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寶昌,人稱寶爺,今年81,自幼被賣進豪門,飽經滄桑,閱盡世情,識得眾多奇人異事。
寶爺是導演,功力深厚的老前輩,執導影視劇30余部,一部《大宅門》讓數代觀眾追了20年,2020年獲第29屆華鼎獎終身成就獎。
寶爺是作家,《大宅門》劇本就是他以家族故事為原型創作的,一支妙筆,寫出世間滄桑與人生百態。
寶爺是票友,五歲起聽戲,迷了70多年,也研究了一輩子;2017年他和李卓群編導的京劇《大宅門》,全國巡演,一票難求。
《都是大角色》,郭寶昌著,三聯書店出版
愛信不信
文 | 郭寶昌
人活七十古來稀。沒錯。能活到這個歲數夠本兒了,活到八十歲的那就賺了。至于活到九十多,那就大賺了。只要不給別人添亂,添麻煩,活一天賺一天。 人老了,愛憶舊。因為談未來、理想、前途、命運都不那麼理直氣壯了。可憶舊你得有資本,一幫老家伙湊在一起,能說得唾沫星子亂濺的,一定是那些受過苦、挨過整、遭過難、歷盡坎坷的人。很多一輩子順順當當過來的人,很羨慕我,好些老朋友都指著我說,你小子真不白活,活得有聲有色、豐富多彩,什麼事都叫你趕上了。別誤會,什麼事都趕上了,不是說的好事,是什麼苦什麼罪什麼難都趕上了,活得比較豐富多彩;是什麼稀奇古怪的事兒都趕上了,其實是活得比較光怪陸離。那些順順當當地活了一輩子的人,老了回頭一看,這輩子七八十年沒什麼可說的,太一般化,覺得特沒勁,可你真要讓他也豐富多彩一下,他還真不干,寧可活得平平安安的。苦難是一種財富,苦難是一種以生命為代價的財富。
命中注定
人的命天注定,這話也對也不對。我與一命相大師聊過天,他說“人的命天注定”,就像做事總要先有個計劃,命相就是天給你定的計劃,可在實行的過程中,主客觀因素都會使你的計劃改變。所以不能較真。這也許就是詭辯。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北京南城有一位名氣很大的命相師,是位盲人。我們那會兒都把這種人統稱“算卦的”,有住家的,有游走的,有大戶包月的。一九五八年以后,好像都取締了。南城好像是在李鐵拐斜街,還是楊梅竹斜街?記不清了,反正是條斜街。有個開館的浙江人叫李陽明,這個名字讓我覺得他應該是余姚人,那是明朝心學大師王陽明的故鄉,是否有意借了大師之名招搖撞騙?誰知道。 我們宅門里的二姑爺“艮蘿卜”,黃埔軍校畢業,戎馬半生,不信鬼,不信神,尤其對算命的一向嗤之以鼻。聽大家都把李陽明說得天花亂墜,決定去攪和一下,倘若胡說八道,是要羞辱一番的,定要羞辱一番。 他去了,報上了“生辰八字”,李先生眨巴著失明的雙眼,愣神了五分鐘,艮蘿卜不耐煩了,怎麼了?說!李先生終于開口了:“你這個‘八字’或者是你和我開玩笑,或者你是大貴人到了。”艮蘿卜二話沒說,扔下八塊錢走了(算命“批八字”一次八塊)。他報的是共和國開國元帥朱德總司令的八字。當然后來艮蘿卜依然不服,他說沒什麼稀奇,這些算命的早就把中國名人的“八字”倒背如流了。一九五六年夏,我隱約知道了一些我的身世之謎。在這方面母親對我防范甚嚴,沒人會告訴我,我把解密的希望寄托在了李陽明先生身上,瞞著母親,偷偷跑到李鐵拐斜街算了一卦。他收費分幾個等級:問具體某件事兒,可抽簽來解,一簽三毛;看八字、講八字八塊;算流年,也就是細批你一生每一年的運程,二十塊。收費標準在當時是超高的,一般收入的人絕對算不起。李先生的命館是一個很精致的小四合院,院里花木扶疏,廊子上整齊地擺放著大小花盆,各色花卉爭奇斗艷,廊檐上掛滿了各式匾額,著實叫我吃了一驚,都是名人題款的贊頌之詞。什麼“當世諸葛”“大國師”“喻世神通”,其中有民國總統徐世昌和黎元洪送的匾額,還有很多文化名人、梨園名宿如李萬春、荀慧生送的匾額,都印證了這位李瞎子不是凡人。