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傳染病與大國興衰 ——基于歷史實例的研究
作者：王文，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來源：《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2期；人大習研院；時政國關分析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王 文
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內容提要
傳染病影響大國興衰的實例研究長期被學術界忽視。本文回顧與梳理了國 際關系學界對傳染病變量的認知演進進程，總結了歷史上傳染病影響大國興衰的三大 規律，梳理了三種影響大國興衰的傳染病類型，挖掘傳染病作為大國興衰新變量的傳導 邏輯與歷史規律。本文認為，應當更系統化地提升傳染病在國家安全研究議程的層級, 拓展國家互動的分析框架，完善全球公共衛生治理體系，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重新建構大國博弈的未來敘事。
大國興衰是一個“對所有地球上的居民都具有實際意義的問題”。經濟學、國際關系學都 有經典著作，如經濟學家曼）•奧爾森的《國家的興衰》、戴維•蘭德斯的《國富國窮》，國際政治 學家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艾米•蔡的《大國興亡錄》，這些著作從政治、軍事、經濟與 社會等宏大視角探究大國崛起與衰落的原因、進程與演變邏輯，但鮮有從傳染病毒的微觀視角出 發的研究巨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對國家發展與世界形勢造成始料未及的沖擊, 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內的許多著名國際政治學家都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劃時代的全球意 義，更是引發大國霸權更替的猜想。這促使人們從理論層面思考傳染病影響大國興衰的歷史 規律與邏輯探究，重新審視長期被忽視的微小變量“病毒”的巨大沖擊力。
本文梳理了百年來醫學界、歷史學界、國際關系學界對傳染病研究的思想譜系，從大國博弈 事例出發，挖掘傳染病易發地域大國崛起的低概率;、大流行病直接導致大國衰亡的高概率;以 及領導人感染后的大國變數等三條歷史規律，將傳染病對國家興衰的作用分為快速毀滅型、長期干擾型、推動變革型等三個類別。筆者認為，發掘傳染病對大國興衰的歷史傳導規律，對更系統 地認識與探索國家發展的動力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助于尋找中美關系“修昔底德陷阱”的化解之 道，更對拓展國際關系的分析框架與研究變量、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重新建構大國博弈的未 來敘事具有現實意義。
01
傳染病：20世紀末逐漸興起的國際研究變量
從生命存在形式看，人類其實寄居在一個病毒的星球。病毒一直對文明進程與國家興衰 發揮著意想不到的作用。數千年的大國興衰史，軍事武器、經濟金融、政治人物、社會組織的作 用當然是巨大的，但許多時候它們的影響力遠不及那些肉眼看不到的傳染病毒。哈佛大學醫 學院已故教授漢斯•辛瑟爾曾說，“刀劍、弓箭、機關槍甚至是烈性炸藥，對一個民族的命運所 造成的影響，都遠遠不及傳播傷寒的虱子、傳播鼠疫的跳蚤和傳播黃熱病的蚊子。”如表1所 示，14世紀黑死病造成1/3當時歐洲人口的死亡，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超過5000萬一1 億人口的死亡，被視為“極端年代”（霍布斯鮑姆語）的20世紀，傳染病致死的人數是戰爭死亡 人數的14倍。大流行病（Pandemic）對國家發展與民眾生活的沖擊力，常常超過一場戰爭、一 次金融危機，見表1。
數千年來，人們習慣把傳染病與自然的神秘力量聯系起來，誤認為病毒是惡魔、上蒼、星象或 某些恐怖的未知事物化身。19世紀下半葉，病原生物學者們提出“病因-環境-宿主”模式，破 除了早期“病毒未知說”，為傳染病防治奠定了現代科學基礎，深化了人類應對傳染病的能力。1935年，細菌學和免疫學教授漢斯•辛瑟爾的《老鼠、虱子和歷史：一部全新的人類命運史》一 書，首次將病理學和歷史學結合，以寄生病菌、虱子、斑疹傷寒為主角，嘗試從傳染病的側面重 新闡釋人類的起源、發展以及未來暢想。該書出版后，廣受好評。著名歷史學家威廉•麥克 尼爾評論該書“搜集一些表現疾病歷史重要性的史料”，“極具可讀;”，但“這類著作未能試圖 將疾病史納入更宏大的人類歷史的背景下考察••••••仍將疫病的偶然暴發視為對歷史常態突然 而不可預測的扭曲。”威廉•麥克尼爾1976年出版其重要代表作《瘟疫與人》，首次系統地敘 述傳染病對人類歷史演進的規律性影響。該書對后來醫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 研究病毒與人類、國家的關系啟發巨大，如《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等聚焦傳染病命運研究的宏大著作，以及《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逼近的瘟疫》等聚焦在某個 病毒種類或事件影響世界變遷的微觀層面的著述先后問世,極大提升了人類對傳染病歷史作 用的認識。
