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張燕 言懿 | 北京報道
六一兒童節的前一天，“放開三胎”的消息來了。
中央宣布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生育政策放開的背后，是逐漸走低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速。
過去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從0.57%放緩至0.53%。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經處于較低水平。
三胎政策放開后，很多家庭面臨“生還是不生”的抉擇。這一切屬于幸福的擁有選擇權的家庭。在他們之外，那些“想生而生不出來”的家庭正在遭遇生育的困境，“不孕不育”成為他們的隱痛。
在“想生而生不出來”的痛苦和煎熬中，他們和生育時鐘賽跑，輾轉求醫，甚至求神占卦，在無數次失望中尋找希望。
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平均每6~8對夫婦中就有1對面臨這樣的困境，以至于中國成為了世界輔助生殖技術治療第一大國，每年試管嬰兒的數量逾20萬例次。
試管嬰兒是最后的出路，卻并非是萬全的出路。
今年31歲的張芳從來沒想到“不孕”這件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工作—結婚，身為“小鎮做題家”，人生一向按部就班的她，卻卡在了生孩子這道關卡上。在頭胎遭遇“胎停”之后，張芳用盡各種招數，然而肚皮卻始終沒有動靜。臨床上，張芳被診斷為“繼發性不孕不育”。
“原來生孩子沒有想象的那麼容易”“失敗是一個孤兒”。懷不上孩子，所有壓力都壓在了張芳身上。為了積極備孕，張芳推掉了很多工作，同事們滿腹怨言，領導批評她“干不好別干了”，甚至有同事背著她說“誰沒流過產啊”。
來自婆家的壓力更是難以忍受，張芳頭胎小產還未恢復，婆婆又打電話來催生。春節團圓過年，婆婆不時感嘆張芳“為什麼懷個孩子這麼難”，抱不上孫子“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大家庭里，同齡人經常抱著孫子來串門，婆婆受不了，不時找人算命、開偏方，甚至想讓張芳吃胎盤。
來自娘家的催生則是“軟刀子”，頭胎流產不到半年，媽媽又督促著張芳去看中醫，說“媽媽不想讓你再等了，你年紀也不小了”。
張芳感覺自己陷入了困境：“在公司，領導覺得我不是個好員工。在大家庭，公婆覺得我不是個好媳婦。在小家庭，老公覺得我不是個好妻子。”張芳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感嘆她的無奈。
張芳也曾聽朋友推薦，慕名上門求助一位在外出診的所謂名醫。到醫館一看，前面已經有二三十人排隊等候。花了200元掛號，又排隊等了兩小時，終于輪到張芳。醫生花5分鐘簡單了解了張芳的病史并號脈之后，告訴張芳先去醫院抽血，看看有沒有懷孕再說。隨后，她被拉進了一個300人的微信群，之后再無人問津。
“誰不想趕緊懷孕呢？”張芳說。為了科學備孕，提高每一次可能的機會，她每天早上都要使用兩種牌子的排卵、備孕試紙驗尿，“感覺自己像熊貓燒香”一樣。連續十幾個月，張芳都在不斷重復“希望—失望—絕望—再燃希望”的過程。每次備孕失敗，她都需要花一整天時間來平復心情，“覺得四肢發軟，干什麼都提不起勁兒來”。
張芳每天早上都像“熊貓燒香”一樣，使用兩個牌子的試紙
每個月都要用掉一二十條可麗藍驗孕棒
她覺得自己陷入了一個夢魘中，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看到盡頭。
“（結婚后）一年不懷孕，懷孕等三年。”張芳如今才真切地理解了這句話。一開始，她和絕大多數人一樣，以為懷孕是個簡單的、順理成章的事兒。但直到自己開始備孕，才意識到，對于并非“易孕體質”的女性來說，懷孕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卵子質量、精子的數量和質量、排卵時間、子宮內膜厚度與受精卵協同情況、激素的波動等等都可能成為問題。
而張芳只是千萬個遭遇生育難題患者中的一個。中國人口協會此前發布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患者超過4000萬，占育齡人口的12.5%～15%。而20多年前，中國育齡人群中不孕不育率僅為3%。
