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聽到“工匠精神”這個詞，我立刻想到的，就是郭葆昌。他督造的洪憲瓷登峰造極（福開森評價為“近代最優美之瓷器”），他監制的《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后文簡稱《名瓷圖譜》）因裝幀之品位高雅、印制之精良不茍，被譽為“民國第一書”。從他的作品里，我們能看到他對美感的熱烈追求。而且他絕非坐享其成的空頭指揮家。制瓷器時，他是“于制造瓷器之工作，如取土練泥調釉以及上釉繪畫諸事，均一一詳細調查，至與工人畫手同起居，是以洞悉彼等藝術內之秘訣”（福開森《悼觶齋先生》）；印書時，他是“書之紙由郭君本其經驗指授方法，就原產地江西鉛山縣與福建崇安縣交界之分水關內外選匠督造，其料為新發嫩竹，紙簾按書頁大小特制，系依南唐澄心堂造法，砑花于上下端，并標明‘觶齋制’字樣。紙質無論在何氣候中，皆能歷數百年而不變，且砑印若干次，而紙面愈見光澤，一無損傷，故于彩印最為相宜”（同上）。
《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一
《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二
《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三
《名瓷圖譜》印出后，《許寶蘅日記》1932年1月1日記載：“郭世五來，以所印《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見贈，項氏原譜系彩畫，英人得李氏摹本，曾經影印，世五亦有李摹本，加以校正，以彩色印之，首列釉色名品表，其所用顏料雖多取外國而亦參以中國之品，惟白色以硨磲研粉和以珠粉制成最為精美，其紙亦于閩贛間定制，不知者或認為外國品，而外人則以為彼所不及，此冊經歷二年有余始印成，靡款十八萬元有奇，購機制紙，教授工作，皆世五精心獨選，可謂中國印刷開創者，外人頗重視之，恐國內尚少知者，每冊售價三百元，余以題寫封面，得享此厚饋。”《劉半農日記》說：“赴孟端胡同鄭瑞生家之宴。見所藏郭世五影印項子京古瓷圖譜，印刷之美，雖未必絕后，要之空前。然書僅一冊，而賣價至三百元，猶說賠本，亦何苦來。”可見此書之精美，令人震驚。
而該書定價三百元，尚且賠本，確實匪夷所思。關于該書的印數，之前一直沒見到有說服力的史料。直到去年年底在保利公司的秋拍上，出現一通郭葆昌的觶齋書社致日本書店的代售書信，其中明確說道：“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印五百部，每部定價華幣三百元；凡書店代銷者實收八扣以二成為代售負責酬金。如在本社零購者，仍照定價無扣。此中國售書規章也；貴國代售書店一同上項待遇；歐美各國購定者已三百余部矣。”
郭葆昌
五百部乘三百元，是十五萬元。距離成本十八萬元（如果郭葆昌沒有夸大的話）確實尚有三萬元的虧損。而三百元的定價，以及十八萬元的成本，在該書出版的1931年是個什麼概念呢？
當時書店里銷售的普通書，比如同樣出版于1931年的徐志摩詩集《猛虎集》，平裝本定價是七角，精裝本一元。根據鄧云鄉的文章《六十年前北京人經濟生活雜述》：三十年代前期，小學校長月薪一百元；北大清華畢業生起薪八十元；北京一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六元房租（可租三間廂房），可維持小康水平。可見一本《名瓷圖譜》的定價維持一個小康之家一年的生活費毫無問題。
而成本十八萬元更是個驚人的數字。我們知道，1928年傅斯年懇請中央研究院買下李盛鐸藏明清檔案（即所謂八千麻袋），只花費了一萬八千元。1929年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收購陶湘藏各類叢書五百九十一種，二萬七千多冊，也不過三萬一千元。也就是說，郭葆昌在這部書上的投資，足以買下以上所有珍本，尚綽綽有余。這是真正的不惜工本。
