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程民生老師賜稿
原文載《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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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社會中紅色的功能
文丨程民生
作者簡介：程民生（1956-），男，河南開封人，歷史學博士，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 要：宋朝火德尚赤，紅色是宋政府的一種文化力量，在禮儀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規范，賦予紅色更多的效應，將紅色政治化、神圣化，甚至編造出紅光，附會于多位皇帝誕生。從而使原本就強勢的紅色有了更多哲學、政治內涵。皇權一方面壟斷某些紅色資源，限制平民成年男子穿紅、平民家具等飾紅，另一方面也使紅色成為官民同樂、軍民互用的大眾色彩，達到了權威尊貴與民間喜愛統一。紅色密集在官方和婦女兩大陣營，唯成年平民男子與紅色很少有緣。宋人享受紅色，贊美紅色， 不同程度地發揮了紅色的尊貴、美艷、權威、勇猛的視覺功能和象征意義。
關鍵詞：宋朝；紅色；尚赤
中國古代的色彩有著很強的社會功能和政治規范，分為五正色和五間色兩等十種。正色指青、赤、黃、白、黑五種純正的原色，今有“中華五色”之稱；[1]間色是五種由正色互相混合而成的顏色，即綠、碧、紅、紫、騮（黃黑色）。這一理論是五行學說的產物，如宋人所謂：“青（東木甲），赤（南火丙），白（西金庚），黑（北水壬），黃（中央土戊）”，[2]對應著五金、五味等諸多事物。
色彩的復雜性同樣體現在每一色彩的色相。就本文論述的廣義的紅色而言，古代有多種表達，諸如赤、朱、紅、絳、纁、丹、彤、緋、赭等。其中，赤是不能通過其他顏色混合調配而得出的基本色，即原色、正色，其他都是以赤色為主與別的色彩調和的色彩。赤的歷史久遠，甲骨文中已有“赤”字，《說文解字》云：“赤，南方色, 從大火。”[3]是會意字，按五行說南方屬火，赤為南方代表色，是火的顏色。也即火與熱烈是赤的意象來源。古代的紅與今不同，是狹義的紅色，地位較低，屬于間色：“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赤，剋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4]即赤中加白，由兩種顏色調和成紅。甲骨文中沒有“紅”字，先秦文獻中所見也少。在古漢語和色彩制度中，紅色字詞雖復雜，但至少在宋人那里多通用。如梅堯臣《賜緋魚》詩云：“蹉跎四十七，腰間始懸魚，茜袍雖可貴，發短齒已疏。”[5]所賜品服為緋，當時正式名稱為朱，詩中稱茜，可知名異色同。又如宋初范質言：“赤即朱也”。[6]本文的紅，包括赤、朱、紅、絳、茜、緋等，論述時一般簡化為紅。
紅色如生命之血、燃燒之火，刺激視覺，富有感染力，而且紅光在空氣中不易被吸收、散射，穿透力強，于諸色中傳播最遠。故而自古以來深受喜愛，廣泛運用，成為中華民族色彩崇拜的核心符號，其中大紅又稱中國紅，現今國旗旗面即用此色。在宋代，更是天下第一色，在社會政治、文化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光彩熠熠。因史學界尚無專論，筆者試作探討，以俟指教。
一 紅色政治
1.趙宋德色
依據“五行德運”理論規律，每個朝代都要有自己的色相。宋代建國伊始的建隆元年（960）三月，即確定了這一根本問題：“國家受周禪，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7]取代后周而生，就是木德生火德，火色赤，就要崇尚紅色，從而納入歷史正統序列。其嚴肅意義，正史謂之“定國運”。[8]宋太宗時，有人提出不同意見：“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為金德”，宋真宗時又有人提出應為金德尚白，也有人認為應從土德尚黃。但經群臣討論，均沒有更改。[9]紅色確定為國色，可謂時代特色、流行色。這樣，宋朝納入了正統歷史的合法序列，紅色則由大眾喜愛上升為國家意志，有了政治權威。
德運色彩是基本，還要涉及一系列關鍵問題，試舉兩例。
一是感生帝的選擇。五行理論認為，天有青、赤、黃、白、黑五帝，帝王先祖皆感五帝之精以生，既尚赤就是以赤帝為感生帝，是其政治血脈源頭。所以，“以宋火德，制赤帝像于宮中，以祈皇子。”[10]保佑的是趙宋皇室子嗣綿延興旺。此外，皇家每年“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祀感生帝于赤帝壇”。[11]祭祀時的主要祭品當然要用紅色：“《郊特牲義》云：‘祭感生帝，玉與牲、幣宜從所尚之色。’今詳四圭合用赤色，難于改易。詔如所議。”[12]一為皇家血脈延續，一為皇家和人民延續的前提糧食生產，都是至關重要的實際問題。
二是更重要的理論問題：天是什麼顏色？單就觀感而言，這并不是問題，公認是藍天。但在古代卻很復雜，傳統文化認為“天地玄黃”，玄的本義是赤黑色，朱熹云：“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13]白天的明亮是日光，夜間的漆黑才是天的正色，是他對天玄的理解。玄也作青色：“玄，青色，天之色。黃，地之本色。玄黃，天地相雜之色。”[14]陸游曾言：“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15] 天色蔚藍是自然色彩，但不是文化色彩，更不是政治色彩。
最早提出疑問的是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16]天真是青色的嗎？是不是因為距離太遠看起來是青色的呢？似是物理問題，實為哲學問題。在尚赤的宋代，至高無上的天應該是紅色的，其理論基礎有儒家經典，也有道家經典。
宋人汪莘論道：“《易》曰：‘乾為大赤。’橫渠曰：‘赤者，天之正色。’何以言其然也？《易》曰：‘乾，陽物也。’天也者，太虛之中有物之最大者，乃純陽之氣為此大物，其初為純陽，故其色為大赤。其大不可量，則其氣何可當？況夫天者純陽之體，而日者又太陽之精，是故一晝夜之間而天行有升有降，一天行之間而日月有往有來。”[17]天是大陽，故應為紅色；天的代表是日，更是紅色。從經典《易經》到大儒張載，都是如此主張。那麼，如何解釋“玄天”呢？宋儒易祓辯解道：“陽之色以赤為本，而以玄為正，其色復乎幽天之正色也，故天謂之玄。陰之色以黑為本，而以黃為正，其色得乎中地之正色也，故地謂之黃。”[18]玄色兼有黑赤，赤是根本，黑是正色，紅色突出了。在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中，有著明確的態度：“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19]強調了紅色是天之正色。宋真宗、宋徽宗都崇信道教，這一理論因契合宋朝需要而采用。宋徽宗朝的祭天禮器元圭，就是“內赤外黑”，“永為定制”。[20]總之，既不能否定玄黑，又要凸顯紅色，既不失傳統理念，又解決現實問題。
2.紅色崇拜與警戒
因為上述原因，宋朝強化了對紅色的崇拜。典型例子如宣和元年（1119）蔡京等表賀得赤烏，[21]即傳說中的瑞鳥紅色烏鴉；宣和二年,“內出魚，純赤色,蔡京等乞付史館,拜表賀。”[22] 只要是紅色的就是祥瑞，就值得祝賀，載入史冊。
更具政治色彩的是，宋代皇帝出生時多伴有紅光的祥瑞。如宋太祖“赤光繞室”，宋太宗“赤光上騰如火”，宋真宗“赤光照室”，宋英宗“赤光滿室”，宋哲宗“赤光照室”，宋高宗“赤光照室”，宋孝宗“紅光滿室”，宋理宗“赤光屬天，如日正中”。[23]都是火德的感應。如此制造出的紅色，強化了趙宋君權神授的天命色彩，是皇權的保護色。
紅色與血、兵火密切相連，有時又是不祥之兆，主要體現在天象方面。在兵家看來：“白云如疋布起于東方者，大兵起也，色赤者尤甚”。[24]東方紅布一般的云，預示著慘烈的戰爭。星變中的紅色，多與兵、旱相關。如天理四星“赤云氣犯之，兵大起，將相行兵”；太一一星“云氣犯……赤為旱、兵”。[25] 慶歷三年（1043），“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諫官孫甫推導《洪范五行傳》及前代相關情況，上疏指出：“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于政事，荒宴后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終致晉亂。”[26]天降紅雪屬于不祥的赤眚，為兵火之災的征兆，原因是皇帝怠于政事，上天以此來警告皇帝不要沉溺嬪妃，應當勤政。天象中的某些紅色，是上天警誡的紅燈，維護著統治規范。
二 紅色服裝
人文紅色，最多體現在服裝方面。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有紅色服裝，但有具體的制度。
1.皇帝及神像禮服
皇帝的禮服中，有套“通天冠、絳紗袍”，絳紗袍即深紅色的紗袍，多用于重大典禮上。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在泰山封禪時，“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改服鞾袍”。[27]所謂“鞾袍”，“袍以絳羅為之”，[28]與絳紗袍一樣都是深紅色的袍。宋真宗祀汾陰時，也曾“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詣廟，登歌奠獻，省封石匱，遣官分奠諸神。”[29] 大中祥符七年赴老子廟祭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奉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加號冊寶。”[30]南郊祭天大禮時，“故事，將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輅以出；至景靈宮，止大次，袞冕而行事；至太廟、圜丘亦然。還則御太平輦，冠袍如初。”[31]紅袍總是伴隨著皇帝外出活動。
賀新年的大朝會上，通常仍是這套禮服。如淳化三年（992）正月初一，宋太宗“朝元殿受朝畢，改服通天冠、絳紗袍”；[32]天圣五年（1027）正月初一，宋仁宗“服鞾袍，于簾內皇太后前再拜稱賀”。[33] 穿著紅色羅袍。
宋神宗曾在大慶殿舉行儀式，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玉冊玉寶：“上服絳紗袍，再拜廷中，跪授冊寶。”[34]皇帝納皇后的六項禮儀中，四項穿紅：“發冊、奉迎、命使及皇后入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35] 外交場合如宋神宗接見日本僧人成尋一行，“圣主坐銀倚子，白銀床，著赤衫衣”。[36]在故宮南薰殿收藏的十五位宋帝畫像中，十二位都是身穿紅袍，充分說明紅色是皇袍的主色。
宋代供奉的神祇多著紅袍。如宋代崇祀天神太一，多建宮觀供奉，所有太一神像“并用通天冠、絳紗袍。”[37]與皇帝同一規格的服色。宋真宗為制造天書，對大臣說半夜看到“忽一室明朗，驚視之次，俄見神人，星冠絳袍，告朕曰：‘宜于正殿建黃箓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38]該天神身著紅袍。洪邁記載有人入冥見到其舅，“金冠絳袍若今王者”。[39]都是現實社會的再現，可知帝王常服紅袍。
2.中級官員服色
宋代品官依據不同等級，穿著品服的顏色、形制、質地也不同，以示尊卑。其中紅色是中級官員的服色：“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元豐元年，去青不用，階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緋，皆象笏、佩魚，九品以上則服綠，笏以木……中興，仍元豐之制，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緋，九品以上綠。”[40]以元豐改制為界，此前的四品、五品官服朱紅色，之后五品、六品官服緋紅。從唐到宋，服色變化趨勢有兩點：一是品色簡化，由唐朝的紫、朱、綠、青四色，簡化為紫、緋、綠三色，減少了級差，并改朱（赤紅）為緋（深紅），品位下移到六品。
