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美芳退出了所有“雞娃”的群。她的生活有了另一種規律：每天給隔壁房間的兒子發兩次提醒吃藥的微信，每兩周到醫院開一次假條；每3天在案板上切分一次藥片，放到帶隔斷的綠色小藥盒里，時間久了，藥末彌散在縫隙中。上班途上，地鐵上穿校服的孩子偶爾會讓她想起，自己是一名高三學生家長。
這是她的秘密：兩年前兒子被確診重度抑郁，經歷了休學、復學、復學失敗，現在持續請假在家。除了母親和丈夫，她無法向其他人啟齒“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癥”。
能讓她不孤單的是七八個家長微信群，幾乎每個群都是滿員。和她一樣，群友都有被診斷為抑郁癥或雙向情感障礙癥的孩子，從初中生到大學生。孩子們失眠、悲傷、易怒或在手臂上劃下一條條傷痕，承受著惡心、手抖、嗜睡、長胖等不同的藥物副作用。
醫學界尚不能給出青少年抑郁癥的明確成因。抑郁癥的診斷沒有生物學指標，心理測評量表的結果作為參考，醫生的“聽診器”是眼睛、耳朵和嘴——依靠經驗觀察、傾聽和交流。
診室門口的青少年越來越多，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精神衛生科主任醫師裴雙義5年前注意到這個趨勢。去年，他所在的科室門診診療了8000多名學生，住院治療的有近600名。2020年9月，國家衛健委發布了《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學生是四大重點防治群體之一，把抑郁癥篩查納入高中及高校學生的健康體檢內容。
抑郁癥檢出只是第一步，藥物的副作用、可能反復的病情、疾病污名化帶來的影響和社會功能恢復的困難，是大部分孩子和家庭要面對的一道道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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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開學第二個月，兒子陳恒告訴林美芳，自己不想去上學了，每天在教室里聽不進去，頭暈頭痛，很難受。他想在家自學，考試的時候再去學校。林美芳沒好氣，“好不容易考進市重點高中怎麼能不去上？我臉都會被你丟光的！”
母子倆達成的“協議”是，在他實在不舒服的時候，林美芳幫他請假，“半天半天地請”。沒多久，林美芳被請去學校，她對面坐著4位“特別嚴格”的老師。她們幫她分析孩子的情況，并重申年級組規定“每個月只能請兩天假”，尷尬窘迫的場景至今仍讓她難受。她坦言，那時自己是個什麼都不懂、有點軟弱的媽媽。
林美芳觀察到兒子陳恒高中入學后，每天6點多出門，公交地鐵1小時，趕在7點15分前到校。晚上6點多回到家，一臉疲憊地吃完飯就去睡覺，凌晨兩三點爬起來做作業，直到天亮。兒子不滿意自己處在中游的成績，要全力向前趕超。雙休日，兒子要求請家教補課，并告訴林美芳“自己不累，不找家教才累”。
“要不要找個心理醫生？”她試探性地問兒子。“要的。”陳恒回答。培養孩子她沒計較過錢，心理醫生上門輔導，900元兩個小時，她決定有效的話就持續到高三。
陳恒心悸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情緒也越來越低。他形容“靜坐的時候心跳也會非常快，像剛剛結束長跑，但是不會氣喘”，夜里很難入睡又很早醒來，精神非常疲憊，曾經擔任校棒球隊主力的他對運動也沒了興趣。在醫院檢查一圈兒，“跟器官器質性的東西都沒有關系”。最終，在當地的精神衛生中心，陳恒被確診為重度抑郁。
事實上，心理和情緒上的異常可以牽引出軀體癥狀，裴雙義和同事們在接診時看到過不少，醫學上稱之為“軀體化障礙”。來就診的青少年，有的頭痛、背痛，有的頻繁腹瀉，臨上學就失眠、手心冒汗、惡心嘔吐……治療的經歷也類似——驗血、做核磁，在內科、中醫科輾轉，有的“在兒科住院，被抽了40多管血”。
