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占二合什麼意思是什麼的簡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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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瀘州納溪縣（當時納溪還沒有成為區）的大小場鎮都有定期的集合日期，如“一、四、七”、“三、六、九”等，稱之為場期。按期四方老百姓都來集會貿易，稱之為趕場。

各行各業各幫，一般都有其約定的茶館作為集會的地點，商人在飲茶時商談行市，進行交易，地主老財，進行買賣土地糧食、貸放高利貸等；農民亦在此商談買賣。

由于買賣交易的發生，必然有人從中湊合，雙方斡旋，達成協議，成其買賣。這種中間媒介人，稱之為“經紀”，或稱“中間人”，行話稱為吃“二分”的。

因為完成了交易，買賣雙方都為了感謝中間湊合人，雙方在一起聚一次餐，名之曰吃“合食”，另外給予中間人一定的酬勞費，“二分”的來源大概于此；另一種說法是買賣成交后，雙方各拿出大約百分之一的錢來酬勞“經紀”人，故稱“二分”。

按說這種“經紀”人，是社會市場中不可缺少的人，他們的職業是正當的，所得的酬勞費(傭金)是應該的，無可非議的，全國各大城市的各行各業都有這種“經紀”人，他們在交易上確實起到了媒介作用。

當年的瀘州納溪縣是一個農業縣，其糧食、牲畜，是農村市場的主要大宗交易商品，當時政府的征稅機構，設立在縣城，一般場鎮未設立稅收機構，場鎮的稅收多采用“承包稅”制度。

所謂“承包稅”，亦稱“牙稅”，就是規定各個場鎮的牲畜、糧食、屠宰等每年向縣上繳納若干稅款，按季度上交，政府純收，不論誰人承包都行，但必須預繳正稅的四分之一為押金作保，多收部份歸承包人所得。

由于民國間，政治腐朽，各種官僚地主，豪紳、土霸、結成各種地方權利勢力，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和每一角落，把持操縱以致牲畜、糧食、屠宰等的交易，都由各地有權有勢者，獨攬承包，組成“牙行”或“斗紀”。

他們獲得承包專利權后，便訂出冠冕堂皇的規章制度來。用以上蒙官府，下欺百姓，在正大光明的旗幟下玩弄形形色色的惡風陋俗，魚肉鄉民，干出坑害百姓的勾當。

例如當時護國鎮的“斗行”承包商即護國鎮兩霸孔仲庸、劉錦祥；而大渡口鎮“斗行”即鄔海全。沽酒客將民國時期納溪縣各個場鎮的糧食、牲畜交易情況的史料記錄整理如下，以窺一斑。

在當年的納溪豬、牛、羊依然是農家的主要副業，每戶農民都得從賣豬、牛中取得部份經濟收入，因此對母豬、母牛精心飼養，產下崽養成仔豬、仔牛后，除了適量提留自養外，其余則出售，故每個場鎮都有從事交易的經紀，俗稱“豬牙子”、“牛牙子”。

他們絕大部分與承包“牙行”的頭頭有一定的關系。牙行亦靠“牙子”來控制市場，增加收入。除了上交有限的承包稅外，絕夫部分落入了“牙行”頭頭的腰包。

“豬牙子”們每逢場期，很早便到市場的豬市壩，主持架架豬和仔豬的交易，當時相沿的習慣是“三場時期四場錢”，即買賣成交后，賣主要負責三場(一般是十天)的時期內，豬不死不病，買主四場將錢兌清。

表面看來，這種方法防止賣主不得以病豬冒充好豬出售，買主不得壓價殺價，賣主不得抬高市價，然而豬“販子”們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從中漁利。

例如當時農民上市買賣豬，雙方的錢不直接交易，如果直接交易成功，他們便說你不通過牙行，是偷行漏稅，給予罰款，或者是抬高市價，或者是低價欺賣等詞，進行訛詐勒索。因此買賣雙方到市，都要首先與“豬牙子”說項，許愿行賄，這時牙子們往往編出一些駭人聽聞的封建迷信理論，如對賣主說：“這個豬身上有‘天羅盤’、‘地羅盤’，那個豬又有‘陰五爪’、‘陽五爪’”等。

主人喂這種豬不但不長，而且喂豬之家不吉利，言外之意就是說你這個豬要賣出去必須請我幫忙。賣主上鉤后，兩個牙子一個代表買方，一個代表賣方，使用”行話”即“暗語”交淡，進行“掏衣摸袖”、“暗打手勢”，使買賣雙方如墮五里霧中，不明究竟，一旦成交，他們便從中。“吃盤戴帽”，坐享漁人之利。

其次所謂“三場時期四場錢”，其中“三揚”是指賣主賣豬后，保證賣方不是病豬，可以考察三場為限，如果三場內發現豬病或死亡，買方有權要求退錢或索取賠償，“豬牙子”們就鉆這個空子來搗鬼。