官服中的鞋色，一般隨同服色。日常也多穿紅鞋，司馬光言：“《周禮》舄履用五色。近世惟有赤、黑二舄，赤貴而黑賤。”[41]以穿紅鞋為貴。制度還規定皇太子的禮服中，包括“白羅襪、朱紅履、金涂銀扣，從祀則服之。”[42] 是祭祀服飾。
但在朝會等隆重喜慶的場合，百官多穿紅衣。元豐二年（1079）規定：“今制，朝服用絳衣，而錦有十九等。其七等綬，謂宜純用紅錦，以文采高下為差別。惟法官綬用青地荷蓮錦，以別諸臣。”“其后，又詔冬正朝會，諸軍所服衣冠，廂都軍都指揮使、都虞候、領團練使、刺史服第五等，軍都指揮使、都虞候服第六等，指揮使、副指揮使服第七等，并班于庭。副都頭以上常服，班殿門外。其朝會，執事高品以下,并服介幘，絳服，大帶，革帶，襪、履，方心曲領。”[43]文武百官不分品級都穿紅錦衣，營造出一派喜慶；品級區別于綬帶的花紋，除了法官外仍是紅色。
3.引贊吏服
宋代有擔任引導、贊禮的吏人，謂之引贊吏，與通常的皂吏不同，穿紅色衣服，俗稱朱衣吏。“朱衣者，乃臺省引班之小吏耳。”[44]其職能主要是引導官員上朝、出行。如“朝殿日，皇太子、宰相、親王、使相、參政各有朱衣吏二人自下馬處前導至殿門。”[45]這是權貴高官儀仗式的禮遇。此外，文官學士以上也享受類似待遇：“舊制，學士以上，并有一人朱衣吏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舘閣望為學士者賦詩云：‘眼里何時赤，腰間甚日黃’。”[46]學士由朱衣吏一人在前引導，官至執政大臣則為增為兩人。宋神宗時，“曹佾拜中書令，特贈公使錢一萬貫，朱衣雙引。皆近朝待戚里之殊禮也。”[47]作為一種尊榮，由皇帝恩賜。京城以及地方官府長官，享用朱衣吏引贊的待遇：“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升廳事，則有衙吏前導告喝……皆用朱衣吏”，北宋中期，寺監長官亦用此禮，“非故事”，[48]是禮遇泛濫的表現之一。蔡確被貶任知安州時，游覽車蓋亭有詩云：“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須隨。”[49]到南宋， 地方官中的學士也用雙引。洪邁載：“國朝優待侍從，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然有處之合宜及肆意者。如……引接用朱衣”。但已經不按北宋的規矩，舉例如：“唐瑑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皆暫兼權戶侍，及出知湖、饒二州，悉用朱衣雙引。此數君，皆失于討問典章，非故為尊大也。陳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在法，學士乃雙引，人以為得體。邁頃守贛、建，官職與居仁等，而誤用兩朱，殊以自悔。”[50]洪邁知道典故后自知官位不夠而失誤，但朝廷顯然并沒有嚴格管理。
朱衣吏還充當宰相的傳令人員。宋敏求任知制誥時，曾“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為邃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人呂縉叔草制，除邵不疑為寶文閣學士。”[51]又如“大忌日，百官集于相國寺……宰相揖訖，方行香。既畢，御史臺知班，復傳呼立班，而朱衣吏乃曰：‘相公傳語，請不立班’，遂退。”[52]李格非《試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稍敗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時欲舞文。”[53]則朱衣吏還出現在科舉考場。大致而言，朱衣吏屬于高級吏人。
4. 軍裝
宋初軍裝為褐色，即處于紅黃之間的顏色。翰林學士張方平對宋仁宗上奏言：“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54] 后來由褐色改為美觀的紫色和紅色，逐漸紅色為主流。宋徽宗到南郊祭天時，警衛部隊“鐵騎圍齋宮外，諸軍有紫巾緋衣素隊約千余，羅布郊野”，[55]全部穿紅衣。兩宋之際的袁文言：“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與殷輪釁鼓等色相亂，戰陣之間，不遽見傷殘以沮士氣。”目的是傷亡流血與紅色的軍裝、車輪、戰鼓相渾攪，可減輕士兵的恐懼，北宋時，“天下軍州戎服皆用緋，余嘗親見之。自紹興末年，忽變為皂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略無一人以為非，何哉？”[56] 宋高宗末期忽然改為黑色軍裝，令人不解。趙彥衛也有此記載，并言：“惟浙漕司兵士獨衣緋衲，頗存往制。”[57] 唯有兩浙轉運使司的士兵穿紅衣。實際上南宋多數時期仍以紅色為軍裝顏色。如南宋前期的王質指出，朝廷強調軍人要區別于平民，“惡其無辨于民也不足，又以其服判之。其品七，中而至于屨；其采五，白而至于緋，謂之軍容。”[58]則是以包括緋色在內的五色服裝區別于平民。宋理宗開慶年間明州作院制造的軍需物品中，有紅衲襖并腿裙壹阡副計貳阡件，紅布衫㭍伯肆拾貳領，朱紅笠頭伍伯肆拾玖頂。[59]宋理宗時期的建康作院，先后制作有紅布衲襖五千八百三十一領，紅布衲裙二千七十三腰，紅布綿絮軟纏襖五千七百六十三領，紅布小綿襖五千五百領，紅布衲襖一千領，紅布綿絮軟纏襖一千五百三十六領、紅布衲襖九千一百四十四領、紅布紙臺帽子一千七百個，紅布小綿襖五千五百領，紅布綿絮軟纏襖一千五百三十六領，紅布衲襖九千一百四十四領，紅布紙臺帽子一千七百個，刷染紅布衲襖一千九百三十五領，紅布衲襖四千領。盡管同時還有招軍黃布衫五千四百一領，綠布衫二千二百二十七領等不同顏色的軍裝，[60]但紅色軍裝動輒數千，種類多樣，顯然是基本色調。
儀衛隊伍中的將士，更多紅錦襖、緋背子。[61] 春季皇帝游金明池觀看龍舟賽，“有小龍船二十只，上有緋衣軍士各五十余人，各設旗鼓銅鑼”，[62]助威助興的打擊樂船隊全部是紅衣。
由于宋代實行募兵制，軍人多“失職獷悍之徒”，故而“都下鄙俗，目軍人為赤老”。[63] 軍隊又名“赤籍”，一般解釋為“尺籍”，似不通，應與軍裝多紅色有關。
5.女子服裝
與作為政治的紅色不同，作為生活的紅色由于鮮艷、喜慶，民間普遍用之于服裝，尤其是女裝。紅裝，通常泛指婦女的艷麗裝束，甚至代指青年婦女，也作紅妝。有一良家婦因夫婿久出不歸，報官請求改嫁，知州在判決書中言：“淡紅衫子淡紅衣，狀上論夫去不歸。”[64]則是該女上身穿兩件紅衣。靠色相為生的妓女，以紅裝為基本色調。官員陳造詩云：“坐上紅衣未放歌，客問冷面釂金荷。驚飛可待聞檀板，擬奈吾家故事何。”[65]陪酒演唱的妓女身著紅衣。紅衣甚至成為妓女的別稱，黃庭堅詩云：“頗復集紅衣，呼僚飲休假。歌梁韻金石，舞地委蘭麝。”[66]有一善于畫竹的妓女引起了眾官員的驚奇：“誰信紅衣萬鈞筆，擬分此派嗣湖州。”[67]農家姑娘下地插秧時，身穿紅衣：“村姑兒，紅袖衣，初發黃梅插稻時，雙雙女伴隨。”[68]或者穿紅裙：“盈筐斗草紅裙女”。[69]西南山區的瑤族女子，同樣喜歡穿紅裙：“大布紅裙猺女著”。[70]元祐年間，戶部尚書李常上書指出：“今積錢至五千萬貫，而坐視農夫紅女賤易谷帛，而未免饑寒，殆非仁術也。”[71]紅女顯然是農家女。所謂紅衣、紅袖、紅裙等紅裝，通常泛指婦女的艷麗裝束，代指青年婦女。紅鞋更是尋常：“謝娘扶下繡鞍來，紅靴踏殘雪。”[72]這些現象，說明紅色服裝在宋代大俗大雅，男女同享，貴賤共享。
但是，并不是說紅色在民間可以任意使用，在某些方面有著嚴格的限制。宋政府用法律維護紅色的尊嚴，規定：“諸僣擬乘輿服用（謂以龍為飾。非小兒、婦人，純以紅、黃為衣，并服紅、黃、遍地密花透背、綿背、繡背段，及以純綿遍繡為帳幕，以紅、黃帕覆茶擔食合之類，或乘馬坐轎，令人持扇圍蔽，及婦人純用紅、黃扇者）各徒二年。……以上工匠罪各如之，并許人告。”[73] 除了婦女兒童以外，其他平民禁止穿純紅、黃色衣服，禁止用紅、黃帕覆蓋茶擔食合，即使是婦女也不準使用純紅、黃扇。違犯者判處兩年徒刑。唐代《唐律疏議》中尚無此條文，宋朝將紅色的使用從禮教層次上升到法律層次。
6.民間武裝服飾
各種性質的民間武裝力量，為便于識別、管理，且具有威懾作用，稍具規模者即有統一服飾，常以紅色為標志。宣和時天下大亂，群盜蜂起，紅色閃閃。如江東涇縣“群不逞鳩惡少數百，著五彩衣，以朱巾帕首，將從賊。”[74]頭戴紅巾造反。在受剝削最重的河北路，群盜最多，“河北紅巾甚眾”[75]。當時兩浙的方臘規模最大，“自號圣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76]南宋初鐘相楊麼的農民軍，“號百萬人。湖北搶攘，比屋紅巾”。[77]嘉定年間興元府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以紅巾為號。”[78]南宋末期，輾轉于金、宋、蒙古之間的李全、楊妙真義軍，也是“衣以紅袍，號紅襖軍。”[79]民間武裝造反，不約而同地推崇紅色，使之又成為令官府和平民膽顫的叛逆暴力之色。以至于紅巾成了盜賊的代名詞：“急符喚出雅州丁，刀染紅巾血雨腥。定蜀論功誰第一，茗山合著后溪銘。”[80]四川的義軍也是紅巾。
動亂時期民間的自衛武裝，有的統一標記使用紅色。如南宋時撫州金溪縣鄧氏、傅氏兩大家族，“各有鄉丁數千，以朱漆皮笠冐其首，號紅頭子，遠近頗畏之，號鄧、傅二社。”[81]朱漆皮笠是他們的顯著標志。
7.其他
樂工。劉沆任陳州長官時宴請客人，“使妓樂迎引至通衢。有朱衣樂人悮旨，公性卞急，遽杖于馬前”。[82] 每年冬季皇帝赴南郊祭天時，伴奏的“樂工皆裹介幘如籠巾,緋寬衫勒帛。”[83]南宋劉辰翁曾參加太學祭典，“見太常樂工類市井倩人，被以朱衣”。[84]臨時雇來的市民充當太常樂工，標志是穿著紅衣，則是官方的樂工都穿紅衣。如是大型演出，則按不同服色區別：“教坊樂部，列于山樓下彩棚中，皆裹長腳襆頭，隨逐部服紫緋綠三色寬衫黃義襕”。[85]或者戴紅巾，如每年春季，皇帝登金明池寶津樓觀看諸軍百戲：“鼓笛舉，一紅巾者弄大旗，次獅豹入場，坐作進退，奮迅舉止畢。次一紅巾者手執兩白旗子，跳躍旋風而舞，謂之撲旗子。”[86] 皇宮內的百戲演出，“藝人或男或女，皆紅巾彩服”。[87]還有穿紅靴者：諸軍為皇帝表演馬球，“有黃院子引出宮監百余，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裝飾，玉帶紅靴，各跨小馬，謂之‘大打’。”[88]藝人服裝多紅色，醒目且便于遠距離觀賞。
僧道。僧尼衣總稱為“袈裟”，“袈裟”本義即“赤色”。傳入中國后，佛教不許用五正色，多緇色、黃褐色。宋僧一般衣黑褐色的緇衣，通常以“緇衣”指代僧人，但紅色袈裟逐漸盛行。一是按官府品服習慣，高級僧人由皇帝賜紫衣或者紅衣。范成大在四川一寺院中，看到宋仁宗“所賜紅羅紫繡袈裟”。[89] 南唐李后主“好佛，太祖遣僧為間，號小沙彌，導以奢侈，著干紅袈裟。”[90] 二是北宋中期，禪宗南宗興起并北上，“有一南方禪僧到京師，衣間緋袈裟，主事僧素不識南宗體式，以為妖服，執歸有司。”[91]隨著南禪普及，間紅色袈裟遍布全國。道士服裝色彩多種，用于不同身份和不同場所，一般在作法時高級道士穿紅色法衣，也有日常穿著者。孫鎧得道士傳符后，“遂市一牛騎之，戴鐵冠，披絳服，流轉至大名府。”[92] 洪邁載“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93]朱熹曾提及“朱衣道士諄諄之誨”。[94]
巫師。“招村巫馬氏子施法考驗。巫著緋衣，集鄰里仆童數十輩，如驅儺隊結束。”[95]巫師作法時穿紅衣。
三 紅色建筑
1.宮廷建筑
宋代建筑的裝飾色，最能反映人文色彩的愛好，也最具禮教特色，在皇宮有明確的規定。