這意味著，每6～8對夫婦中就有1對遭遇不孕不育問題。
門診樓走廊內不孕不育夫婦在等待就診
20年間，男性精液濃度下降了75%“每次排卵都是深情的期待，每次月經都是失望的流淚。”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院長、被稱為“產科界男神”的段濤醫生曾在一次演講中如是描述備孕的過程。
在醫學上，懷孕有一個專有名詞“妊娠”。完整的妊娠期是指從受孕到分娩的全部生理過程。在整個過程中，精子和卵子從相遇結合形成受精卵、分裂成為100個左右囊胚細胞團、成功著床、發育長大直至最終分娩。中間的每一步出現問題，都有可能導致妊娠失敗。盡管科學已經解釋了這個過程中的大多問題，但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謎。
“一般來說，一對育齡夫婦在沒有避孕的情況下，共同生活在一起嘗試懷孕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未果，我們才會診斷他（她）為不孕不育。”中國性學會會長、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男科主任姜輝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事實上，即使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一對夫婦，半年之內大約有40%懷不上孕，一年左右大約20%懷不上。根據相關統計，在各種造成不孕不育的原因中，男女雙方的因素占比差不多，都在30%～40%左右，夫婦雙方因素占20%，剩下10%原因不明。
造成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一般來說，男性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與精子質量、數量以及性行為能力有關。相對而言，女性不孕的原因更為復雜。如多囊卵巢或卵巢早衰導致排卵障礙、輸卵管堵塞阻礙卵子與精子結合、子宮疾病甚至自身免疫導致受精卵無法著床，等等。即使成功懷孕了，孕期女性的激素水平、身體狀況乃至壓力，都有可能導致胎兒停止發育，妊娠失敗。
“導致不孕不育的原因是很復雜的。我們一般都建議夫妻雙方共同來就診，盡快查出原因來制定相應的方案來進行生育。”姜輝說，除夫妻雙方自己的身體原因之外，環境污染、高節奏的生活、食品安全等問題都會影響生育功能。他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國際研究顯示，1992 年，正常可生育男性的精液濃度在 6000 萬/毫升。1999年，可育男性的平均精液濃度已經下降到了 2000 萬/毫升。2010 年的最新數據顯示，正常男性的平均精液濃度只有 1500 萬/毫升。“20年的時間里下降了超過75%。”
對于一些患者來說，即使查清了原因，治療過程仍然是十分漫長的。
多囊卵巢綜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是不孕不育患者中非常普遍的一種情況。患有多囊卵巢綜合征，容易出現卵泡不成熟、持續性不排卵、雄激素過多和胰島素抵抗等情況，多數表現為月經紊亂、閉經、不孕、多毛、肥胖等問題。
由于大部分多囊患者都存在排卵障礙，促排卵成為多囊患者懷孕過程中常見的治療方式。
李悅就是典型的多囊卵巢綜合征患者。2019年，備孕大半年未成功的李悅去醫院，意外被確診多囊卵巢綜合征。醫生告訴她，自然懷孕的概率只有正常人的50%左右，此外，還有相當高的流產概率。
從確診的那一天起，李悅開啟了長達近兩年的促排經歷。每個月，她都要往返醫院10次以上，進行B超監測和激素水平測定，根據卵泡的成熟度注射藥物來幫助卵子發育和排出。兩年時間里，李悅已經不記得自己打了多少針，有些是在醫院注射的，有些要拿回家自行完成注射。
促排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由于對藥物的反應比較敏感，李悅每個月小腹都有將近20天處于酸痛的狀態，甚至由于卵巢過度刺激而發燒。好在促排不是持續性的，三四個周期后，醫生會建議她休息一個月。一年后，李悅終于懷孕了，可惜還不到兩個月，胎兒沒有查出胎心，停止發育了。
李悅不得不又一次開始促排之旅，這一次，加倍的藥量給她身體帶來了更大的負擔，最終，醫生只能無奈地對她表示：“不能一直這麼刺激下去，考慮做試管吧。”
