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環中逵牛津布

《桃花塢歲月風情》吳眉眉 著

與吳眉眉老師相識于蕭山，到此地方得知她是來新夏先生的弟子，因為與來先生的關系，我與吳眉眉聊天的話題均是圍繞她的老師。返京之后，出版社告訴我，制做了一些《古書之美》的毛邊本，用以作為贈送書友的小禮品，于是我就給吳眉眉呈上一冊，她很認真地回贈我兩本書，此為其一。　

看到本書的書名，我馬上想到了桃花塢版畫，然翻看該書，卻與我的想像相去甚遠。因為本書所講述的，乃是關于明清時期蘇州的歲時風俗。吳眉眉將這些風俗分為春夏秋冬四季，而后講述每一季的細節。

明清以來，江南乃是中國的藏書中心，我對這方面的資訊了解較多，對于民俗卻未曾留意過。翻看此書，方知當地有那麼多的講頭，而吳眉眉均能找到相應的古代繪畫作品與之相匹配，可見其做事的仔細認真。

夏之卷中有《船菜》一篇，我對這篇文章感興趣，其實也是偶然。幾個月前在南京尋訪，經過薛冰老師的介紹，得以結識南京著名建筑師陳衛新先生，由此而得知陳先生恢復了不少老的建筑，他的作品之一是處在鐘山上的一片密林之中。承其美意，當天晚上陳衛新請我等前去這個復古建筑內進餐，在這個餐廳內讓我終于明白了，何為不漏痕跡。經過陳先生的講解，我才能看出他對這組老建筑在哪些方面動了手腳，而又是如何做到新與舊之間的協調。

在吃飯的過程中，陳衛新先生向薛冰說，他的朋友想在南京夫子廟的水面上恢復著名的船菜，為此想聽聽薛冰的意見。薛先生果真對此很在行，他詳細講述了船菜的特點以及開發的難度，雖然他所談的一些話題我并不懂，但由此而記住了“船菜”二字，沒想到兩個月后，我就在吳眉眉的這本專著中看到了相應介紹。她的這篇文章首先引用了包天笑在《衣食住行的百年變遷》中的描繪：

蘇州還有一種特級的筵席餐，名‘船菜’。船菜是在船上吃的，畫舫笙歌，群花圍繞，這種菜，不貴多而貴精。可是一席菜，卻分了三個時候吃，正符合了一日三餐之制。主賓們初到船上時，餉以點心，午餐餉以便餐的一小部分，晚餐餉全餐的一大部分，名菜有密炙火方、五香乳鴿等等，總之是清麗文章，不是濃重的論調也。其價值如何呢？可以答之曰，沒有明價。原來坐一天船，吃一席菜，以及各種犒賞、花費等，都包括在內，全憑老爺賞賜，吝者至少亦給八十元，豪者可給百余元，他們不加分件，亦可以說‘此時無價勝有價’呢。

以我的理解，看來這船菜是典型的看人下菜碟，這有如“黃金有價藝術無價”那句廢話，而船菜的高妙之處，吳眉眉在文中有著詳細的介紹，我不清楚這些細節的描繪是她的親自體驗還是耳食之言，不管怎麼說，能夠把這些細節介紹清楚，已然是留下了一段歷史掌故。我決定下次到蘇州時，就拿著她的書到飯店去點菜。

《胥口放舟入鄧尉》吳眉眉 著

吳眉眉寫書喜歡起一些詩情畫意的書名，我就不會給書起名字，往往太過直白而缺乏韻味。從該書的小引中，我得以了解到她的這部專著講述的是蘇州吳中區胥口、香山、穹窿山和光福一帶的人文遺跡。

與上部書不同之處，乃是本書內所配的圖片。上一部書所配者主要是古代繪畫，本書則以照片為主，正是這些照片的精美，被我看作該書的重要亮點，一幅幅的翻閱這些照片，許多是大場景、大場面，這完全與江南小女在氣象上形成很大的反差。我的攝影水平很爛，因此最為羨慕那些令人驚艷的照片，而本書所配的照片，以我的眼光看，絕對達到了專業級。在蕭山與諸暨與吳眉眉共同開了兩個會，相處的幾天中，我并未看到她手持專業相機，所以我也不知道她竟然有著如此高超的攝影技巧，這更加印證了那句俗語：海水不可勺舀。下次與之見面時，定向其仔細討教如何才能提高自己的攝影水準。當然，她肯定會教得很累。

吳眉眉的這本專著談到了當地多處的歷史遺跡，其中有幾個我也曾經訪得，故而讀她的文章頗感親切，而未訪得之處恰好給我提供了新的線索。比如她的文中談到了漁洋山上的董其昌墓，此墓我在六七年前曾去尋找過，卻未曾得到結果，根據吳眉眉的描繪，看來下次找到該墓應該有一捷徑。她的文中還談到了倪瓚，倪瓚的墓雖然我已訪到，然而其文中所談到的其它幾處遺跡也是我未曾了解到的資訊，這也算是開卷有益的現實注腳吧。

