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易經》中反復出現，是個神秘的數字，首次出現于《復卦·卦辭》“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其后《震卦·六二爻辭》與《既濟卦·六二爻辭》中，又重復出現“勿逐，七日得”。
“七日來復”，在西方文化上則體現在《圣經·創世紀》的記載中，耶和華費六日造天地日月人與動植物，第七日休息，這就是七日一周之說，與《易經》“七日來復”意義大體相同。
胡蘭成在其《易經與老子》一書中說：《易經》這樣的書是殷周交代之際所形成的。并稱《易經》中“七日來復”之概念，是受殷民族多與阿拉伯民族有關系的影響。
先暫且拋開“七日來復”這一觀念到底是誰受誰的影響而產生的不談，胡蘭成所說“《易經》這樣的書是殷周交代之際所形成的”，這一觀點就是錯誤的。
《周禮》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一曰《歸藏》，一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后世對這句話的傳統理解，《連山易》為夏代《易》，《歸藏易》為商代《易》，《周易》為周代《易》。
《易經》成書的時間至夏代，就已經比胡蘭成所說“成書于殷周交代之際”，早了一千多年了。而且，筆者于《央視終于講《周易》了，也談《易經》占筮是與非》一文中，也詳細討論了《易經》絕非成書于一個時代或一人之手，《易經》是上古先民生產生活智慧的大總結。
還有，咱們的人文始祖炎帝，號神農氏，又號連山氏，這絕非巧合，是夏代《連山易》繼承于他的前代的明證。
從《周禮》的記載看，《易》卦一卦六爻的表達形式，至少可以追溯到《連山易》中了。
“七日來復”之概念，就是對《易》卦一卦六爻的表達形式的總結，因此我們不用追究《連山易》中有沒有明確的“七日來復”概念。《易》卦六爻雖沒有第七爻，但《易經》是以卦、象、爻的動態方式展示問題，《既濟卦》后是《未濟卦》，六十四卦運動相連無始無終，六爻過后不存在的第七爻，是下一卦的開始，“七”既是結束也是開始，所以說“七日來復”。
生老病死，寒來暑往，一切事物的發展都存在著必定的周期性，鬻（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虧于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易經》以“七日來復”提醒處于“往來相接，間不可省”中的個體人，要特別注意永恒存在著的“必定的周期性”，只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才能成為一名智者。
七日一個周期，在東西方文化上是不期而遇的巧合，還是誰受了誰的影響而形成，顯然難以得出確論，胡蘭成的結論是因為“殷民族多與阿拉伯民族有關系，才將“七日來復”寫進了《易經》中”，既無確實之證據，也無文獻上的支持，近現代國內國際上出現了一些懷疑我國歷史與我國古文化的言論，胡蘭成的結論，應該是受到了這些言論的影響。
我國的歷史與古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唯一不容置疑的，筆者的這句話，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去驗證。
書籍的傳播與流傳，必然要受書寫工具的限制，五千言的《道德經》出現的年代，非常值得注意，《道德經》以前的書籍《周易》，除掉后世添加的《十翼》外，原著的《卦辭》加上《爻辭》，只有4500字左右。
現在看到的《尚書》是合集，由《虞書》、《夏書》、《商書》、《周書》等組成，分別均在五千字以內。
《道德經》成書的年代及以前，書籍的文字是用刀刻在木板與竹片上的，超過五千字的書很難傳播與流傳。
墨出現后，增加了書籍字數的容量，開始出現了超過一萬字的書籍，但也不應該突破五萬字的上限，只有紙張出現后，才能有超過十萬字的書籍。
無論是東方的木板與竹簡書籍，還是西方的莎草紙書籍，大部頭的書籍裝訂與流傳都不可能實現，如果有人不信，可以通過實驗去驗證，書籍的字數必須受歷史條件的限制，任何違背歷史條件的書籍，都應該受到質疑，而中國古籍的字數發展與歷史條件相符。
古老的《易經》，為了最大限度地突破歷史條件的限制，所以用最隱晦的文字配合卦、象、爻的動態展示，來實現容納最大的信息量，因此孕育了中國古文這種獨特的文辭表達形式，我們古文出現的目的，就是要以最簡短的文字，來表達更豐富的內容，古文從另一個角度，也證明了我們歷史文化的悠久。
筆者以上所陳述的兩個關鍵點，是證明我們歷史文化真實性的有力證據，我們這個民族，忠于自己的歷史，忠于自己的文化，因此有五千年傳承不息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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