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我們討論《道德經·第二章》中改“弗”為“不”等有意改動的行為，對《道德經》全文注釋產生的巨大影響。
通行諸本，如王弼本《老子注》將此“道德經·第二章·下半段”記作：“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但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本》均記作：“萬物作而弗始也，為而弗持也，功成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
很明顯，后世諸本在王弼本《老子注》的影響下均對《道德經》的原文都進行過改動。但為什麼要如此改動？梨花認為是自作聰明，圣賢經典本已具足，但后人故作聰明，畫蛇添足。為全己說，強解甚至亂改原著。比如在本章中添加了原本并不存在的“生而不有”，迎合自己的解經觀點。
但此章中最為糟糕的改動行為，當屬將“弗”字強解為“不”字，如此解法看似無錯，實則大錯特錯。甚至要比第一章中改“恒”為“常”的做法，更加令人痛心疾首。天才少年王弼便是在“萬物作焉而不辭”的誤導下，將此段理解為“為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還反無為”。認為文中原本并不存在的“不辭”，指不修飾，不干涉。因此王弼認為“萬物作焉而不辭”指，對萬物的興起與發展不施以人為的修飾與干涉。
如果王弼本《老子注》多經不起后人的推敲，王弼如此注釋并無不妥，至多算是注釋《道德經》眾多版本中的一員。壞就壞在王弼天才絕倫，對《道德經》的許多注釋都入情入理，精彩絕倫，并且相得益彰形成了前后呼應的經解體系。于是乎，萬美之中不容瑕疵，偏見的世人多認為王弼之說皆對，無錯。但1973年出土的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中，此段記作“萬物作而弗始也”。
無獨有偶，1993年荊州郭店村出土的《楚簡老子甲本》中，此段也同樣記作“萬物作而弗始也”。
據考證，《帛書老子·甲本》成書于戰國末年的某一時期，而《帛書老子·乙本》則成書于劉邦稱帝（公元前202年），至漢文帝劉恒登基（公元前180年）的短短二十二年間。如此推定的依據是，乙本中只避諱了劉邦的名諱，改“邦”為“國”，卻為避諱漢文帝劉恒的名諱，未改“恒”為“常”。而《帛書老子·甲本》中“邦”字與“恒”字均未改動。說明，《帛書老子·甲本》為西漢王朝建立前的戰國古本，而《帛書老子·乙本》則是長沙王丞相利蒼出于避諱的考慮，重抄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180年間的產物。
并且，《帛書老子·乙本》的用字，明顯要比《帛書老子·甲本》規范。
而1993年出土的《楚簡老子·甲乙丙》三本，成書年代應當還略早于《帛書老子·甲本》，但因《楚簡老子》殘缺不全，僅余一千余字，故選擇《帛書老子·甲乙本》作為注釋版本。
長話短說，梨花認為“萬物作而弗始也”應解為對萬物的初始，既起因施以矯枉。故《道德經·第三章》圍繞此論點展開，提出了“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的矯枉主張。
老子認為，因為尚賢，世人才爭名；因為貴貨，世人才偷盜；因為多見多聞，世人才多欲多貪。因此老子提出矯枉問題的起因，提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恒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矣”的治世主張。既，解決百姓的安飽，堅韌百姓的意志，強健百姓的體魄。以均衡作為宗旨調和百姓的認知與欲望，使自作聰明的巧智不敢出現；總而言之一切以矯枉作為宗旨，則沒有什麼是不能治理好的。
如此注釋的根據是“弗”字的春秋古意為“矯枉”，而“弗居”是一種不偏不倚的行為理念，如《道德經·第十三章》所言：“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也，得之所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老子說，寵辱若驚的可貴之處在于，將受人寵愛與受人侮辱的處境，均當做自身的隱患對待。為了更加說明此理，老子還舉例說明，受人寵愛時需放低姿態，并需警惕對待得、失。
莊子在“大宗師”中同樣指出：“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古時的真人錯過了時機后會矯枉悔恨的心態；把握住時機后，同樣會矯枉洋洋自得的心態。
何謂“大宗師”？
“大”指博大，寓意萬有萬物。
“宗”指宗旨，“師”指老師。
“大宗師”即萬物的宗旨與老師。
莊子以天地為宗，以上古真人為師，寫下“大宗師”。開篇強調：“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莊子認為，知曉天地的作為，知曉真人的作為，才是認知的極限。而天地的作為，空間與時間如何運轉的問題在第一章中我們已經進行過闡述，并得出統一與對立并存的條件是均衡的結論。因此《莊子·外篇·天地》再次闡明此理：“天地雖大，其化均；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莊子說，空間與時間雖然廣袤，但天地的換化均衡、對等；世間萬物的種類雖然繁多，但萬物的治理方式也全都相同。拋開有待證實的微觀粒子層面問題，既微觀粒子的運轉方式是否同樣遵循平衡規則。單說社會問題，圍繞均衡運轉的社會規則同樣比比皆是。比如貿易逆差問題，如果貿易雙方不遵循有來有往的互利原則，那麼貿易的過程注定永無寧日。
還比如互幫互助的家庭關系，如果一方的付出總是遠遠多過另外一方，那麼這個家庭的運轉注定無法和諧，平穩運行。
還有每個人都非常關心的付出與收獲是否等價的問題，如果某些人不用付出或付出極少便能獲得巨大收獲，那麼維持社會平穩運轉的基本規則，付出與收獲的等價原則，必然面臨極大挑戰。
因此，古者提倡的“弗居”，是一種以平衡作為宗旨的處世行為。古者放棄名利的原因是為了避免自身處于不均衡，不自然的危機當中。如劉邦出陳倉，與項羽爭奪天下，將漢中托付給蕭何。但生性多疑的劉邦并不放心蕭何，于是派人暗中監視蕭何。察覺到異樣的蕭何為了避免殺身之禍，也是為了洗清自立的嫌疑，不得不收受賄賂，表現出只貪圖錢財無心天下的庸俗姿態。劉邦得知后，果然安下心來與項羽爭奪起天下。
同樣的辦法王翦與蘭陵王也都使用過。
王翦率領六十萬秦軍滅楚，還未進入楚國境內便數次停軍不前，向秦始皇討要賞賜。手下將領為此大罵王翦貪財，王翦卻說秦國的一多半軍隊都在我的手中，如果我不如此做，或許這場仗沒打完我就會身首異處。我王翦死不足惜，怕的是未盡王命，不能結束戰國亂世。
王翦，蕭何為了完成自己為人臣子的責任義務，更為了還天下以太平，不惜貪財自污，想盡一切辦法讓君主安心完成事業，同時避免了爛殺臣子的惡名。這才是先秦文化中“虛心意白，進善通道，勉主以禮儀，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善歸于君，不敢獨伐其勞”的治世良臣，真正通曉道學，進善通道的道學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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