東廂房門口旁有個煤爐子,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正在用一小砂鍋熬湯。我早聽說過是李先生的夫人,很文靜標致的一個女人。見我來了,忙把我讓進了東廂房。李先生正襟危坐在書案旁一張太師椅上,我坐到他對面,寒暄了兩句以后,我說請先生批一下八字。他叫我報上八字以后,便低下頭默想了一會兒,抬起頭開口第一句便是:“自幼父母雙亡,姑媽養大最好。”我差點兒沒跳起來,再準也不能準到這種程度。他就是說姑姑,我都不會這麼震驚,還偏偏說是“姑媽”。我兩歲賣到郭家,一直稱母親是姑媽,還父母雙亡,絕對不對了。我忙叫:“停,等等,等等,您先別說了。”他問怎麼了?我立即想起了艮蘿卜說的話,這位李先生早知道了我的八字,我相信我母親一定來這里為我算過命,且事先囑咐了李瞎子,萬一此人來算命,該怎麼怎麼說,這是有預謀的。我毫不掩飾地說出了自己的猜忌,李先生絲毫不惱,微微一笑說:“年輕人,你不是來算命的,我很知道你們這一代年輕人是不相信命運的,從小受到的是新社會的教育,你就是想考一考我,每天那麼多人算命,我要知道你的底細,全記住他們的八字,我真成神仙了。這樣好不好?你愿意聽,我就往下說,說得對我們交個朋友,說得不對,我分文不取,你走你的路,好嗎?”我沒得說了,只好說你說得實在太準了,我有點不敢信,您接著說。他操著一口浙江地方音的普通話,娓娓說道,你生下以后兩次改姓移名,兩歲時才有了歸宿(沒錯,我先被賣到宣化,后又被轉手,兩歲賣入了郭家),姑媽養大,十二歲轉運,入了富貴之家,衣食無憂(沒錯,我十二歲進的大宅門)。最叫我心驚膽戰的是下面的話:你今年十六歲,紅鸞星照命,犯桃花運,有女人。這是怎麼個意思?我確實剛剛有了女友,不到一個月,沒有任何人知道,偷偷地、秘密地不敢向任何人說,也不敢叫家里人知道,更不敢向母親說。李先生這一棒子就把我打暈了,我心跳都加快了,老老實實心服口服地往下聽了,我只揀重要的說。“二十四歲再轉運,有牢獄之災。”坐大牢?打死也不信(可一九六四年二十四歲的我成了“反革命”分子進入了勞改隊)!“二十六歲家道中落,一貧如洗,無祖業可繼承,無兄弟可幫手。”更不信,我家財萬貫,怎麼會無祖業可繼(可一九六六年“文革”來也,真抄得我一貧如洗)?“三十八歲轉運,想什麼有什麼。”(我三十九歲平反,拍了電影處女作《神女峰的迷霧》)“此后事業有成,財源廣進,磕磕絆絆,永遠也達不到你想要達到的目標。”(是我野心太大,力不能及)“六十歲,名利豐隆,事業頂峰。”(這一年我拍了電視劇《大宅門》)再往下算到六十四歲運沒了,算不出來了。我問什麼叫算不出來了?李先生說你的壽數沒了,這麼說,我只活到六十四歲就玩兒完了,李先生又說也不一定,六十四歲是你的大坎,你要熬得過去,可到八十以上,熬不過去,壽終正寢。
十六歲以前就不說了。李先生算得奇準,過去的事是騙不了人的。做夢也沒想到的是此后幾十年全叫他說得那麼準。六十四歲那年活得累,坐屋里怕房塌,出了門怕車撞,小心翼翼地活著。六十五歲我拍電視劇《粉墨王侯》時,還是沒躲過一場大災難,一次重病險些要了我的命,總算膩膩歪歪地活過來了,沒死!可以預知未來嗎?如今八十了還活著,差不多也該準備后事了。生命到了盡頭,再往下沒得可說了。我又提了一個問題,問我父母是否雙亡了?我懷疑。他說八字看不出,要我抽個簽,單算一件事,抽個簽三毛錢。我拿起簽筒搖了七八下,終于蹦出了一只簽,上面刻著一行小字,他叫我念給他聽,“艮為水坎為山”。李先生略一思索說,父母尚在一位,我問可見面嗎?他說可以,要七八年后。果然八年后的一九六四年,我從三姨口中得知了親生母親仍在世,在徐水縣老家。我當時已經被打成了“反革命”,進了勞改隊,無法去見母親。又八年以后才像偵探小說一樣曲曲折折見了親生母親一面。 信不信由您?反正我信。我就是這麼過來的,我堅信自己是虔誠的唯物主義者,不信蒼天,不信鬼神,我只相信自己的努力,可六十多年,我始終擺脫不了命運的陰影。
