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的文化原理是什麼意思

一

在本號前面的《追溯歐美式市場經濟的真實起源史，認清其特權經濟本質》一文中，我已經指出，現代歐美的企業、資本集團，脫胎于中世紀西歐的行會，以及包括國王在內的封建領主集團。在本質上三者是相同的，都是特權集團。行會于封建領主集團之間，以及公司與行會或封建領主之間，都是錢權交易關系，通過購買，特權從封建領主轉移到行會，或者從封建領主、行會轉移到公司。這樣行會、公司就成為新的特權集團。

市場經濟、企業的出現，在西歐歷史上是一個光明正大的錢權交易過程。這個過程中，交易的參與者都是特權集團，普通的民眾，尤其是廣大的農民（實質為隸農），是缺位的，被排除在特權之外。市場交易不是消除了特權，而只是讓特權發生了轉移，讓特權的形態發生了變化。由原本的封建領主轉移到行會或大公司，由原本的封建特權演變成行會特權和企業特權、資本特權。

現代歐美人認為，現代的歐美比中世紀西歐進步巨大，中世紀西歐是黑暗的，而現代文明則是光明的。實際上，在社會為特權集團所把持和操控上，現代社會與中世紀社會是等同的，一樣的“黑暗”。區別僅僅在于，中世紀西歐的特權集團是封建領主，而現代社會的特權集團是大企業、大資本。

在這個過程可以清晰看到，歐美式的市場經濟實質是特權經濟，特權成為可交易的商品。但是，自由的市場交易，也僅僅能夠使得特權發生轉移，從一個特權集團轉移到另一個，并不能消除之。廣大的普通民眾一直被排除在特權之外，一直是特權所奴役的對象。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自亞當斯密起，西歐出現一種學問叫“經濟學”，堅定地認為，市場化的自由交易可以消除特權，實現普世式的人人自由。準確地說，“經濟學”不是學問，而是一種信仰和意識形態。因為歐美式的市場經濟一直都不是普世的，而是特權的。中世紀的時候是，現代依然是。在一直沒有事實基礎的情況下，“經濟學家”們還堅信自己的“學問”，還堅信單純的市場能夠創造和保障自由，政府干預市場就是破壞自由，這不僅是信仰，而且是迷信。

自中世紀以來，西歐、歐美人一直把政府看成是市場的對立面，看成是自由的破壞者，根源在于，中世紀西歐所謂的政府，其本身也是一個特權集團。或者說，中世紀西歐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府的，是無政府的。因此關于西歐的中世紀歷史，有一個經典論斷：“封建無政府”，即只有封建領主特權集團，而沒有政府。

如果說中世紀的西歐是“封建無政府”，現代的歐美社會則是“資本無政府”，或“企業無政府”，即只有大企業、大資本這些特權集團，而沒有政府。

無論對中世紀西歐，還是對現在的歐美社會，都只有形式上的政府，而沒有實質的真正的政府，因為，那些政府也都是特權集團，而且西歐人、歐美人也是一直以特權集團去看待政府的。既然政府只是一個特權集團，那麼它與企業、資本這些特權集團之間，就是競爭甚至沖突關系，存在為維護自己的特權而侵犯企業、資本集團利益的可能。因此，近現代以來，歐美政治的主要內容就是對政府進行限制，以防其對企業、資本特權集團進行侵犯。

因此，所謂的政治，在近現代的西歐、歐美，只是兩大特權集團的之間斗爭，企業、資本集團與封建領主特權集團的斗爭。最終結果是，封建領主集團失敗了，消失了，而企業、資本集團成為勝利者，一股獨大。或者說，企業、資本集團成功地替代了昔日的封建領主特權集團，成為社會的主導性的特權集團。

特權集團是稱其不上政府的，特權之間的斗爭也是稱其不上政治的。因此，無論是中世紀的西歐，還是現代的歐美，實質上是不存在政治和政府的，是無政治和無政府社會，是一直特權橫行老百姓遭殃的特權社會。

那麼何謂政治？何謂政府？很簡答，政治就是道義，就是對道義的維護，政府則是專門執行維護道義職能的職業團體。水泊梁山的大首領宋江打出的旗號是“替天行道”，就是對政府的最準確的定義。宋江之所以要造反，并非是他對政府本身去革命，而只是認為當時的政府是昏庸無道的，偏離了“行道”之本職。