因為豬成交后，照例買方要給賣方一部份錢為“定金”，亦稱“交頭錢”，剩大部份交與“牙行”，由“牙行”對雙方從中作保。三場期滿，如無問題，賣主當然依約該要錢了，可是牙子們都與你顧左右而言他，或是說：“某某與你暫時借用幾天。”或是“牙行”今天出錢太多，付不清款，請你暫緩一時等等。

如果豬在限期內病了，“豬牙子”一般是獸醫，他可以說：“我醫了多少藥錢，負擔。”死了更有歪道理可講，反正由他信口開合，勒索鄉民而已。

在民國時期的豬牙子，一般都是“干滾龍”（瀘州方言有混混的意思）由于家貧，生活無著落，故來搞這個生意。當年馬廟場的鄧子方，中興場的曾東山、丁成龍等，他們都是在豬市上憑一張嘴，每日弄錢來維持生活，他們背地里自我解嘲說：“我們吃的這碗飯是朱(豬)大爺給的。”

是專門從事買賣牛的經紀人，由于牛是農家寶，農民不可少，因此每家農民，都想喂一條好耕牛。當年納溪各個場鎮，都無牛市，所以買賣雙方，都要通過經紀人。牛牙子們結伙成幫，內部稱為“偏耳幫”或“三股索”，老百姓呼之為“牛牙子”，不過沒有固定的組織，遇到買賣牛時，有一人做成交易的，傭金一人獨得；有兩人或三人做成交易的弄到傭金時按份額攤分。

“牛牙子”們根據牛的牙齒來確定歲數，有“對牙”、“四牙”、“六牙”、“邊牙”和“四限口”等，即兩歲、四歲、五歲、八歲的意思其次看牛的身胚骨架大小再看牛的脛骨顯露，最講究的是牛的“旋水”(即牛的旋毛)，亦就是“牛牙子”們大做文章的依據，有什麼“望山旋”、“夾梁旋”、“滾巖旋”、“空倉旋”、“蹲墻艷”、“殺喉艷”（今天看來其實是認牛的絕活可惜估計失傳了，當然也有些給牛算命的唯心主義在里面。就忽悠人的一套手段。）

如說牛有“夾梁旋”，牛要打人，“滾巖旋”，牛要跌死，“空倉旋”，牛主人要貧窮，“殺喉艷”，牛主人家要死人，“蹲墻艷”，牛主人要被盜等以駭人聽聞的語言，說得主人心頭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最后聽信牛牙子的話，隨他擺布，賣出買進，從中得利，不過他們通過多年的活動，對于什麼樣的牛，犁功好孬，性情順烈，吃口強弱等還是有一定的經驗。

牛牙子們常常在各場和當地農村活動，他們掌握了當地各家喂牛戶的基本情況，誰家缺牛必買，何處有牛多余出售，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們信口雌黃地亂說一通，勸主人賣弱換強，以便從中牟利。一旦有外地來本地采購，或本地到外地采購，他們便當中間人介紹雙方交易。

由于牛牙子們互相同行，所以不管認不認識，只要大家“行話”對頭，便視為同道中人，馬上可以結合，狼狽為奸，弄得錢來，互相分潤。有時他們亦可組織同道中人由甲地殺價買低價牛，然后販運到乙地高價出售，從中漁利。

例如馬廟場黃二牛販子便是在民國初年，操此行業，不數年間，竟買田地六七十石，修起高樓瓦房，成為富翁了。此種惡風陋俗，自清朝到民國，相沿至多年，時至今日，操此行業者，仍不乏人。

“斗紀”又稱“斗行”，其組織狀況，已如前述。民國時期糧食計量，系以石、斗、升、合為單位，即十合為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石。政府規定大米五十斤為一斗。凡糧食到市場交易時，即由承包人（斗紀）派人到入口處，每斗取一合，稱為“打行”。他們并在市場中置一爛簸箕（取其爛者因量米后余下部可漏下地，散市后，歸斗紀打掃清潔時，收為己有）內放一斗，美其名曰公平市斗。由“斗行”特設“斗手”量米，以此為根據。

可是國民黨政權大多數政令，都是一紙空文，徒費紙墨，形同兒戲。雖然三令五申，統一度量衡標準。并逐級發給標準量具——斗，可是各地封建勢力仍然各行其事，拒不執行。

縣城有縣城的斗，大渡鎮有大渡鎮的斗，護國鎮有護國鎮的斗，總之，每個場有每個場的斗，天小很不統一。有超出標準斗百分之二十的河斗每斗六十斤，各家大地主還有各人所調租斗。由于大斗小秤經常引起糾紛，發展而成打架斗毆，甚至搶米篼米。由于政令不能貫徹，衡量不能統一，納溪縣歷屆參議會曾多次為此提案，要求禁止。

例如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納溪縣參議會向納溪縣政府函稱：“安富鎮公營市場斗秤不合，應請政府重新整理劃一，以釋群疑......。”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元月十八日，參議會又向納溪縣府函稱：“查本縣市場斗秤不一，流弊太多，如安富街米斗，糧食斗比較竟超二升半，公營市場管理費征取百分之一，而征用合同，隨意制造，名為一合，實則二合有余，鄉農受損大”。“又如來鳳、紹壩、合面、文昌、渠壩等市場，或用大斗，或用小斗，雖明令改用今法新量而竟未實行，以致交涉糾紛常起”。以上情況，可見當時市場混亂不堪。