《紙色斑斕》黃顯功 著

顯功先生乃是上海圖書館善本特藏部主任，也許是工作回避的原因，黃主任并不藏書，然而他卻對藏書票情有獨鐘。這麼多年來，我拜讀過很多他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是跟藏書票有關者，當我收到他的這冊贈書時，從名書上就本能的認定，這又是一部談藏書票的專著。然而翻閱此書，我才知道自己犯了望文生義的毛病。

黃先生的這部新著，收錄的內容全是他近十幾年來給自己和他人所寫的序言，以及一些刊登在不同刊物上的散見之文，這樣的書大多會被稱為“某某集”，而黃先生別出心裁，竟然起了這樣雅致的一個名字。其實本書內還是談到了藏書票，只是篇幅較少而已。本書分為“故紙秋色”、“卷冊流光”、“遺墨生輝”、“圖像剪影”、“紙上寶石”、“印痕映彩”，以我的感覺，每一節的名稱都可以用作單獨的書名，可見黃主任也是起名高手。而這些章節中的“紙上寶石”談的就是藏書票專題。這個專題中，其中一篇的名稱為《紙上落英》，該文乃是一本書名，而此書他也曾贈送給我，里面收錄的就是藏書票。

對于藏書票這件事，我頗為糾結，糾結之處乃是如何來處理藏與用的關系。以我固陋的認識，藏書票有如藏書章，乃是為了使用，而如今藏書票如同新郵票一樣，主要是用來收藏，與使用相去甚遠。我曾跟黃先生特意討論過這個問題，顯然他的觀點要比我大度得多，比如這本書中又談到了他的這個觀念：“當藏書票成為藏書者的書房寵物后，深受文化名人的喜愛。在藏書票逐漸脫離其實用性而日益突顯其藝術價值時，它成了文化名人們獨特的文化名片。”看來潮流不可阻擋。既然反抗無效，那就從了吧。

本書還是讓我知道了很多其他的新信息，比如上圖所藏的手札在具體數量以及來源：“上海圖書館所藏明清至當代尺牘原件達十三萬余通，名列國內各大圖書館前茅。其來源一為捐贈，如張元濟、李宜龔、陳植、葉景葵、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和茅盾之子韋滔等人的收藏；二為采購，如歷年購自上海、蘇州、南京、北京等地的古舊書店；三為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移交的征集品。近年來，本館所屬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積極開拓手稿文獻的征集，當代文化名人的書信收藏取得了重要的收獲。”　

看到這樣的數字，很容易傷到自己的小心臟，畢竟愛書之人大多有收藏手札的偏好，而我也將藏書家手札搞成了一個小專題。這麼多年來，能夠收集到幾百通喜歡的手札，已經費了不少的氣力，而上圖的藏量豈止是讓人氣餒，簡直是讓人絕望，看來搞收藏首先要識相，至少在黃先生面前，再不要提自己也藏手札。

《微說北大》楊虎、嚴敏杰 編著

該書屬于肖東發先生主編的《北大文化叢書》系列，由楊虎先生贈送給我者。大概在幾個月前，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搞了一場學術研討會，我在那場會上是第一次見到楊虎先生，但對他的大名早已耳聞，這緣于我跟肖東發先生的交往。我與肖老師相識多年，不僅是因為共同的愛好，更多者是我很敬重肖老師的人品，然而不幸的是，肖老師因病去世了，而楊虎正是肖老師的得意弟子。那些年，楊虎跟肖老師共同出過不少的書，而我正是通過他們的合著知道楊虎先生的大名。

這次相見，我們的話題當然又聊到了肖東發老師，而楊虎瞬間就要落淚。前一度我在青島的一場會議上認識了青島閱讀研究院執行院長張文彥老師，我們也聊到了肖老師，而張文彥立即淚盈，我方得知她也是肖老師的弟子。肖東發的這兩位弟子如今在事業上都有了不小的成就，比如楊虎先生現任北大繼續教育學院副院長、副書記，但他們提到自己的老師時，都是如此之激動，由此可見肖東發在生前對弟子是何等的愛護有加。這樣的師生之情真是令人嘆羨。

會議結束后，楊虎先生贈送給我三本大作，此為其中之一。我首先寫這一部，則是緣于該書筆調輕松，我覺得以上的話題太過沉重了。本書是采集于各種媒介，內容則恰好談的是北大名師的掌故，以及這些名師與弟子們的交往趣聞。這些趣聞都被該書的兩位編著者組成了一篇篇的小短文，每一篇都是一個獨立的故事，閱讀這樣的書，不止是輕松，還能讓人會心的微笑。這本書無論其編排形式，還是分類方式，都讓我不斷地想到著名的《世說新語》。比如其題目，起為“授教第一”、“德行第二”、“氣節第三”、“神采第四”等等，這顯然也是《世說新語》的玩法。