然而，長期以來，只有醫學與歷史學界將傳染病視為干擾人類發展的變量，以研究國家利 益為核心內容的國際關系學者，似乎并沒有在這場“敵對的、物種之間的民族主義無情戰爭”中找準防御對象。“ 1990年以前，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傳染病防控，國際關系學領域都沒有給 予重視。”雖然早在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就有數頁論述瘟疫逆轉了雅典與斯巴 達爭霸固有軌跡，但自1919年學科正式建立以來，國際關系學者長期以“樂觀主義的情緒”， 認為“強大的醫學武器，包括抗生素、抗瘧藥和疫苗，發動了一場戰爭，消滅了病毒、細菌和寄生 蟲敵人••••••并預測在千禧年到來之前實現人類即便最貧窮國家都能實現健康轉型的目標”，進而低估了傳染病對國際形勢與大國興衰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國際關系學界深受肯尼思• 沃爾茲影響，需要在理論研究中選擇并突出那些有規律、可預測、可界定、且可控的變量，如果 過于強調傳染病在國家興衰中的重要;，那麼無疑會削弱國際關系理論對國家互動規律的解釋力。
冷戰結束以后，世界戰爭的威脅感下降，傳染病的沖擊力凸顯。1990年全球4997萬人死 亡，其中傳染病死亡人數達1669萬（占34.4% ），戰爭死亡32.2萬（占0.64% ）。這樣的鮮明 反差引起了一些國際關系學者的注意，開始探討傳染病嚴重威脅國家主權、國際安全的理論邏 輯。1995年，美國內華達大學政治學教授丹尼斯•皮瑞杰就公共衛生、治理與人類福祉的關系 進行探討，從"微生物”中衍生了一個新概念$微安全％ （ microsecurity ），推動安全定義的微觀化， 首次將傳染病納入到政治學的研究范疇1996年，美國《外交》雜志刊發《傳染病的回歸》一 文，國際關系學一流期刊首次刊登傳染病與國際安全關系的論文明確警示，傳染病的時代一去不 復返的預估“高興得太早了”。2002年,美國科羅拉多學院國際政治學教授安德魯•普里斯-史 密斯教授的《國家的健康:傳染病、環境變化與對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影響》一書，是首部剖析傳染病 與國際關系的理論專著。他談道，這本書提出這樣的觀點:新出現與再現的傳染病是對國家能力 的壓力源（stressor），產生對國家繁榮與安全的巨大破壞。國際關系理論存在的最初理由，是建立有 助于避免因戰爭而造成過早喪失生命與生產力的模式。••••••但傳統的安全概念卻忽略了人類痛苦的最大根源：圍繞人類物種周邊的微生物”。在其2009年專著《傳染病與混亂：全球化時 代的疾病、生態與國家安全》中，史密斯提出傳染病與國家安全的五大理論假設：一是傳染病可 能會成為一種壓力源的變量,損害主權國家的繁榮、合法;凝聚力；二是傳染病的大流行將加劇 國家間經濟與政治的不協調；三是只有一些被重點記錄的傳染病才會威脅國家安全，有些病毒則 不會產生安全威脅；四是戰爭將產生“戰爭瘟疫”，助長軍隊內部的傳染病擴散，導致國內疾病負 擔的增加；五是“健康安全”范式以哲學式的方式融合了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理論內涵。
21世紀初，艾滋病、SARS、埃博拉病毒等傳染病不斷沖擊國家安全，從公共衛生、非傳統安 全角度研究世界形勢的國際關系學者逐漸增多。對傳染病的認知出現重大轉折，傳染病不再只 是被視為公共衛生問題，而是被認定為安全問題。大國興衰的史實開始被重新解構。2017年 美國俄克拉何馬大學教授凱爾•哈珀在其被廣泛贊譽的《羅馬的命運:氣候、疾病和帝國的終 結》一書中，針對偉大的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在其代表作《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就“羅馬衰 落是其無節制的擴張”的理論紙漏，把帝國興衰與生物因素（細菌與病毒造成的災難性瘟疫）、氣 候變遷連結起來，“從羅馬人自己難以理解也無法想象的尺度上來看，帝國衰落是大自然戰勝人 類野心的勝利。••••••細菌和病毒起著重要的作用”。
國際關系研究思維范式在傳染病領域的拓展，為公共衛生安全成為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提 供了理論依據。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進一步推動學術界對國家脆弱性的反思。強大 的軍事力量在傳染病面前無計可施，各國應學會與大流行病共存等觀點，已成為越來越多學者的 共識。有學者甚至提出：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會對世界產生像黑死病對歐洲那樣的持續且深遠的影響?