斗行設置的“斗手”，又稱“刮刮匠”，一般都是貌似公平，實際是買、賣雙方，哪方對他有利他就暗中偏向那方。他在量米時，經常是雙邊索賄，左右逢源。他毎與撮米的“撮撮匠”相勾結，在量米時全憑他手上的輕重、快便而定，如他他維護賣主，則“撮撮匠”把撮箕（特種撮箕好裝一斗）米傾到快滿二斗時，剩余的向四角一撒，四角滿了而中間成一凹窩，斗手很快便將“斗刮子”（一種特制的丁字形小圓木）輕輕推回，然后在斗上一敲，就算量準了。

事實上這種斗四角雖滿，中間是凹的，斗米最低要少一、二合甚至四、五合，反之，如果維護買主，則撮米時將米重重從中傾下，量時重力用“斗刮子”。推過（壓緊），推回時輕輕推回，則上還浮一層，稱之為“刮浮斗”，這樣量每斗可多得一、二合甚至四、五合，這樣一進一出、一斗米至少相差在半升至一升之間。

一九四三年，國民政府證實，大渡口鎮(當時屬江安)倉庫設在鄉下龍興寺，距河邊四、五里，每次運軍米上船，任務都是由鄉到保到甲到戶，雖說有象征性的少數運費，可是層層克扣、到群眾時實質是義務運輸，群眾敢怒而不敢言。

一次天雨路滑，一家農民，家無主勞，只一小孩十二、三歲，亦去應征，背了一斗米在路上滑了一跤，將米打倒了一些。到船上交米時，押運員一量差了半升，堅持要小孩賠償。小孩大哭，眾人再三談好話，拒不允情，適逢一遠方人路過，亦幫著求情，押運員反而以前方抗戰必需的軍米等大話壓入。

此人一時興起，便說：“我再來量一下看，究竟差多少啊！”于是將米盛入兩個籮筐，連續騰挪數次最后傾入斗內，自倒自量。不但滿滿一斗，反而余下一合多，然后說道:：“抗戰時期，軍糧第一，民食亦重嘛！如何能夠這樣來對小孩吶！剩下的米嘛，小孩你拿回去煮頓稀飯吃吧。”于是飄然而去，一時引起群眾大嘩。事隔多年后，當年的親目睹者樹等人還津津樂道。

民國時期，除了糧食用斗、升計量外，其余如煤、石灰、木炭、鹽生鐵等，必須用秤，因當時納溪各場鎮都非產區，進出口不是大宗，一般包括在“斗行”里，由“斗行”派出“秤手”交易雙方過秤。

這種測定物體重量的器具，在民國年間，坑害人民，欺騙群眾的事例，更是數不勝數，比比皆是，原因是民國初年，度量衡器具，無人管理，因此，秤、斗、尺都無定標準，任憑各人隨心所欲地請匠人制造，凡秤只要一斤有十六“刻”，每刻示意為用便算是秤，因此，便出現了有大有小和各種騙人的種種假秤。后來國民政府雖然設立了度量衡專管機構，可是各場鎮和農村，在地方勢力的把持下，仍然各行其事，社會遭其擾害者不淺。

明大秤，它造秤時便授意匠人每斤加重二至四兩，即每斤十八或二十兩，稱為加二或加二五秤，多用于收購和運輸部門，如收購薪炭，木料、竹料等和工人運輸時用以剝削勞動力。群眾雖然明知是詐，但在惡霸勢力的淫威下，誰敢奈何。

明小秤。亦是特制的每斤少一、二兩或者是起花(秤的零點)便有五錢或一兩，這種秤多用于零星售出，行話叫“糖十四、鹽十三，打油提子不滴干。”零星占便宜，積少成多。

暗秤亦是特制，用時全憑暗耍手法，可輕可重，可大可小一般大約有下列幾種：

一種是一桿秤用形式相同的一輕一重秤砣，秤進時用重砣，秤出時用輕砣；一種是將秤桿掏空，內盛水銀（汞如水狀礦物善流動、體重），用時秤出則將秤桿向前傾，秤進則后傾；一種是特制刀口秤。秤的支點上的鐵環稱刀口，制秤時便在刀口上加一鐵卡，平時不用，秤進時加上，秤出時換過另加別個。

還有一種叫滿天星秤，這種秤周身都有花星，而且是多個秤毫，使用時隨他主人報稱重量，以上不過略舉數例，其他欺哄詐騙的手段行為，無法枚舉，只好略而言之。

直到新中國成立全國各地市場，通過社會各項改革，取締歪風流弊，設立了計量局，統一了度、量衡標準，同時工商部門加強了市場管理和監督打擊和取締非法活動，加上群眾覺悟的不斷提高。以上各種惡風陋習，已經得到了制止。雖有個別狡猾者故技重演，必然受到法律制裁。只是這一段陳年往事，很多人已經不知道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