既然政治就是道義，就是對道義的執行，那麼也就意味著政府并非政治的必然因素，還可以存在無政府的政治，因為政府只是行道者的完全職業化、組織化，而也可以存在非完全職業化、非組織化的行道者。也就是說，政治存在的必要條件是行道者的存在，而非政府的存在。

從整個人類文明史看，道義的起源在中國，政治的起源也在中國。而且也唯有中國的歷史中存在兩種政治形態：無政府政治和有政府政治，且無政府政治的存在時間比后出現的有政府政治漫長地多。也就是說，唯有中國歷史中存在完整的政治起源和演變史。研究政治，必須要研究中國，研究政治史必須研究中國歷史。

對中國和中國歷史近乎無知的現代歐美社會所搗鼓出的“政治學”，是稱其不上“政治學”的，他們的“政治學家”壓根不是政治為何物。他們的“政治”并非“政治”，而只是特權集團之間的私斗，他們的“政治學”，并非政治學，而只是特權集團私斗的厚黑術。

說政治就是道義，就是行道，并非單純的道德說教，而是一種行業分工。政治就是一個行業，是行道的行業，或者為社會提供道義服務的行業。總之，政治業就是道義業。道義不是說教，而是一個行業。從事道義行業的人，就是政治家，在傳統上有很多稱呼：“大人”、“儒”、“君”、“尹”、“父”、“卿”等等。這些稱呼遠在政府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中國政治，也是人類政治的最早形態是無政府政治。這時的政治家也當然不是政府官員，而是準職業化的民間的“大人”、“儒”。因此，無政府政治實際上也是“大人政治”、“儒政治”、“君子政治”。之所以，說“大人”、“儒”們是準職業化的政治家，因為盡管他們為社會提供專業化的道義服務，但是卻是免費的。只是到了堯舜時期，政府出現之后，原本準職業的“大人”、“儒”們，才轉變成全職業化的，因為他們的服務開始收費了，就是政府的稅收。

對中國歷史而言，政府的出現實際上就是“大人”、“儒”的全職業化，政府就是一個全職業化的職業集團，“大人集團”、“儒集團”。這樣“大人”、“儒”、“君”們也就原本的民間人士，轉變為政府官員。由準職業化的行道者，變成職業化的行道者。

政府的行道的屬性和職能，并非外在賦予和強加的，而是內生的，因為組成政府的“大人”們，在進入政府之前就是一個自愿的行道者。“大人”并非為做官而行道，而是因為行道而做官。因此，“大人”行道者才是政治之本，政府之本。

之所以說道義是一個獨立的行業，就在于行道是超越任何利益的，也當然是超越任何特權的。所謂的特權，就是利益特權，沒有利益，也就沒有特權。行道所考慮的只是“義”，而不會考慮“利”。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小人是兩個職業集團，君子集團只考慮“義”，從事的是道義業、政治業，而小人集團則主要考慮謀利，從事的是經濟業、利益業。

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傳統社會存在著一個二元式的行業大分工，一個大行業是不考慮利益的道義業、政治業，另一個大行業則是主要考慮生產、經濟、利益的經濟業。

在無政府政治階段，作為政治家的“大人”的主要職責是契約中介，通過評理、說理，幫助契約雙方之間消除分歧、達成共識，保障契約的簽訂和執行，實現契約雙方之間的互助和協作。契約雙方之間是求利的，屬于經濟行業，但是，作為契約中介，所考慮的僅僅是契約雙方的公平公正，因此也超越利益，要讓自己與雙方之間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利益聯系。

到了政府出現，“大人”有民間人士轉變為全職業化的政府官員之后，道義業、政治業的行業界限也就更清晰和決絕了。建立道義業、政治業與利益業、經濟業的清晰行業界線的，是一條很重要的政治原則，當然也是行業分工原則：“不與民爭業”，后來也叫“不與民爭利”。

“不與民爭業”的意思是，一旦你進入了政府，成為拿俸祿的政府官員，從事政治業、道義業，你就不能再從事任何的產業經營，即不能再從事利益業、經濟業。也就是說，政府官員被剝奪了從事任何產業經營的權力，擁有產業經營權的只有政府之外的人民。