《微說北大》之書最有趣之處，并非只是夸贊名師的德行，更多者是以輕松的筆調來調侃這些大師碩儒，比如書中有這樣一個段落：“據沈尹默回憶，他初入北大任教時，有一預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次上課時，均有一聽差挾一地圖，捧一壺茶和一只水煙袋跟隨上講堂，置之于講堂上，然后退出，下課照舊如儀。其教科書、參考書和講義對學生是保密的，絲毫不允被借閱。”　

為什麼這位老師不讓學生們看自己的講義和教科書呢，文中不作解釋，任由讀者去腦補，而辜鴻銘更是一位段子手：“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英詩時，稱‘英詩分三類：國風、小雅、大雅。國風可分為威爾士風、蘇格蘭風等七國風（只是沒有薩克斯風）’。他還對學生說：‘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后，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

看來這位辜大人果真放眼全球，哪怕他是調侃，但這樣的話放在今天，也會讓不少的人感到受用。而黃侃當然是名師中的趣人：“黃侃在北大任教時，常常身穿藍緞子團花長袍，黑緞子馬褂，頭戴一頂黑絨瓜皮帽，腰間露出一條白綢帶。每次授課，講到緊要精彩處，則戛然而止，并對學生說，這里有個秘密，僅僅靠北大這幾百塊錢的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另外請我吃飯才行。”

相比較而言，俞平伯給我的印象一直是一板一眼，但是《微說北大》中一個段落卻顛覆了我對他固有的認識：“俞平伯個子不高，頭方而大，鑲金牙，戴深度近視眼鏡，穿一身褪色的藍布長衫。俞長于作文，也善于講課，先后做過北大、清華的教授。俞當年給學生講授詩詞，每每自己先聲情并茂地唱讀一遍。每唱完一首，自己先贊道：‘好！好！真是好’然后沉吟片刻。學生想要知道其之所以好，他已開始唱讀第二首。唱畢，又由衷地贊曰：‘真好！’后來學生忍不住問他：‘先生，好在什麼地方呢？怎麼好法呢？’俞十分認真地說：‘不知道。’因此學生欲知其中奧妙，終不可得。”　

這本書有趣之處也正在這里吧。本書中還有幾百個這樣的段落，有興趣的朋友當然可以拿來一看嘍。

《中國出版史》肖東發、楊虎 主編

此書為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規劃教材，這樣的高頭講章當然沒有以上的那本讓人讀起來興趣盎然，但論知識性與嚴肅性而言，卻是毋庸置疑的，當然，讀這樣的書更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相比較而言，我在寫文中喜歡引用古書中的原文，以此來證明我的所言真實不虛，而今文研究成果當然要選擇可靠者，以便讓自己的引用不會出太大的偏差，故而楊虎兄在贈我此書之前，其實我早已購買了一冊，因為我想看一看，他跟肖老師是從哪個角度來解讀中國自古至今的出版史，翻閱該書，確實給我以不少的新啟迪。

近期我剛剛完成官書局尋訪一書，正準備給這個書系寫一篇總序，而我在《中國出版史》一書中，詳細地閱讀了肖東發和楊虎對于官書局的看待，而他們的觀點深契我心，尤其是下面這一段文字：

太平天國運動的大部分領導者不懂得繼承祖國文化遺產的重要意義，把大批古籍用火燒水澆的方法予以毀滅，在客觀上給中國文化典籍帶來巨大損失。同時，由于太平軍與清軍的連年激戰，東南諸省的典籍遭破壞的現象尤為嚴重，許多知名的藏書樓付之一炬，不少珍本、善本及其刻板被毀，如常熟毛氏汲古閣、鄞縣范氏天一閣、昆山徐氏傳是閣、桐鄉鮑氏知不足齋、陽湖孫氏平津館、海寧吳氏拜經樓的藏書就多有散失、損毀，其中尤以天一閣為甚。與太平天國在南方的運動遙相輝映的是北方的捻軍起義，安徽、河南、山東等省的書籍也遭到了破壞。加上外國侵略者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對我國古代藏書樓和圖書出版業造成的損害，全國各地尤其是太平軍活動地南方地區，不但大批珍貴典籍失傳，甚至連平日士子常讀的《四書》《五經》也極罕見，讀書人簡直到了無書可買、無書可讀的地步。而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起家的將領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多是文人出身，受過傳統文化的熏陶。戰爭的勝利使他們對傳統文化充滿著信心，他們企圖通過振興封建傳統文教來達到自強的目的。在他們的倡導下，全國各地開始建立起龐大的官書局出版體系。

已經發生的歷史不可更改，但古人同樣說，“前事不忘，后世之師”，從心底企盼著這樣的愚昧不再重演。也許這正是讀這部《中國出版史》于我而言的最大心得吧。

《文化的堅守與運營――暢銷書出版營銷研究》楊虎 著

對于暢銷書的研究，此為我讀到的第一部書。雖然說暢銷書這個詞組是出版家最津津樂道的話題，但同樣也是作家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哪怕是艱深的學術著作，如果能多幾個人讀到，那作者的思想也能夠有更多的傳播，如此推論起來，恐怕少有人希望自己寫的書不被更多人讀到。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也不沒必要寫成書，將學問爛在肚子里也就足夠了。

