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幾歲的時候，我的家人幫我找“先生”算過命。先生說，我以后讀書不錯，而且很能寫，是坐辦公室的。我母親還算高興，因為她認為，“坐辦公室”意味著不用從事什麼辛苦的工作。至于其他，先生并沒有說太多，后來過了一段時間，我再長大一些的時候，家人還想找先生“算準”一點，但先生已經去世了。
我記得當時自己問我家人，那位先生沒有說其他的嗎？我母親說，小孩子，人家都不說那麼多的，也算不了那麼多，能算出這些算不錯了。
現在我已有了一定年齡，有時我會想為什麼當時那位先生沒有算那麼多，拋開費用等因素，我覺得很多事情可能是“算不到”的或者暫時“算不到”的，“算”亦有道，對于命數可能會發生很多變化的小孩子，只說自己能夠確定的或者基本能夠確定的，不說其他的，或許也是一種“職業道德”。
在執業過程中，我遇到個別要合八字的家屬，廣東某地區的人最喜歡合八字（我不說是哪個地區你們也應該知道）。他們至少會問律師的出生年份，然后如果是看起來“旺”當事人的，就會考慮；如果看起來不“旺”當事人甚至相克的，就不會考慮。
但客觀地說，即便真的那麼相信玄學，其實只看年份也完全不準。而律師一般不會把自己的八字全部報出。
另外，有些人認為，即便是同樣的八字，在一個時辰的上中下三個時間段，命數也會有所不同，命理甚至可以細致到某一刻。而有人認為，出生的地點也會影響，幼時看一部香港電影，兩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幾乎同時出生，結果在廚房出生的那個孩子運氣很好，原因是孩子屬鼠，廚房就是很適合“鼠”生存的。
還有些人認為，即便是同樣的八字，也有格局之分，譬如傳言朱元璋登基后曾經到處去找八字和自己一樣的人，原因是他認為自己這個八字是“皇帝命”，如果還有一樣的八字，那麼其他和自己一樣八字的人也是“皇帝命”，有可能推翻自己的統治。后來手下抓來一個八字和朱元璋一樣的蜂農，朱元璋看著這個平平無奇的老人，就問他以何為生。蜂農說自己是養蜂的，目前有十三巢的蜜蜂可以采蜜，以此養家糊口。朱元璋聽了之后，恍然大悟，這個蜂農養蜂十三巢，跟自己管理國家十三個省的布政司獲取稅收正好一樣。看來即便是八字一樣，格局也不同，便放這個人回家了。
有些同行有時會抱怨，說當事人或家屬經常會問“人能不能放出來啊”、什麼時候能放出來啊”之類的問題，自己是律師不是“法師”，要一個準確的結果是做不到的，而且如果給出不負責任的推測，也不符合自己的職業道德。每當聽到這種抱怨時，我腦海里都會浮現出當年那個先生的話，我會認為，律師當然不能不負責任地推測，但律師有責任對案件進行一定的預判，而且要盡可能地符合客觀實際。因為某種意義上，律師對案件的分析能力和“掌控”能力，就是律師專業能力的體現。譬如，在什麼情況下人能放出來，什麼情況下不能，什麼時候比較容易放出來，為了符合條件，律師和家屬可以做哪些事，其中有哪些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哪些比較難做到，如果做不到有沒有補救措施，時間上是否來得及，等等。
當然，對于不清楚的領域或者暫時判斷不了的問題，可以小心查詢、求證，但不妄言。
另外，有一個笑話大家可能也都聽過。一個人去算命，算命的說你28歲會結婚。然后這個人說：“你這個騙子，我今年都30歲了，還沒結婚呢。”算命的問：“你什麼學歷？”年輕人回答：“博士。”算命的就說：“難怪了，年輕人，知識改變命運啊。”
“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固然不錯，但站在我的角度，我會覺得這個算命先生不算特別專業，客觀來說算命的其實不太容易算出誰會在哪個年份一定是結婚的，尤其是現在，中高等教育的日益普遍化、社會的發展、高新技術的興起可能會改變一個人的發展路徑，所以，為求穩妥，他可以說“你在28歲那年婚運比較好，比較容易結婚”，而一般不能說“你28歲會結婚”。因為“凡事無絕對”，這一點，整天跟“命運”打交道的人也應當清楚。
作為律師，我們也一定要把握好一點，就是“真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的辯證關系。有些事情是絕對的，但超出了一定的范圍，又是相對的。這種辯證關系，必須要和當事人以及家屬解釋清楚，以免發生誤判或看似“誤判”的窘況，也損傷當事人或家屬的知情權和合理信賴。
而正如“有婚運”不等于“會結婚”，“有機會”不代表“一定會是這種結果”，當事人和家屬也要非常清楚這中間的區別。當然，努力不一定會贏，不努力基本是輸。正如有婚運的人，不出去走動，完全不認識人，是結不了婚的；有機會被取保/被不起訴的人，不努力辯護，也是收獲不太符合自己愿望的結果比較多。一方面認清客觀現實，另一方面發揮主觀能動性，才是面對刑案的最佳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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