從堯舜至當下，中國政府的形態發生了若干變化，但是政治業與經濟業之間的分界一是清晰的，不允許混同和跨越的。當然，在表述方式上是存在很大變化的。從當初的“不與民爭業”，到后來的禁止商人干政，禁止官商勾結、錢權交易等。

對中國文明而言，道義即政治，政治即道義。道義是獨立的，政治也獨立的。這種狀態是自文明伊始就有的。中國文明就是道義文明，也是道義文明，也是大人文明、君子文明。“道義、政治、大人（君子等）”是三位一體的。

二

然而，包括現代歐美在內的，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至今都沒有出現獨立的道義，也沒有獨立的政治，沒有獨立的大人、君子。但是，自一神教以來，尤其是基督教以來，西方的確出現了類似于中國道義、政治和大人君子的東西，但是卻披上了宗教和神學的外衣，或者說，是以宗教為表現形態的。

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經》里，的確出現了“義”和“義人”的概念，但是卻又認為，人生來是罪惡的，是沒有“義”的，義僅僅存在于上帝之中，人只能“因信稱義”，即通過信仰上帝而獲得“義”。基督教的教皇、牧師，被認為是最早接近上帝的人，也是最早的“義人”，然后他們又替上帝服務，執行上帝的使命，去“傳教”、“布道”，而相當于中國傳統的“大人”、“君子”，也是政治家，而教會則相當于政府。

因此，對西歐中世紀社會來說，真正具備道義和政治內涵的，不是名義上的封建領主政府，而是教會。名義上的封建領主政府只是私人化的特權集團。因此，教會與封建政府之間的關系，并非是現代歐美人所認為的是“政教關系”，而是政府與豪強特權集團之間的關系。

遺憾的是，在基督教中，道義、政治和大人都非真正獨立的，而是依附于一個莫須有的、虛構的上帝的。一旦，上帝被認為為假，那麼依附于其上的道義、政治、大人，也就是統統被認為為假，而被現代歐美社會拋棄了。

這就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文明問題、歷史問題，道義、政治、大人，在中國歷史中是真實存在的，獨立存在的，而在西方文明中，為何要依附和假托于上帝，以宗教的形勢存在。經過對人類文明史進行深入的研究，我的答案是，道義、政治和大人是原生于中國的，在中國存在真實的歷史基礎，在西方文明缺乏這樣的歷史基礎。但是，后來出現的文明交流，讓中國的“道義、政治、大人”傳播到了西方，他們很羨慕，也想引入。在缺乏真實歷史基礎的情況下，在多神教的背景下，要引入這些東西，只能通過宗教的方式，更準確地說，宗教改革的方式，即《周易》所說的“神道設教”的方式，去實現。

因此，我認為，一神教實質上中國政治文明的宗教化，或者披上神學和宗教外衣的儒家思想，其內核來自中國。西方政治領域里的“君權神授”，實際上也是通過“神”將道義轉移到政府頭上。對西方而言，也只有“君權神授”的政治、政府，也是含有真正政治元素的政治和政府。“君權神授”的實質是“君權道授”、“君權義授”。關于這個問題本文不再多談。

總之，在近現代的西歐，企業和資本特權集團，不僅將封建領主特權集團（名義上的政府）視作敵人，而且也將基督教視作敵人。實際上，具備真正道義和政治內涵的基督教教會，是公司資本集團和封建領主集團共同的“敵人”，因為這兩者都是私人特權集團，而教會則試圖對兩者都進行道義制約。當然，在特權集團的大背景下，最后連教會也未能幸免，而特權化了，而失去道義威望，再加上其虛構和迷信的固有缺陷，而被公司資本集團所最終戰敗。

因此，在現代社會中，基督教被企業資本集團所戰勝，而被邊緣化和拋棄，并非什麼社會的進步，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倒退。因為，從此歐美社會失去了真正的道義、政治元素，而徹底陷入特權的奴役。企業資本特權集團，再也沒有任何合法的政治制約，沒有道義制約，而可以私意橫行。

當企業資本集團失去合法的政治和道義制約時，其惡的一面便得以充分表現，這是近代的西歐以暴力而征服和瓜分世界的根源，也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源，也是可以毀滅世界幾十次的核武器產生的根源。也是最近幾十年，歐美社會普通民眾收入出現停滯甚至下降的根源。最終這導致歐美民眾的普遍憤怒，“民粹主義”興起。