孩子們的病歷袋里裝著多個醫院的診斷結果，家庭條件好的幾乎跑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醫院。病例上大都寫著“情緒低落，生活興趣減退”“重度抑郁，伴有自殘行為”“中度抑郁復發，第二次住院”，等等。
“基本上都是發現了一大段時間，而且學習能力下降得都非常厲害，好多孩子不去上學，已經回到家庭里，把自己孤立起來了。”裴雙義說，“在學校里，他們大腦的可接受性已經很低了，基本上是去睡覺或者去發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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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人解釋清楚“抑郁癥是一種病”，有時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是父母，也很難與孩子共情。
陳恒向朋友坦承自己的病，對方嘲笑他，他便不再提起，覺得母親編造“孩子心臟不好”作為自己不上學的借口更合適。他自己起初也不能接受“抑郁癥”的診斷，那更像是因為軟弱、不堅強生的病，他一度會向“躁狂癥”的方向偽裝。
在浙江省康復醫療中心15層的病房里，住著40多位受心境障礙困擾的青少年，其中近八成是中度或重度抑郁。其中有從省重點高中休學過來的學霸，也有老師家長眼中的“異類”——厭學、吸煙、酗酒、仇親、沉迷網絡、有暴力行為。在醫護人員眼里，“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聰明、敏感”。
大多數孩子手臂上留著自我傷害的痕跡，傷痕密集的，像紅色的蜘蛛網。裴雙義接診時，都會先檢查孩子的手臂，大部分是非自殺性自殘。他認為，當孩子已經很難向別人訴說痛苦時，會選擇劃傷自己，出血的傷口刺激視覺，產生內啡肽緩解自己的焦慮。“搜刀”是護士們的日常工作之一，總有孩子想通過外賣或是快遞把刀片運進住院區。
康復中心的病房不是封閉病區，未成年人住院需要家長陪護，孩子們穿著藍綠色的病號服，手上戴著黑色定位手環。出院時手環才會被護士用工具摘下。有孩子在網上買了吸鐵石，破解出打開手環的辦法，并且找到醫院的監控死角，在家長不注意的時候，翻墻跑了出去。找到他的時候，他悶悶地說，自己只是想回家了。
病房里幾乎每天都會有孩子的尖叫，可能只是家長的某句話激怒了他；有追著母親大打出手的孩子，也有忍不住教訓孩子的父親。需要暫時約束冷靜時，身高一米九幾的保安會進病房幫忙。
一間病房里，母親聽完兒子怒吼著的“指控”，捂著胸口背靠著墻蹲了下來，掩面哭泣。醫生和護士進門調解，兒子冷漠地坐在一旁刷著手機，“沒什麼感受，她這樣只會讓我覺得我是這個家庭的累贅”。
“家長的痛你們是看得見的，但我們的痛你們看不到，也想象不到。你們只看到了那幾分鐘的家庭關系。”患病3年的李天冉形容，“生病時覺得活著很累，每天最痛苦的事就是醒來。”去年復發時，他站上了19樓的樓頂，給朋友家人打電話告別。
一名被確診重度抑郁的高一女生在電話里告訴父親，自己很累，頂不住了。父親鼓勵她，“再堅強一點，勇敢一點，頂一頂就過去了”。電話那頭傳來女兒的哭聲，“我給你打電話就是跟你說聲再見，我真的不行了。”
抑郁癥患者社群“渡過”的咨詢師鄒峰見過不少不理解、不接受孩子生病的父母。
一次，鄒峰被一位“做事情很認真很努力，事業很成功”的父親逼急了。不管醫生和心理咨詢師怎麼解釋，這位父親堅持認為，孩子就是不懂事不聽話，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碰觸自己的底線，抑郁癥不過是為逃避學習找的理由，“他根本沒病”。
鄒峰義憤填膺，忍不住回懟道，“這是你自己的孩子，他不是一個壞種，不是天生懶、不求上進的，他是碰到困難了、痛苦了，才變成這個樣子。如果你覺得他天生是一個壞種，那也是遺傳了你。”