可見，全球公共衛生安全的形勢仍相當嚴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只是傳染病沖 擊人類社會的又一次嚴重表征。作為最早控制住疫情蔓延的大國,中國的學術界理應對后疫情 時代的全球公共衛生治理、傳染病頻繁爆發的背景下如何加強國際合作、重構大國興衰研究等問 題，提供更多理論創新與歷史探索。
不過，在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長期忽視影響國際關系的傳染病變量。2003年“非典”在中國爆發，中國學者才開始從非傳統安全的角度思考國家發展，論述傳染病威脅全球公共安全與全球化進程的狀況。總體而言，中國學界對傳染病的國際政治影響研究，主要圍繞著全球公共 衛生治理、國家宏觀政策等領域做了初步的現實概括與分析，多局限于應急性研究，缺乏歷史規 律的深度總結，也缺少長期;、系統;、戰略性的研究成果。
由此可見，傳染病是20世紀末以來逐漸興起的國際關系研究變量。回顧近30年來全球國際關系學界對傳染病的研究脈絡，可發現三處較為明顯的進展與不足：
第一，國際關系學者逐漸認識到傳染病對國家安全的重要影響，但對傳染病的全球沖擊力與歷史規律性研究不足，既沒有從大國興衰歷史進程的角度進行歸納總結，也沒有充分認識到傳染病可能顛覆或逆轉國家發展軌跡、國際政治運轉、文明發展進程的重大作用。
第二，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已增加了傳染病的內容，但研究主體是國家、研究重心是軍事與經濟安全、基本邏輯是國力競爭與國際博弈的國際關系思維范式并沒有被改變。傳染病蔓延期的國際合作，往往是各國被迫而為之的戰略權宜，而非思維慣性與現實定律。
第三，個人安全仍是傳染病防治的主要目標，傳染病沖擊國家實力的預防性戰略并未受到足夠重視，國家尤其是全球大國尚未從共同體主義的邏輯去承擔全球衛生安全的重大責任。比如, 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撤銷白宮傳染病應對辦公室，關閉多個美國公共衛生領域的全球辦事處， 削減公共衛生預算，直接導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美國抗疫全面失敗與國際抗疫的合作不足。
可見，傳染病與大國興衰的規律需要重新梳理，傳染病對國家實力的影響因素需要重新評估，大流行病尤其是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傷害，應該促使人們重新思考人類、生態環境、全球治理與大國合作。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應該得到更多國際社會尤其是發達國家的重視。
02
傳染病影響大國興衰的歷史規律
在漫長的生物進化過程中，人只不過是后來者。據統計，微生物的種類約有1萬億種，在地球上生活了 35億年以上。地球是微生物的世界，數百萬年前，人類通過改造陸地、海洋物種的演 進規則而使地球進入"人類世”（Anthropocene）。按照馬爾薩斯定律，大自然創造了人類賴以生 存的資源，以自身的節奏改變人類社會謀生的條件。人口會隨著大自然反復無常的變化（如天 災、病毒等）而收縮或繁衍，建立在人口基礎上的國家與社會隨之興衰。由此看，人類文明史 “也是一部同災難和疾病的斗爭史”。在這個進程中，微生物尤其是病毒對人類社會與大國興 衰發揮著不可估量的決定;作用。傳染病蔓延侵蝕著人的安全，通過殺死生命進而造成農業停 播、糧食減產、經濟低迷、兵源匱乏、軍力減弱，從而改變大國命運。由于傳染病第一傷及對象是 人，而非國家，學術界通常會忽視國家與傳染病之間的直接傳導邏輯。
事實上，人類所生存的生態系統依靠動態平衡。在威廉•麥克尼爾梳理的病理學與歷史變局邏輯中，人類一直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包括病毒）和“大型天敵的巨寄生”（包括統治者、自然界）之間的平衡中。人體是微生物的重要宿主之一，而人類又寄宿在大自然界。人類與其他 生命關系中的互動，如狩獵捕食、自相殘殺、農業生產、人口增長、區域流動等，都有可能會產生 “微寄生”“巨寄生”的關系失衡。“微寄生”的關系失衡，導致寄生物尋找人體宿主的轉移。有 時寄生物的轉移是正常現象，例如人體的新陳代謝;有時寄生物的遷移會造成人體規律性活動的 紊亂，源于病毒的傳染病蔓延是典型例子。“巨寄生”的關系失衡，則容易導致戰爭、大火、暴雨、 洪災以及其他突發災難等。人體免疫力下降、自然的有機調節會匯聚成某種歷史演進的合力，形成社會、國家、文明的重組。