根據聶婷著《福開森與中國藝術》，《名瓷圖譜》的出版得到了福開森經濟上的支持。福開森于1929年剛剛以七十萬元的價格出售了他在《新聞報》的股份，因此他的手頭變得非常寬裕。而他出售股份的時間點恰好與他跟郭葆昌決定合作出版《名瓷圖譜》的時間點一致，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巧合。
觶齋先生做任何事皆追求極致。如此，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并不以收藏書畫見長的郭葆昌卻能將書畫藏家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中秋貼》和《伯遠帖》收入囊中（1951年，此二帖由國家出資三十五萬港幣從郭氏后人手中購回，歸故宮博物院收藏）。
印《名瓷圖譜》用的“觶齋紙”，后來也成了書林名物。人皆以能用觶齋紙印書為榮。如1939年輔仁大學部分教授為慶祝陳垣誕辰六十周年所印的《陳援庵先生六十壽序》，“序屏寫成后，援師稱贊文與字俱精美，為答謝同仁盛情，特用觶齋（郭世五特制）宣紙石印成冊，每頁一幅，前后加素白扉頁，香色染宣封皮，絲線裝訂，印數百冊，饋贈親友”（劉乃和《淺釋援師六十壽序》）。
《名瓷圖譜》書后有郭葆昌和福開森各自的齋號“觶齋”和“觀齋”兩方印。其中“觀齋”一號來自福開森收藏的《大觀貼》卷六。
參與《名瓷圖譜》編輯出版的，除了郭葆昌和福開森以外，尚有數人，似乎都已湮滅無聞，在此簡單說兩句。
負責文字校訂的是張允亮，字庾樓。版本目錄學家，曾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兩廣總督張人駿之子，娶袁世凱長女袁伯禎。吳小如撰《我與北大圖書館》，說三十年代時“有關古籍版本目錄之學的鑒定和分類的知識，我總是去找洪憲皇帝袁世凱的駙馬張庾樓老人請教”。
承擔雕印之責的褚克明，字聘三，奉賢人，光緒末年受公派留學日本，進日本帝國紙幣局學習印鈔技術。回國后在白紙坊北京印鈔廠的前身——大清度支部印刷局任工務科長。民國后留在原處——改了名的財政部印刷局繼續任工務處處長。郭葆昌在印制《名瓷圖譜》時，沒有選擇把印務托付給印刷廠，而是親力親為。他從德國進口了印刷設備，在自己秦老胡同十一號的大宅里辦起了印刷作坊，并從印鈔廠請來褚克明這樣當時印刷業的頂級人才擔綱。這樣他就能把控印刷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盡量追求極致的效果。
負責繕寫的是邵循慤，其祖父邵積成與張人駿是同治戊辰科的同榜進士，曾出任四川學政。邵循慤因病早逝，娶張人駿孫女張象璥，即張愛玲《對照記》中提到的比她大十三歲的“妞大姪姪”。但張愛玲說“妞大姪姪嫁給一個肺病已深的窮親戚，生了許多孩子都有肺病，無力醫治”。窮親戚一說恐不能成立。
當然，這部書出版不久，其依據的原本就被伯希和撰文論定為偽書。伯希和文后來由馮承鈞譯為中文。福開森還寫了文章論辯，當然完敗。但我曾經讀到揚之水著《古詩文名物新證合編》中《說“事兒”》一篇，在解釋“穿心盒”的樣式時，引用了《名瓷圖譜》中著錄的“明宣窯祭紅穿心合”，并在注文里說：“福開森《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圖七五，觶齋印書社1931年。按此書雖然今人多疑其偽，但穿心盒原有此式確是不錯的。”可見此書內容也并非一無可取。
觶齋賀年卡
觶齋致日本書店信札
郭葆昌從一個沒受過良好教育的農家子、古董鋪學徒，一躍成為頂尖的收藏家、鑒定家（被聘為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并參與了民國時由官方組織的幾次重要文物鑒定活動），并創造了近現代制瓷業的巔峰，不可謂不傳奇。然而關于他的生平記述，卻頗為含糊。
比如他十四五歲從河北定興來到北京后最初的經歷，有多種不同的說法。他的外孫馬常說他在“北京西華門古玩鋪學徒”。曾跟他多有來往的周肇祥說他出身“西四牌樓乾元亨掛貨鋪”。曾受他指導的傅振倫說他在“東四某古玩鋪為學徒”。晚一輩王世襄的說法則是“西城羊市大街古玩鋪學徒出身”。其中王世襄和周肇祥所說的地點較為接近。