遇到來咨詢的父母，鄒峰常說的是，他就是太努力、太懂事才會生病的，孩子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都已經抑郁了，不想活了，在自己傷害自己了。他只是生病了，不是變壞了。“家長一定要理解到這個程度，孩子才會覺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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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室是厚厚的木頭門，李天冉親身試驗過它的抗擊打性。那次，處于躁狂狀態的他在診室與母親爭吵起來，他突然站起來，轉身揮起拳頭重重砸向門。“門紋絲沒動，醫生見過大場面，只是平靜地喝了口蘇打水。”李天冉事后回憶。
穿校服的女孩子從坐進診室時便開始小聲哭泣，腿和腳忍不住地抖。“我剛剛還好好的。”她告訴醫生，自己一個人時情緒很低，但是哭不出來，最近沒有用刀割自己的手腕，“因為沒有工具”。
“有沒有吃很多飯？做心理治療怎麼樣？有沒有不好的想法，比如自殺的想法？”醫生問。母親搶答了大部分問題。
裴雙義見過一些“不太說實話”的家長，為的是讓孩子的病看上去稍微輕一點，能盡快回到學校。“但問題是，你這個病不弄清楚的話，孩子還是會出事情。”裴雙義接診的一個女孩，已經出現“命令性幻聽”，爬到二樓要跳下去的時候被同學攔住。
“打假”是他和同事日常的工作之一。面對有所隱瞞的孩子和家屬，他們靠經驗、提問和觀察反復驗證。
一位父親經常開很遠的車程帶孩子來看病。女孩心疼父親，覺得自己是一個無用的人，是家里的負擔，心里內疚。所以只要父親陪她來，她就告訴醫生，自己挺好的了，心情也很好，不用怎麼治療了。
裴雙義看到孩子說話時眼神恍惚，有時候眼圈發紅，而且她做心理測評量表時沒有說謊。他繼續嘗試與女孩溝通。
“醫生我來了這麼長時間了，我一點改變都沒有，我感覺不到快樂，我還是覺得我是多余的，我是家庭的負擔，所以我就真的不想再治了。”女孩告訴他。
幾乎每天都有家長和孩子問出同樣的問題。“沒有一點好轉，我想放棄，看不到希望”“他吃3個月藥了，心理咨詢也在做，我們不對的教育方法也改了，他怎麼還不好啊！”“今年望明年，明年望后年，我都快和孩子一起生病了”……
大部分時間，裴雙義和同事們都是在解決家長的問題，“因為家長太焦慮了，他總想讓你給他一個肯定的回復，比如什麼時候能好，他們想要看到希望。”鄒峰見過一些幫孩子治病的家長，最后自己比孩子病得還重。
“沒辦法不焦慮，她生病就不能上學，不能上學就沒有朋友，就更容易生病了，沒有文憑將來怎麼工作？”一名母親試過很多“正的”“邪的”治療方案，她向所有親戚朋友封鎖了孩子生病的信息，“救孩子是媽媽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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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大部分家庭來說，尋找病因是父母在孩子被確診后最著急做的事。
有的母親反思，自己對兒子的控制欲太強了，指使、監督得太多。孩子告訴她，自己太想自由了，寧可生病也要自由；有的追溯到孩子嬰幼兒時期，因為早產，孩子睡了6個月保溫箱，從小沒有安全感；有的對家庭進行剖析，夫妻倆感情破裂離異，女兒從不與父親親近，怕那樣做會傷害媽媽，長大后，在交友特別是異性交友方面有很多困難；有的經歷過家暴，自己被打，孩子也被打；還有的猜測是兒子換到新的學習環境，一時間接受不了成績的落差，于是病了。
陳恒一度認為“愛這種東西很虛無”。童年時，他覺得母親不喜歡自己，一直想擺脫教育孩子的責任。這是他根據自己“觀察”得出的結論：比如上小學時，母親要求他每天下午放學后，必須在學校自習到5點，再自己回家，爺爺奶奶想去接他也被攔下了；有一次他的手工忘記帶到學校了，母親給他送去，但是弄壞了；有一個暑假，他沒被接回家，而是被送去了外婆家，“我那時也很難受”。
這些細碎的事，林美芳都忘記了。她記得孩子上小學一年級時，老師告訴她孩子總比別人慢半拍，別的小朋友排好隊了，她兒子還在收拾書包，終于收拾好走到隊尾，嘩啦一聲，書包里的東西全掉出來了。她帶兒子去私立醫院測過智商、情商值，也檢查過是否有自閉癥。孩子有時不聽話，又特別犟，她脾氣暴躁，會忍不住打罵孩子。