當然，出版商更關心營銷問題。正如斯坦利·昂溫在《出版概論》中所言：“如果賺錢是你的首要目的，那就不要從事出版業。出版業的報償遠不只是金錢。”同樣，皮特·邁耶在《暢銷書》中論述得更為直白：“我們必須擴大銷路，把書賣出去。人人都得讀我們出版的東西，否則干這一行還有什麼意義？”

那麼，何為暢銷書呢？或者說，從什麼時候有了暢銷書的概念，楊虎的這部專著使我在這方面的概念得以清晰，他在書中稱，暢銷書一詞起源于美國，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風行于世界。該書引用了約翰·蘇特蘭所言的一句話：“《牛津英語辭典》標明，‘暢銷書’一詞源于美國。人們憑直覺感到這個詞源是正確的。這個詞與‘影星’‘流行唱片目錄’或者棒球‘名人榜’一樣，聽起來帶美國腔。”

然而這是外國人的所言，那麼中國何時有了暢銷書這個詞呢？楊虎稱他所收集到的資料，是董鼎山所撰《美國1978年度最佳暢銷書》一文，該文刊載于1979年的第二期的《讀書》雜志。但是這種論述方式乃是專指首先出現的詞句而言，而中國的暢銷書恐怕要比這個時段早得太多。楊虎將這個時段追述到了晉代以后出現的“《三都賦》成，洛陽紙貴”，顯然某部暢銷書的出現，能把市面上的紙都搞得緊張起來，可見其暢銷到了何等程度。

然而，暢銷書對于圖書市場而言，其起到的作用，遠遠大于人們的想像。楊偉所撰《2011-2012年圖書出版業報告》給出了這樣的數據：

“歷史數據表明，中國圖書零售市場存在典型的‘80-20效應’，即占市場在銷品種比例不高的暢銷書卻能夠為整個圖書零售市場貢獻高比例的碼洋。在過去六七年的時間里，這一趨勢仍舊在不斷加強，2011年的表現尤為突出。2011年，全國圖書零售市場動銷的110萬種圖書當中，監控銷量排名前5%的圖書品種為零售市場貢獻了60.38%的市場碼洋，碼洋貢獻首次突破60%。可見，暢銷書無疑已經成為拉動中國圖書零售市場發展的重要力量。”

但是暢銷書一詞究竟是褒義的還貶義的呢？雷蒙·威廉斯在1976年出版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大眾文化不是因為大眾，而是因為其他人而得其身份認同的，它仍然帶有兩個舊有的含義：低等次的作品（如大眾文學、大眾出版商以區別于高品位的出版機構）；和刻意炮制出來以博取歡心的作品（如有別于民主新聞的大眾新聞，或大眾娛樂）。”

且不管這句定語是否準確，至少在今日的出版商那里，暢銷書是夢寐以求的追逐對象。近幾十年，最先出版的暢銷書應該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然而通過楊虎在書中的引用與分析，讓我得知這部書的出版竟然如此之不易，看來能夠寫出一本暢銷書，作者很關鍵，而出版人更關鍵。這有如“世有伯樂，而后有千里馬”。正是伯樂的珍罕，使得太多的好書難以面市。真盼望著當今的出版行業從業者都認真的翻一翻楊虎的這部專著。

《讀書絕句三百首》戴建華 撰

此書為自印品，雖然裝幀和印刷均很認真，然書封上沒有出版社名稱，扉頁上也同樣未曾顯現出版方，僅表明該書的總印數為360冊。

幾個月前，我在諸暨開會時，就看到了戴先生所持此書的樣書，他原本想以此書作為禮品贈送給與會者，但趕上北京地區多家印刷廠的限產，使得這部專著未能如期印出。事后，戴先生將此書一一寄贈給他的朋友，我也得到了精裝和毛邊各一，而戴先生在寄書之時，又將每一冊作了塑封，其認真程度受到了得書者的廣泛夸贊。

翻閱此書，可以看到戴先生視野之廣泛，他每讀到一書，都會寫一首七言絕句，而后在下面以半文言的形式寫出自己讀書的感想。這種撰寫方式頗類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我對于該書有如下的謬見。

一：以版本論，戴先生所讀均為當然出版物，然而書的內容卻大多是涉及到中國的傳統名典、名籍。

二：就其所讀這三百部書來論，若以四部分類法進行歸類，戴先生應當最喜集部，其次為子部，再次為史部，而以經部所談最少。盡管書中提到了《詩經》，然從其所論來看，他是以詩歌總集來看待《詩經》者，就這個角度來論，仍然屬集部。他在第一首《讀＜詩經＞》中提及：