范祖禹對宋哲宗提示道：“臣恭聞太祖皇帝詔：‘宮殿之制，準得赤白。’累圣遵守，不敢有加，儉德之美，過于漢祖遠矣。”[96] 趙匡胤親自規定宮殿的裝飾只能用紅白二色。蘇轍的記載指明了是墻壁：“元祐間，宰相為哲廟言：‘祖宗有家法，禁中墻壁惟是赤白泥’”[97]。宋高宗言：“祖宗時殿字皆用赤土刷染，飾以桐油，蓋以國家尚火德故也。所以只用赤土、桐油者，弊則易于更修。后來多用朱紅漆，不維所費不貲，且難于修整。”[98]宮廷的墻壁，前期是簡樸模式：紅土上加涂透明的桐油以固定并防止沾染，后來逐漸升級為紅漆，但費用昂貴且不便修整。劉摯的記載有所補充：“藝祖遺訓,宮中止用赤白為飾；仁宗故事,欄楯徹去朱綠之采。”[99]可知皇宮的用色，早有宋太祖的詔令規定，墻壁粉飾只允許使用赤色和白色兩種，到了宋仁宗朝，木制欄桿上也不允許使用紅色和綠色，目的都是反對奢侈，提倡節儉，拒絕金碧輝煌。涂料中的紅色是主色，白色是陪襯和補充。
趙匡胤選擇赤白，固然有個人審美因素，但沿襲的是深厚久遠的傳統理念：“青與赤為文，白與赤為章，文章猶美德見于外也，近文章，則不至于鄙野矣。”[100]紅白二色組成的紋飾謂之章，既不簡陋，又不奢華，更主要的是彰顯了尚紅的德運。
其他方面同樣遍布紅色。如宮殿前的臺階涂紅色，稱丹墀。夏竦“舉制科，庭對策罷”，賦詩云：“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101]丹墀又代指皇宮。皇帝座后的紅色屏風名丹扆，“戶牖嚴丹扆，鹓鸞簉紫庭。”[102] 宋徽宗時，開封“大內正門宣德樓列五門，門皆金釘朱漆……曲尺朵樓，朱欄彩檻，下列兩闕亭相對，悉用朱紅杈子。”[103]大門、房屋的欄桿、阻攔人馬通行的隔離木架等，均為朱紅色，其中“朱欄彩檻”已經突破了宋仁宗時的規定。作為皇家警戒線的朱紅杈子，延伸到宮外御街：“路心又安朱漆杈子兩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過龍津橋南去．路心又設朱漆杈子如內前。”[104]朱漆杈子意味著權威與禁止。程頤在邇英殿看到：“門南北皆朱漆”。[105]凡是涉及皇帝的器物，都要用紅色表現。如南宋館閣內有記載：右文殿五間，“太上御書金字‘右文之殿’牌。前設朱漆隔黃羅簾，中設御座、御案……后山墻周以壁風朱漆䈋……殿后秘閣五間……中設御座、御案……閣上木雕朱漆殿一座，安奉圣政、會要、日歷、御制札等。閣上下周回設朱漆隔子”，“次一間御書石刻，門設朱漆欄”。[106] 皇家園林金明池中的仙橋，“南北約數百步，橋面三虹，朱漆闌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謂之‘駱駝虹’，若飛虹之狀。”[107]橋的欄桿全是朱紅色。
由于紅色涂料使用量極大，朝廷設置有后苑燒朱所，“掌燒變朱紅以供丹漆作繪之用。”[108]朝廷唯一制作宮廷用顏料的機構，專門制作唯一的顏色朱紅漆，用于裝飾和繪圖。因為朱紅是天然礦物朱砂所制成，需要一定的火候提煉，所以稱燒造。似為歷史上唯一的燒朱所。
2.各類官舎
朝廷機構的房舍顏色，遵從皇宮理念，都用紅色裝飾。正如程大昌所言：“今世凡官寺皆飾朱”。[109]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詔：“自今皇城內外親王宮宅、寺觀、祠廟用石灰泥，諸司庫務營舍、廳堂、門屋用破灰泥，自余止麥糠細泥，營舍、廳堂、門屋用赤色裝。如自備泥飾者，聽。”[110]親王、寺觀祠廟、官府、軍營建筑的涂料顏色，以紅色為正宗，由官方統一發放，但如果自費自備涂料，聽任選擇顏色。不是粗暴的政治強制，而是溫和的經濟誘導。地方官府建筑如四川都大茶馬司新建的簽廳：“望其表，則綺疏華煥，門序峻整。赤白烱發，觀者増氣。”[111]赤白二色炯炯有神，令人振奮。慶元府重修府衙的西樓，“蓋級之故闕者赤白之，漫漶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后觀。”[112]重新粉刷的也是紅白色。南宋陳淳言：“大扺官司創造，始必發公帑，以市屋材……凡用若干，竹木若干，瓦石若干，磚墼釘若干，頭灰若干斛，朱漆若干斤。”[113]建筑材料預算中的涂料，唯有朱漆一種。
說明赤白色在宋代官方建筑物普遍存在的最好例子，是從事涂飾墻壁粉刷的工種，就叫赤白作：“舊八作司，太平興國二年分東西二司，乃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磚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名八作。”[114] 有關工匠即赤白匠。建康人蔡潤原是南唐畫家，隨李煜歸宋后，“籍為八作司赤白匠。”[115]翰林院北壁原有名家壁畫，被韓丕“呼工之赤白者杇墁其半，而用朱畫欄檻以承之。”[116] 甚至成為粉飾的代名詞，李燾言：“雖迷國誤朝若崇寧宰相，其致力尤甚。異時縱不說學，亦必枝拄邪傾，圬墁赤白，蓋虛矜偽，以干縫掖之譽。”[117]指責宰相文過飾非，像用赤白粉飾破舊房屋一樣。
3.民間房舍
民間建筑，基本也以赤白為主色調。如“新息臨通衢，赤白分棟宇。”[118]整個新息縣城房屋的墻壁外觀，都是紅與白。不少地區的酒店是紅墻：“河東見所在酒壚，皆飾以紅墻，詢之父老，云:‘相沿襲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后讀《李留臺集》有《懷湘南舊游寄起居劉學士詩》云:‘老情詩思關何處，渾是湘南水岸頭。殘白晚云歸岳麓，濃香汀菊滿汀州。靜尋綠莖煎茶寺，徧上紅墻賣酒樓……。’據此詩，則湖南亦有之，不獨河東也。”[119]酒店的外壁全是紅色，應當是一種區別于其他民房、商店的廣告行為，分外醒目，遠遠地吸引著酒客。這種習俗，官府顯然是認同的，不以為非。一些大戶人家的院墻，則有紅墻。張耒詩云：“芳草長時寒食天，紅墻低處見鞦韆。人家無事雞犬閑，日暮芳郊留醉眠。”[120]看來民宅大面積刷飾紅色比較普遍。
除此以外，對民間房屋的裝飾有著具體地限制。如：“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為飾”。 [121]即禁止彩繪等奢侈行為；景祐三年（1036）又詔：“非宮室、寺觀毋得彩繪棟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鏤柱礎。”[122]不準彩繪和用紅色、青黑色漆梁柱、窗牖。
實際上，這一禁令后來逐漸被民間突破。宋徽宗時，開封店鋪“近里門面窗戶，皆朱綠裝飾，謂之歡門。”[123]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的樓臺亭閣、商店、民房等建筑的木質建筑構件柱、斗拱、枋、門窗、欄桿等，則多為紅色。《宋畫全集》中的中型、大型建筑基本是這種風格。具體情況在《營造法式》中有具體規定，即俗稱的“七朱八白”。[124]在寧波保國寺還可看到國內現存最明顯的一例“七朱八白”法式。
貴官府第多以朱紅漆門，故稱朱邸：“后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屋，皆飾以朱，故既曰‘朱門’，又曰‘朱邸’也”。[125]如宋太宗即位后, “未數年, 舊為朱邸牽攏仆馭者，皆位至節帥, 人皆嘆訝之。”[126]朱邸即晉王的藩邸。又如“朱門茅屋偶為鄰，北阮那憐南阮貧。”[127]以大門的顏色指代宅院主人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紅門為尊貴。
四 紅色器物
1.宮廷器物
宋代皇家器具多用紅色。皇帝的多種輦輿：大輦、鳳輦、逍遙輦、平輦、小輿、腰輿、明遠車、羊車、指南車、記里鼓車、鸞旗車、崇德車、皮軒車、黃鉞車、青旌車、鳴鳶車、飛鴻車、虎皮車、貔貅車、涼車，均為“赤質”。[128] 靖康時趙構出使金國，至磁州被民眾阻留，皇太后“忽遣廳子馬，以所乘小朱漆轝令上乘歸”，趙構辭道：“吾人臣，豈敢乘？”被大臣贊道：“神民共濟，乘以金輿，大命巳兆，是為寶符。”[129]朱漆的輿只有皇帝后妃能乘坐。皇帝出行的傘蓋是紅色的，其他任何人不得使用。偽楚張邦昌曾“張紅蓋”，遭到宗澤的抨擊：“人臣安有服赭袍、張紅蓋、居正殿者乎？” [130]在一次宋哲宗祭祀太廟時，有嬪妃“內中朱紅車子十余兩，爭道于乾明寺，前有張紅蓋者。”鹵簿使蘇軾予以指責，次日宮中即“申敕有司，嚴整仗衛。上自太廟還，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131]紅蓋具有皇帝專用的唯一性。由此也可知，嬪妃出行乘坐的車子都是朱紅色。而皇后的蓋為茜色，宋仁宗寵愛的張貴妃專寵驕恣，一次出游，“欲假茜蓋于后，后即欣與之。妃以白帝，帝曰：‘此國家文物，上下有秩，汝張之出外，臺諫必有言。’妃不樂，遂不出。”[132]嬪妃沒有資格用紅蓋。
宮內桌椅等家具，多朱紅色。如床：金明池中心的五殿是供皇帝休息的地方，“大殿中坐，各設御幄，朱漆明金龍床”。[133]御用龍床為朱紅色。后妃同樣使用紅漆床。京城南愍賢寺溫成張妃墳院中，有宋仁宗寵妃后追封溫成皇后的宮中故物“素朱漆床”，“以溫成寵冠六宮，服用止于此”。[134]所謂素，就是純朱漆沒有紋飾。如桌：趙從善任臨安府長官時，宦官故意刁難他，“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只，限一日辦。從善命于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只，糊以清江紙，用朱漆涂之，咄嗟而成。”[135] 淳熙十四年（1187），皇帝接見金國賀正使的朵殿內，負責準備工作的翰林司提出：“御燎子內有朱紅漆卓杌等，并使人入見拆書朱紅漆卓子，并乞改用固黃素衣子遮圍。” [136]殿內正常放有朱紅漆桌凳、桌子，但不愿讓外國使者看到。紹熙年間，天章閣安放已故諸皇后位牌各一座，“并朱紅漆卓子二只”。[137]如椅子：周必大在宮中看到宋高宗“御吉服，朱紅椅”。[138]
皇家祭祀典禮上的相關器物，凡是最神圣最尊貴者，都用朱紅色。如景德二年（1005）南郊祭天大禮，改定神靈板位：“壇上四位涂以朱漆金字，自余皆黑漆。” [139]宋高宗時的明堂大禮，“止設天地祖宗四位，其位版朱漆，青字，長二尺有五寸，博尺有一寸，厚亦如之”，[140]牌位都用紅漆。宋孝宗時，太史局修建小殿安奉天皇大帝、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黃帝、北極、夜明、神州地衹、大明等上十位神位，“用朱紅漆匣，日、月、星辰、岳、瀆神等用黑漆匣。”[141]宋光宗紹熙年間的郊祀，“圜壇上鋪設御書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四位，并系朱紅漆腰拚匣罩，見在文思院雅飾。每位制造迎引朱紅漆獻案一只……點照神位朱漆紅紗燭籠四只”。[142]列祖列宗神主前的帳幕謂之神帳，[143]均為朱漆。崔敦詩曾連寫四道祝文，分別為宋徽宗及其鄭皇后神帳修葺重涂剝落的朱漆報告神靈：《奏告徽宗皇帝神帳朱漆暗淡起剝合行重朱換殿脊㩛損爛告遷神御權安奉表文》《奏告顯恭顯肅顯仁皇后神帳朱漆暗淡起剝合行重朱告遷神御權安奉表文同前表文》《奏告徽宗皇帝神帳重行朱漆并重換殿脊㩛畢工告遷神御還殿正奉安表文》《奏告顯恭顯肅顯仁皇后神帳重行朱漆畢工告遷神御還殿正奉安表文》。[144]
日用工具如水桶也多紅色，宰相文彥博曾入禁中，看到的水桶顏色“只是朱紅”。[145]南宋臨安的館閣內路旁，“左右列朱漆大水桶十”。[146]宋仁宗“用紅漆唾盂”。[147]皇家還有紅色筆桿的毛筆，如宋真宗曾“出太宗鏤文紅管筆賜王旦以下，人一雙。”[148] 周密曾登秘閣，看到“有朱漆巨匣五十余，皆古今法書名畫也。”[149]用紅色顯示珍貴。
2.官方器物
官府器物的紅色，多是權威或緊急的象征。最常見的是印色：“古今印史，印色通用朱。”在宋代、元代的私人信札中，偶有用墨色、用青者，都是因為有孝在身，“不忍用朱，故易之耳。”[150]宋代有法令規定：“印色常使朱紅，每料伍兩。”[151] 朱紅印色一是莊重醒目，二是耐久不褪色。宋孝宗時周必大看到唐朝神龍年間的官告，“距今淳熙七年庚子，巳四百七十六年，而印色如新。”[152]歷經四百七十余年尚顏色如新，便于長期保存。
縣衙發出的文書有專用紅色者，名縣符，多為催繳賦稅、拘捕傳訊等事的文件。蘇轍詩曰：“同爾樂豐穰，異爾苦稅役。時聞吏號呼，手把縣符赤。”[153]趙汝燧有詩記錄了催征賦稅的場景：“后胥復持朱書急急符，預借明年一年租。”[154]陸游的鄰居被縣符追入官府，連飯也沒有吃成：“舂得香秔摘綠葵，縣符急急不容炊。”[155]兩首詩都強調了“急急”，足見縣符的權威與緊急。
地方官員出行的儀仗，紅旗是醒目的代表：“十里紅旗擁使星，一杯綠蟻話長亭。”[156]如例行的春季勸農：“皂蓋朱幡游近郭，野桃山杏炫紅旂。”[157]長官春游：“潼川侈風俗，一春事嬉游。太守與民樂，高會邀良儔。……紅旗肅冠蓋，畫鼓翻倡優。”[158]其中“紅旗肅冠蓋”點明了要害，紅旗是為了顯示官員的威嚴。