肝兒疼
電視劇《大宅門》劇本的創作過程十分坎坷,稿子四次被毀。傳言甚多,在網上也被描繪得五花八門,特別是有很多文章提到了電視劇片頭字幕的最后一幅襯底,畫著一個人跪在大宅門前請罪,說那就是我,由于外揚了家丑,向宅門族中人請罪。 這幅襯底是我授意畫家丁一先生專門創作的,其他均為丁先生隨意創作,我沒必要向宅門族中人請罪,也無罪可請。任何一部寫人物的作品,人物大多有原型,但既成文藝作品,則作品中的人物與原型人物便脫了鉤。我只向母親認罪,那一跪只向我的母親。我慶幸我還有勇氣進行反思。自省其實也自私,以為一個懺悔就可以抹去心中的罪惡感,事實上不可能,但總比咬著牙死不認罪,或掩蓋、粉飾要強一點,至少以后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在寫《大宅門》劇本時,我一直是帶著這樣沉重的心理負擔進行創作的。因為母親曾表示過,離世以后不想在人間留下任何痕跡,包括文字的、影像的,我未尊母命,此乃大不孝。上高中二年級時,我十六歲開始寫《大宅門》,是寫小說。那時候連“電視”倆字都沒聽說過,那會兒滿腦子的《紅樓夢》《戰爭與和平》《水滸傳》《基督山恩仇記》,我想我也能寫出這樣的一部小說,絕不比他們差。母親發現我天天熬夜寫東西,哪有那麼多作業好寫?問我天天點燈熬油的整宿不睡,寫什麼?我說作業多,母親以為我很用功。可高二時,我五門功課不及格,蹲班了,母親懷疑了,那麼用功怎麼會蹲班?有一天放學回家,母親臉色很不好,指著我的小說手稿問,你在寫什麼?我說小說。母親說,你胡寫什麼?什麼老爺太太小姐,抱狗的丫頭。我急了,您怎麼能偷看我的東西?“偷看”倆字,惹怒了母親,偷看?母親看兒子東西,叫偷看?我說不經我允許,您不能看。母親更怒了,我就不許你寫。我說寫小說怎麼了?母親說,你胡寫就不行,你把它都燒了。母親從未向我發過怒,我不再吭聲。沒想到第二天回來,發現手稿不見了,是不是燒了我沒看見,但我不再寫了。當時還沒有什麼創作思想之類,原則上傾向于批判現實主義。文風上崇尚曹雪芹和雨果,尤其崇尚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受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北京人》影響很大,把老爺子寫成了封建勢力的代表,暴虐、殘忍、流氓、惡棍,把母親寫成了封建制度的犧牲品,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婦女形象。那時母親已是宅門中的掌門人,是不愿意觸及少年那段歷史的,大概覺得不光彩,門第、出身、地位在充滿市儈勢力的家族中是很殘酷的。這件事在我后來的創作中形成了心理上一個巨大的負擔。這是一件母親十分忌諱和反對的大逆不道的事,也成了我的一塊心病。可創作的欲望始終使我無法住手。 上大學以后我又動筆了,因為我把宅門的故事向我的恩師田風教授講過很多,老師覺得是太好的素材了,叫我寫成電影劇本。所以第二稿寫的是電影文學劇本,只在學院寫,是完全背著我母親的,那時滿腦子都是階級斗爭,揭露資產階級丑惡的剝削本質,充滿戾氣。有關母親的過往,這一稿中是沒有的。其實我內心中的矛盾極其復雜,我不想也不愿意違背母命,我必須面對母親的內心感受,避開這條故事線,我心中還是輕松解脫的。一九六四年運動來了,我成了“反革命”,并被勒令交出《大宅門》的手稿,并最終落實在我的定案罪行中,“為反動資本家樹碑立傳”。一九七九年落實政策時,我要求退回我的手稿,人事干部翻遍一麻袋檔案材料,說沒有。 一九七〇年在干校,我寫第三稿,夜里偷偷地在被窩里打著手電筒寫。還戴著“反革命”帽子的我,寫這樣的東西是新的罪行。