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兩濟是什麼意思

作者：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 詹丹

無常，是出家人解釋人生命運時習用的字眼。而所謂命運無常，又不能簡單理解為命運兩虧，它常常表現為有人命長卻運短，有人運好卻命不長。命和運湊在一起的時間，往往比較短暫或根本就背離，才讓人有命運無常的感嘆。

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之香菱劇照

《紅樓夢》寫的是賈府的衰敗史，卻以甄家一段小榮枯為開頭。第一回寫甄士隱抱著獨養女兒英蓮在門口時，有路過的僧人對其大哭，希望英蓮跟他出家。僧人對英蓮未來人生下的斷語，就是“有命無運，累及爹娘”。雖然甄士隱沒有理睬僧人的話，但后來英蓮的人生歷程，完全符合這一預判，不但她本人被人販子拐賣，讓父母備受打擊，甚至還讓甄士隱失去了生活的勇氣遁入空門。而英蓮自身的命運，也是幾經波折，這倒不是說她永遠沉淪在底層，而是幾次在生活顯出幸福曙光時，又被拖入更深的黑暗中。從安康的士紳家到被人拐賣，從讓馮淵一見鐘情到遭薛蟠橫刀奪愛，從臨時進大觀園享受詩情畫意生活到受夏金桂折磨，命運的無情播弄，每次都是以殘酷的生活打擊，來徹底擊碎她內心升騰起的幸福感。讓一個呆于寫詩的心靈，遭遇全然不懂詩性智慧的呆霸王，以這所謂的“兩呆相遇”，來完成“無常”的命運嘲弄的主題。

此外，小說還設計了另一個頗具特色的人物，與英蓮構成特殊關聯。第七回寫周瑞家的第一次在薛姨媽處看到已經稱呼為香菱的英蓮時，直接的反應是她像秦可卿，所謂“像咱們東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兒”，王夫人身邊的大丫頭金釧也對此認同。這首先，當然是因為兩人的長相都特別漂亮，是周瑞家的贊嘆的“好個模樣兒”，但更重要的，作為一種更具總體性的品格聯系，促使我們去尋找形象之外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當香菱出現在賈府時，當周瑞家的詢問她的父母和身世時，她一概以“不記得”來回答，從而成為賈府眾人視野中謎一樣的人物。而秦可卿，也恰恰因為是養生堂抱出來的，同樣因為身世的“當時已惘然”，作為謎一樣的人物，與香菱形象構成了又一次疊加。

不過，小說借助藝術設計把秦可卿與香菱關聯起來的目的，恰是要在命運無常的層面上構成互補性理解。如果說香菱是有命無運，那麼秦可卿恰好相反，是有運無命。

作為身世不清不楚的人，秦可卿得嫁寧國府當上長孫媳婦，實在是一件讓人匪夷所思的離奇好運事，而且她不但貌美如花、性情溫和，更是受到了賈府上下的普遍喜愛。小說多次寫到了周邊人對她的贊譽，賈母評價說：“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的裊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婦中第一個得意之人。”及至得病臥床后，秦可卿的婆婆尤氏發了一番感慨說：“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的人兒，打著燈籠也沒地方找去。他這為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一家的長輩不喜歡他？”秦可卿去世時，類似的側筆描寫又一次出現：“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仆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秦可卿的人生，似乎一直處在眾人的眷顧愛戴中，但可惜生命力太弱，最好的運氣，竟沒有稍長一點的生命來承載，只能夭折在青春美貌、幸福人生的鼎盛期，豈不痛哉！

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之秦可卿劇照

從某種意義上說，香菱的有命無運，使她自然獲得了現實意義上也是小說世界里的生命長度，能夠從甄家穿越到賈府，演繹著人生漫長而又艱難的歷程，凸顯了女性在人際交往世界里的痛苦遭遇，成為女性應該得到來自社會同情可憐的“應憐”（英蓮）。那麼，有運無命的秦可卿短暫出場，在小說世界里匆匆走過，在人際交往中曾經的如魚得水，也許僅僅是一種表象。因為，當張太醫論其病因而點破她“不如意事常有，思慮太過”時，似乎又把掩蓋在表面受寵下的內心焦慮感，暗示了出來。好運無法獲得好命支撐，似乎又不完全是自然生命力的問題，它或多或少還暗示了，對一個女性來說，好運的獲得，其實是需要以生命的透支為代價的。這樣，有命無運和有運無命，才成了互文足義的關系互補，指向了女性命運無常背后的那種不幸的恒常性。這種恒常的不幸，是與賈府四位小姐即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名字諧音的“原應嘆息”息息相關的，也是作者意圖點明的“千紅一哭”“萬艷同悲”之大主題。

不過，當作者在勾勒出女性畫廊的整體悲劇命運時，也在第一回寫了一段喜劇性的小插曲。落難才子賈雨村，透過甄家書房后窗與一丫鬟目光偶然相接，以為遇上了一位風塵中的知己，對其念念不忘。得中功名后，賈雨村又特意尋訪到這位丫鬟，把她納為小妾。想不到過門沒多久，就生下一子，恰逢正妻去世，這位丫鬟也就被扶了正。雖然小說評價這位丫鬟是“命運兩濟”，但敘述的整個過程，都強調了丫鬟當時的不經意及事后的遺忘，從而把賈雨村自以為是、自作多情的誤會，徹底揭示了出來。據此，女性的所謂命運兩濟，就完全建立在一種誤會的偶然性上，并以這種偶然性，烘托著命運無常的必然性。這也是這位丫鬟之所以起名嬌杏，諧音“僥幸”的緣故。

但小說真正深刻的地方是，當僧人以命運無常來解釋女性的悲劇時，這種解釋，也是被悲劇中女性、被世人所自覺認同的。我們看到，當被拐賣的英蓮聽說馮淵不愿意作為交易來隨便買她，而更愿意慎重其事娶她過門時，她把這種可能降臨的幸福，感嘆為自己“罪孽可滿了”。而馮淵被薛蟠打死后，審案的賈雨村又把這件兇案感嘆為“孽障遭遇，亦非偶然”。諸如此類的感嘆，不過是說明了，一切社會問題、制度問題，統統在難以一探究竟的命運無常的必然性里，得到了解釋和安慰，同時把這些問題予以了消解。于是，對人之命運的無奈哀嘆，就不自覺地成了對不合理社會的有力辯護。這是小說所要揭示的人的悲劇，更是在不自覺中揭示的思想意識的悲劇、社會的悲劇。（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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