換句話說，人類歷史進程,傳染病毒是不可忽視的變量，通過“微寄生”失衡，影響到人類與 “巨寄生”之間的平衡關系，產生領袖傷亡、族群遷移、政體建崩、產業轉型、科技進步、民族盛衰、 戰爭勝敗、社會榮枯、文化興滅與文明演進等歷史變局。這正是傳染病與大國興衰的基本邏輯鏈條。
如表2所示，從史實看，廣為人知的傳染病與大國興衰的事例在歷史上常常發生。這些案例為大國興衰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非傳統素材,更為國際關系研究范疇的拓展奠定了充足的歷史 實例基礎。基于這層實例，筆者試著簡要地歸納出三層歷史規律假設。
規律一：傳染病在熱帶易爆發的自然特征，抑制了大國在傳染病易發區域的成長。
根據麥克尼爾的解釋，人傳人的傳染病史至少有5000年。考古學家對骨骸遺存的研究, 發現了與早期國家興衰相關的傳染病現象。公元前2000年，埃及瘟疫影響法老的長期統治。公元前1200年，埃及木乃伊中發現了鈣化的血吸蟲卵。古巴比倫《吉爾伽美什史詩》中提到疫災。中國最早的文字一殷墟甲骨文已經有了 “蟲”“蠱”“瘧疾”等多達50種不同的疾病卜辭和解釋。《圣經•撒母耳記》中記載著以色列人因瘟疫被腓力斯人打敗的故事。按疾病史的記載，血 吸蟲病與瘧疾是迄今被發現的最古老傳染病,是隨著人類與其馴養動物共同生活模式的興起而 逐漸出現的。
按麥克尼爾的推測，非洲的熱帶雨林孕育了人類遠祖，其充足的水分加快了寄生物在宿體之 間的轉移頻率。傳染病泛濫的地方，更容易使人類出現無力、疲怠的癥狀，而無法勝任勞作的體 力任務，也更無法抵御大型天敵的進犯（如組織起來的其他掠食者的武力進攻）。這就能解釋為 何人類通過長途遷徙、生存方式的重組后，在溫帶出現早期國家與文明的概率更高，而熱帶地區 領銜同時代國家、社會與文明的概率更低。由此看，歷史上的大國興盛通常在溫帶，與人類較 有效地規避傳染病頻發的區域，有著長期被忽視的關系鏈條。
規律二：大流行病一旦失控，會極大削減人口，導致社會內亂、國力衰落甚至大國崩潰的結局。相反，大流行病應對得當，則將順利促進一個國家的可持續崛起。
英國歷史學家卡特賴特曾論述：“人類有三個規模不斷擴張的大敵：瘟疫、饑荒和戰爭。瘟 疫源于人體的失調，饑荒源于作物和牲畜的失調，戰爭一般被認為是大眾精神的失調。”相比于饑荒、戰爭，瘟疫對國家興衰的沖擊更容易被忽視。史實證明，大流行病（Pandemic）疫情導致人 口的大量減少，引發社會混亂，沖擊經濟運行，削弱國家實力；沖擊烈度越大，國家衰亡的速度就 越快。公元前3000年，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蘇美爾人迅速被閃米特人取代，與傳染病密切 相關。公元前430年，一場災難性的病變殺死了 1/4雅典軍隊，直接導致盛極一時的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戰敗）瘧疾使羅馬人長期身體虛弱，曾具有強大戰斗力的羅馬軍力組成更多來 自于外族部落，加速羅馬帝國東西分裂。在古代中國,人口從公元2年的約1230萬戶急劇下 降到742年的890萬戶。期間東漢王朝結束,中國陷入長達300多年的南北割據局面中。14 世紀，鼠疫對蒙古帝國的沖擊巨大；中國人口從1200年（蒙古入侵之前）的1.23億減少到1393 年的6500萬，加速蒙古帝國崩塌進程。1518年西班牙遠征軍將大陸之外的天花帶入美洲大陸, 位于墨西哥一帶的阿茲特克帝國人口從2500萬一3000萬衰減到50年后的300萬，帝國隨之滅 亡；印加帝國也因天花而崩塌。傳染病對于印第安人而言，近似滅頂之災。1812年，拿破侖軍隊 進攻莫斯科，遭遇斑疹傷寒和痢疾，導致兵敗大撤退,拿破侖帝國隨之瓦解。
實例證明，傳染病比軍事戰爭對國力削弱具有更大的創傷力。傳染病可以通過改變生存環 境、削減人口數量、阻斷經濟活動、引發社會失序、誘發國內動亂等諸多方式，削弱國家能力，而國 家能力的減弱又反過來影響傳染病防控的有效;。兩者之間的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直接決定了 大國的全球地位。
