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周易》之前，覺得《周易》是一個云里霧里、牛逼閃閃、神秘兮兮的家伙。學過一段時間之后，對于《周易》的發展演化有了一些認識。
關于《周易》的起源，傳統的說法是《易》歷三圣而成書，如孔穎達在《周易注疏序》中所言：
伏羲制卦，文王系詞，孔子作十翼。
在秦以前，《周易》就已被奉為經典，但人們一般把它看做卜筮之書，故能免于秦火而傳承不絕。至于易學在漢、宋之間的發展，可以引用《總目》的扼要概括：
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于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為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為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
將千余年間的易學發展歸結為“兩派六宗”，自然是極為簡要的概括，未必每個學者都可以嚴格對號入座。不過我們可以借助這個框架，大致勾劃一下易學在此歷史時段的演進。
漢代學者承先秦易學研究之余緒，以象數解《易》，易學研究遂走上了讖緯一途；而漢儒治經重文字訓詁，又使易學流于煩瑣。
物極而反，到了漢末，這種研究方法走到了盡頭。王弼以義理解《易》，一掃象數之弊。《總目》對此評價道：
《易》本卜筮之書，故末派寖流于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
王弼的易學研究，對于儒學而言功過參半。王弼（和韓康伯）使易學擺脫讖緯術數，這是他們的功；但他們又將易學引入了玄學，頗令儒家學者不滿。正如《總目》所說：
闡明義理，使《易》不雜于術數者，弼與康伯深為有功。祖尚虛無，使《易》竟入于老莊者，弼與康伯亦不能無過。
魏晉至隋以前，象數（鄭玄注為代表）、義理（王弼注為代表）兩派并行。
到了隋代，“王注盛行，鄭學寖微”（《隋書·經籍志一》）。漢儒解《易》之作多廢，以至于孔潁達注疏《周易》時沒有別的古注可引，“詮釋文句，多用空言”，可見王注影響之大。孔潁達奉詔作疏，專崇王注，不啻對其他學說的進一步掃蕩。
北宋儒學復興，易學研究的象數與義理兩派都得以恢復。當然這種恢復不是文物出土，而是新形勢下的再創造。
義理派雖繼承了以義理解《易》之傳統，但以儒家倫理代替玄學，“闡明儒理”。
象數派繼承了以象數解《易》的傳統，又提出了各種圖式，故宋代的象數派被稱為“圖書之學”。
總之，《周易》經過歷代學者不斷闡發，內容越來越豐富，逐漸成為無所不包的知識大全。朱伯崑先生在《易學哲學史·序言》中指出：
易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步打破了迷信的領域，其對《周易》所做的理論上的解釋，終于發展成為一種哲學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成為中國的知識界和文化人用來觀察和解釋世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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