故余讀書未從《千字文》，讀詩未從《千家詩》始，直讀《詩經》宜于朗誦之篇，以之多識文字并鳥獸草木蟲魚之名。囫圇吞棗，漸次領悟。以童蒙印象而言，余自幼最愛者《關睢》《蒹葭》之倫，確易上口；《黍離》《采薇》之屬，先文德公吟誦最情者也，當時情景，閉目立見；《漢廣》，余隨先文德公于漳水之濱鋤草放牧，讀之如臨其境者也。公勞作之余，亦誦《七月》長篇之類，沉吟流利，頗為中聽。

三：就讀書口味論，戴先生厚古不薄今。此書分為三輯，而其第三輯所論之書全為當代學人著作。總體來看，戴先生讀書頗為正統，雖然他偏好集部，這也是近百年來社會風氣使然。然而他能以傳統的方式來讀古書，又以傳統的方式來撰寫讀書札記，這樣的作法至少讓我讀來受益頗多。

《柯劭忞詩集校注》 崔建利 校注。

某日接到崔先生的兩部贈書，此為其中之一。我與崔先生素昧平生，能夠得到這樣的專著，當然很高興，翻閱這兩部書時，從中看到了崔先生所書大札，崔先生在先信中作了自我介紹：“我是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的崔建利，經丁延峰副院長引薦，得以與您聯系。”

丁延峰先生的大作我拜讀過多部，卻不了解他已經做了研究院的副院長，而后崔建利在該信中談到了許多少有人了解的學術資訊，我在電郵中征得了他的同意，現將本信中有文獻價值的部分摘引如下：

我目前正在作柯劭忞年譜長編，已蒙俞國林編輯允入中華書局近代學人年譜系列，初稿近三十萬字，已交俞編輯審閱，接下來的工作主要是查漏補缺和修改。前些時間于您大作《芷蘭齋書跋四集》中得見《蓼園文集》，始知各類文獻所載之《蓼園文集》果真存在，且被您收藏，真是喜出望外。因何氏平生資料少而星散，其生前除《新元史》（部分手稿您也有藏，甚幸！）因我曾從某文獻中看到過，徐世昌為刻畢《新元史》后，柯氏竟然將書稿焚燒了，并將腳燒傷。從您書中對《蓼園文集》的簡短介紹看，文集中應主收奏疏和墓志銘等。國圖所藏柯撰墓文拙稿均已整理入長編中，《蓼園文集》中所收墓文肯定有不少未流布者。另外尚有書信等，《蓼園文集》中肯定不少。這于柯氏長編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很想一睹為快，并將其中未曾識見之資料編入年譜長編中。我會遵照規范的引文要求，在譜中注明資料來源。

由此而得知崔建利先生對于柯劭忞有著深入的研究，除了本《詩集校注》外，他還在做柯劭忞年譜長編，這樣的作品不但是嘉惠士林，就我個人而言，想來也有很多的受益之處。正如崔先生所言，柯劭忞的稿本我這里也藏有一些，而崔先生的這封信也讓我了解到了一些未曾知道的史實，比如柯劭忞焚燒書稿事。而今崔先生需要我所藏稿本，就我而言，當然愿意呈上供其使用。

為此我明確地告訴崔先生，可以使用我的所藏，而唯一的羅嗦之處，則是手稿在庫中，而我的書庫并未做詳細的分類，尋找時可能要費一些周折。

翻看這部《柯劭忞詩集校注》，讓我了解到一些柯氏與其他藏書家交往的故事，比如其中有一首《葉煥彬麗樓藏書圖》，看來這是柯劭忞看到了葉德輝的藏書圖而寫的一段跋語，此詩的前半部分為：

昔余持節來衡陽，訪舊再登君子堂。

元鈔宋槧恣評量，十五萬卷森琳瑯。

湘潭袁氏巴陵方，葉家收城與頡頏。

石林以后稱文莊，津逮后學源流長。

有賢子孫企前良，聚書能讀兼能藏。

覃揅經史為文章，旁搜百家簁秕糠。

虞初小說窮荒唐，百川歸海流湯湯。

由此詩可見柯劭忞對藏書掌故了如指掌，所以他能列舉出這麼多藏書前賢，以此來夸耀葉德輝藏書之富。我對藏書樓圖一向有興趣，而葉德輝的《麗樓圖》我卻未曾看到過，不知今天此圖流落到了哪里。

兩個月前，我在北京的老城區內尋找盛昱故居，那一帶除了地名沒變，其故居已經看不到蹤影。然從這部校注中，卻讀到了柯劭忞作的《過盛伯羲祭酒故居作》，看來柯劭忞比我有眼福，他前往此地時盛昱的故居仍然存在。然而讀他的這首詩，卻品味出壓抑不住的悲涼，我引此詩前幾句如下：