如表3所示，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中，患病人數、因病致死人數遠遠高于軍事受傷及致死的 人數。可見，在大國興衰史上，即使一個實力強盛的帝國能在戰爭中屢獲勝績，但一旦不能抵御 傳染病的侵蝕，軍事戰果或許也無法保全。相反，一個崛起的大國若能未雨綢繆，成功應對大流 行病的沖擊，則將促進本國崛起之勢。1817年印度發生嚴重霍亂，1831年霍亂轉至英國，導致英 國13萬人喪生。印度更是在1/4世紀中超過2500萬死于霍亂。當時英國人通過整治城市、清 理工業區、完善街道排污體系等方式，成功地“關閉霍亂閥門”，引領工業革命后第一輪全球城市 化，助推了“日不落帝國”的形成。
規律三：大流行病極可能危及大國領導人的性命，增加大國興衰的變數。
一國領導人的健康狀態對該國對外政策的影響極大，領袖突然病故更有可能顛覆國家走 向。公元前429年，雅典領導人伯里克利死于瘟疫，加之大量城民受感染死亡，雅典士氣消沉， 在與斯巴達的希望霸權斗爭中最終戰敗。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帝因感染上西尼羅河病毒而 亡，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亙歐亞非三大洲的帝國、也是當時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亞歷山大 帝國隨之瓦解。公元180年，羅馬皇帝馬可•奧略留感染瘟疫而亡，對羅馬帝國沖擊巨大。1518 年天花傳入美洲大陸，阿茲特克帝國民眾視其為神力與天神的懲罰，用亂石將皇帝蒙特祖瑪二世砸死，帝國很快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1815年，長期受梅毒、疥瘡、急性傳染;肝炎等疾病影響 的拿破侖長期有嗜睡、慵懶等癥狀，導致在滑鐵盧戰役屢屢錯失戰機，無法力挽法蘭西帝國之狂 瀾。二戰史學界公認,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種族大屠殺,與其早年感染梅毒相關。1917年，遺傳“甲型血友病”的末代沙皇唯一直系繼承人阿列克賽無力繼承皇位，俄國封建君主 制走向終結。
按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歷史演進是由參與歷史事件的所有合力決定。國家元首感染身亡 或使一項事業功敗垂成,或令一個國家急轉直下，有時也會使國家發展出現新的生機。無論如何，從歷史實例看，領導人受感染的確影響著大國興衰的軌跡。
綜上所述，傳染病對大國興衰的影響可大體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快速毀滅型，即傳染病的蔓延在短期內令大國盛極而衰甚至崩潰。公元前5世紀中葉， 雅典利用其海上優勢，控制了東地中海地區戰略交通要道，形成了古代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的海 上霸權雅典帝國。公元前430年，一場不知病因的瘟疫在雅典大規模爆發，“雅典城里，死神肆 虐；城外田地，慘遭蹂\”，“染上瘟疫的人，像羊群一樣地死去”。此后，雅典迅速走向衰敗。在 16世紀歐洲人征服美洲的進程中，“具有相當免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傳染給沒有免疫力的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班疹傷寒、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歐洲流行的傳染病，••••••起了一 種決定性的作用”，不到兩年間，就征服了軍隊數量500倍于己的中美洲最強大帝國一代表著 古墨西哥文明最高水平的阿茲特克帝國。
二是長期干擾型，即傳染病導致國家發展長期處在困境、停滯直到全面衰敗。以羅馬帝國為 例，奧古斯都（公元前27年一公元14年）統治時期開始的大規模早期城市化進程以及帝國內部 的貿易交通體系，助長了瘟疫的傳播速度。公元165年由天花引起的“安東尼瘟疫”，奪走了約 700萬人的;命，占帝國總人口的10% —20%。而帝國最血腥戰役時哥特人入侵羅馬，才僅有2 萬羅馬軍人陣亡。這場瘟疫導致帝國人口倒退一個半世紀。以擴張征服為目標的中央集權式帝 國逐漸淪為地方行省權力巨大、中央權威削弱的地域分權式帝國。公元249年“西普里安瘟 疫”出現，使羅馬帝國核心力量無法繼續支撐，整個帝國長期陷入無政府狀態，此后東、西羅馬帝 國分裂（公元476年）。公元541年爆發的“查士丁尼鼠疫”沖擊，直接導致查士丁尼大帝重新統 一東西羅馬帝國的夢想破滅。此后鼠疫不斷間歇;大爆發，東羅馬帝國長期低迷，直至走向 末日。