3.民間器物
為了維護紅色的高貴性、象征性，朝廷不準民間器物隨便使用紅色。如天圣七年（1029），“詔士庶、僧道無得以朱漆飾床榻。九年，禁京城造朱紅器皿。”景祐元年（1034）又詔：“凡器用毋得表里朱漆、金漆，下毋得襯朱。……宗室、戚里茶檐、食合，毋得以緋紅蓋覆。豪貴之族所乘坐車，毋得用朱漆及五彩裝繪,若用黝而間以五彩者聽。”[159]無論貴族還是平民、出家人，家具和器皿、車輛等不能朱紅漆、緋紅修飾，高官貴族的車輛可以用青黑的黝色為主點綴五色，就是說可以有一點紅色。法律明文規定：“非四品以上及宗室近戚，器不得用金稜，其床榻之屬間朱，及器皿純朱者，亦禁之。”[160]皇親國戚和四品以下官員及平民百姓，不準使用純紅色器物，連床色用其他色彩混在紅色間也不行。大有壟斷紅色之勢。
因而，宋代民間一般多用黑色和暗淡的黃、褐等色。如杭州北大橋宋墓中，隨葬盒、缽、盤、唾盂、巾架、筆架等皆黑漆，唯一桶狀殘漆器為“暗淡無光”的絳紅漆。[161]在白沙宋墓的彩色壁畫中，主人夫婦坐在赭色椅子上，[162]河南新安縣梁莊北宋壁畫墓中，男女主人座前各置黃色方桌一張。[163]洛陽邙山宋代壁畫墓主為一富貴人家的女性，南壁雕一方桌，桌面涂黑色；東耳室后壁繪一黑色長方桌，西耳室后壁也繪一黑色長方桌，桌下繪一長方形黑色矮幾。[164]河南新安縣梁莊北宋壁畫墓，東壁畫面為右側置黃色方桌一張，西壁畫面為女主人座前置一黃色方桌。[165]古人“視死如生”，常常將現實社會的生活彩繪在墓中，提供了家用器物、室內裝飾的色彩實物景象。河南新安縣古村北宋地方紳士的墓中，“滿室彩繪，繽紛華麗。墓內壁面皆刷白石水灰, 而后施彩。色調基本為白、黑、褚、褐黃四種。”[166]相對鮮艷的也不過是深紅色、紅褐色而已。
但是，對色彩美的向往是人的本性欲望。權貴為了追求排場享受，總會千方百計地違禁。如林靈素主持的通真宮有一密室，蔡京打探到里面“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桌，金龍香爐”，遂慫恿宋徽宗前往親自查驗。結果被事先被林靈素清理一空。[167]這些僭越地設施，包括朱紅椅桌。宋仁宗景祐元年朝廷詔令禁止“宗室、戚里茶檐、食合，毋得以緋紅蓋覆”，但似乎不限制其他官民。因為不久以后，蘇軾就公然托人置辦“朱紅累子”即多層食盒。他在給滕甫的書信中連連道：“許為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攜以北行，幸甚”；“某好攜具野飲,欲問公求朱紅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為左右費”；“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為別造朱紅，尤為奇妙。物意兩重，何以克當。捧領訖，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168]蘇軾喜歡野炊，也喜歡紅色的多層食盒，便托好友利用當地優勢代為制作，催促不已，得到后十分感激，尤其是朱紅色的，更是喜出望外。南宋初張浚自福州被召回朝時，同在福州的李綱“贐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縷銀裝飾，樣制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169]奉送的禮品裝滿了120個朱漆盒子。如此無視禁令的行為，朝廷似乎聽之任之。南宋初的東南地區，大戶人家甚至用朱漆棺材：“禮文亡闕，無若近時，而婚喪尤為乖舛……如士族力稍厚者，棺率朱漆。”[170]以朱漆為榮，至今多有考古發現。[171]
像婦女的服飾不限顏色一樣，一般女用物品也多紅色。以梳子為例，北宋時有女仆使用“紅梳”，[172]南宋臨安市場上出售“染紅綠牙梳”即有紅色象牙梳子。[173]高低檔次的梳子都有紅色的。
紅色紙張，以箋紙為代表，即彤霞牋，“亦深紅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為靡麗。范公成大亦愛之。然更梅溽，則色敗萎黃，尤難致遠，公以為恨。”[174]以胭脂染紅，打造出以靡麗為特色的箋紙。
法律將旗幟列為“禁兵器”，與甲弩、矛矟、具裝等一樣不準民間私有：“旌旗、幡幟及儀仗，并私家不得輒有，違者從不應為重，杖八十。”[175]旗幟及儀仗等具裝，雖非具有殺傷力和防御力的武器，但屬于組織隊伍的標志，民間持有者至少有惑眾乃至組織隊伍的嫌疑。而且，紅旗是官員的儀仗，象征著威嚴。但是，在民間的生產、娛樂活動中實際上多有紅旗助陣。如都是女性的采茶：“春衫逐紅旗，散入青林下。陰崖喜先至，新苗漸盈把。”[176]杭州西湖每年的賽舟盛事，“龍舟競渡數千艘，紅旗綠棹紛相戞。”[177]而八月的錢塘江潮的沖浪表演中，弄潮兒的道具也是紅旗：“年年中秋海潮過，萬頃銀山面前墮。少年輕命爭弄潮，手掣紅旗逆潮簸。”[178]藍水白浪中，紅旗是眾人觀賞的焦點所在。對此，官方顯然是默許的。
五 紅色軍事
與血、火等密切關聯的軍事，除了軍裝以外，另有許多紅色的裝備。
1.紅色武器與軍需
紅色武器如紅弩：景德元年（1004）天雄軍鈐轄孫全照所轄無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麾，應用無常。”[179]屬于重武器機動部隊。紅槍：南宋明州作院制造有紅槍3637條。 [180]紅刀、槍：南宋建康府作院制造紅油靶手刀二千五百把、珠紅油大樸刀槍100條、朱紅漆靶痕面刀100把，等等。[181] 紅纓槍：宋代槍頭皆飾紅纓，《宋畫全集》可以看到實圖。
紅色保護裝備如盾牌、馬甲：宋神宗曾手詔西北前線將領劉昌祚，賜予朱漆圓排等，[182]即紅色的圓形的盾牌。宋代有著名的“背嵬軍”，“背嵬即圓牌也，以皮為之，朱漆金花，煥耀炳日。” [183]政和三年（1113）有詔：“馬甲曩用黑髹漆，今易以朱。”[184]將黑色的馬甲改為紅色。
紅色軍需用品，如明州作院制造有紅油水桶50只、紅油吊水桶25只、紅油飯?50只 。[185]建康府作院制造有紅麻鼠尾索450條、紅麻解扎條450條、紅油食篁260只。[186]其中的飯?、食篁，大概是紅色的竹制炊具。
2.紅色軍旗
軍隊中紅旗使用最為廣泛。如“旗幟者，軍中之標表也。以門旗為首，竿上置金銅珠，大纛深紅八幅，樹大將牙帳前”。 [187]深紅色的大旗，就是統帥的標志。軍中有五色旗，但紅旗最主要，乃至成為軍隊的標識。如王珪“神兵十萬忽乘秋，西磧妖氛一夕收……莫道無人能報國，紅旗行去取涼州。”[188]朱繼芳：“年年塞草欲秋時，左右紅旗說戰機。”[189] 說到紅旗，無不與戰爭有關。皇祐年間宋軍平定廣西農智高叛亂時，臨時調集民兵，轉運使王罕“取庫絹染緋為大小旗幟授之。”[190]旗幟全部是紅色。
無論訓練、行軍、作戰還是駐扎，都有紅旗助威相伴，或傳遞情報、號令。“三官者，鼓、金、旗也”，旗幟是軍中三大指揮形式，“習見旌旗指揮之節”。如“諸軍行止，視大將之旗……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191]還象征著南方：“若南方有賊，大將舉赤旗以應之”，“其軍行在路，若要喚人，及進退止息，即令每隊取曉事者兩人，一人執小緋旗子，于本隊外傍行，去隊十步以為望；一人專聽待喚。如去賊近，即遞相暗報。欲令止息，即臥旗子，當隊下即住。候見旗立，即速行。”探旗：“軍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內，五人為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絳幡。見騎賊舉絳幡”。[192]軍中的紅色旗幟，至少有深紅大纛、赤旗、朱旗、緋旗、絳幡等區別，分別起著不同作用，近距離傳達著不同的旗語號令。故而有“旗幟之用，大軍之本也”[193]的說法。
3.紅色令牌
遠距離傳遞軍情信息和軍令，有特制的傳令牌。普通的是軍隊與軍隊之間的信息傳遞，為朱漆木牌：“別造傳信朱漆木牌，給應軍中往來之處……傳信木牌：先朝舊制，合用堅木朱漆為之，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傳信牌。”[194]特別的是皇帝下達指令的朱紅金字牌子：“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195]紅色加金色，達到色彩表達的最高層次，令人望而敬畏，不僅權威無比，而且絕密迅速。
類似令牌還有長效作用的旨令。如揚州郡治衙門東廡，有鎖閉的房屋數間，掛著建隆元年（690）宋太祖的朱漆金書牌：“非有緩急，不得輒開”，里面所藏全是精良的武器。[196]
4.紅色訊號
由于紅色光波傳播最遠，保障著軍事情報的迅速有效傳遞。宋度宗時期，襄陽城被蒙古軍隊包圍，民兵首領張貴率軍救援，“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一路奮戰至城下。[197]
尾語
宋代紅色文化是自古以來紅色文化的延續，前此也多有尚赤的朝代，如周朝、隋朝等即是。只是在文化大發展的背景下，宋代更加出色。紅色不僅是宋政府的審美追求，更當作一種政治資源和文化力量。尚紅的德運確立后，紅色成為宋朝的政治生命象征，在禮儀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規范，賦予紅色更多的效應，將紅色政治化、神圣化，甚至編造出紅光，附會于多位皇帝誕生。從而使原本就強勢的紅色有了更多哲學、政治內涵，仿佛色彩圖騰。宋人不同程度地發揮了紅色的尊貴、美艷、權威、勇猛的視覺功能和象征意義，把紅色發揮的淋漓盡致。宋人的戀紅情節，既是私密的政治血統，更是公共的喜慶審美。
與自然中紅色無所不在相異，人文紅色不是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公共資源，恰恰相反，是權力分配的供給。百姓成年男子穿紅，或者平民家庭器具用紅，要麼是奢侈，要麼是僭越——那就是犯罪。色彩美異化為權力美，皇權一方面壟斷某些紅色資源，另一方面也使紅色成為雅俗共賞、老少咸宜、官民同樂、軍民互用的大眾色彩，達到了權威尊貴與民間喜愛統一。紅色密集在官方和婦女兒童兩大陣營，唯成年平民男子與紅色很少有緣。對官方而言紅色是權利，對擁有性別與年齡優勢和無害的婦女兒童而言，紅色是福利，朝廷允許占人口大多數的婦女兒童穿紅用紅，以滿足和保持美的社會需要。紅色的奧義，是能統一絕大多數人的審美和觀念，共情共鳴，這個綱和占有權、分配權在皇帝，是以色彩治國的形式。
就物質文化史而論，宋代將紅色器物制造推向歷史新高峰，留下精妙絕倫的遺產。如漆器工藝發展到宋朝最為成熟，以剔紅工藝即雕紅漆為代表，即在器物的胎型上刷幾十層朱漆，干后刻出層次分明的浮雕紋樣。明代張應文贊道：“宋人雕紅漆器，宮中所用者，多以金銀為胎。妙在雕法圓熟，藏鋒不露，用朱極鮮，漆堅厚而無敲裂。所刻山水樓閣，人物鳥獸，皆儼若圖畫，為絕佳耳。”[198]明人認為香合以“宋剔合色如珊瑚者為上。”[199]國家博物館藏有一件宋代朱漆花瓣形盤，內外髹朱漆,底髹黑漆,光素無紋飾,口沿有金屬扣邊。“根據現有資料,出土的南宋素髹漆器幾乎沒有通體髹朱,大部分都是表里異色,或底足異色,以朱黑為主。”[200] 這些高貴的紅色器皿，當屬宮廷所用，為后代罕見的珍藏。
總之，在宋代歷史上紅色有著獨特的作用，強大的氣場，是宋文化可視的一部分，宋朝的“顏值”擔當，并促進了紅色成為我國傳統文化重要的色彩表征，值得重視。認清宋史面貌，不宜無視這一抹腮紅。
注 釋
[1] 彭德：《中華五色》，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8年。
[2] 王應麟：《小學紺珠》卷1《五色》，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0頁。
[3]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19《十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91頁。
[4] 衛湜：《禮記集說》卷7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76頁。
