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亥癸卯己酉壬申八字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去年于西咸新區秦漢新城龔東村發掘唐代元大謙、羅婉順夫婦合葬墓一座曾引起較大反響，該墓出土墓志兩合。墓志所載內容對研究北魏皇室苗裔的傳襲，唐代皇室成員姻親狀況多有補益。其中羅婉順墓志由顏真卿于 39歲時書寫，提供了研究其早期書法風格的珍貴實物例證。現將相關內容考釋如下，以饗讀者。

元大謙、羅婉順夫婦墓志

羅婉順墓志（局部），書者為顏真卿

一、墓主夫婦家系及生平

元大謙，字仲和，河南洛陽人，“后魏昭成帝子常山王之七代孫”。后魏昭成帝，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祖父，名拓跋什翼鍵，拓跋珪稱帝后追封帝號為昭成，廟號高祖。《魏書》載“常山王遵，昭成子壽鳩之子也”，拓跋遵于道武帝天興元年夏四月封常山王，天賜四年被賜死，葬以庶人禮。拓跋遵之子拓跋素于“太武初，復襲爵”，此后又由拓跋素之子陪斤襲爵，但“坐事國除”。也即北魏初年的常山王至少有三代，志文所稱為哪一代常山王？拓跋遵當為拓跋什翼鍵之孫、拓跋壽鳩之子，但志文記拓跋遵為拓跋什翼鍵之子。從北魏立國相距唐開元年間已近 300 余年，是否存在墓主對自己家系有誤記的情況？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考察其它相關材料。

河南洛陽作為北魏首都，曾出土過大量元魏宗室成員的墓志，其中不乏常山王直系后代的材料。

墓志中常山王有三種稱呼，分別為常山王（元德、元引、元誕、元侔、元昭）、常山康王（元保洛、元侔、元昭、馮邕妻元氏）、常山簡王（元昭）。元保洛、元侔、元昭、馮邕妻元氏墓志中稱常山康王名諱為“素連”或“連”，其官爵、謚號均與文獻記載的拓跋遵之子“素”相符。元誕之父為定州刺史，公爵，謚號簡。與元昭之父應為同一人，爵位不同對應了文獻中陪斤因事除國的情況。元昭墓志中的常山簡王文獻未見，但元昭為陪斤之子，所以陪斤當為第三代常山簡王。在元侔和元昭墓志中凡提及常山王必以謚號作為區分，而元誕墓志中提及前兩代常山王時則以官職與輩分稱呼加以區分，所以首代常山王拓跋遵應當沒有謚號，或者謚號不佳，志文中為尊者諱便不再提及。

元侔墓志所載代系最詳，其中元侔五世祖“受久”當為“壽鳩”的同音異寫，其它墓志雖未曾出現壽鳩或受久之名，但從代系推演上亦可佐證。元暉為昭成皇帝六世孫；父為冀州刺史、河間簡公。元侔祖為平南將軍、冀州刺史、河澗簡公，諱於德；父為鎮遠將軍、光州刺史，諱悝。《北史》載拓跋素之子德“封河間公，卒于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德子悝，潁川太守，卒于光州刺史”，則“德”即為“於德”。此外，馮邕妻元氏之父為司空文獻公，《北史》及本人墓志中均載元暉死后追贈司空公，謚號文憲公，則元氏之父應為元暉。故屬於德一脈的就有元暉、元侔、元悛、元愔、元氏五人，其中元悛、元愔為昭成皇帝七世孫，自受久（壽鳩）至元悛、元愔恰為七代。而元氏志中“昭成皇帝之曾孫常山康王之長孫，司空文獻公之女”一句應理解為司空文獻公（元暉）是昭成皇帝的曾孫—常山康王（素連）的長孫。此外，山西省大同市出土的元淑墓志也明確記載元淑為“昭成皇帝曾孫，常山康王第廿五之寵子”。所以素連與昭成皇帝之間相隔兩代人無誤，受久（壽鳩）作為昭成皇帝之子是確實存在的。

