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末期觀念，人鬼之間的差別顯然不大，鬼可為人所見，鬼神又可隨時到人間來活動。活人雖無法進入鬼神的世界，然而鬼神卻可以活動于人世間。后來，經過秦皇、漢武鼓吹的神仙不死之觀念逐漸開始流傳并得到信仰。
然而“不死觀念”或“不死升仙”的希望并非人皆可獲，故而另一種死后的觀念——地府、冥府的死后世界觀同時獲得繼續發展。相對與神仙不死觀念，從漢代墓葬考古出土東漢鎮墓文等材料可知，人們在墓葬的鎮墓文中不斷地強調“生死異路”、“死生有別”、“生死不相防”。
成仙的美好渴望和對死后世界幽暗恐懼是呈相對的，時人對地下的死后世界認識，顯然存在一種恐懼而唯恐避之不及的心態，這些出土文獻可以為我們說明相關問題，如鎮墓文中常見文辭中有：“想念苦勿相思，生屬長安，死屬大山，生死異處，不得相防”；“死生異處莫相干”；“死人行陰，生人行陽，各自有分畫，不得復交通”。
“鎮墓文”指產生于東漢中后期，用朱砂寫在鎮墓瓶陶罐上的解殃文辭。羅振玉曾指出“東漢末葉，死者每用鎮墓文，乃方術家言。皆有天帝及如律令字，以朱墨書于陶擊者為多，亦有時刻者，猶唐之女青文也。”
其內容是祈求保佑生人的家宅安定，使死者安于冢墓，主要目的是為地下死者解謫祛過，免災受罰作之苦，為世上生人除殃祈福；同時也是為了隔絕死者與其在世親人關系，使之不得侵擾牽連生人。
此類方術文獻曾廣泛流行于兩漢之際，據《漢書·藝文志·術數略·雜占》載有《變怪誥咎》、《執不祥劾鬼物》及《請官除妖樣》，此類文獻很可能屬于數術文獻中，指導人們如何在喪葬儀式中，使用鎮墓文及鉛人等物為死者施法祛殃，并為生人祈福的指導性著述。
類似“生人屬西長安，死人屬泰山丘丞墓伯”之語，明顯的表示出生死兩隔的觀念，為的就是擺脫早期人鬼不分的思想。早期觀念，人死后為鬼，然而生死并非完全兩隔絕，而人死為鬼，若使其無所歸則會擾亂人間世，故而在墓家中置入鎮墓文書，以隔絕生死之間，其目的是為了防范死者妨害生人。
如河北望都二號墓所出太原太守中山劉氏光和二年磚刻地券云“生死異路，不得相防”。又如貞松堂藏地卷“故為丹書鐵卷口及解謫千秋萬歲，莫相來索，如律令”，由此表明生者欲隔絕與亡者之間的某種聯系，故而常有“生人屬長安，死人屬泰山”之類語。
強調生死不同，生死各有所歸，祈求的就是人鬼、生死互不相犯。如張衡在《論衡·訂鬼篇》指出：“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兇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
文中所帶出的側面意思為，漢時人觀念以為人鬼之間的差別不大，或有鬼側身于旁而人不覺，而鬼乃兇惡之類，會在不知不覺間禍害人們，尤其是人最虛弱之時。似乎此種觀念，又與春秋時期子產論魂魄時指出，鬼無所歸，故而為厲人世間的觀念是一致的。
從一些出土墓文中可見，生人為了替亡者鋪平死后的道路，以求死者得以在死后世界安息，故而在喪葬儀式中替死者在死后世界準備“戶籍”文書，由此產生了“告地下書”這一類墓文。
“告地下書”是以人間世官員口吻代死者向“地下主”進行傳遞、報備，為亡者得以入籍死后世界而準備。1975年，在湖北省江陵縣鳳凰山發掘的168號漢墓中，出土一枚長23. 2厘米，寬4. 1—4. 4厘米的竹犢，竹犢上面的文字曰：
“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室陽五大夫隧少言與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軺車二乘、牛車一兩、馴馬四匹、騾馬二匹、騎馬四匹。可令吏以從事。敢告主。”
這是江陵縣壓為墓主人開具的一封赴地下世界的介紹信。整段文字的意思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墓葬入葬的時間；第二部分是墓主的籍貫、爵位和名字；第三部分記載了隨葬的奴婢和車馬，以為其入籍地下世界的財物進行報備；第四部分是表明這件竹犢的性質，即“告地下官吏書”，以讓地下官吏為亡者進行登記。