三是推動變革型，即傳染病的沖擊倒逼全民深刻反思，進而促成巨大的國家轉型與社會變革。1347年波及歐洲的黑死病導致1/3歐洲人死亡，英格蘭死亡人數更是達到一半。但對當時 的人們來說卻是一個轉折點。“它割斷了與過去的聯系，帶來新時代的曙光。••••••勞動人民開 始理解自己的價值并維護自己的利益，••••••喪失了對教規的信心，不再相信傳統，對信仰產生懷 疑••••••歐洲逐漸從崩潰的邊緣恢復，實現了經濟振興和宗教復興”，促成了后來的文藝復興，直接推動了 16世紀以后的西方崛起。1918年大流感，全球范圍內大約有5000萬人喪生，甚至可 能高達1億。“這是自然與現代科學的第一次大沖突，有人拒絕屈從于自然的力量,拒絕倚靠神 助使自己免遭厄運••••••開始倡導革新，計劃將美國醫學從世界發達國家中最落后的變為世界上 最先進的”。現代醫學的大發展，為此后美國20世紀崛起奠定了強大的基礎。
不過，現代科技的發展容易讓人們尤其在西方發達國家產生巨大錯覺，以為傳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77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天花病毒已根除。次年，聯合國所有成員國簽署 《健康全人類2000年》協定，預言千禧年之前，人類健康狀況將發生質的提升，疾病防治的重心 轉移到了非傳染性的所謂“富貴病”上，如心臟病、糖尿病和癌癥等。事實是，艾滋病、鼠疫、霍 亂、結核病等傳染病在二戰結束以后的增長速度仍相當快。1945年至1993年，僅艾滋病、結核病、瘧疾就奪走了 1. 5億人的生命,是同期戰爭死亡人數（2300萬人）的近5倍。所有過早死亡 人群的50%以上，都與艾滋病、肺炎、結核病、腹瀉病、瘧疾和麻疹等六類傳染病相關。1998年 3億人感染瘧疾，110萬人死亡；2000年肺結核奪走170萬人生命。更糟糕的是，1973年以來，人 類新發現了 30多種傳染病毒，且病毒變異并產生抗藥性的周期遠遠超出人類研制抗生素的速 度。⑥這些傳染病嚴重影響了二戰結束后新獨立的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國力提升，對傳統強國、現存霸權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脅。
03
傳染病影響大國興衰的現代啟示
隨著近代對外殖民、工業革命以及城市化進程不斷受到傳染病的侵蝕，歐美國家逐漸將傳染 病的防治從國內推向國際合作。1851年英、法、俄等12個歐洲國家召開首次國際衛生合作會 議，商議烈性傳染病一霍亂的防疫措施。1907年,第一份《國際衛生條約》在羅馬簽訂,此后還產生了世界上首個區域性的跨國公共衛生組織：泛美衛生組織。對傳染病的重視與防疫合作，為歐美國家早期崛起、領銜現代化的全球進程奠定了良好的公共衛生基礎。
1948年國際衛生組織問世。1978年，世衛組織在阿拉木圖召開國際初級衛生保健大會，提 出人人享有健康的千禧年目標，宣告全球衛生時代的開始。然而，“西方對國境線之外的公共衛 生危機不愿承擔足夠的道德義務”，直到以艾滋病為代表的傳染病在發達國家感染人數急劇上 升，西方才逐漸開始重視傳染病對國家安全、國力發展的威脅。1988年，美國國防部發布報告， 論述HIV病毒引發艾滋病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這是歷史上第一份關于傳染病影響國家安 全、國家發展戰略的官方研究報告。2000年1月，聯合國安理會首次召開以人類健康為主題的 會議，重點討論艾滋病對國際發展的影響。時任美國副總統戈爾呼吁，安全需要有一個“更創 新、更豐富的定義”，需要囊括像艾滋病在內的傳染病爆發與復發的內涵。2020年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重新規劃著國家安全與大國興衰的未來。!這使麥克尼爾、戴蒙德等歷史學家們對 傳染病沖擊人類社會的傳統研究有了更多的現實啟迪，也有助于傳染病影響大國興衰的規律總 結對各國決策者的戰略規劃提供更多政策啟發。
第一，揭示傳染病高發地區的國家發展容易受長期抑制的歷史規律，有助于推動21世紀全球公共衛生治理體系的完善，尤其非洲、南亞、大洋洲、拉美等位于熱帶的一些國家的傳染病防治 應提上全球安全的更重要議程。