這一稿其實是素材整理,把所有素材寫成一個個的小故事,連順序都沒有,想到哪兒寫到哪兒,一年多差不多寫了厚厚的一個筆記本。運動又來了,我又被揪斗,一旦被查出素材稿就是知罪犯罪,于是把筆記本趁人不備扔火膛里燒了。一九七三年到了廣西不予轉正,屬于監管使用。我沒有拍片子的權利,我又寫起了小說。有了家用不著偷偷摸摸的了,每寫一章偷偷地在幾個哥們兒中傳看。長期積郁的怨恨早已耗沒了,信仰也破碎了,充滿了哀怨、灰敗之氣。幾個朋友隔個把月看一章,看得興起,等不及一章寫完就要看。但只要寫到母親,我總是別別扭扭,欲進還退,怎麼寫都心虛。這種沉重的心理負擔,嚴重地影響著我的創作,可我擺脫不掉。母親的話,總在耳邊響:“我就不許你胡寫。”
電視劇《大宅門》片頭
直到一九八〇年,寫了有十幾萬字了,與妻子分居一年后鬧離婚。法庭上分家時我什麼都沒要,凈身出戶,只要小說手稿,前妻說燒了。從十六歲到四十歲,多少年?二十四年。寫了四稿,一字都沒留下。我心灰意冷,徹底地失去了激情。先放一放。由于平反了恢復了工作,我要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九五年的二十年間,我沒休息過一天,包括春節等所有節假日、星期天,一共拍了八部電影,十五部電視劇,寫了八個電視電影劇本。到了一九九五年達到了創作的巔峰期,最佳的創作狀態,決定塌下心來光明正大排除一切干擾正兒八經地寫《大宅門》了。估計要寫十個月,為了這十個月,我準備了三年,從一九九〇年我就脫離體制單干了,十個月寫《大宅門》,不干別的活,你吃什麼?所以三年中我拍了四個戲,拿到了二十萬酬金,保證不愁吃喝了,才可以踏踏實實寫作。 一九九五年春節過后,我開始寫《大宅門》。 每天七點起床,八時準時坐到書桌前寫劇本。夜里十二點準時睡覺,不參與任何社會活動,不接見任何親朋好友,冰箱里裝滿各種熟食,燒一大壺開水。我堅持了四個半月,完成了五十二集劇本《大宅門》(后改成四十集)。當時單位里什麼分房、定級、漲工資、入政協,一律舍棄。此時母親已于一九七八年去世了,從寫作上應該沒什麼障礙了,按說也不該有什麼顧忌了。當第三十集開始寫到李香秀這個人物出現時,我心里就嘀咕起來,母親當年的怒容歷歷在目,這個角色的原型就是我母親。于是每場戲,每句詞,每個動作我都字斟句酌、小心翼翼,絕不能讓母親挑出一絲一毫的毛病來。我把對母親的懷念、敬仰、深深的愛都寄托在這個人物身上了。 后來網上有人評論說,因為李香秀這個人物寫的就是作者本人的養母,所以塑造得特別完美。這話說得沒錯,這又是整個故事情節主線之一,前面又有二奶奶、黃春、白玉婷、楊九紅一系列女性人物爭奇斗艷,所以香秀這個人物塑造起來難度極大,至少得與前面的女性角色有一拼,我在每個細節上下的功夫也就特別大,我越寫越興奮,越來勁兒。當寫到第四十集(原五十二集本)七爺與香秀定情一場時,我真的滿意極了,得意極了。
姑媽(母親)年輕的時候
這場戲一寫完,我如釋重負,終于把最難寫最發怵的一場戲,如此精彩地完成了,把筆往桌上一扔,直起腰往椅背上一靠,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就在此時我右肋下面猛地一陣刺痛,我忙用手摁住,以為揉揉就好了,可不行,鉆心地痛,好像是肝兒痛。我想站起來活動一下就好了,往起一站,痛得更厲害了,渾身冒冷汗。躺下也許會好點?我用拳頭死頂住痛處,掙扎到床邊,趴到床上。沒用,疼得我滿身大汗,衣服濕透,在床上翻滾了幾下,已是疼痛難忍。心想壞了,肯定是哪出了大問題,必須去醫院。那會兒還沒有手機,我勉強夠到床頭柜上的座機打給我常年包車的一位司機師傅,是我當時在京最信任、最親近的人了。打通了,我已經沒力氣說話了,只說了一句,小徐我不行了,就一撒手,把電話筒扔了。