林美芳知道兒子恨她，在教育孩子上，她走過許多彎路。她想給兒子道歉，但話剛說到“以前媽媽哪里做得不好，你指出來”，兒子便擺擺手示意她不要再說了，“沒有沒有。”
“與青春期的孩子溝通本身就不易，特別是家里之前沒有這種環境和基礎的。”裴雙義在診室見過孩子呵斥母親，讓她“滾出去”；有父親敲不開孩子的門，擔心孩子在房間做傻事，從室外的陽臺上爬進了孩子的房間；還有母親攬下孩子生病的全部責任，一直跟孩子說對不起，你生病是媽媽造成的。復診時，她很少描述孩子的癥狀，總在檢討自己哪里做得不對，或者說哪句話又說錯了，又引起女兒的反感了，導致她的病復發了。
“我們對于青少年抑郁癥，最關注的還是家庭。”裴雙義認為，“孩子病了，情緒或者行為出問題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家庭‘生病’了。但家庭只是一部分的關系。”
但裴雙義和同事們幾乎不在孩子面前數落父母的不是，他們覺得那樣對父母不公平，也不利于家庭關系的修復和孩子的康復。
他給家長的“通用”指導是，與孩子相處時，一定要從家長說變成孩子說，家長認真聽，不要輕易去評判。
浙江省康復醫療中心主治醫師曹新毅認為，近些年青少年抑郁癥與生活環境、科技的進步、孩子的學業壓力都有關系。“孩子參加中考，職高與普高錄取比例1:1。有多少從農村考出來成為‘中產’的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去學技術，將來可能成為一名藍領這種出路？家長給孩子排滿了課外班，孩子連出去跑一跑的時間都沒有。”
“太（內）卷了（內卷：多指代非理性的內部競爭），”一名患有躁狂癥的初一學生向記者形容他的班級環境。班上的部分學生，已經自學完初三數學。他的強項是哲學，最喜歡黑格爾，常讀《近代哲學史》，這是他在班里與眾不同的地方。
生病前，他經常進行自我哲學辯論，像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他的打算是，“和他們一起卷，卷贏了再去改變。”然而計劃還沒開始，他被診斷為躁郁癥——生病時，他兩天沒有睡覺，思路清晰，神采奕奕，但隨后進入情緒低落期，沒有動力做任何事，包括起床喝水。
據國家衛健委數據顯示，我國17歲以下兒童、青少年，約有3000萬人受到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困擾。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我國青少年抑郁檢出率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檢出率為7.4%，檢出率隨著年級的升高而升高。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數據顯示，2017年，約9.4%的12-17歲青少年有一次重度抑郁發作。北京回龍觀醫院兒童心理科醫生劉華清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兒童患抑郁的比例在澳洲為12.1%，瑞典為11.4%。
林偉的兒子生病休學兩年，4次被強制送進醫院。她直言，在當下，不“雞娃”很難。在她和孩子姥姥的努力下，兒子20個月能背《唐詩三百首》，3歲時掌握的英語單詞比6歲的表哥還多。兒子沒讀過兒童版書籍，書柜里的書比同齡人高出好幾個檔次。但現今，兒子又住院了，家里的冰箱、茶幾被兒子砸碎了，新裝修的地板上留著坑。
和林偉兒子同齡的一名病友回想起童年，印象最深的事是幼兒園放學回家每天都要認識字卡片。每錯一個，母親手里的小竹竿都在他腿上留上一條印。他現在看到“蝴蝶”兩個字還會恐懼。
有家長對孩子童年時的經歷不以為意，說“實在是給這病找原因”。孩子過于追求完美主義，達不到目標會失落，進入情緒的惡性循環。但在鄒峰看來，大多數完美主義是從小培養的。有的家長在孩子兩三歲時開始訓練，“你不聽話不認真，媽媽就不要你了，不喜歡你了”。對于6歲之前的孩子，“媽媽不要我了”意味著“我就要死了”。“所以這些孩子對不完美的恐懼跟對死亡的恐懼是一樣的。”