冷戰結束以來，發展中國家加速承載發達國家的工業轉移，嚴重打破人類需求和自然界供給 之間的平衡。傳染病在地處熱帶的非洲、南亞、大洋洲、拉丁美洲等國家的沖擊烈度、防治難度均 加大。然而，直至2014年，全球仍有80%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尚未如期做到加強本國傳染 病偵測和報告能力。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評估，傳染病對各國經濟增長、家庭收入以及 工業制造、企業運營都將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比如，在艾滋病高發國家，家庭收入80%被削減，食 品消費額下降15% —30%，義務教育學生的注冊率減少20% —40%，年均造成0.5% —1%的 GDP額外損失。世界衛生組織《2016年世界健康評估報告》透露，低收入國家前七位死因有五 類都是傳染病，占死亡總數的63%。傳染病高發國家的政府治理能力被極大地削弱，還會引發 頻繁的社會暴力事件、政治動蕩、經濟政策失效、軍事派系沖突甚至種族滅絕事件。在傳染病高 發國家，所謂“國家崛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可見，經濟學界、政治學界剖析發展中國家長 期發展滯后時僅選取產業、財政、貿易、金融、外交政策等角度是不夠的，還應該加上公共衛生與 傳染病防治的政策研究維度。歷史實例表明，大國興衰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傳染病影響的因素。這對新興經濟體、后發國家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二，發現傳染病導致大國衰落的高概率歷史規律，有助于認清后疫情時代美國加速衰落的真正原因，更有助于尋找中美關系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法。
2020年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兩個全球大國的防疫合作嚴重滯后于國際社會的呼吁與全 球現實的需求。相反，中美大國競爭在疫情期呈現加劇的趨勢。不少學者都認為，新冠肺炎疫情 的防疫失效暴露了美國公共衛生防疫能力的漏洞與國家能力的不足，削弱了美國領導世界的軟實力，加速了美國霸權的衰落。這再次印證了全球化時代傳染病仍有可能導致大國衰落的歷 史規律。可惜的是，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決策層并沒有認清這條鐵律，不承認新冠肺炎傳染病是 損害美國國力、加速美國衰落的最新原因，相反，美國政府不斷甩鍋中國，把中國當作抗疫失敗 “替罪羊”，對華發動新冷戰，試圖凝聚早已分裂的美國社會之團結。直至2021年拜登執政后， 才將國內抗疫視為重中之重的任務。
事實上，歷史已反復表明，如果把大國衰落簡要地歸結為“外敵入侵”的話，那麼，傳染病才 有可能是真正的“戰爭發動者”和“戰爭結局的決定者”。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提醒現存霸權國 美國與最大崛起國中國，病毒是兩國共同的敵人）未來傳染病對中美兩國的長期威脅，遠大于戰 爭。對于霸權國家而言，國家實力的維護不只是保證經濟、軍事、軟實力不被崛起國家超越，更重 要的是維護本國人口與國家安全，能抵御大流行病的沖擊）中美兩國的競爭不在于誰打壓了誰， 而是比拼“誰更能解決本國的問題”，傳染病的防疫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對此，從傳染病的 歷史規律出發，盡快轉換轉變國際政治研究范式，更新霸權更替的思考框架，重新審視大國博弈 的“共生性”，追求“動態共同進化平衡”，變得越來越重要。若能破題，將推動國際關系本體 論、認識論的研究革命。傳染病影響大國興衰的研究將改變國際關系理論的范式，也將高度考驗國際關系學者的高超智慧與理論創新水平。