主治醫師告訴她，多囊卵巢疾病和基因有一定關系，因此具有一定遺傳性質。這也令李悅的父母十分愧疚。李悅的父母不僅一次主動提出要負擔治療過程中的所有費用，甚至主動勸說她，“不然直接領養或者用別人的卵子代孕吧”。
2021年了，生不出孩子仍然被威脅要離婚趙一倩是一家二甲醫院骨科的護士，在本醫院生育可說是近水樓臺。但與張芳一樣，趙一倩也在頭胎遭遇“停育”之后，遲遲未能再次懷孕，被臨床診斷為“繼發性不孕不育”的她，邁上了漫長的求醫之路。隨著年紀的增長，趙一倩的身體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多囊卵巢綜合征的癥狀逐漸明顯，之后，趙一倩經歷了多次促排，乃至試管嬰兒，但都始終未能懷孕。
“之前，別說朋友圈朋友們曬孩子了，就是看到院子里流浪貓產仔、石榴結果，心里都會失落。”趙一倩說。
看中醫、看西醫、用偏方……5年久備未孕，趙一倩的處境更加舉步維艱，來自家庭的壓力愈發沉重。
“我覺得真的快堅持不住了。”趙一倩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如今夫妻二人都已經34歲，“再這樣下去，還不知道婚姻能維持多久。”
“沒孩子就要離婚。”這讓她的朋友們都覺得匪夷所思。但是趙一倩反而覺得能夠理解，“這畢竟是一個人的生育權問題”。
在趙一倩看來，女性在生育問題上非常弱勢。她所處的工作環境和求診經歷，讓她見到了很多前來治療不孕不育的夫婦。如果是男方的原因導致不能生育的，很少見妻子選擇離婚，大多時候都默默陪著丈夫來看病，一遍又一遍地穿刺卵巢取卵、做試管嬰兒，夫妻二人還可能會選擇抱養；但如果是女方的原因導致不孕的，最終以離婚收場的概率并不低。
姜輝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從整個檢查和治療過程來看，女性付出的時間精力以及身體承受的創傷都要比男性多。一般來說，如果存在不孕不育的情況，首先應該檢查的是男方精液，因為男性的檢查相對來說時間短、簡單方便而且無創性檢查多。而女性的檢查則要涉及生理周期等方面，時間相對較長，檢查相對頻繁，有創性檢查多，承受的壓力也更大。
“每個促排的周期，我都有那麼兩周每隔一天就要去一次醫院。單位是不會因為你需要懷孕就網開一面的。”李悅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因為需要頻繁請假，自己有半年的時間里績效考核全部為零。“生活壓力那麼大，孩子要生，貸款也要還。因為請假耽誤的工作要晚上加班完成，而熬夜又會影響受孕的概率。但又不敢辭職，即便是能在一年內順利生完孩子，再重返職場時都已經35歲了，工作該多難找？萬一不順利，年齡更大再回來工作，還有人要嗎？”
一對無生育能力的年輕夫婦從精子庫走出
受孕成功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對于女性來說，成功受孕，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十月懷胎還要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
遭遇胎停育之后，張芳發現，胚胎停育竟然是一個非常普遍現象。不聊不知道，許多已為人母的朋友，都曾經遭遇過早期胎停育，“光周圍的朋友里就有7個”。
胚胎停育的原因很多也很復雜，胚胎著床及發育依賴于復雜的內分泌系統相互協調，任何一個環節失常，都可以導致胚胎停育。
“隨著年紀越大，生殖細胞自身出現問題的概率就會越高。尤其是女性在35歲以后，卵巢功能開始明顯下降，卵子的數量和質量也迅速下降。卵母細胞非整倍性的概率相應也會增加。”一位不愿具名的胚胎專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胚胎染色體異常是引起胚胎停育的主要原因，約占所有胚胎停育的50%～60%。
博士畢業后結婚的李曉潔婚后第二年就懷上了孩子，一切看起來都那麼順利。然而，意外卻在她孕35周時發生。本來一心期待“卸貨”的李曉潔，腹中的孩子卻因臍帶繞頸，窒息而亡。
眼睜睜看著千辛萬苦孕育的小生命離開自己，李曉潔一時間難以接受，她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絕。
煎熬16個小時，李曉潔完成了引產，引產的過程極其痛苦：舌下含藥、下體塞藥以促進宮縮，還伴隨著高燒、劇痛、發抖畏寒、大出血……而更巨大的創傷，在她的內心。
好在一年多后，李曉潔又懷上了，此時她已經35歲。李曉潔說，她對事業已經沒有什麼期待，只希望能平平安安生下屬于自己的孩子。