2011年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明確提出“1%對99%”的口號，“1%”就是企業資本特權集團，99%就是普通民眾。2018年，法國又爆發“黃馬甲運動”，民粹主義在西方方興未艾、愈演愈烈。

在這個意義上，西方的反宗教的所謂的“現代化”，實質上就是去道義化，去政治化。西化世界從此淪為一個徹底沒有道義和政治的世界，而只有利益，只有爭奪。沒有道義靈魂的所謂的“民主政治”，是稱其不上政治的，沒有道義靈魂的歐美現代政府也是稱其不上政府的。

這是一個十足的野蠻世界，不僅以中國的標準，即便以中世紀西歐的標準也是如此。現代的西方不是比中世紀更文明了，而是更野蠻了。因為在中世紀，起碼還存在類似于道義和政治的東西，盡管是“神道設教”的，披著宗教的外衣。

三

春秋之前，中國的社會整體而言，都是一個二元式的行業分工社會，一個行業是道義業、政治業，另一個大行業是經濟業、利益業。道義業、政治業的從業者是君子、大人，而經濟業、利益業的從業者則是民、小人。君子、小人不僅是道德上的區分，也是一種行業分工、職業分工。無論無政府的君子政治時代，還是有政府政治時代，都是如此。在政治業和和以民眾為主導的經濟業之間，并不存在一個豪強特權集團。因為當時作為主要資產的土地，分配是比較平均的，其典型的制度就是井田制。

春秋之后，“禮崩樂壞”，受法家思想的沖擊和影響下，整個社會開始利益化、法家化。舊有的政治業、道義業形態崩潰了，而舊有的政治精神、道義精神，則通過孔子所開創的儒家學派，以學術的方式被繼承了。盡管在春秋戰國時代，以及在秦朝，繼承中國傳統精神的儒家被視作迂腐而被排斥，但是，在漢武帝時期終于在董仲舒的建議下，而進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道義重新注入中國的政治系統。

現代的中國出現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儒家學說僅僅是一種學說，在春秋時期為孔子所創造，儒家也僅僅為諸子百家的一家。其實儒家并非學說，而是對實實在在的漫長歷史的總結，儒家也不是百家中的一家，而是中國傳統精神的唯一正宗繼承者，儒家之外的其他家，或許有與中國傳統相合的地方，但在根本上是相違背的。這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采納，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政治新形態能夠得以延續2000多年的根源所在。

但是，春秋戰國之后，尤其是秦漢以來，隨著整個社會法家化，以及尤其所導致的以“井田制”所代表的平均化的土地制度的崩潰， 一個新興在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新興勢力集團出現了，就是被董仲舒和司馬遷所稱之為“豪強”的特權集團。無論豪強集團是怎麼發家的，但是，其基本特征是相同的，都是擁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而且土地獲取主要是通過市場交易兼并而來。董仲舒時代，土地兼并已經非常嚴重，豪強集團已經呈尾大不掉之勢。

盡管有相當的豪強集團有官員背景，或者一旦成為豪強就會向政府靠攏，搞錢權交易，官商勾結，但是，豪強集團的存在根本上是違背中國的政治傳統和政治倫理的，是不合法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其主要收入依然來自稅收，自己并不直接擁有土地，更不會參與產業經營。因此，豪強集團自出現以來，便具有非法屬性，是中央政府和人民的敵人，面臨雙方的夾擊。

秦漢以來中國歷史上所存在的豪強特權集團，在屬性上與西歐中世紀的封建領主特權集團，以及現代社會的企業資本特權集團有著根本的不同。中國的豪強特權集團被認為是非法病態存在，有違政治倫理，而且面臨兩大制約，既有下面老百姓的反抗，又上面中央政府的管制。但是，西歐中世紀的封建領主特權集團卻是合法的常態存在，僅僅面臨基督教教會的制約，而這個制約還會經常失效，即所謂的政教分離，政教沖突。現代歐美的企業資本特權集團，也被認為是合法的常態存在，而且更糟糕的是，自教會邊緣化以后，對其也基本失去了有效的制約。法律和政府也都是缺乏道義靈魂的軀殼，而可以被資本特權集團任何擺布。