[5] 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18《賜緋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29頁。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甲志》卷1《宋中正》（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18頁）也載：“一客，緋衣”，主人言其“君衣朱衣”。
[6] 李攸：《宋朝事實》卷11《儀注》，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84頁。
[7]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建隆元年三月壬戍，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0頁。
[8] 《宋史》卷1《太祖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6頁。
[9] 《宋史》卷70《律歷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597頁。
[10]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24，寶元二年八月丁丑，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923頁。
[11] 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禮》14之30-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757頁。
⑥ 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禮》14之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47頁。
[13]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1《太極天地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頁。
[14] 陳德述著：《周易正本解·<傳>解篇·說卦傳第十一章》，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第497頁。
[15] 陸游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卷6，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83-84頁。
[16]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卷1上《逍遙游第一》，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4頁。
[17] 汪莘：《方壸存稿》卷1《天地交泰辯》，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8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12頁。
[18] 易祓：《周官總義》卷28，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37頁。
[19] 王明編：《太平經合校》卷56之64《闕題》，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227頁。
[20] 司羲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卷122《冬祀執元圭御筆手詔（政和三年十月五日）》，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0頁。
⑤ 《宋史》卷64《五行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409頁。
[22] 《宋史》卷62《五行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54頁。
⑦ 《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分別見《宋史》卷1《太祖紀》，第１頁；《宋史》卷4《太宗紀》，第53頁；《宋史》卷6《真宗紀》第103頁；《宋史》卷13《英宗紀》，第253頁；《宋史》卷17《哲宗紀》，第317頁；《宋史》卷24《高宗紀》，第439頁；《宋史》卷33《孝宗紀》，第615頁；《宋史》卷41《理宗紀》，第783頁。
⑧ 許洞：《虎鈐經》卷17《云氣統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第130頁。
⑨ 《宋史》卷49《天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981、982頁。
[26]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5，慶歷三年十二月末，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518頁。
[27]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庚戌，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571頁。
[28] 《宋史》卷151《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530頁。
[29]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75，大中祥符四年二月辛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711頁。
[30] 《宋史》卷104《禮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538頁。
[31]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41，元豐六年十一月丙午，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8195頁。
[32]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3，淳化三年正月丙申，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733頁。
[33]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05，天圣五年正月壬寅，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434頁。
[34] 龐元英撰，金圓整理：《文昌雜錄》卷4，《全宋筆記》第12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91頁。
[35]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64，元祐六年八月乙未，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1076頁。
⑩ 成尋著，王麗萍點校：《新校參天臺五臺山記》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8頁。
⑪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34，熙寧五年六月乙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5674頁。
⑫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518頁。
⑬ 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甲志》卷20《曹氏入冥》，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81頁。
⑭ 《宋史》卷153《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561、3562、3563頁。
⑮ 司馬光：《書儀》卷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473頁。
[42] 歐陽修等：《太常因革禮》卷25《皇太子之制》，《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57頁。
[43] 《宋史》卷152《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555、3556頁。
[44] 陳昉撰，唐勤福整理：《穎川語小》卷上，《全宋筆記》第85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90頁。
[45] 周必大撰，王瑞來校證：《周必大集校證》卷176《玉堂雜記》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723頁。
[46] 魏泰撰，燕永成整理：《東軒筆錄》卷2，《全宋筆記》第20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19頁。
[47] 高晦叟撰，孔凡禮整理：《珍席放談》卷下，《全宋筆記》第17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93頁。
[48] 沈括撰，胡靜宜整理：《夢溪筆談》卷2《故事二》，《全宋筆記》第13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7-18頁。
[49]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25，元祐四年四月壬子，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0270頁。
⑨ 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三筆》卷4《從官事體》，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466-467頁。
[51] 宋敏求撰，鄭世剛整理：《春明退朝錄》卷中，《全宋筆記》第10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50頁。
⑪ 龐元英撰，金圓整理：《文昌雜錄》卷1，《全宋筆記》第12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41頁。
⑫ 劉克莊撰，王蓉貴，向以鮮校點，刁忠民審訂：《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79《詩話》，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547頁。
[54]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63，慶歷八年三月甲寅，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928頁。