元大謙之父為元武干，《元和姓纂》載“常山王壽鳩生遵。遵生素達。素達生羽鄰、忠、倍斤、尉、貨敦、菩薩、淑。”“菩薩，趙郡王 ；孫裕，生武榮、武干。……武干生大簡，陜州長史，女為讓帝妃，贈少師。”元大簡的情況與本次發掘一同出土的元大謙侄子元自覺墓志（資料另刊）所載完全相符，元大謙與元大簡為兄弟，同屬菩薩一脈，元裕與墓志中的元興或為同一人，可能是名與字混用的結果。如元侔墓志中稱拓跋遵字勃兒（兜），元昭墓志中就以字代名，直稱“曾祖兜”。如此以《元和姓纂》結合墓志推演代系則為：壽鳩—拓跋遵—素連—菩薩—元乾曇—元興（裕）—元武干—元大謙，與墓文所記“常山王之七代孫”相符。但出土北魏年間墓志和文獻中均無壽鳩為常山王的記錄。筆者判斷志文所記家系無錯，只是由于年代久遠，在當時將壽鳩追記為常山王。

志主的曾祖元乾曇、祖元興、父元武干在正史內均無記載，北朝時期官員冗濫，志文內所述官職也不一定確實，但從中仍能獲得一些信息。元乾曇為“魏金紫光祿大夫、御衛大將軍、東雍州牧、趙平郡王”。東雍州原為北魏初置，轄今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一帶，太和年間廢，孝昌二年在今關中東部的華縣、韓城、合陽、華陰、大荔等市縣一帶又重置東雍州。北魏分裂后，東魏天平初年在山西、河南境內復置東雍州，西魏則沿襲陜西境內的東雍州至廢帝改為華州。因元興是隋官，其父元乾曇生活時代不可能在北魏初至太和年間。而北齊天保十年高洋大誅元氏后裔，“自昭成已下并無遺焉”。所以元乾曇極大可能活動于在北魏孝昌二年后至西魏時期，屬于跟隨武帝入關的宗族之一。

元興為“隨使持節、青衛恒定四州諸軍事、四州刺史、涼川郡國公”，國公為開皇初年定九等爵中第三等。元武干為“左監門衛中郎將、上柱國、朔方縣開國子”。隋及唐初原稱左右監門府，龍朔二年改府為衛，設大將軍一人，將軍兩人分管左右，又各設中郎將四人“分掌諸門，以時巡檢”，“左監門將軍判入，右監門將軍判出”。開國子為唐代封爵第九等，也是最低等。元武干有兄弟元武榮，在永徽五年萬年宮銘中有“前汾州刺史柱國蘄春縣開國伯臣元武榮”的題名。由此可見，元武干應主要活動于唐太宗、高宗時期。其家族雖然逐步削低貴族爵位，但又始終維持著中級官員的身份。

志主元大謙生于龍朔元年，延載元年入仕任“姚州都督府錄事參軍”。姚州都督府屬劍南道，位于今云南省西北部一帶，屬下等，設從七品上錄事參軍事一人，“掌付事句稽，省署鈔目，糾彈部內非違，監印、給紙筆之事”。神龍二年轉任“隴州司倉參軍”。隴州屬關內道，位于今陜西汧水流域及甘肅華亭縣地，屬上等，設從七品下司倉參軍一人，“掌倉廩、庖廚、財物、廛市之事”。“唐元年，特勅遷右驍衛長史”。開元十九年的王墓志載“至唐元年六月廿四日，睿宗皇帝即位”，故唐元年即睿宗景云元年。《新唐書》載“（景云元年六月）甲辰，安國相王（李旦）即皇帝位于承天門，大赦，長流、長任及流人未達者還之。賜內外官階、爵”，元大謙遷為右驍衛長史應與此有關。右驍衛為關中府軍十六衛之一，設從六品上長史一人，“掌判諸曹、五府、外府稟祿，卒伍、軍團之名數，器械、車馬之多少，小事得專達，每歲秋，贊大將軍考課”。“開元五年，拜絳州龍門縣令”。絳州龍門縣屬河東道，位于今山西省西南部，唐代諸縣分七等，龍門縣為第三等望縣，縣令官階應在正六品上或從六品上。開元六年志主死于任所，享年 58 歲，追贈朝議郎（正六品上階文散官）、上護軍（比正三品勛官）。

