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八字術語家山是什麼意思的詞條

#老子更偉大還是孔子更偉大#

在得到一位道士朋友給予的神秘圖畫后，宋朝文藝大咖周敦頤喜出望外，經過一番改造設計，他拿出了一幅后來被稱為“太極圖”的神秘圖案。

在為此寫作的《太極圖說》中，周敦頤寫道：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生于公元1017年的周敦頤，恰逢中國道教的高光時刻，他出生前九年（1008年），宋真宗命人偽造“天書”進獻“祥瑞”，開啟了此后長達15年之久的“天書政治”（1008-1022年），恰逢出生在這種時代氛圍，道士們橫行帝國，在君王的熱寵下“爭奏祥瑞，競獻贊頌”，這使得周敦頤受到了深刻的感染，所以，研讀《易經》是他終生不渝的愛好：

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

間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

作為中國國內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自從東漢末年興起后，發展一度落后于佛教，但進入唐朝后，由于李唐皇室尊奉太上老君、老子李聃為遠祖，在皇權的自我神化和有意扶持下，道家的地位扶搖直上，成為君王的座上嘉賓。

經歷五代十國的動蕩后，北宋建立后始終無法攻取幽云十六州，相反到了宋真宗期間，契丹人建立的遼國大軍甚至頻繁南下，1005年，在兵臨城下的遼軍威逼下，北宋與遼國達成了澶淵之盟，無意中開啟了宋遼兩國此后長達百年的和平局面。

但宋真宗總覺得屈辱，于是，在自我麻醉和沉醉中，他開始命人偽造各種讖緯和祥瑞，試圖營造太平盛世的氛圍。而作為帝國的筆桿子，本來就對老莊哲學抱有好感的儒生們紛起研究，于是，在宋真宗時代出生、在宋仁宗時代成長的周敦頤，無意中闖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他沒有意識到他作為儒家的代表，即將與道家產生出怎樣劇烈的碰撞，而那副經周敦頤之手改造設計、看似簡單、卻奧妙無窮的太極圖，即將深刻地影響此后1000年的中國和東亞文化圈。

▲太極圖在宋代經由周敦頤的改進，是儒道結合的果實。圖源：攝圖網

1

對于好友周敦頤貫通儒道兩家的研究，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在開封城中，與周敦頤進行了一番探討，但比周敦頤小4歲的王安石，顯然更傾向于佛家禪宗的妙理。

就在生命的最后幾年，當時盡管支持變法的宋神宗仍然在位，但由王安石主持的變法新政已然風雨飄搖，不得不離職去位的王安石，開始了與禪宗的日益親近。

有一次，在與禪師慧泉談話時，王安石問起“拈花一笑”的原始典故由來，慧泉禪師也不知出處，這時王安石回憶說，我當初在翰林院時，曾經偶然見到一本珍藏在皇宮的《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里面記載了“拈花一笑”的詳細故事，莫非這就是原始出處？

拈花一笑，說的是有一次佛祖釋迦牟尼在靈鷲山上說法，大梵天王率眾人將一朵金婆羅花獻給了佛祖，佛祖拈花示眾，眾佛全都默然不解含義，此時，只有摩訶迦葉尊者破顏微然一笑。

于是釋迦牟尼當眾宣布說，我有一部超脫生死輪回的奧妙心法，能夠擺脫一切虛假表相修成正果，其中妙處難以言說，我將不立文字，以心傳心，于教外別傳一宗，授予摩訶迦葉。

然后，釋迦牟尼將自己平常所用的衣缽傳給了摩訶迦葉，這就是“拈花一笑”之后，“衣缽真傳”的典故由來。

那時，在政治失意之后，王安石退隱山林，“筑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時時以問禪論道安撫內心，在《漁家傲·隔岸桃花紅未半》中他哀嘆說：“惆悵武陵人不管，清夢斷”。

在無限失意中，禪宗給了他極大的心靈慰藉，王安石同時代的前輩張方平（1007-1091年）對此總結說，他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