[55] 孟元老撰，尹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10《駕詣青城齋宮》，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912頁。
[56] 袁文撰，李偉國點校：《甕牖閑評》卷6，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97頁。
[57] 趙彥衛撰，傅根清點校：《云麓漫鈔》卷3，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41頁。
[58] 王質：《雪山集》卷6《興國四營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9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00頁。
[59] 吳潛修，梅應發，劉錫撰：《開慶四明續志》卷6《作院》，《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996頁。
[60] 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9《武衛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89、990、991頁。本段參見王增瑜先生的《宋代軍制初探（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93-396頁。
[61] 鄭居中：《政和五禮新儀》卷14《序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85頁。
[62] 孟元老撰，尹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7《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宴》，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60頁。
[63] 江休復撰，儲玲玲整理：《江鄰幾雜志》，《全宋筆記》第8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11頁。
[64] 羅燁撰，胡紹文整理：《醉翁談錄》庚集卷2《判夫出改嫁狀》，《全宋筆記》第72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35頁。
[65] 陳造：《江湖長翁集》卷18《謝三提干召飲三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6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15頁。
[66] 黃庭堅著，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外集》卷4《寄陳適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955頁。
[67] 陳造：《江湖長翁集》卷20《陳總管坐上贈寫竹妓二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6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57頁。
[68] 蔡伸：《友古詞·長相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23頁。
[69] 郭祥正撰，孔凡禮點校：《青山集》卷29《次韻安止春詞十首·又和》其10，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第488頁。
[70] 陳藻：《樂軒集》卷2《題融州城樓》，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2冊， 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45頁。
[71]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84，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9353頁。
[72] 鄭獬：《鄖溪集》卷28《初春（好事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78頁。
[73] 謝深甫編，戴建國點校：《慶元條法事類》卷3《服飾器物》，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頁。
[74]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70《成忠郎馮君墓志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1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97頁。
[75] 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8，建炎二年十一月戊戌，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28頁。
[76] 方勺撰，徐培藻，楊立揚點校：《泊宅編》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8頁。
[77] 胡銓：《澹庵文集》卷5《祭張魏公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7頁。
[78] 《宋史》卷40《寧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772頁。
[79] 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卷9《李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58頁。
[80] 洪咨夔著，侯體健點校：《洪咨夔集》卷4《送范漕赴召八絕》，《浙江文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出版聯合集團,2015年，第90頁。
[81] 周必大撰，王瑞來校證：《周必大集校證》卷20《金溪鄉丁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95頁。原校點作“以朱漆皮笠冐，其首號紅頭子”，似不妥。
[82] 魏泰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卷12，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42頁。
[83] 孟元老撰，尹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10《駕詣郊壇行禮》，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916頁。
[84] 劉辰翁：《須溪集》卷6《劉次莊考樂府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6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37頁。
[85] 孟元老撰，尹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9《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832頁。
[86] 孟元老撰，尹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7《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87頁。
[87] 孟元老撰，尹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9《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833頁。
[88] 孟元老撰，尹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7《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89-690頁。
[89] 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吳船錄》卷上，《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99頁。
[90] 謝采伯撰，李偉國整理：《密齋筆記》卷5，《全宋筆記》第73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59頁。
[91] 沈括撰，胡靜宜整理：《夢溪筆談》卷23《譏虐》，《全宋筆記》第13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73頁。
[92] 張師正撰，張劍光整理：《括異志》卷7《孫鎧》，《全宋筆記》第10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74頁。
[93] 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甲志》卷16《衛達可再生》，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36頁。
[94] 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續集》卷3《答蔡季通》，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197頁。
[95] 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支丁》卷3《李氏紅蛇》，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986頁。
[96]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7《進故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0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14頁。
[97]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80，元祐八年正月丁亥注文，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1417頁。
[98] 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8，紹興十三年閏四月戊子，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805頁。
[99] 劉摯撰,裴汝誠，陳曉平點校:《忠肅集》卷6《論禁中修造奏》，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30頁。
[100] 衛湜：《禮記集說》卷148，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60-561頁。
