應的是上海小報。民國時期，上海曾發行小報千種以上。在各種旋生旋滅的小報中，游戲場小報處于尤為特殊的地位，其繁榮與上海近代娛樂業的興替密切相關。周瘦鵑為先施公司主編的《先施樂園日報》就頗具代表性，亦體現了一種獨特的處世觀。該報為四開四版日刊，除小說、翻譯、詩詞、劇本、游記等文學藝術作品外，還會登載大量話體批評著作。這些詼諧之筆、游戲之文為讀者所呈現的，不是作為教化工具的娛樂，而是被改造為娛樂的“世界”。永安公司推出的《永安月刊》也是上海商業文化的一個值得研究的奇特現象。《永安月刊》出版期間，歷經兵荒馬亂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但在這份以培養生活品位為宗旨的雜志，卻幾乎嗅不到硝煙味，以致遭到部分愛國分子的撻伐。

這些或許會使人想到“海派”。作為一種時代現象，海派早已超出了文化上的意義，進而指稱一種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而該詞與文學聯系起來，也不過是民國才有的事。“鴛鴦蝴蝶派”小說是最早的“海派文學”，它們講求娛樂性，以愛情故事為主線，雖然頭腦清醒一點的讀者也能從中發現某種社會和道德價值。這些大受鞭撻的鴛鴦蝴蝶派作品在民國早期的上海文學界幾乎處于絕對主導地位。

上海左翼文化背后的鴛鴦蝴蝶心態與上海市民在現代化改造背后對民間傳統的暗暗傳承有著某種精神的一致性，與這個城市的今夕過往也密切相關。對于和平的深層渴望與日常生活的志趣緊緊聯結在一起，構成了摩登上海的另一層底色。上海是革命的，也是改良的。

1926年，曾經周游世界的作家赫胥黎見到上海時說過這樣一段話：他從未見過任何一座城市像上海那樣具有如此豐富的人性化內涵，上海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這樣說，舊上海具有柏格森所說的那種蓬勃生機，并用一種赤裸裸的方式表現出來，也就是說，是一種不受限制的活力。上海就代表了生活本身。”

撰文/新京報記者 楊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