寒城頹白日，車馬騖中逵。

舊邸掩重扃，佇望有余悲。

王孫昔高蹈，泰運未凌夷。

奸雄睨龜鼎，邂逅哲人萎。

一個時代過去了，后世對于前代的追憶，總是希望能夠回到過去的輝煌，而對于過去那個年代所產生的悲涼，則有意無意的被忽視掉，這應當是一種善意的選擇性忽略吧。但即便如此，我還是感念前輩們的美意。

崔建利的這部校注，我最感興趣的部分當然是關于《新元史》，該書附錄中有多篇與《新元史》有關的史料，這些史料對于我撰寫《新元史》手稿跋語大為有用。這些附錄中，有民國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政府公報，這段公報談到了《新元史》刻印時所用的紙張以及當時的售價，我將其引用如下：

膠州柯鳳蓀學士積平生學力撰成《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其書網羅宏富，遠過舊史，備見大總統序言暨教育部呈文中。今依乾隆殿本二十四史式樣精刻告成，全書分裝六十厚冊，用夾連宣紙裝印。紙墨精良，每部收回工本實洋九十元，在王府井大街印鑄局政府公報發行處及琉璃廠保古齋直隸官書局楊梅竹斜街青云閣富晉書莊等處寄售。

這段公報對我有價值之處不僅以上所言，更為巧合的是，我在崔先生的下一部書中讀到了文楷齋主人劉春生的故事，而本公報詳細寫出了《新元史》的刊刻處，這些史料當然很有用，而這也是我感謝崔先生之處。

《民國時期的古籍叢書研究》崔建利 著

崔先生的這部專著，對我而言最為實用。民國期間多位大藏書家都刻了不少的叢書，有些情形相關論述講得比較明白，還有一些卻是我所未曾留意者。

就刊刻質量而言，北京的文楷齋乃是那個時期的翹楚。對于文楷齋所刻之書，人們大多是跟董康聯系在一起，而我也本能地認為文楷齋乃是董康設立的一個刻書處。如果用客觀一些的語言來說，也有可能是他培植的一個刻書地。然而崔建利則在該書中稱：

文楷齋主人劉春生原為北京楊梅竹斜街龍光齋刻字鋪徒工，學滿出師后即離龍光齋而獨立經營。最初是專給民國大總編徐世昌刻書，名為“承辦公府刻書處”，至民國八年（1919）5月16日，改用文楷齋字號，才正式對外開張，接受他人刻書。文楷齋最盛時期擁有三四百工人，寫手就有30多人，以寫宋體字為主，其中汪敏齋寫得最好，其秘訣是掌握“六筆法”即橫、豎、鉤、撇、點、捺，所刻書頗受人稱道。由于刻書規模越來越大，后來又租了法源寺的地方作為鋪房。

楊梅竹斜街乃是東琉璃廠向前門方向延伸的一段路，在這個路上我也走過無數回，但我并不知道在這條街上曾經還有這樣一個該書鋪。而這家書鋪竟然能夠培養出來像劉春生這樣的刻書界重要人物。關于龍光齋的情況，崔建利在此書中引用了賀葆真于1919年9月21日日記中的所言：

觀刻《新元史》承辦者龍光齋，劉君新組織刻字處于此，名曰文楷齋，刻工百余人，所刻《新元史》外尚有數種，皆巨帙也。云總統政書亦歸敝處承辦，仍兼刻石。今日方拓新刻康南海所撰墓表也。文楷齋既成立，遂脫離龍光齋，而龍光齋仍存在。

這段史實我從未讀到過，由此可見崔建利在查找資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尤其談到對于《新元史》的刊刻，而該書的一部分書稿因為在我這里，崔建利在文中也講到了一段史實，而這段掌故也是我未曾了解到者。

他的這部專著中也列出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這些老牌出版社所出大部頭叢書。我更關注一些藏書家所刊刻之叢書，此專著中談到了羅振玉、葉德輝、徐乃昌、劉承幹等人，這些書我大多有藏，當然讀來最感親切。

《善本書室藏書志》 丁丙 著 曹海花 點校

該書乃是浙江古籍出版社所出版的《浙江文叢》之一種，乃是該社社長壽勤澤所贈。從嚴格意義上講，這是我索要得來的一套書。前一段我在杭州找到了丁丙的小八千卷樓，關于丁氏昆仲的文章，我已寫過多篇，如今又找到這處遺址，以我個人的習慣，同一人若寫入不同的文章，總要想辦法找到一些未曾使用過的史料。某次在浙江圖書館開會時，我聽到了該館古籍部副主任曹海花老師所作報告，她講述了浙江古籍保護中心近些年所開展的相關業務，而后有朋友告訴我曹海花點校的《善本書室藏書志》已經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但是這是一部大部頭著作，我跟曹主任素無交往，冒昧向其索要，顯然難以張口。但人算不如天算，此后不久，我在諸暨開會時遇到了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幾位領導，而壽社長尤為熱情，正是他的熱情鼓勵我向其索要這部書志。我的借口是網上買不到這本書，壽社長仁慈寬厚，馬上安排本社相關人員給我郵寄。