“還沒等我結婚，就已經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為什麼懷個孕這麼難？”在求子的過程中，張芳不止一次這樣問自己、問醫生、問身邊的人。在得到的答案中，“年紀大了不好要”這句話顯得格外刺耳。
研究生畢業時她已經25歲，相親認識老公，28歲結婚，然后開始買房、裝修……張芳按部就班地進行著自己人生的規劃，沒有想到卻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
“為什麼懷個孕這麼難？”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喬杰教授曾經給出過一個答案：生育力與很多因素相關，其中生育年齡的延后是導致生育力低下的最關鍵因素之一。
中國性學會會長、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男科主任姜輝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也說，生育力與很多因素相關，但整個妊娠過程中，女性的年齡是決定性因素。
據他介紹，從生理年齡上來看，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在22～28歲，而男性的最佳生育年齡在25～35歲。隨著大學入學率的提升，總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作壓力、生活快節奏等方面的原因，很多育齡夫婦結婚時的年齡已經不小了，因為工作或者生活的原因等兩年再生，很容易就錯過了。
“很多人不知道，卵子是有出廠日期的。一個女生還在媽媽肚子里的時候，她的卵子已經完成了第一次的減數分裂。換句話說，出生的那一刻開始，她的卵子就被打上了出廠日期。而男性不同，精子的出廠日期基本上是隨時更新的。”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院長段濤指出，從生理結構上來說，年齡的限制對于女性是很不公平的。
即使采取了輔助生殖的方法，女性年齡的影響仍然很關鍵。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雜志在2015年年底發布的輔助生殖技術生育治療的國際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對輔助生殖技術的使用率最高，其中，低于35歲年齡段的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來受孕的比例最大。
姜輝告訴記者：“胚胎最終的孕育是在女性子宮內完成的。對于女性來說，生育年齡推遲后，卵巢儲備功能減退，卵母細胞質量改變，染色體異常概率增加，這些都會導致受孕概率低，也會從一定程度上增加胎停育、流產以及分娩困難甚至是嬰兒出生缺陷的概率。”
國家衛健委在近日回應出生人口下降時表示，原因之一是生育婦女規模減少，婚育年齡推遲。一方面，生育旺盛期的育齡婦女規模不斷下降。“十三五”時期，20～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規模年均減少340萬人，2020年同比減少366萬人。另一方面，婚育年齡推遲造成當期生育的婦女減少。2006—2016年，我國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齡分別從23.6歲、24.3歲推遲到26.3歲和26.9歲，20～34歲女性在婚比例從75.0%下降到67.3%。
事實上，生育年齡晚的現狀無法回避。喬杰表示，近年來，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人們對生育問題有了不同看法，在最佳孕育年齡“能生而不想生”的人增多。然而隨著年齡增長，生育力下降，一些人又不得不面對“想生而生不出來”的問題。
（應采訪對像要求，文中張芳、李悅、趙一倩、李曉潔為化名）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21年第11期）
《中國經濟周刊》第11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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