而關于他去世的時間，也眾口不一。馬常說他1942年因胃癌去世于德國醫院。傅振倫撰《郭世五先生傳》說是1940年。王世襄的說法是約于1935年前后逝世。陳重遠則說是1940年秋季。這幾種說法都不對。最近查到1941年4月出版的月刊《中國公論》第五卷第一期上，有兩篇總題為“悼觶齋先生”的文章。兩位作者都是他的摯友。一位王蔭泰，一位是福開森。王蔭泰的文章注明寫于3月10日。從文章開頭的語氣“於戲！郭觶齋先生不幸亡矣！”判斷，顯然是聽到郭的死訊不久所寫。緊跟在王文后面的福開森悼文則說“于星期二晚間已安然長辭人世”，也有同樣的意味（福開森在文章中把郭葆昌和去世不久的英國著名收藏家尤摩甫帕勒斯并稱）。把兩篇文章編排在一起，我想應該是該雜志聞知郭葆昌死訊后，緊急約稿刊發的。查1941年3月10日之前的最后一個星期二是3月4日。所以，郭葆昌去世的日期很可能就是這一天。又，1943年3月13日《新天津畫報》刊登署名“介白”的文章《定興郭葆昌先生》。說郭“前年以胃病險惡居德國醫院”。也可佐證去世時間為1941年。文章且說郭葆昌臨終前作者曾前往探視。“告以平生所執行‘不為天下先’論，純為客氣。青年應鼓勇前進，‘競為天下先’，以作臨別贈言。既逝，遺囑愿將所有古器，送交故宮陳列，惟以‘不許出國’為條件”。幾年前出版的《許寶蘅日記》本應對郭的去世記上一筆，因許和郭來往很多，許且曾為《名瓷圖譜》題簽。但很可惜，許寶蘅的日記從1933到1943年的部分，因“多有殘缺”，日記出版時未能收錄。
郭觶齋的發跡除了自身的天賦與勤奮，當然得益于袁世凱的賞識。王蔭泰文中說他“居京師好客，喜交游，日與諸公貴人游，飲酒歌呼，尤強力喜事，諸貴人或有賓祭期集，屬之，咄嗟立辦，蓋有能吏之材，項城袁公深賞識之，民國初，袁公當國，長公府庶務司，旋簡放九江關監督兼管景德鎮窯務，洪憲帝制將舉大典，先生所督造瓷器，實為近代瓷器之絕品”。關于他辦事的機靈變通，也有很多佚聞流傳。前人多有述及，在此不再贅述。
張伯駒《春游瑣談》里說他“極機警干練”，“其人與遭遇，使胸有翰墨，亦高士奇一流人物也”。而他的個性，也的確是霸悍凌厲。外孫馬常回憶說：“我甚至害怕上他的飯桌。今日高級餐廳里已普遍應用的旋轉桌面，60多年前在他家飯廳中就已經擁有。但我對那些轉來轉去的碗盞，總是不敢舉箸。一是擔心‘不會吃’那些怪里怪氣的山珍海味，一旦露‘怯’，要遭他笑罵；二是我極不情愿使用那極細又極沉重而且用細鏈子連在一起的銀筷，我曾用那玩藝夾鴿蛋掉在地下卻遭過外祖父的斥罵。”又如《程硯秋日記》里說：“至德國醫院烤電，李昆山君談郭世五性情特別古怪，常吃飯掀桌罵人等等，可與尚小云、三兄并美。”可以想見，在其嚴厲目光的督責之下，那些為他工作的匠人不敢不全力以赴。
《名瓷圖譜》我后來當然也買到了一部，算是了了心愿。有一次在一書商家還見到一部有郭葆昌簽名的《故宮辨琴記》，講他與福開森、馬衡、鄭穎孫等人到故宮鑒定宋代廣窯修身理性琴的事情。我眼前不禁一亮，可惜這位朋友不肯割愛。還好，不久又在境外網站買到一部觶齋印的《瓷器概說》。該書也用觶齋紙印，中英雙語，由郭氏專門雇的寫手河北冀縣人魏翼卿繕寫。這部還是郭葆昌簽名送給日本著名的博文堂老板原田悟朗的。原田悟朗與其父親原田實兩代人是大正、昭和時代日本古玩界的活躍人物，是中國古玩商與日本方面做生意的重要中介。
《瓷器概說》
《瓷器概說》郭葆昌簽名
又回憶起，非典前后，我剛開始買舊書時，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一部《名瓷圖譜》。一天下午，去孔夫子網老板和老師府上拜訪，說起此事，他不說話，笑了笑，轉身從里屋有點吃力地抱出一摞開本、厚度一模一樣的書。仔細看去，竟全是《名瓷圖譜》，至少有七八部。從此我便懂得，寒士如我，妄議“藏書”二字，不過為紛紜塵世徒增一笑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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