然而未曾想，我收到的書因為工作人員的疏忽，寄成了另外幾本，而我等著需要的《藏書志》卻未在內。于是立即與寄書人聯系，他說馬上給我抽換，已寄出之書也不必退回，這當然是我求之不得之事：不但得到了這部《藏書志》，還意外得到了另幾部欲得之本。這對于愛書人來說，其歡喜程度局外之人難以想像。

翻閱本書的點校說明，讓我對這本書志有了新的認識：

版本、目錄學方面，丁氏的突出成就體現在《善本書室藏書志》和《八千卷樓書目》二書上。《善本書室藏書志》四十卷附錄一卷，乃丁丙記載家藏善本的書目題跋，他將小八千卷樓中所藏的宋元刊本、明刊精本、舊抄善本以及稿本、校本共兩千余種匯編在一起，每書著錄書名、卷數、著者、版本等，并撰有解題，按《四庫全書總目》分類排列。其中，對藏書印章記載尤為詳細，對藏弆源流和藏家生平屢有述略，故而具有較高的藏書史料價值，雖稱不上繆荃孫序中所言“書目中驚人之秘笈”，但丁氏獨具慧眼，自有其可稱道之處。

看來，我的索要大有道理，這果真是一部難得的工具書，而我每次翻閱這部書時，都會感念壽社長的這份美意。

《草窗韻語》影印本

此書為太原李勇強先生所制作，承其美意，贈給我一部，我未曾問他何以有此之贈，以我的理解，他應當是讀了我書中之文，因為我曾經念叨過，夢想著哪天這部宋版妖書再現人間，而幸運的為我所得，到如今該書原本究竟藏在哪里，至少我沒有打聽到任何的線索。雖然說，拓曉堂先生有著他的猜測，但我認為那個猜測不是實情。

既然原本一時半時難以得到，那麼得到一部影刻本，也算聊慰思書之情。民國年間，曾以影刻的方式出版過《密韻樓七種》，而這部《草窗韻語》為七種之一，我也得到了一部惟妙惟肖的影印本，而今李勇強先生又將其影印出版，雖然說是已備之書，仍然李先生為影印此書所下的工夫，著實令我佩服。他曾寫了篇介紹之文，發在豆瓣上，那篇文章對該書的來龍去脈講得詳詳細細，我也用不著在此羅嗦。然而，李先生為影印此書所下的工夫，卻令我為之嘆服。我將該文中所提到的制作方式及原料引用如下：

底本－－烏程蔣汝藻密韻樓影印宋末刊藍印本

依據底本情況－－300dpi高清掃描灰度圖

修版－－歷經一月有余，一號不是一個有耐心的人，但是這本書，能讓人靜下心來，放大至500倍以上，一個點一個像素的修正，去臟。力求在高質量底本的基礎上清晰呈現。

開本－－框高框寬原大復制，開本28.5X18.5厘米。

印刷顏色－－靛印本（也就是藍印本，認真對比了原本對藍印本的顏色掌控，使用了標準靛色顏色值CMYK:C95 M80 Y0 K0）

封面——手工深藍瓷青宣紙封面。

內頁－－福建連城連史紙或涇縣白宣

簽條－－摻入苔蘚實物手工宣紙，云龍長纖維草綠色手工宣紙。

書根－－灰色書根字

裝訂線－－法國愛馬仕皮具專用麻線FIL AU CHINOIS，法國本土生產，始于1820年，蠟性很大，極細，防水防風化氧化。非常見的釣魚線，風箏線，納鞋底線。采用三束麻纖維，經過高溫淀粉及蠟質浸泡后，再經過馬毛打磨而成。

包角－－湖州三絲絹

印制－－ctp膠印

套函－－江南深藍純綿布

雖然說，有不少的公司在影印典籍時也會下不小的工夫，但若像李先生這樣，能夠將具體情況一一列出者卻不多，至少我認為這個方式值得效仿，以此給后人了解書籍的制作情況提供一份翔實的史料。我聽李先生說，接下來他還要影印羅振玉以珂羅版方式影印的《草窗韻語》，這是一個好的想法，畢竟，無論影刻多麼精細，都難以達到照相制版的精度，如果看那部珂羅版本，方能更清晰的看到宋版的精神。

雖然這麼說，其實并無貶低影刻本之意，畢竟影刻乃是專門的一套制版技藝。以我的理解，這有如寫實油畫，這是一種藝術，然而這種藝術無論畫得多麼傳神，其實都不如一張照片更能展現實物的原貌。如此說來，影印和珂羅版，其實各有各的好，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期待著李勇強影印出版珂羅版本的《草窗韻語》吧，畢竟，那部珂羅版本流傳也很稀少。

《來燕榭詩存》黃裳著曹彬輯錄

今年二月初，我收到了蘇州藏書家何文斌的微信，他告訴我說自己跟朋友從黃裳的文集中摘錄出來一部《來燕榭詩集》，想線裝印出，并且是用來贈送朋友的非賣品，為了慎重起見，他們想得到容家后人的授權，希望我能幫助聯系此事。