我忽然想起我的房門是從里面鎖的,來了人也進不了門,我靠著墻蹭到門口,打開了門,掙扎著回到床邊,上不去床了,坐到地上筋疲力盡。當時心里只有一個想法,死期到了。也就十幾分鐘,小徐師傅來了,一看就傻眼了。我說去醫院。小徐師傅說,去醫院可以,可我必須叫人來,郭導,您現在這個樣我負不起這個責任。我明白。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連個見證都沒有,誰也不愿頂這個雷。可我除了還在深圳工作的妻外,再無親人。兒子遠在非洲,小徐師傅只好打電話找了兩個八竿子打不著的遠房親戚。還有一個人是《大宅門》劇本顧問,所謂顧問,我專門請了三個人,每星期天聚在一起,看我剛寫完的兩集劇本,并聽我侃下兩集的詳細內容,然后談感想,好看不好看?精彩不精彩?有一處一場不好看都不行,第一感覺對我至關重要。這位王先生跟了我五年,很有才,知識見聞廣博,但筆頭兒不靈,卻有極高的鑒賞能力。他退休在家,生活較困難,跟著我在攝制組拍過兩個戲,也拿一份酬金,閑來無事就聊《大宅門》。特別是對我母親的態度,我全跟他說了,反復研究過李香秀這條線怎麼寫。他說沒問題,這麼寫,就是老太太活著也不會反對,會高興的。從寫劇本開始,與王先生每星期日見一次面,已經有十多次了。這幾年他和我走得最近,所以小徐師傅第一個想到了他。不一會兒三個人全來了,一看我的樣子,也都感覺問題嚴重了,商量著送哪個醫院,有沒有熟人、后門什麼的。一見到王先生,我突然警醒了,他們正要把我往樓下抬,我忽然擺擺手,叫他們別動。我對王先生說,剛剛寫完一章你去看看,王先生忙走到書桌前去看,一朋友幫我熬了一鍋小米粥,我哪里吃得下?當時的狀態,咬著牙等死了。王先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看完劇本走到我跟前說,明白了,寶爺,把這一章刪了吧,這是不叫寫呀,要不然把整個這條線刪了。我也明白了,說行了,別管我了。你們都走吧,大家都愣住了,這怎麼行?去醫院!怎麼說他們都不放心走。我急了,用盡最后的力氣吆喝道:“走!快走!”大家嚇住了。還是王先生明白,走吧,叫寶爺好好想想。臨走時千叮嚀萬囑咐說隨時電話聯系,有需要打電話,馬上就過來,別鎖門。全走了。我艱難地爬起來,打開櫥柜,從相冊里取出了我母親年輕時的一張照片擺在床頭,對著照片我盤腿而坐,用個茶杯死死頂著我的痛處跟我母親聊上了:“媽,您這是想要我的命。怎麼了?不叫我寫是吧?我這段寫得不好嗎?我把您寫得那麼好那麼美,憑什麼不叫我寫?我給您抹黑了嗎?您不就是想要我的命嗎?行。我今兒就跟了您去。咱們天上見,我巴不得,我又能見著您了。我還告訴您說,就這麼寫了。怎麼著?就不刪。怎麼著?要我的命,我給您,就不刪!就不刪!”我憤怒地號叫著。真是不可思議,不疼了。我自己都傻了,不疼了。我放下茶杯,摸著剛才的痛處,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電話響了,是王先生問怎麼樣了?我說沒事了。王先生沒聽懂,沒事了是什麼意思?沒事了就是不疼了。不疼了是什麼意思?王先生還是沒明白。我說我把老太太的照片請了出來,我跟我媽聊了會兒天兒,撒了個嬌,老太太饒了我了。王先生說,明白了,呵呵。我把那鍋小米粥全吃了,又坐到桌前寫到了十二點。從此以后,二十五年,這樣的病痛再沒發生過。 迷信嗎?每年清明掃墓,我都要與母親聊上一陣,聊天的第一個內容,固定的是《大宅門》的事兒,向母親懺悔、認罪,請母親原諒。于是電視上便有了那幅長跪不起的畫面。
作者:郭寶昌
編輯: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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