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思想新聞中心
在記者節過去一周后，我們的湃書單里出現了一本考察西方新聞業的新書。在互聯網、大數據、新媒體的時代，點擊、點贊、評論、轉發，這些數據化的指標左右著記者們（其實何止記者），這到底是有助于產生優化的內容，還是適得其反？
《被隔絕的女孩：二戰中的荷蘭猶太人和地下抵抗運動》
【荷】巴爾特·范埃斯/著 成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推薦人：鐘源
推薦語：
二戰期間荷蘭的猶太人死亡率高達80%，是其他歐洲國家的兩倍，甚至超過了德國。主要原因來自當局的懸賞舉報制度，不少流氓升級成政治警察，傷天害理，發了大財。也有不少國民冒著生命危險轉移收養猶太棄嬰。一個養活親生孩子都困難的農民，為了贏得錢和時間來隱藏棄嬰，切斷了自己的手指，以獲得礦場的帶薪休假。而被一戶轉移到另一戶再轉移到另一戶逃避追捕的猶太女孩，面臨一個又一個養父的欺凌，12歲的少女不敢聲張，只能麻木地欺騙自己是自愿的。一直宣揚平等和諧、被戰爭弄得滿目瘡痍的荷蘭，也不完全是受害者。戰后荷蘭政府立刻從加拿大買回剩余的武器，將坦克開進其原殖民地，殺人劫掠。這個動蕩的世界，很難有單純的好人，也沒有完美的組織，好人不一定都有好報，壞人也未必都有報應。只能在無常中努力忠于自己的選擇，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別夢依稀——我的評彈生涯》
唐耿良/著，商務印書館，2008年10月版
推薦人：韓少華
推薦語：
再過幾天（11月20日）上海評彈團建團就要滿70周年了。從最早的“十八藝人”到今天的“十代同堂”，“說、噱、彈、唱”間穿過的歷史浪潮不僅可以讀作一部濃縮的曲藝史，也能作為一部媒介史來考察。當“茶會”“碼頭”隱沒于歷史中、“書場”漸至銷聲匿跡、“廣播”式微，甚至能聽懂“蘇州話”的人都越來越少時，評彈的“說、噱、彈、唱”眼看著快要成為一種生龍活虎的遺產，而明明無論是“說噱”還是“彈唱”的變形依然是新媒介下的“響檔”，如脫口秀、說唱樂、播客……
唐耿良是上海評彈團70年前建團時的十八只“響檔”之一，他說的《三國》書至今余音回蕩。在回憶中，他這樣講到“十八藝人組建人民評彈工作團”：“……共有18位藝人首批入團，人數雖然不多，但大多是評彈界精英人物，影響是很大的。他們的工資都比單干收入低至兩至三倍，沒有長遠的考慮，是不可能入團的。具體來說，一是考慮到將來遲早都要走這條路的，晚入團不如早入團。二是蔣月泉綽號‘人精’，他都帶頭入團，準保沒有錯。三是我們說的書，都是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的內容，這些書將來會不會不許說，心里沒有底，現在可以說，能賺錢的時候入團，有參加革命的光榮感，將來不許說了賺不到錢了再要求入團就沒有那麼容易了。四是現在雖然錢賺得少一些，但有一個穩定的生活也就可以了。雖然各種各樣的動機都有，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我們都是懷著對新政權的崇敬和希冀，渴望順應新時代的潮流，從而走到一起來了。”
6歲接觸評彈、10多歲拜師學藝、學藝不到一年就接“小碼頭”，從“小碼頭”跑到上海“大碼頭”，建團前夕赴香港“撈金”，評彈團建團伊始的治淮“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奔赴朝鮮“戰地說書”，直到最后到“紐約開碼頭”。唐耿良的“別夢依稀”，寫的不僅是他的評彈生涯，更是寫出來了近一百年來江南評彈藝人群體的生存狀態及變化。
書中寫到1996年唐耿良為上海電視臺電視書場錄制長篇《三國》期間因病住院治療，他對主治醫生說：“我最好的說書年齡段被‘文革’剝奪了，我收的學生在‘文革’中轉行了，我的《三國》后繼無人。現在我身居海外，回來一趟也不容易。回去的機票日期早就訂好，能否允許我上午在醫院吊針治療，下午到電視臺去錄像，治療錄像兩不誤。”這里提到的錄像，即是今日流傳甚廣的各種“唐耿良說《三國》”視頻的出處了吧。
本書的整理者唐力行，即唐耿良長子，作為一名歷史學者一直致力于評彈史料的收集與整理。而這部十幾年前初版的老書，至今亦可在各大平臺購得。
《病人家屬，請來一下》
王興/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推薦人：顧明
推薦語：
這個書名，對于多數有過住院經歷的人來說，都是非常害怕聽到的一句話。不過，讀這本書的你不用緊張，反而應該趕緊翻一翻，因為太實用了。作者王興是位胸外科醫生，寫過小說，文筆很不錯。在本書里，他做起了“醫普”，將癌癥患者和家屬可能遇到的各種疑問，以及治療上會遭遇的醫學知識，進行了詳細的常識普及性講解。比如，癌癥的通識、基因檢測要不要做、中藥對于治癌有沒有幫助、選醫生還是選醫院、如何搜索出最好的醫院、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有什麼不同、怎麼買保險……滿滿全是干貨。甚至要不要給醫生紅包這樣的問題，他都沒有回避。他還很實誠地多次建議，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交一兩個醫生朋友，不光是平時能了解一些醫學知識，更是在遇到癌癥、手術這樣嚴重問題時，能有一個咨詢的對象。即使生了同樣的癌癥，每個人的身體狀況、家庭情況都是不一樣的，治療也會因此完全不同。只有對你和你的家人足夠了解的醫生，才能制定出更加符合你的治療方案。