羅婉順，字嚴正，河南洛陽人，本姓叱羅，鮮卑人。“其先后魏穆帝叱羅皇后之苗裔”，《魏書》稱“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如此可補史闕，穆帝皇后為叱羅氏。

羅婉順的高祖羅昇、曾祖羅儼、祖羅福延、父羅暕均無史載，其中羅儼娶唐金明公主為妻。在西安市長安區發現的羅四無量墓志可與本志相互印證，羅四無量為羅婉順姑祖母，志載羅四無量為羅儼與金明縣主所生，金明縣主為鄭王之女。鄭王李元懿為唐高祖李淵之子，任官于太宗、高宗兩朝，死后陪葬獻陵。唐代親王女稱縣主，羅婉順墓志中稱縣主為公主，應當是溢美的修飾之詞。

羅婉順八歲喪母，“一紀”后似其父亡故，一紀可指四年、十二年、三十年乃至六十年不等，但結合下文推斷，應指四年后。她在“才逾卝年”之際嫁于元大謙，“卝”為兒童將頭發束成兩角之貌，指代未達及笄之年。羅婉順八歲喪母，十二歲喪父，守孝三年后為十五歲，此后出嫁，與墓志所載相合。其后羅婉順長兄又亡故，她出資將兄長安葬與父母墳塋之側，但墓地何處不可考。她與元大謙育有七子，除志文中出現的嗣子（長子）元不疑和同時發掘可證的第三子元不器（資料待刊）之外，其余不可考。

天寶五載，志主死于長安城義寧坊宅邸，享年四百五十甲子，一甲子為六十日，則 450甲子約為 75 歲。義寧坊位于長安城西北部，屬長安縣轄，位于朱雀街西第五街，街西自北第三坊，臨近郭城的開遠門。本名為熙光坊，隋恭帝楊侑義寧元年改為義寧坊。坊內有化度寺、積善尼寺、波斯胡寺、尚書右仆射戴至德宅等。

有學者認為唐代歷注自開元十七年推行僧一行的《大衍歷》開始由簡而繁，羅婉順墓志中記載日期之法較元大謙墓志繁復甚多，也提供了佐證。志主亡故之日應斷句為“天寶五載景戌，律中沽洗、日在胃、建壬辰，癸丑朔，丁巳，土滿”，其中“景戌”是天寶五載的紀年干支，應為丙戌，為避唐世祖李昞諱而改；“律中沽洗、日在胃、建壬辰”均指三月，“癸丑朔”指當月初一為癸丑日；“丁巳”指事件發生的真實日期；“土滿”指歷書上的注解，可能有輔助擇日的作用。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天寶五載三月朔日正為癸丑日，以此推算，則志主亡故之日為天寶五載三月初五。同理，志主葬日斷句為“天寶六載丁亥，律應夾鍾、日在奎、建癸卯，丁未朔，己酉，土破”，即為天寶六載二月初三。

羅婉順墓志書者為顏真卿，文內自稱為長安縣尉

羅婉順墓志書者為顏真卿

二、墓志撰文者

兩合墓志的撰文者均為汝陽郡王李琎。李琎是讓皇帝李憲長子，兩唐書有傳，史稱其“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封汝陽王，歷太仆卿”，《舊唐書》又稱“天寶初，終父喪，加特進。九載卒，贈太子太師”。寫于開元六年的元大謙墓志中李琎自述為“外侄孫光祿大夫行秘書監柱國汝陽郡王琎”，至天寶六載的羅婉順墓志中則自述為“外侄孫特進上柱國汝陽郡王琎”，與史載相符。元大謙墓志則證明其至少在開元六年任秘書監，補充了他的仕宦經歷。光祿大夫（從二品）、特進（正二品）均為文散官，柱國為從第二品勛官。秘書監為秘書省主官，從三品，“掌經籍圖書，監國史，領著作、太史二局”。