[101] 吳處厚撰，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卷5，中華書局，1985年，第155頁。
[102] 《宋史》卷138《樂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246頁。
[103] 孟元老撰，尹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1《大內》，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40頁。
[104] 孟元老撰，尹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2《御街》《朱雀門外街巷》，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8、100頁。
[105] 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河南程氏外書》第12，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21頁。
[106] 陳騤撰，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錄》卷2《省舍》，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0、12頁。
[107] 孟元老撰，尹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7《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43頁。
[108] 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職官》36之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28頁。
[109] 程大昌撰，許沛藻，劉宇整理：《演繁露》卷6《白屋》，《全宋筆記》第43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14頁。
[110] 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食貨》55之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7252頁。
[111] 袁說友等編，趙曉蘭整理：《成都文類》卷28，楊天惠《都大茶馬司新建簽廳架合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47頁。
[112] 吳潛修，梅應發，劉錫：《開慶四明續志》卷1《西子城門樓》，《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939頁。
[113]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43《擬上趙寺丞改學移貢院》，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49頁。
[114] 謝采伯撰，李偉國整理：《密齋筆記》卷1，《全宋筆記》第73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1頁。
[115] 劉道醇：《宋朝名畫評》卷3《花卉翎毛門鬼神門蔡潤》，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1995年，第258頁。
[116] 郭若虛撰，王其祎校點：《圖畫見聞志》卷6《董羽水》，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2頁。
[117] 袁說友等編，趙曉蘭整理：《成都文類》卷30，李燾《新修四齋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92頁。
[118] 許景衡：《橫塘集》卷二《過新息》，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73頁。
[119] 朱弁撰，孔凡禮點校:《曲洧舊聞》卷七《真定康敦復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84頁。
[120] 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卷四《二月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51頁。
[121] 《宋史》卷154《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600頁。
[122] 《宋史》卷153《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575頁。
[123] 孟元老撰，尹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4《食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430頁。
[124] 李誡著：《營造法式》卷一四《丹粉刷飾屋舍之制（黃土刷飾附）》，北京:中國書店，2006年，第308頁。
[125] 程大昌撰，許沛藻、劉宇整理：《演繁露》卷6《白屋》，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14頁。
[126] 潘汝士撰，虞云國、吳愛芬整理：《丁晉公談錄》，《全宋筆記》第6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78頁。
[127] 陳起編：《江湖后集》卷三，周端臣：《朱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55頁。
[128] 《宋史》卷149《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486、頁3488、3489、3490、3491、3493、3495-3496、3497頁。
[129] 曹勛：《松隱集》卷29《圣瑞圖贊并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9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98頁。
[130] 《宋史》卷360《宗澤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1278頁。
[131]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78，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巳，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1394頁。
[132]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03，元豐三年三月癸酉注文，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7366頁。
[133] 孟元老撰，尹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7《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43頁。
[134] 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卷3，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3頁。
[135] 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乙編卷12《臨事之智》，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20頁。
[136] 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職官》21之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09頁。
[137] 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方域》3之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301頁。
[138] 周必大撰，王瑞來校證：《周必大集校證》卷173《思陵錄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687頁。
[139]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61，景德二年十一月乙已，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372頁。
[140] 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7，紹興元年九月辛亥，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990頁。
[141] 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禮》14之10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96頁。
[142] 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禮》25之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29頁。
[143] 江休復撰，儲玲玲整理：《江鄰幾雜志》，《全宋筆記》第8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22頁。“祫享，昭穆各有幄次，謂之神帳”，即祀神用的帷帳。
[144] 崔敦詩：《崔舍人玉堂類稿》卷19，《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78頁。
[145] 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河南程氏程遺書》卷19《楊遵道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64頁。
[146] 陳騤撰，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錄》卷2《省舍》，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0頁。
[147] 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1，紹興六年五月癸酉，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909頁。
[148]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甲寅，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640頁。
[149] 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卷14《館閣觀畫》，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49頁。