“我兒子得這個病，其實一半的錯誤在我這里。”林美芳說，“包括我們微信群的家庭，好多都是孩子生病以后，家庭內部的親子關系、教育方式全部都改變了。”
最近，一部講述“家長如何雞娃”的電視劇正熱播。林美芳和群里的媽媽們拒絕看，因為會在劇中“不停、不停地照見曾經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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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也“一直在找直接觸發了生病開關的那件事”。
在他看來，沒有哪一件具體的或是有指向性的事，“情緒一直積攢，恰好那個時候好多事情一起發生了。”
陳恒曾被送進當地一家戒網癮學校，理由是他晝夜顛倒地玩游戲，眼神發直，脾氣暴躁，打碎過家里的窗戶，還毆打了母親。
林美芳回憶，兒子暴躁打人時，他們想把他送進精神衛生院去住院，但是兒童病房的床位要等。她沒想到更好的辦法，在別人的介紹下把兒子送去了網戒所。這家戒網癮學校登上過當地晚報，聘請了知名的教育專家，一年6萬元。學校的幾名教官假扮便衣警察，以“打了母親要帶去派出所做筆錄”的理由帶走了陳恒。
直到“豫章書院”曝光后，陳恒才第一次把在戒網癮學校的經歷自述出來，因為覺得“輿論終于站在了孩子這邊”，他可以證明自己是“受害者”了。而之前，他從沒有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這段經歷，“因為這類學校被視作‘少管所’或是青少年進監獄前的最后一站”。
在戒網癮學校里，他因為沒有整理好內務，被體罰幾百個深蹲，做到肌肉拉傷，坐都坐不下來。飯菜里有時會吃出蟲子，難吃又不夠吃，他經常做夢都是在吃零食。3個月后，才允許家長探視，見家長的時候會有教官陪著，他不敢告訴父母，因為擔心父母不一定會信，如果不信就會被延長畢業時間。但遠離父母讓他享受到了自由，有時夜里一個人自學數學時，他甚至還會感嘆生活美好。
戒網癮學校只是破壞陳恒與母親信任的開端，回到家后，他發現父母只會更嚴格地要求自己。那一年他過得提心吊膽，很怕惹父母不開心，他的成績也前所未有地好。第二年暑假，陳恒的母親以他不努力學習為由，在暑假又把他送到網戒所，一直待到開學才回來。
“我覺得可能是曾經受過的傷害太大了，比如說跟父母的關系，跟學校的關系，還有對自我認知，就這樣一種迷茫的感覺，然后‘腿’就斷掉了。”陳恒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把自己的病比喻成“精神骨折”。
林美芳在多年后知道這段經歷背后的故事。她手機里收藏兒子在網戒所時的照片，是當年教官發給他的，兒子曬得黑黑的，坐在操場邊，咧著嘴笑。
第二次送兒子進去是因為看到前一年“教育”的成效，兒子看起來很陽光，每天把被子疊得整整齊齊，她想讓兒子的這種狀態一直保持下去，不要變。她也承認自己貪便宜的心理，網戒所曾承諾一年內不滿意可以免費送來接受教育。
“那次我完全崩潰了，我再不想和我母親講話，我和她完全就不是一個頻道的人，我和她說什麼都沒有用。我在我爺爺死時都沒有哭過，在那時候哭了，我真的很傷心，真的很想離開這個家，第二次送我進網戒所的傷害延續到今天，這對我是徹徹底底的傷害。”陳恒說。
在北京安定醫院網絡成癮門診，副主任醫師盛利霞接受《健康時報》采訪時表示，就診的70%-80%被家長認為是手機成癮的孩子，最后都被診斷是抑郁狀態，沉迷手機是孩子緩解抑郁癥相關癥狀的行為表現。
陳恒表示自己不是很喜歡打游戲，“但打游戲能讓我跟別人有連接，能跟別人交流”。
兩年里，接觸了上百個患病的孩子后，鄒峰覺得，吸煙、打游戲、文身，某種意義上是孩子緩解焦慮的方式。“家長看到他們的這些行為也焦慮，那麼為了消除自己的焦慮，就會粗暴地禁止，但孩子緩解焦慮的方式沒了。”