釋氏，指的是由佛祖釋迦牟尼開創的佛教，再細化來說，是由唐代的禪宗六祖慧能將佛教中國化后，所演繹出來的禪宗。

眼見變法大業隕落，王安石后來在《南公子》中寫道：

嗟見世間人，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沉淪。只是從來認識神。

作麼有疏親，我自降魔轉法輪。不是攝心除妄想，求真。幻化空身即法身。

從來倡導積極入世的儒家和知識分子們，以王安石為代表，面對北宋孱弱的國勢和改革受挫的困頓，開始了與禪宗日益深入的交流。

對此，現當代美學家、哲學家宗白華先生曾經說：

“禪是動中的極靜，也是靜中的極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動靜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

盡管儒家倡導積極主動，但現實卻總有困頓，這就使得關注自我、關注心性的禪宗極大地觸動了儒家知識分子的心靈，對于儒家來說，孔子所倡導的關注當下和現實，存在著幾個系統性的缺陷：

首先是對于死亡的關注，孔子倡導“未知生，焉知死”，主動積極入世，但這卻使得儒家的思想體系中，從一開始就缺乏對于死亡，和生與死的系統性思考，這就使得在魏晉南北朝的亂世中，構筑了宏觀生死體系的佛教開始進入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視野。

而佛教從初唐開始的中國化，以及隨后禪宗的誕生，使得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開始向佛教尋求哲學系統的知識補充，于是，儒釋道從中唐時期開始，即將開始暗流涌動的碰撞與融合，而這種儒釋道融合的真正實現，將在宋代有賴于一眾思想大咖的不斷探討碰撞，才得以磨合前行。

▲宋代黨爭的殘酷，使得儒家士大夫例如王安石，紛紛向禪宗尋求皈依。

2

作為王安石的政治死對頭，司馬光早在年輕的時候，就注意到了當時禪宗在士大夫群體中的流行，在《戲呈堯夫》中，他如此描繪同時代人對于佛法禪宗的熱衷：

近來朝野客，無座不談禪。

顧我何為者，逢人獨懵然。

羨君詩即好，說佛眾誰先。

只恐前身是，東都白樂天。

對于當時朝野上下對于禪宗的熱衷和癡迷，經常聽得一頭霧水的司馬光很是懵圈，于是，懵懂中他認為，最早開始將禪宗融入詩文的，恐怕是唐代的白居易（白樂天）。曾經寫下“閑心對定水，清凈兩無塵”的白居易，晚年信奉佛教，寫下了諸多禪詩。

而從安史之亂以后，以道教治身、佛教治心，是唐宋兩代知識分子們越來越流行的趨向，對于他們來說，禪宗對于內心、自我和心性的關照，觸及到了儒家未曾觀照的深刻領域，于是，治世的儒學日益冷落，而治心的佛學卻日益崛起。

對此，蘇東坡頗有感悟。

由于反對王安石新政變法中出現的弊端，被作為變法黨人政敵的蘇軾，在本應仕途大好的年紀卻屢遭貶謫，最遠甚至被貶黜到了海南儋州，而在43歲那年（1079年）的烏臺詩案中，蘇軾更是被逮捕下獄達103天，險遭殺身之禍，幸虧當時已經退休的王安石上書求救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蘇軾這才免于一死。

在生命垂危的邊緣，這位不世出的才子開始與佛道產生心靈的碰撞，他后來給自己取號鐵冠道人，又用佛家術語自稱為東坡居士。

在烏臺詩案幸免于難后，蘇軾被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黨爭的無情、政治的殘酷，使得他在《臨江仙》中自我慨嘆：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給自己取號東坡居士，開始研究佛學后，他在《定風波》中闡述內心的寧靜：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后來，蘇東坡途經江寧（南京），拜訪了退居歸隱在此的王安石，盡管對于變法政見不一，但兩個人卻相見盡歡，在后來送別蘇軾后，王安石曾經失落地說：

“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蘇軾這種豁達的生命觀，除了生性自然，還與他交游禪師有相當淵源。就在烏臺詩案后被貶黜江南時，蘇軾就曾經說：“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意思是說，當時吳越地區的名僧，十居其九與他關系融洽，在禪門僧人前，他又恢復成了那位生性樂天的東坡居士。

有一次，他寫了一首禮贊佛陀的詩送給禪師佛印：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

詩中的“八風”，指的是：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寫完東坡感覺甚好，于是讓書僮將詩送給佛印賞析，沒想到佛印卻在詩歌上批了兩個字“放屁”，讓書僮帶了回來。