[150] 陳元龍：《格致鏡原》卷40《印章》，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1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18頁。
[151] 謝深甫編，戴建國點校：《慶元條法事類》卷5《奉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頁。
[152] 周必大撰，王瑞來校證：《周必大集校證》卷17《跋唐相國梁國忠公為吏部侍郎加勛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130頁。
[153]蘇轍著，曾棗莊，馬德福校點：《欒城集•后集》卷4《喜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70頁。
[154]趙汝燧：《野谷詩集•翁媼嘆》，陳思編，陳世隆補《兩宋名賢小集》卷228，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3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73頁。
[155] 陸游撰，錢忠聯校注：《陸游全集校注•劍南詩稿校注》第3冊卷21《鄰曲有未飯被追入郭者憫然有作》，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62頁。
[156] 黃公度：《知稼翁集》卷上《送外兄方卿公美廷實赴廣東憲十絕》，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9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67頁。
[157] 鄧深：《大隱居士詩集》卷上《月湖山谷勸耕次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69頁。
[158] 馮山：《安岳集》卷3《和李曼修孺職方謝梓守張靖子立龍圖游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8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01頁。
[159] 《宋史》卷153《輿服志五》，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575、3579頁。按“禁京城造朱紅器皿”，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10，天圣九年二月己亥（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554頁）作“禁民間造朱紅器”，則不限于京城而是全國性的。
[160] 謝深甫編，戴建國點校：《慶元條法事類》卷3《服飾器物》，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頁。
[161]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杭州北大橋宋墓》，《文物》，1988年第11期。
[162] 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6頁。
[163]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新安縣梁莊北宋壁畫墓》，《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4期。
[164]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邙山宋代壁畫墓》，《文物》，1992年第2期。
[165]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新安縣梁莊北宋壁畫墓》，《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4期。
[166]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新安縣古村北宋壁畫墓》，《華夏考古》，1992年第2期。
[167] 趙與時著，齊治平校點：《賓退錄》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頁。
[168]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51《與滕達道六十八首》之51、54、56，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492、1493頁。
[169] 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94，紹興五年十月乙卯，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802頁。
[170] 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卷上《近時婚喪禮文亡闕》，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8頁。
[171] 如2018年常州一建筑工地發現宋代古墓，“紅色棺槨鮮艷驚人”“常州地區發現不少宋代墓葬，棺槨外表都涂抹有鮮艷的紅色。”（https://www.sohu.com/a/283875495_259545，2021年4月5日。）
[172] 張師正撰，張劍光整理：《括異志》卷4《冀秘丞》，《全宋筆記》第10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49頁。
[173] 吳自牧：《夢粱錄》卷13《諸色雜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0頁。
[174] 費著撰，朱學博整理點校：《蜀牋譜》，顧宏義主編《文房四譜（外十七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第274頁。
[175] 竇儀等撰，吳翊如點校：《宋刑統》卷16《私有禁兵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64頁。
③ 蔡襄著，吳以寧點校：《端明集》卷2《北苑十詠·采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頁。
[177] 高斯得：《恥堂存稿》卷7《西湖競渡游人有蹂踐之厄》，《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1頁。
[178] 郭祥正撰，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卷15《錢塘行送別簽判李太博獻甫》，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第252頁。
[179]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284頁。
[180] 吳潛修，梅應發，劉錫撰：《開慶四明續志》卷6《作院》，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996頁。
[181] 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9《武衛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90頁。
[182]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44，元豐七年三月庚戌，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8256頁。
[183] 程大昌撰，許逸民校證：《演繁露校證》卷9《背嵬》，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621頁。
[184] 《宋史》卷197《兵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4919頁。
[185] 吳潛修，梅應發，劉錫撰：《開慶四明續志》卷6《作院》，《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997頁。
[186] 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9《武衛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90頁。
[187] 許洞：《虎鈐經》卷7《旗幟》，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第44頁。
[188] 王珪：《華陽集》卷5《聞種諤米脂川大捷》，《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3頁。
[189] 陳起編：《江湖小集》卷31，朱繼芳《邊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49頁。
[190] 陳均編，徐培藻，金圓，顧吉辰等點校：《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14，皇祐四年，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325頁。
[191] 曾公亮等著，陳建中，黃明珍點校：《武經總要》前集卷2《序》《教例》《教旗》《教平原兵》，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1、23頁。
[192] 曾公亮等著，陳建中，黃明珍點校：《武經總要》前集卷5《軍行次第》《禁喧》《探旗》，北京：商務印書館，第67、70、72頁。
[193] 許洞：《虎鈐經》卷7《旗幟》，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第44頁。
[194] 《宋史》卷154《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595頁。
[195] 沈括撰，胡靜宜整理：《夢溪筆談》卷11《官政一》，《全宋筆記》第13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91頁。
[196] 王明清：《揮麈錄•后錄》卷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41頁。
[197] 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卷18《二張援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40頁。
[198] 張應文：《清秘藏》卷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6頁。
[199] 文震亨：《長物志》卷7《香合》,重慶：重慶出版社,2017年,第148頁。
[200] 呂章申主編：《中國國家博物館百年收藏集粹》,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14年,第6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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