黃裳先生是書界前輩，他的藏書題跋乃是當今愛書人最喜愛的文體之一，然而黃裳先生還寫過古體詩，我卻是未曾留意過。如今有朋友能義務將他的詩集搜羅在一起，匯編成冊，哪從個角度想來都是一件好事。于是我自告奮勇，立即與黃裳的二女兒容儀女士聯絡，容儀說，她會將這封微信轉發給自己在美國的姐姐。

看來容家人對這件事情比較謹慎，因為容儀問我是什麼人要印此書，以及印書的相應細節等，其實這些細節我一點都不了解。但事以至此，只能等待進一步的消息。容儀稱可以讓我的朋友直接跟她姐姐聯系，但郵箱她要到第二天才能轉給我。而恰巧第二天一早我要到鄉村去尋訪，所去之地較為偏僻，友人已提前告訴我那里沒有手機信號，于是我主動說，如果現在發微信不方便，那我就暫時告訴朋友等過一段再聯絡。容儀表示理解。

轉念想到，我有可能會因為自己的謹慎而耽誤此書的出版，于是將此消息轉給何文斌，告其有負所托，并向何兄表示歉意。何文斌表示理解，說會將此消息轉告給朋友，而后又給我來微信稱：“本來想印一百冊線裝，手工毛邊紙，聚珍仿宋字，分贈喜歡黃裳先生的書友。既然容家后人不允許，就算了。”對于該書的制作方式，何文斌又說：“小版心，天地舒朗。非賣品。那位刊印的朋友很向往黃裳先生夫妻之間的鳒鰈情深。再一個他今年結婚，作為一個向前輩致敬的紀念。”

這是很有意思的一種想法，看到何先生的這段微信，因為我而未能將事情辦成，大感慚愧。對于黃裳先生的這些詩作，何文斌在微信中又說：“詩都是黃裳先生已經發表過的，且不作評論。只是照公開出版物的內容輯錄。”雖然我知道何先生的所言自有其道理在，但就版權來說，如果出版和輯佚某人的著作，若在版權期內當然要征得版權繼承者的同意，對于這件事，我也只能愛莫能助。

大半年過去了，我卻收到了蘇州黃彬先生寄來的這部《來燕榭詩存》，雖然說，這不是他們事先預想的線裝本，但翻閱這本詩存，也足見其為此費了很多的心力，同時也讓我知道了何文斌所說的朋友，原來就曹彬先生。曹先生在此《詩存》前寫了一篇序言，其在序中首先稱：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黃裳也寫詩――舊體詩。當然黃裳本人也從未以詩家自居。他在《露間詩》一文中就明確說過“自己既非雅人更非詩人”；在給姜德明的信里也談到過對“少作”的態度：“我尚為之作了不少詩，數年前曾以《露間詩草》題發表于《大公園》，每詩后各有小記，不知兄曾見之否？此不擬入集之文也。”

看來，曹彬先生是位細心之人，他留意到黃裳也寫舊體詩，而他將黃裳的這些詩輯錄在一起的原因，序中解釋到：

兩年前偶然讀到一篇文章，語涉黃裳詩作，讓人頗感意外。更意外地是，作者誤把一組余懷的詩歸入黃裳名下，顯是疏于查考所致。乃突發奇想，搬出庋藏“黃書”，開啟了一場別出心裁的“覓詩”之旅。

看來，曹彬對黃裳之愛，也是深入骨髓，所以他才會做這樣一件事。而對于該《詩存》的情況，他又解釋到：

黃裳未嘗有詩集刊行，故他的詩均星散在各個時期的散文和書跋中。從最初的《錦帆集》，到近年的《來燕榭文存二編》，凡確定是黃裳本人的詩作，便從文中抽出，迻錄于別紙，費時一周有余，首尾得詩四十一首。在抄詩時又發現，詩和文往往互為注腳，無法截然分割。思慮再三，決定不厭其煩，將相關背景原文綴于各詩之后，作為“紀事”或“案語”。抄錄途中，偶遇異文，則順為辨析之。

翻看曹彬、何文斌等朋友共同努力的成果，我的確能夠看到他們的用心，這本詩集首先以軟體字排出黃裳的詩作，次頁則由蘇州書法家宣燁以不同的箋紙，將這些詩作抄錄一過，而對于詩中所涉史實，以及輯錄此詩的出處，則以小字豎排的形式，排在每首詩的后面。關于編排此書中所遇到的問題，曹彬在后記中有著簡略的交待，正如他所言，事非經過不知難，這回他終于嘗到了編書的苦頭。他告訴我說，本書總計制作了300冊，全是用來送朋友，其中毛邊60冊，光邊240冊，而他送給我光、毛各一本。對于該書的版權問題，曹彬說他還是托何文斌與容家打過了招呼，想來容家后人能夠看到這樣精美的詩集，也應該挺欣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