李憲死后追冊為皇帝，“贈妃元為恭皇后，葬橋陵旁”。按《元和姓纂》載，“（元）武干生大簡，陜州長史，女為讓帝妃，贈少師”，則李憲妃元氏是元大謙的侄女，所以李琎自稱為志主二人的外侄孫。由于元大謙和李憲的特殊關系，或能解釋其為何享有逾級的墓葬規格。

從文獻記載上看李琎在政治上沒有特殊建樹，只是善飲酒、懂音律。他“與賀知章、褚庭誨為詩酒之交”，“（李白）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人’”，民間雜史則稱其善羯鼓。

玄宗登位后，改興慶坊宅邸為興慶宮，內建高樓，周邊環繞寧王、申王、岐王、薛王宅邸。史稱“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縱飲，擊毬、斗雞、馳鷹犬為樂，如是歲月不絕。”雖然史書稱此舉為“天子友悌，古無有者”，但這無異于將諸王放在眼下時刻監視，諸王終日游樂以示并無染指帝位之心。雖然李憲堅決地辭讓帝位，但他作為睿宗嫡長子在儒家倫理上具有天然的繼承法理，在政治斗爭中不排除有心者利用他策劃陰謀。“時太平公主有丑圖，姚元崇、宋璟白帝，請出憲及申王成義為刺史，以銷釋陰計”，所以“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李琎作為睿宗嫡長孫，不免會被視為潛在的競爭者，勛爵雖高但不曾出任重要的實權官職，寄情于詩酒游樂之間而不問政事，或許是對自己最好的保護，也是玄宗樂于看到的結果。

羅婉順墓志

三、墓志書丹者

元大謙墓志書丹者為志主侄孫元豫，史書無載。他的書風融入行草，運筆流暢灑脫，字形秀美而端正。唐代是我國書法藝術蓬勃發展的時期，涌現了大量書法名家，其中有不少滄海遺珠，元豫的書法當屬此例。

羅婉順墓志書丹者為顏真卿，他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政治家，也是最為重要的書法家之一，宋人蘇軾曾言“詩至于杜子美 , 文至于韓退之 , 畫至于吳道子 , 書至于顏魯公 , 而古今之變 , 天下之能事盡矣”，至今關于他的各類研究著作不勝枚舉。顏真卿所遺書跡以傳世碑刻為主，陜西省碑林博物館藏顏真卿書碑七塊均為其四十歲以后寫就，此時“顏體”已經成形，一直以來都是國內外書法學習之楷模。唐殷仲容夫婦墓中出土有顏真卿姑祖母顏頎墓志，研究者認為顏氏家族與殷氏家族世代通婚，殷氏家族的殷令名、殷仲容是隋唐時期的著名書法家。顏真卿或許首先受到了他們的家學熏陶，其后又得張旭傳其筆法，逐步形成了自己書體風格。顏真卿早年書跡目前僅見河南洛陽開元二十九年王琳墓志、偃師天寶八載郭虛己墓志及天寶六載羅婉順墓志三例。通過比對不難發現，上述三塊墓志的書風與后世習練的顏體頗有不同，但這也恰恰反映了顏真卿書法風格動態的形成歷程。

朱關田在《顏真卿年譜》中認為天寶五載四月間，顏真卿被舉薦為長安縣尉，而在天寶六載春、夏之時自長安縣尉遷為監察御史。羅婉順墓志上顏真卿自述為長安縣尉，證明他調任監察御史是在寫成墓志的天寶六載二月以后，與朱關田推測相符。

縣尉一官自秦漢已有，掌管縣境內抓捕盜賊、糾察不法之事，唐代京縣設縣尉六員，從八品下。上文已述志主家宅在長安縣轄的義寧坊，但元大謙早在開元六年亡故，他的兒子們也無官身，所以顏真卿不可能與他們家族在職場上有所交集。筆者分析顏真卿是受到李琎的請托。據元大謙墓志，開元六年時李琎為秘書監，而開元五年、六年間顏真卿舅氏殷踐猷授秘書省學士，負責勘正典籍，其后在開元二十四年顏真卿授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雖然相隔十余年，但甥舅二人先后在李琎曾任主官的機構任職，顏真卿和李琎有極大可能性是相識的。雖然當時顏真卿只是一介縣尉，但他在二十六歲就能登進士第甲科，又娶一等氏族的京兆韋氏女為妻，可謂是前途無量，想必李琎也是看重了他的才學與門第，才請托其為自己的舅祖母書寫墓志。