“告地下書”是漢代社會流行的通行憑證“傳”或“過所”的翻版，是提供死者在地下世界使用的通行證。“地下丞”，當指地下陰間管理死者的小吏。“江陵丞告地下丞”就是江陵丞向地下陰間的小吏報告了這件事。
由此知“告地下官吏書”是江陵丞寫的。“敢告主”，以為江陵丞請地下丞將這件事轉告地下陰間掌管墓事之“主”。“可令吏以從事”，以為應當命令地下陰間的官吏按照規定辦事。從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所出木犢的內容中又可證明此一觀念：
“四七年十二月丙子朔辛卯，廣陵宮司空長能、丞口敢告土主：廣陵石里男子王奉世有獄事，事已復，故郡鄉里遣自致移謁地。四八年獄計辟書，從事臨律令。”
木犢文中的“四七年”系廣陵王劉胥紀年，當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墓主人生時遭遇，據上海自然博物館鑒定，“王奉世頭骨異常，疑為受刑或長期受重壓所致，死年僅30歲左右”，這與文犢中所言墓主人生前“有獄事”是一致。
盡管告地策皆為假托之辭，并非真正由宮司空長親自批辦文移告地下主，僅由獄計書寫。但當時確信地下有主，亦如地上有官府、官長，所以認真模仿地上制度和公文格式，絕不馬虎，以免死者地下登報不了，若漢代人不信有死后世界的存在，那就無須寫造此種假造的告地策。
由此可證，漢時己經流行人死入地的觀念，即死后亦存有一幽冥地下世界，人世間的官員亦須稟奏地下官員。
也就是說，出土鎮墓文是以當世官吏名義書寫“告地下書”，此種“告地下書”雖為假托之辭，然時人皆相信地下有主，地下世界的管理制度與人世間相似，并管理著亡者的世界，幽冥間與人間世又有著必然的聯系，所以才認真模仿地上制度和公文，絕不敢疏忽，生怕死者在地下登報不了，而為“厲”人間世。
最能看出漢人思想中的幽冥間冥官制與人世間的現實官職的關聯，當數1935年出土的東漢時用以殉葬的一個瓦盆。此瓦盆四周有丹書文字219字，詳細敘述了墓主人、地下主死人與冥府的關系，全文如下：
“熹平二年十二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天帝使者告張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家丞冢令、主家司令、魂門亭長、家中游徽等：敢告移丘丞墓柄、地下二千石、東冢侯、西家伯、地下擊植卿、耗里伍長等：今日吉良，非用他故，但以死人張叔敬薄命蚤死，當來下歸丘墓。黃神生五岳，主死人錄，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生人筑高臺，死人歸，深自埋。眉須以落，下為土灰。今故上復除之藥，欲令后世無有死者。上黨人參九枚，欲持代生人，鉛人持代死人。黃豆瓜子，死人持給地下賦。立制牡厲，辟除土咎，欲令禍殃不行。傳到，約束地吏，勿復煩擾張氏之家。急急如律令。”
此文內容極其豐富：一，強調上下臣屬關系，天帝為幽冥地下之主，故以告誡的口吻為亡者引路；二，表現出幽冥地下官吏的豐富性，其模仿現實間官制的痕跡明顯可證；三，鎮墓文意在強調生死異路，各有所歸，因此一面以官方文書下達指令，一面又想辦法安撫死者在地下的生活，比如說明己隨葬鉛人代為服役，承擔生前所犯罪惡，企圖使其安息于地下。
文中的“立制牡厲”，是為死者與生人承擔因挖墓動土而觸犯地下神抵的罪殃，此觀念為一般社會所流行。《太平經》中就指出隨意破土挖掘乃犯忌之事，若不妥善處理，則會招致禍殃，如記載“今有一家有興功起土，數家被其疾，或得死亡，或致盜賊縣官，或致兵革斗訟，或致蛇蜂虎狼惡禽害人”，隨葬的黃豆、瓜子為繳納地下稅賦等等。
上述種種儀式，其最終目的是為亡者之魂尋找一個足以“安魂”之地，以防其對生人造成某些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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