說到法律，有必要多說一點。現代歐美人不僅認為法律是獨立于政府而存在，而且重要性甚至要高于政府。法律之所以被認為獨立于政府，原因在于，法律脫胎于基督教，而基督教與名義上的封建領主政府是相互獨立的，即所謂的政教分離。但是，在基督教中，法律僅僅處于次等地位，其核心則是依附上帝之上的“義”、“道”。但是，基督教被推翻之后，作為核心的道義也被推翻了，卻剩下原本處于次等地位的法律。因此，西方的法律和政治、政府一樣，都是沒有道義靈魂的軀殼，也都是可以被企業資本特權集團操控玩弄的工具。

據說美國是一個法律非常發達的法制國家。美國法律發達的標志是什麼呢？是其律師業。如果大家對前面所說的中國傳統的政治業是一個道義業很難理解，那麼對于美國的法律業一定不難理解，因為美國遍地的律師事務所是私人的，找律師打官司則是要交一大筆錢的。總之律師是個很賺錢的行當。那麼，靠收客戶傭金發財的律師是干什麼的？是教育客戶守法嗎？不是，恰恰相反，是幫助客戶不守法，幫助客戶尋找法律的漏洞，鉆法律的空子。因此，律師業的發達決不能說明遵守法律的發達，而只能說明違法法律的發達，鉆法律空子的發達。律師業的發達也同時說明，法律判決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可以很大程度上被律師所操控，而律師則是被金錢所操控、被特權集團所操控。

就整體上來說，中國歷史或者沒有特權，或者沒有合法性特權。而西方歷史恰恰相反，不僅一直存在特權集團，而是其特權是合法的。特權集團的對立面是人民大眾，西方一直存在合法的特權，則意味著西方人民大眾一直缺乏合法的自由。中國的歷史不存在特權，或不存在合法的特權，則意味著中國的人民大眾歷史以來一直存在合法的自由。

中國人民大眾一直擁有合法自由的標志之一，自政府產生以來，就會周期性地出現農民起義，而去推翻失效的政府。政府的失效就是偏離道義，而特權化。歷史教材中說，中國的農民起義守法于秦末的陳勝吳廣，這是不準確的。商湯滅夏，武王伐紂實質上也是農民起義。

從西漢的劉邦，到明朝的朱元璋，都是從基層的農民經過農民起義而搖身一變成為皇帝。明末的李自成，清末的洪秀全，也都是差點接近成功的農民皇帝。事實即便是毛主席所領導的共產黨革命，也實質上是新一場的農民起義。

西方歷史恰恰與中國相反。在中國歷史上是常態的農民起義，卻為西方歷史所無，從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起義。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的農民都是缺乏自由，不是獨立自主的生產主體和生活主體，而是程度不同地依附于特權集團，甚至為特權集團的私產、工具。從而缺乏起義的意識和勇氣。

注意，中國管農民造反叫“起義”，起義就是“仗義起兵”，就是“替天行道”。農民之所以可以這麼做，擁有這種意識，根源于中國自古以來的道義獨立，以及自古以來就存在的道義行業、政治業。道義和政治在中國傳統中就是一個獨立行業，人人都有可能參與的行業。因此，農民起義實質也是參與政治和道義行業，是行道和從政。

而西方則一直缺乏獨立的道義和獨立的道義行業，獨立的政治業，因此農民們也壓根無“義”可起，無“義”可仗。他們的也有類似道義和政治的東西，但是并不獨立存在，而是依附于宗教。因此，西方的可以稱得上“起義”的，都是發生在宗教領域，而表現為宗教改革。而能夠領導宗教革命的，都一定是宗教人物，這與普通的民眾是無關的。

四

在中國的傳統理念中，不僅特權集團是非法的，甚至集團本身都是非法的。儒家認為政府之外的任何集團都是非法的，道家連政府集團也否定了。儒家即便承認政府集團的合法性，也努力限制其規模，越小越好。儒家評價好政府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寬簡”，而道家則強調“無為”。