第三,發現傳染病感染一國領導人而增加國家變數的歷史規律，有助于讓各國政治精英進一 步加深對傳染病防治國際合作的重視,更助推國際社會尤其是大國領導人以共同體主義的高度 去擔當世界的未來。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英國首相約翰遜、巴西總統博索納羅、美國總統特朗普等大國領導人先 后被感染。美國白宮、國會山、五角大樓內的多位高官也被感染）雖然領導人、政治精英們在國家優質治療條件的悉心呵護下，絕大多數都恢復健康,但他們被感染的事例再次警示：病毒不分 國界、種族、貴賤和性別。傳染病的沖擊力顛覆了人們對強大的大國實力的固有認識，邊境防御 與安保警衛在病毒面前變得形同虛設，大國軍力在傳染病沖擊下也顯得無助）可惜的是，人類歷 史不斷重復著傳染病沖擊大國興衰、導致大規模國民死亡、大國領導人同樣受威脅的悲劇。未來 產生像新冠肺炎這樣的大流行病的可能;始終存在。任何反智主義、反科學主義都要不得，大國 領導人采取任何僥幸心理、擺著權力狂妄的姿態、推行被動防御政策都終將被證明是失當的。
不斷有大國領導人被感染的史實與現實還提醒人們，應該對病毒保持敬畏與謙遜。世界衛 生組織早已提醒，病菌的耐藥性與日俱增，“刀槍不入”的“超級細菌”使人類有可能回到無藥可救的黑暗年代。未來30年，全球將有3億人死于耐藥性病毒，耐藥性病毒將成為人類“第一殺 手”。這就要求國際社會尤其是各個大國，應該主動采取有效措施，綜合運用法律、財政、行政、 稅收、科技、外交等手段解決未來傳染病帶來的巨大威脅，完善全球公共衛生體系。
04
結 語
傳染病影響大國興衰的歷史規律探索并不是為了說明傳染病是大國巨變的首要原因，而是揭示影響大國興衰進程中長期被忽視的微觀變量。21世紀，大國之間的戰爭越來越變成模擬演 算，大國之間的激烈競爭越來越不像是“你死我亡”的零和博弈，更像是“討價還價”的長期買賣。相比之下，病毒引發的大流行病對大國國民的人身健康傷害、社會穩定干擾、經濟增長停滯是實 實在在的。傳染病爆發具有偶然;，但對大國興衰的持續影響卻具有必然;。以往國際關系研 究中忽視傳染病的變量研究，即使21世紀以來傳染病已被納入到安全研究范疇內，其定位仍被劃入到“低級政治”，并且被視為大國博弈的邊緣化議題。這種趨向需要扭轉。如何從長遠防治傳染病的大規模爆發并維持大國崛起的可持續;，亟待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范式的變革。
大國崛起如同走長征路。國家對傳染病的防治，是這條漫長的長征路上對國民安全保障 收益率最高的一項戰略;投資。按《柳葉刀》雜志發表的《全球健康2035》研究報告，健康投資 在一代人時間里可獲得超過成本9 —20倍的收益。健康的國民群體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 必要基礎,也是實現國家崛起與民族復興的重要目標。沒有什麼比生命更重要，這是中國在2020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取得階段;勝利、保持民族復興之勢的哲學文化源泉。沒有良好 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與疾病防控體系，國家公共安全就會頻現危機，國家可持續發展與全球大國 地位就沒有保障。誠如比爾•蓋茨所言：“最有可能讓超過1000萬人喪生的唯有自然發生或生 物恐怖主義引發的傳染病”，這對中國捍衛核心利益、推動國家可持續崛起具有重要的啟示 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視頻會議開幕式上的致辭中指出，“人類終將戰勝疫 情，但重大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對人類來說不會是最后一次。”全球化時代，人類已經是命運共同 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暴露了人們對傳染病的歷史剖析與規律總結的短板與不足。各國 團結合作是戰勝諸多重大疫情的最有力武器。這不僅是20世紀以來世界各國抗擊艾滋病、埃博拉、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跨國傳染病的重要經驗，也是探索傳染病與大國興衰歷史規律得 出的人間正道。可見，改變國際政治觀念和治理方式，加強政府、學術界、社會之間的通力合作， “創造一種新的流行病防疫樣式”，完善全球公共衛生安全治理體系，改變大國關系互動的思考 維度，才是推動全球抗疫取得最終勝利、防范下一場大流行病沖擊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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