看得出，王興是位好醫生，他不僅可以無私地通過郵件回答一個素未謀面的病患家屬的各種問題，給出治療的建議，傾聽她的求醫經歷，也能運用所學給病人提供有效的治療。王醫生興趣廣泛，文學自不必說，書中還常引用電影來舉例，其他學科也有涉獵，諸如用心理學上的心流理論，在癌癥病人的康復過程中引入游戲，來增強康復效果。
其實，醫患矛盾中，大多數原因是雙方信息的不對等。如果我們在求醫治病的過程中，遇到王興這樣的醫生，又或者讀過王興醫生的這本書，那麼醫患關系必然能緩和很多。
《分岔口——一個退學博士的自我進化之路》
劉怡/著，浙江出版集團數字傳媒有限公司，2021年10月版
推薦人：臧繼賢
推薦語：
這是一本電子書，全書分為兩個部分。在第一部分“博士歷險記”中，作者詳細記錄了自己在美國攻讀歷史學博士時遇到的人和事，包括她遇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學業和人事關系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作者最后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選擇終止在讀的博士項目。字里行間，可以感受到美國學院體系的冷酷無情，相較之下，國內大部分老師還是對學生呵護有加的。在第二部分“反思的力量”中，作者總結了求學過程中遇到的中美文化差異。比如作者借助愛德華·霍爾在《超越文化》中對于“高情境文化”和“低情境文化”的區分，結合自己的經驗，反思了中國學生在美國遇到的文化差異。美國文化屬于“低情境文化”，“事事要講，還要講清楚”，而對于來自多在不言之中的“高情境文化”的中國學生來說，在討論課和社交中都會吃虧——“中國學生最好欺負，大家都知道”，這是一位美國教師告訴作者的。作者在退學之后，在豆瓣創建了“博士，退學了嘛？”小組，現有兩萬多位成員。讀博過程原本艱辛，博士作為學生也算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但是作為學術研究道路上不得不通過的一個關卡，做了選擇就只能硬著頭皮讀下去。作者的經驗對于將要或者正在留洋的博士在讀生會有一定的幫助。
《紅運》
【越南】武重奉/著 夏露/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推薦人：彭珊珊
推薦語：
越南作家武重奉（1912-1939）的諷刺小說《紅運》起初在《河內報》上連載，1938年正式出版，成為越南現代文學史上的名作。小說名“紅運”是越南語直譯的結果，其實就是“鴻運”“撞大運”的意思。主人公“紅毛春”出身底層，9歲成為孤兒，從小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在街上賣烤花生，在電車上賣萬金油，在劇院跑腿……因為成天在外面跑，“熱帶的陽光把他的頭發曬成了西方人的那種紅色”，這也成為他最具標志性的人物特征。
故事開場時，“紅毛春”正在網球場當撿球員，路邊的算命先生說他鴻運當頭，隨后“紅毛春”的命運果真如算命先生預見的那樣因禍得福、步步高升，得到貴婦人和大小姐的青睞，最后還當上了萬眾矚目的“救國英雄”，其中充滿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誕情節與對話。
越南詩人劉重廬曾指出：“武重奉之于他的時代，正如巴爾扎克之于他的時代。”巴爾扎克的小說以描繪19世紀法國社會的風俗畫著稱，而武重奉的這本《紅運》意在呈現處于法國殖民統治下越南的西化/現代化圖景。譬如小說里通過兩名警官的對話反映出越南社會文明程度的變化：
“現在我們的人民文明了。真是該死的恥辱！您要知道以前社會上到處是流氓和討債的，到處是不懂禮貌的人，處處有人隨地大小便，有扯皮打架的。有時候出去抓人，一輛警車能坐滿四個人！他們總是互相謾罵，打架斗毆，他們的房子也是破舊不堪，污水橫流。他們的狗也在街上亂竄。到處都是沒有前燈的自行車。”
“您看！現在連人力車夫都懂法律。他們不會忘記前燈，也很少停在路中間。人們很少像以前那樣三五成群高聲叫罵。從前的社會秩序蕩然無存了。現在的小孩子甚至都不知道怎麼說下流話了，個個都穿戴整齊，都很文明，他們不爬樹，也不在路上踢足球，不規矩的事情都不見了。”
警官不僅覺察出這種變化，而且還點出了變化發生的原因——法國人帶來了報紙，越南老百姓因為讀報而變得文明起來。