東坡大怒，想著好你個和尚，竟然說我寫的詩是“放屁”，于是他坐船渡河，來到山寺中找佛印禪師理論，沒想到到了佛印的僧室外面，卻只見貼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八風吹不動，一屁過江來。

意思是說，既然“八風吹不動”，無視“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又為何會被一句“放屁”氣得渡江而來呢？

這正是禪的魅力，在儒家治世的現實主義之外，關注心性的禪宗，有時直抵內心，撥動了大宋帝國無數苦讀詩書經典的士子之心，以致天才如蘇軾，也將拜倒在佛門之下。

后來，在臨死之前，看透一生風雨起伏的蘇軾在總結中，將他被貶黜居住過的黃州（今湖北黃岡）、惠州（今廣東惠州）和儋州（今海南儋州），作為對他后半生心路歷程的總結：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自嘲總結說：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劇照：蘇東坡與佛印禪師的交往，是儒家與禪宗在宋代深度融合的寫照。

3

在被貶黜二十多年后，一直到1100年宋徽宗趙佶即位，蘇軾才被大赦允許返回朝中。

從海南北歸開封途中，耗盡了一生心力的蘇軾，最終病逝于中途的常州，享年65歲。

此時，琴棋書畫無所不能，藝術才華橫溢，“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的宋徽宗，也跟他的先祖宋真宗一樣，喜歡裝神弄鬼、迷戀道教，為了襯托自己的不凡，他甚至自封為“教主道君皇帝”，私底下，他很喜歡穿著道袍，與臣子們一起舞文弄墨、品茶彈琴。

對于宋徽宗來說，北宋作為文治帝國，權力的運行邏輯是皇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就使得皇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儒家士大夫的制約，為了獲取更高的權威以震懾儒林和知識分子、抗衡官僚集團，因此宋徽宗從內心深處，或許也試圖通過對道教的扶持，和對自詡為“教主道君皇帝”的自我加持，來形成面對儒家和士大夫群體的更高權威，從而為自己統治北宋帝國塑造神化的光圈。

為了扶持道教，宋徽宗甚至在即位的第八年（1107年）宣布打壓佛教，下詔宣布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上；到了大觀四年（1110年），宋徽宗又下詔嚴禁士庶拜僧，后面還要求將佛教中詆毀道教和儒家的書籍全部焚毀；到了宣和元年（1119年），宋徽宗甚至命令將佛教納入道教，并將佛陀貶稱為大覺金仙。

在朝野上下的非議下，到了宣和二年（1120），宋徽宗無奈宣布恢復各個寺院，由此可見盡管有最高權力的加持和打壓，但佛教此時已在朝野內外根基深厚，中國歷史在經歷此前三武一宗滅佛（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榮主持的滅佛運動）之后，佛教此時的地位已難以撼動。

因為此時的佛教，已經成了普通百姓和儒家士大夫的共同信仰，其無論是在經濟層面還是思想層面，對于中國社會的滲透力度都遠超從前。

只是宋徽宗仍然癡迷道教，就在1126年金兵攻破開封城前，宋徽宗甚至異想天開地想讓道教第30代天師張繼先從江西龍虎山來東京城（開封）幫他抵御金兵，張繼先自然不會騰云駕霧，眼見左盼右盼不來，金兵攻勢卻越發兇猛，宋徽宗又想出歪招，讓道士郭京施法，試圖以“六甲神法”破敵，最終騙子郭京倉皇逃遁，開封城破，到了1127年，金兵將俘虜的宋徽宗、宋欽宗以及皇室宗親、王公大臣、技藝工匠、百姓男女等共10萬余人押解北上，北宋滅亡，是為“靖康之變”。

后來，在被金兵擄掠北上途中，宋徽宗曾經在《眼兒媚》中回憶舊日的帝王生活和東京城（開封）的往昔繁華：

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宋徽宗《聽琴圖》，宋徽宗將自己身著道袍撫琴的樣子描繪了下來。