曹新毅觀察到，還有一些抑郁的孩子沒有來醫院，而是被送去了國學書院或者戒除網癮學校等。“學《三字經》《弟子規》這些很好，但你有病要先治病。”曹新毅說，“抑郁癥早發現早干預，預后效果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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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長了，家長對不同藥物針對的癥狀、使用劑量爛熟于心，他們相信“久病成良醫”，試圖控制孩子的“用藥”。
李天冉在微信群里見過給別人孩子指導用藥的家長，也有遇到被家長“斷藥”的孩子，孩子沒有經濟來源，只能硬扛著回到了學校。一位有著9年抑郁病史的患者理解著家長對藥物的排斥——“因為他們只看到了藥物的副作用，看不到救孩子的一面。”
一些孩子像藥物說明書一樣展示著藥物副作用，惡心、手抖、嗜睡、記憶力減退。李天冉吃過“直接給自己打趴下”的藥，吃了那個藥以后，自殺的念頭被完全抹掉，他昏睡了兩周；好奇藥物里的金屬味道，他把藥含在嘴里，嘴麻到第二天早晨，還有病友直呼“那種藥吃下去像吃屎一樣惡心”；有的會麻木神經，有點像酒后微醺，還有的讓人短時間長胖了幾十斤。
家長焦慮的是，藥物和心理咨詢并沒有讓孩子立竿見影地好起來，甚至病情時有反復。群里的媽媽們開始讀一些心理學、與孩子溝通方面的書，嘗試“動物療法”——照料寵物能夠激發他們對于生活中的熱情，減少負面情緒。
林美芳建議兒子養一只貓。陳恒欣然接受，貓很粘他，生病時，“喂貓以及起床看看小貓在干嘛”成了他起床的動力。一次和父親激烈地爭吵后，陳恒離家出走。母親在微信上給他發了一張貓咪的照片，“家里還有小貓等你回家。”
貓成了陳恒回家的理由。“我感覺到小貓是需要我的，也是依賴我的。”“父母也是啊。”“但是貓不會評判我。”陳恒說。
沒有什麼“療法”是萬能的。有群友說，給孩子養了一只狗，現在感覺狗也抑郁了。
群里有家長找“大仙”算命，有的求遍了寺廟，有的每天在固定的時間，站在孩子房門外念經，3個小時，一分鐘也不能少，還有的請道士來家里作法。孩子如果排斥這些，家長們大多悄悄進行，“迷信好像是一種必經之路”。
微信群里熱鬧愛發言的總是那麼幾個。沉寂下去不外乎幾個理由：孩子痊愈了，孩子康復進入瓶頸期，孩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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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芳看到一些“不建議抑郁癥孩子復學”的觀點會生氣，因為“復學幾乎是所有媽媽的希望”，但她也知道“那不是唯一衡量康復的標準”。
孩子復學，家長一下成為群里的“明星”，其他家長羨慕嫉妒恨的同時，更多是來“取經”——在哪家醫院就診的？吃了什麼藥？看的哪位心理咨詢師？
休學一年后，陳恒回到了學校。覺得恢復得不錯，他悄悄斷了藥。“我是特別想回學校，因為我想融入社會，想和老師交流，學習讓我充實”。
兒子復學后，林美芳幾乎每天接到老師的電話，內容大都是孩子在學校里的“異常”表現，比如上課遲到了兩分鐘、戴著帽子來上學了。老師告訴她自己要對孩子特別關心，“一下課我要去看他在不在教室，沒在教室里的話，我就往高處去看，怕他跳樓。”
陳恒認為老師這樣做就是在排擠自己。“老師可能覺得我們這類學生最怕的就是他們去給家長告狀。”陳恒說，“老師首先是學校的老師，其次才是學生的老師”。
病友群里有不少家長是老師，她們勸林美芳要理解，“萬一孩子在學校出現意外，都是要擔責任的，學校和老師也有很大的壓力。”有群友所在學校一名學生跳樓自殺了，家長來拉橫幅，一位教師被開除。
“后來老師要求把病歷帶來、孩子做過的量表也帶過來，學校要看相關的數據和病史”。林美芳翻來覆去一晚上沒怎麼睡，她改變了主意，這些東西都不帶去學校了。她擔心兒子的信息泄露。
家長與學校的信任一點點撕裂。“我給老師發了好多語音，我說我孩子沒病，他之前是抑郁癥。如果你們怕擔責任，我可以寫免責證明，只要學校給他供一個寬松的學習環境，我是真的千謝萬謝了。”