儒家認為政府之外的集團都是非法的，體現在反對“朋黨”上。孔子說：“（君子）群而不黨”。“群”就是由獨體的個體所構成松散群體，“黨”則是結成關系更緊密的團伙、集團。由此，“朋黨”一詞在中國傳統文獻中一般是貶義詞。“結黨”也與“營私”連用。《尚書·洪范》：“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中國傳統對個體的獨立和自由，對集團的反對在《周易》中也有明確的體現。《周易 泰卦》第二爻爻辭是：“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這是我非常喜歡的《周易》爻辭之一，非常宏闊，通達。“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是四個條件，滿足了就能“得尚于中行”，配的上當得起“中道”之人。中行、中道就是大人、君子。也就是滿足了這四個條件就可稱得上大人、君子。“包荒”就是包容荒穢，對于有缺點、缺陷的人都能包容；“用馮河”要擁有徒身渡河的勇氣和果敢；“不遐遺”是對于邊緣、邊遠的地區，也不疏漏、冷落；“朋亡”，這是我們重點關注的，就是不去搞團伙、集團。

最能體現這一點的則是《渙卦》。沒錯，“渙”就是渙散的“渙”。如果說一個社會很渙散，對現代人來說，是負面意義的，但是，在《渙卦》中，卻是指一種最理想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狀態。這是一種人人因獨立自由而保持的相互離散的狀態，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元，不存在超越個人的任何集團。反過來說，任何集團都是對個人獨立和自由的損害，如果存在任何集團，都說明有些人就是不自由的，不離散的，社會就處于非理想狀態。

《渙卦》第四爻爻辭：“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渙其群”，就所有的小群、小集團都消失，讓社會保持人人獨立自由的離散狀態，這時就是“元吉”，最高級別的吉。“渙有丘”，按朱熹的解釋，就是當所有的小集團都消滅，人人保持獨立自由的離散狀態時，整個社會就成為一個大群（丘），這是一種最好的狀態，對于這個道理一般人是很難理解的。的確，真的很難理解。

《渙卦》第五爻爻辭：“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意思是把政府的號令渙掉，把政府的積蓄也渙掉，這樣就沒有咎害。實質上是把政府集團也渙掉。這意味著《周易》擁有很強烈的無政府主義。“渙”是不允許任何集團存在，包括政府。

《莊子》說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實際上也是這個意思。“相濡以沫”是小集團、朋黨，“江湖”則是一個人人獨立自由的離散狀態，即渙的狀態。

孫中山對當時的中國社會曾經有一個著名的評論。他說，有人一邊說中國一盤散沙，又有人說中國缺乏自由，這是相矛盾的。一盤散沙恰恰是自由的結果。其實，一盤散沙就是“渙”的狀態。

盡管“渙”的狀態是一種理想的狀態，但是，一旦有集團化的邪惡勢力來侵略和攻擊，就會表現的軟弱無力。這是就要反渙而行，組織起來，結成團體，聚合力量進行反擊，唯有如此，才能擊潰來犯之敵，消除災難和恐懼。這就是《渙卦》上九爻所要表達的意思。上九為最后一爻，為渙卦之極。按《周易》原理，卦之極就會向卦的相反方向轉化，即由渙轉向組織、聚合。爻辭是：“渙其血去逖出”，即在渙的時候，需要組織聚合起來才能讓災難和恐懼消除。

每次外敵入侵時，為了消除災難和恐懼，中國人就由散轉聚，社會擺脫個體獨立自由的離散狀態，而進入一個組織化的集團時代。中國人深知，組織和集團就是對個體獨立和自由的破壞。為抵抗外敵而進行的集團化，只是一種權且狀態，非正常狀態。一旦，威脅消除，社會將再次“渙其群”，由聚轉散，個人將擺脫集團的控制，而重新回歸獨立自由的離散狀態。

近代以來，隨著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中國再次面臨威脅，而且這次威脅似乎比以往都更嚴重。中國不僅要組織聚合起來直接抵抗外族的入侵，而且還要發展集團化的企業，去發展經濟，以提高國力，擺脫落后挨打的狀態。當中國不得不發展經濟時，企業這種集團就不得不存在，就取得了暫時的合法性。這正是中國當前的狀態，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一個以集團化的企業為主導的集團式社會。顯然，這有違“渙”的，有違歷史常態，有違理想狀態，而個人的獨立和自由也必然被集團化的企業所侵害。