4

盡管在民間和士大夫群體中越發深入流行，但北宋皇權和李唐王朝一樣，對于佛教的冷落，也使得佛教僧眾必須為自己在現世的生存做出妥協。

佛教東傳進入中國時，僧人主張“沙門不敬王者”，試圖抗衡皇權，但在李唐王朝的打壓下，佛教僧眾開始認識現實，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法琳和尚起初在李世民面前驕傲自信，后來被李世民打入死牢后，立刻低頭認錯改稱李世民為觀世音菩薩。

到了宋徽宗初期，佛教僧眾的身段也不斷放低，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年），佛教的《禪苑清規》就提出了“皇帝萬歲，臣統千秋，天下太平”的口號，而在寺院住持的上香祝辭中，首先是要遙祝皇帝“圣壽無窮”，然后是祈愿地方官員“常居祿位”，最后才是感謝佛祖“法乳之恩”。

而經歷晚唐唐武宗滅佛，和五代十國后周世宗滅佛的相繼打擊，佛教僧眾也開始了自我革新，一方面是在經濟上主張僧眾也要耕作勞力，以為國家減輕負擔；二是在意識層面開始向皇權靠攏、尋求政治庇護；三是與儒家士大夫積極接觸，從而加速了儒釋兩家的融合。

如果說宋代佛教的這種表現，是基于政治的高壓和現實壓迫的話，在主動層面，面對兩宋之際帝國危亡的境遇，當時的禪宗領袖宗杲，則主動提出了基于愛國主義的“忠義心”，認為只有秉持“忠義心”，僧眾才能成佛擁有“菩提心”。

宗杲說：“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底（1142年初），抗金名將岳飛遇害于杭州，當時，作為宋高宗和秦檜聯手炮制的冤案，南宋上下除了韓世忠外，無人敢多言一句，就在此時，作為當時杭州徑山寺主持的宗杲禪師挺身而出，不顧性命安危，激烈上書為岳飛鳴冤。

最終，宗杲被以“非議朝政”的罪名剝奪僧籍，并充軍湖南衡陽。

宗杲被判決發配充軍的消息傳出后，當他被監押出發之時，杭州城內外，竟然涌來了一萬多人為他送行，許多弟子甚至心甘情愿陪護他，從杭州步行到了衡陽充軍。

宗杲被發配到衡陽整整十年，秦檜后來覺得還不解氣，又將宗杲發配到了更加偏遠的廣東梅州充軍，沒想到弟子們又收拾行李，陪護著宗杲步行到了廣東梅州。

在梅州充軍整整四年后，1155年，秦檜病逝，宗杲最終才被赦免、允許北返，一直到三年后的1158年，宗杲終于重返杭州徑山寺，弟子們聽到消息后，紛紛從四面八方涌來護持道場，場面非常感人，后來繼位的宋孝宗聽說后，特地賜予宗杲“大慧”的法號，宗杲因此也被稱為大慧宗杲禪師。

回到杭州八年后（1163年），宗杲去世。抗金名將張浚特為其撰文寫道：“師（宗杲）雖為方外士，而義篤君親。每及時事，愛君憂時，見之詞氣。”

至此，禪宗僧眾也以身體力行和不屈不撓的意志，贏得了天下的敬重，在當時人看來，佛教的僧眾們有的已不再僅僅是出家人，而是與國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思想者和踐行者。在家國面前，儒釋至此已渾然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激蕩出時代的鏗鏘之聲。

▲大慧宗杲禪師畫像（1107-1163年）。

5

歷經從中唐到北宋的激蕩交融，南宋建立后，禪宗也開始了與儒家的深刻交融。

作為“陸王心學”的開創者，一生都在講學中度過的陸九淵，提出了“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心學理念，對此，作為陸九淵的辯論對手，宋明理學的另外一位大師朱熹曾經評論說，陸九淵的理論“本是禪學，欲以吾儒說話遮掩。”

朱熹和陸九淵在學術上各有觀點，概括來說，陸九淵主張主觀唯心主義，朱熹則主張客觀唯心主義，為了彌合這種裂痕，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于是由陸九淵的科舉恩師呂祖謙出面，約會朱熹和陸九淵雙方在信州（今江西上饒市鉛山縣鵝湖鎮）鵝湖寺進行辯論，在這場光耀千古的理學辯論中，理學大師朱熹、陸九淵、陸九齡等人在鵝湖寺進行了長達十日的辯論，盡管雙方誰也沒能說服誰，但卻使朱、陸等人加深了相互理解。