元大謙、羅婉順夫婦墓出土陶人俑

四、墓志載葬地所反映相關問題

志文記述元大謙葬地為“京兆府咸陽縣武安鄉肺浮原”。唐代咸陽縣下轄二十鄉，至宋代名稱留記僅五云鄉、長陵鄉等，其余不明，從以往發現唐代墓志鄉名則有奉賢鄉、杜尤鄉、渭陽鄉、延陵鄉、義陵鄉、武安鄉等(表一)。

《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中對咸陽北原上西漢帝陵名位的認識比較準確，上文中長陵鄉、延陵鄉、義陵鄉均當與西漢諸帝陵有關。以此推論，在咸陽縣境可能還存在以其它西漢帝陵命名的鄉里，且分布位置當在各陵周邊。賀蘭敏之墓志出土地點指示奉賢鄉所處位于今秦漢新城周陵街辦一帶。《長安志》載“唐代祖元皇帝興寧陵。在縣東三十五里五云鄉”，興寧陵在今秦漢新城正陽街辦后排村北。而在其東部約 1 公里的柏家咀村附近曾出土北周郭生墓志，其中稱葬地為“咸陽午云之原”，這可能是“五云”的異寫或鄉名的淵源。《括地志》載“渭陽五廟在渭城”，渭陽五廟為漢文帝所建，漢渭城縣遺址在今秦漢新城渭城街辦長興村、灘毛村，渭陽五廟當與唐渭陽鄉有關，其地望也當在此一帶。

竇纁墓志出土的羊過村在本次發掘的元大謙夫婦墓以西約 1.8 公里，則武安鄉在今秦漢新城渭城街辦的龔東村至羊過村一帶，從時間上看，自開元六年至大中元年的一百余年間，鄉名并未發生變化。但竇纁墓志中所稱契符原與元大謙墓志不同，這可能代表了更小地名的差異。建國后整理的民國版《咸陽縣志》中提到奉政原亦名肺浮原，此原呈西北—東南向分布，東過高陵至涇渭合流處斷絕消失，劉衛鵬認為其在漢長陵邑周邊，即今秦漢新城正陽街辦怡魏村一帶。但該墓地點位于長陵邑西南約 13 公里，從縣志所描述該原的方向性分布來看不能涵蓋，故肺浮原實則并不位于漢長陵邑周邊。以五云鄉和武安鄉為例，唐代一鄉東西分布范圍至少可達到 1~2 公里。

本次發掘的元大謙夫婦墓以東約 2.7 公里為秦咸陽城遺址保護范圍西界，以東約 9 公里為秦咸陽城遺址宮殿區。在以往考古工作中，周邊也曾發掘戰國貴族秦墓。武安鄉之名當與戰國秦武安侯白起相關，杜尤鄉也可能是“杜郵”的異寫或訛轉。《史記》載“武安君即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可能為魏晉之前成書的《三秦記》則載“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杜郵地后改為里李。”北魏《水經注》中首次提出杜郵位于渭河之北，至唐代則進一步認為當時咸陽縣城即為杜郵故地。宋人亦秉持前說。時至今日，在據發掘地南約 2 公里處，仍有一座后人追認立碑的“白起墓”，周邊亦有擺旗寨、搖旗寨等村名，都是關于白起或其活動的模糊的歷史記憶傳承。

然而，近年來許衛紅、蘇慶元在梳理歷史文獻并結合近年來秦咸陽城考古發現的基礎上對以往所認定的杜郵位于渭河以北的說法提出了質疑。關于杜郵地望的確認仍需通過新的考古發現獲得確證。

注： 本文寫作過程中李明先生提供了重要資料，在此表示誠摯感謝。

（作者：張楊力錚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考古與文物》2021年第2期，并經中國社科院中國考古網轉刊；此處省略注釋，配圖據澎湃新聞資料）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