也可以說，“渙”是中國歷史的健康和標準狀態，在正常的情況下，社會會自動地朝向“渙”發展，而集團化的聚合則是病態、非常態，是為消除外部壓力所致。唯有在“渙”的狀態，所有的人才是真正獨立、自由的，只要所有的人都追求真正的獨立和自由，社會便會趨向與“渙”。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國力的崛起，自1840年以來所存在的由西方列強入侵所導致的壓力正在日趨降低，那麼，以企業為主要形態的集團化與“渙”之間的沖突便會日趨體現，企業集團對個人自由的損害便會日益彰顯。個人擺脫企業集團，回歸真正的獨立和自由，便會成為一個主要問題，社會如何向“渙”回歸便是一個主要問題。

也就是說，未來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和挑戰將是如何消除企業集團的問題。

五

由于中國文化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反集團化傳統，根深蒂固的追求個人真正獨立和自由的傳統。當然，反集團化與追求個人真正的獨立和自由是等價的。因此，即便中國在西方的壓力下，開始為提高經濟實力而引入和發展集團化的公司和企業，但是，中國的企業又與歐美式企業存在根本不同，就是中國的企業明顯呈現反集團化特征，呈現離散化的個人特征，呈現“渙”的特征。下面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差別。

先看零售模式。

美國主導性的零售模式是高度集團化的大超市，其代表就是沃爾瑪。盡管規模很大，店鋪編輯世界，但是沃爾瑪只是一家私人企業。所有的店鋪都歸屬于其這家企業，所有的員工都是為這家企業打工，必須服從這家企業的制度和命令。因此，一度沃爾瑪的老板成為世界首富，即便不是首富，在每年的世界富豪榜中也是位居前列。

而中國主導性的零售模式恰恰相反，是由眾多獨立的小店鋪組成的小商品市場，最著名的就是義烏小商品城。義務小商品城也上市了，盡管其市值遠遠低于沃爾瑪，但是，他的貨物吞吐量應該遠遠超過沃爾瑪。原因在于，所上市的義烏小商品城只是市場本身的管理者、服務者，并非零售或批發業務的參與者，真正的業務參與者是遍布于市場內的眾多的店鋪，而每家店鋪都是要給獨立的企業，獨立的老板。

說的更簡單一些，沃爾瑪是一個人是老板，而義務小商品城則是無數人是老板，是一個老板群。沃爾瑪是集團化的，而義烏小商品城則是離散化的、“渙”化的。

明白了這一點，就很容易中美網上零售模式的差別。中國網上零售的主導者是淘寶，而美國的主導者則是亞馬遜。淘寶與亞馬遜的模式差別與沃爾瑪和義烏小商品城的差別是一樣的。淘寶只是一個平臺，自身并不參與業務的經營，是線下小商品城的線上化，而亞馬遜則是一家獨立的企業，直接參與業務的運營，是線下集團化大超市的線上化。支撐淘寶的是無數的小店主、小老板，而支撐亞馬遜的則是亞馬遜自身，所有的參與者都是亞馬遜的員工，是為其打工的。京東更象亞馬遜，因此只能做老二，甚至連老二也難保，因為后面又冒出了一個更便宜的淘寶——拼多多。

下面再看制造業模式。

中國制造業最讓人震撼的地方在于，是其分工的細密程度。行業分工全世界都有，但是將行業分工發揮到極致的，唯有中國。可以分到什麼程度，一家企業僅僅承擔一個小小配件的生產，譬如一個螺絲釘的墊片。所謂的分工，其實就是反集團化，其道理與零售業等同。在零售中，中國更喜歡把美國的一家大集團超市拆解成無數的小店鋪，而在制造業上，中國也更喜歡把本來存在一個大集團化企業中的生產流程無限拆解，有無數的獨立的小企業、小作坊來做。

也就是說，中國制造業威力并不是體現在某家企業上，而是體現在企業群上。這個也與零售同。但看一家企業，其規模很小，但是整個企業群的規模則威力無比。制造業有個專有名詞叫產業集群，中國制造的也基本單元不是企業，而是集群。

也就是，說如何消除以企業為形態的集團，對中國而言，不是將來要做的問題，而是已經開始做了，在中國引入歐美式企業的一開始就已經做了。當然這還遠遠不夠，還需要一場更徹底的去集團化運功。

再次強調一下，去集團化與個人追求真正的獨立和自由是等價的。一個人人真正獨立和自由的社會一定是無集團化的，是“渙”的，一個集團林立的社會一定是個人失去真正獨立和自由的。任何形式的集團，都會給真正的個人獨立和自由帶來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