幾個月后，陳恒的病復發了，他再次退回到家中。但這次沒有辦理休學，學校默許他長期請假。
林美芳現在也不在意兒子是否能回學校學習，她請了一對一的家教，老師每周上門輔導。一切看起來都在往好的方向恢復。半個月前，兒子回學校參加模擬考試后，發微信告訴她，自己很難受，心悸得厲害，“學校又勾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憶”，后面跟了一串“恐懼”的表情。家教老師已經站在門口10分鐘，他不讓老師進門，說取消掉，自己必須先去學校找老師評理。
“我一直跟他說你是最好的、最棒的，媽媽支持你。不要激動，深呼吸放松，你打車去學校給老師說清楚。”后來，兒子被學校的老師送回家，老師一直等到林美芳下班。“一出地鐵我就忍不住哭了，我就想我們那麼努力幫他康復，你們怎麼又給搞壞了啊。”
群里的媽媽們也遇到關于復學的各種問題。林偉的兒子初二生病，持續請假在家，初三一天都沒有去，沒有出勤記錄，中考也沒有參加。令她意外的是，學校給兒子發了初中畢業證。兒子情況好轉后，想回到學校讀初三，但學校都拒絕接收，理由是他沒有辦理過休學，已經畢業了。林偉去找區教育局，得到同樣的回復。
也有媽媽們組團去“考察”了國際學校，她們猜測那里壓力小一些，換了環境也許對孩子有利。還有的抱著“堅決不能休學”的想法，“能上半天就半天，學校近的上學時間按小時算也行”。但這大多時候只是“想法”，她們逐漸學會尊重孩子的意愿，覺得“這病就得靠愛慢慢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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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雙義見過很多中斷學業的孩子，初三和高中學生最多。有的經過藥物治療、心理咨詢，加上孩子與家庭關系、周邊環境的改變，能夠恢復到不錯的狀態。
“也需要老師和同學給他們一些支持，抑郁癥只是心靈的一個感冒，是暫時的情況，會好起來的。”他希望學校能普及相關心理健康知識，消除孩子和家長的病恥感。
4月，裴雙義所在的浙江省康復醫療中心將對浙江省內1萬名學生做心理篩查，這是實現“醫教結合”的嘗試。住院區有孩子的病情是學校做心理量表篩查時發現的，被心理老師建議來醫院檢查，“心理老師就是歷史老師”。
去醫院就診前，陳恒曾尋求學校心理老師的支持。他有些失望，“老師不太專業，還向我透露了我認識的同學的秘密”。
面對不同的患者，醫生給出不同的治療方案。“處于早期急性期的孩子，需要藥物治療。我們也會介入一些心理治療的方法。”裴雙義說，“父母要陪伴、傾聽和支持，不挑釁、不激惹，父母雙方的意見要一致，協助孩子就醫。”
他建議家長在和孩子溝通時，少評判，別講大道理，多給孩子表達的機會。另外，允許孩子在家里，適當地表達一些煩躁和憤怒的情緒。
“但是比如說孩子已經建立了情感屏障，拒絕家長靠近了，這個就是要花時間。家長不能說，我都已經改了，你怎麼還不好，我都道歉了，你要我怎樣？”鄒峰反問道，“那不是新的傷害嗎？”
“做60分的家長就好了，在養育孩子上，100分等于0分。”鄒峰認為，在康復期，家長要給孩子足夠的安全感。
陳恒希望那些“健康的人”能理解，和抑郁癥患者相處不必小心翼翼。“抑郁癥的孩子不是易碎品，把他們當成健康的人交流情商不要太低就行。你和正常人交流，要多站在對方角度思考。”
林美芳記得，一次就診中，醫生問她，孩子有什麼優點？她說沒有，然后列舉出兒子一連串的缺點。醫生讓她帶孩子回家，“好好想想，然后下次帶孩子爸爸一起來”。而現今，她覺得兒子渾身都是優點。
她逐漸向兒子靠攏。他喜歡的播客主播，林美芳也喜歡。兒子關緊房門鼓搗公益工作時，她有時會悄悄站在門外，聽到孩子的笑聲，她高興，“希望這樣的笑聲多一點”。(記者馬宇平)（應受訪者要求，林美芳、陳恒、李天冉、林偉為化名）
來源：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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