鵝湖之會后，朱熹出任南康軍知州，在任內朱熹修復了治內的白鹿洞書院，并堅持邀請陸九淵到此講學，當聽到陸九淵講述《論語》中“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時，朱熹非常感動，他說：“我應當和學生們一同恪守，不忘陸先生的訓誡（熹當與諸生共守, 以無忘陸先生之訓）。”

后來，朱熹還請陸九淵把他在白鹿洞書院的講詞寫了下來，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書院講義》，朱熹還為講義親自作跋。

作為兩位都將禪宗融合到自己思想當中的理學大師，朱熹與陸九淵盡管終其一生都無法說服彼此，但卻真正做到了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這也使得朱、陸二人的友誼，被稱為中國儒釋道融合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話。

對于兩宋的儒家士大夫來說，儒家從東漢末年以來，經歷魏晉南北朝和隋唐的衰落數百年，盡管有中唐的韓愈試圖振興儒家，但是儒家真正的復興，卻是在兩宋時期。

也是在兩宋時期，未能建立生死體系、回答宇宙本源等核心問題的儒家，最終在吸收融合佛道義理的基礎上，獲得了如何觀照自我等更加廣闊的生命內涵。

鵝湖之會，正是儒家如何在南宋奮起，主動融合學習的真實寫照。

▲朱熹（左）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本質上是儒家與禪宗的深度融合。

6

離開南宋，在整個宋遼金元思想史中并不突出的道教，則在靖康之變后北方的亂世中，迎來了全新的探索。

就在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前16年（1159年），出生于北宋末年、成長于金國時期的王重陽決定離家出走，為了悟道，他甚至自己修建墓穴，自稱“活死人墓”，并在墓穴中居住兩年進行參悟，隨后，王重陽從陜西前往山東傳道，并先后收下了馬丹陽、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等七大弟子，這也就是后來武俠小說傳說中的“王真人”和“全真七子”。

當時，王重陽在開創道教全真道的過程中，主張儒、釋、道三教平等，提出“三教從來一祖風”的和諧學說，在教義上，全真道內以修習道家的《道德經》為主，另兼修習儒家的《孝經》和佛家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可以說是典型的三教合一。

盡管王重陽在創立全真道僅僅11年后（1170年）就去世，但在亂世之中創立的全真道，卻在儒釋道融合中，爆發出了超強的生命力。

王重陽去世50年后，金宣宗興定四年（1220年），王重陽座下弟子、長春子丘處機有鑒于蒙古人四處殺戮，于是毅然率領門人尹志平等18名弟子從山東昊天觀出發，西行前往尋找成吉思汗，試圖說服成吉思汗“去暴止殺”。

丘處機出發西行時年已73歲，這位當時年過古稀的老人，最終歷時三年，行程三萬五千里，最終在金宣宗興定六年（1222年），來到位處今天阿富汗的興都庫什山脈八魯灣行宮，見到了成吉思汗。

▲劇照：丘處機率領眾弟子西行弘道。

成吉思汗剛一見到當時年已75歲的丘處機，就直接問說，真人遠道而來，是不是有長生藥要給我？

沒想到丘處機的回答卻是：“有衛生之道，無長生之藥。”

隨后幾個月里，丘處機先后與成吉思汗進行了12次談話，丘處機在談話中力勸成吉思汗停止殺戮，“拳拳以止殺為勸”，并勸誡成吉思汗要清心寡欲，積善修福，這樣才能延年益壽。

或許是心有感悟，一生征戰殺伐不停的成吉思汗，對于丘處機蘊含儒釋道三家義理的說教，竟然并不排斥。對于這次在興都庫什山下的雪山論道，后來，作為參與會談的當事人，成吉思汗的智囊耶律楚材，將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對話寫成了《玄風慶會錄》，而丘處機的弟子李志常則寫下了《長春真人西游記》，來記載丘處機的這次西行征途。

或許，這場行程三萬五千里的西行征途，本身就是融合了儒釋道三家的全真道，一次意義非凡的遠征。

那時，中華文明仍在激烈、沖突與涅槃之中，尋覓著未來的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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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脈動中國：許紀霖的50堂傳統文化課》，2021年第一版

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