除了讀報、打網球、說話夾雜法語詞等外在生活方式的改變之外，更深層次的變革還有人的觀念，比如女性主義在越南的覺醒。小說中有大量關于女性突破傳統婚姻束縛、大膽追求性解放的描寫，這也導致《紅運》在發表后不久即招致了“淫穢文學”的指控。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夏露不僅完成了《紅運》的高難度翻譯，還對武重奉本人以及《紅運》與越南文學傳統、1930年代越南的西化潮流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都體現在“譯后記”中，對于讀者理解這部作品大有幫助。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
【美】約瑟夫·弗蘭克/著 戴大洪/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版
推薦人：鄭詩亮
推薦語：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兩百周年這樣的大日子，正好來讀《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普林斯頓大學和斯坦福大學榮休教授約瑟夫·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共有五卷，而在已經出版的四卷中譯本里，第四卷《非凡的年代》的部頭是最大的，足足有七百九十四頁。何以如此？正是因為它記述的是“非凡的年代”：在1865年到1871年這六年間，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出了《罪與罰》《白癡》與《群魔》這三部長篇小說，此外，還寫了《賭徒》與《永遠的丈夫》這兩個中篇小說。
令人感嘆的是，這些作品都是在極度惡劣的條件下創作出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時正在歐洲與新婚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斯特尼金娜一起躲避追索無厭的債主和吸血鬼一般貪婪的親戚，而他自己不僅沉迷輪盤賭，而且自幼便潛伏在他身上的癲癇還會不時發作……對這一切，偉大的安娜選擇了默默地忍受，她對丈夫的文學天賦與創作熱忱有著無人可及的理解與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誠——起初，她就是作為速記員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邊，幫助他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賭徒》的創作。
不同于其他傳記，弗蘭克的陀傳作為文學傳記，一大特色便是對作品的深入解讀，以及對作家創作過程與心態的還原。第四卷中對《罪與罰》與《群魔》的解讀就尤為出彩，特別是《罪與罰》，用去三個章節：第五章“《罪與罰》的由來”、第六章“從中篇小說到長篇小說”與第七章“解讀《罪與罰》”，解讀長達三萬字，讀罷只能用“過癮”來形容。
《鄉里的圣人：顏元與明清思想的轉型》
王東杰/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推薦人：黃曉峰
推薦語：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將顏元的思想定性為“實踐實用主義”，認為“有清一代學術，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其間有人焉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于二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其所樹的旗號曰‘復古’，而其精神純為‘現代的’。其人為誰？曰顏習齋及其門人李恕谷。”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引用他人的話評價顏元說：“以言夫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之大師，習齋要為巨擘矣。豈僅于三百年！上之為宋、元、明，其言心性義理，習齋既一壁推倒；下之為有清一代，其言訓詁考據，習齋亦一壁推倒。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
如此高的評價，在本書作者看來，卻是出于近代學人的連續誤讀，“顏元大概至多不過博野、蠡縣一帶聞名的‘鄉里’級別的‘圣人’而已。”（21頁）作為基層鄉賢，顏元思想的最大特色是極端，他“終身熱衷于與朱熹纏斗，隨時不忘對之加以缺席審判，甚至帶有幾分刻毒”。（15頁）作者對顏元的研究，是“希望通過重建顏元的生活遭遇，尋索他面臨的切己問題，進而展示那些‘陳詞濫調’對他的獨特意義”。（23頁）
第一章討論人倫困境與顏元學術思想的關系，作者運用心理史學的理論，從顏元的生活世界切入，顏元一生猶如中了魔咒一般，反復遭遇各種人倫困境：自己的身世、父親的逃亡、母親的改嫁、兒子的夭折，乃至連養子也無法生育。（87頁）特別是身世之變和延嗣之憾對其學術轉向的影響尤大。他一生的思想、行動，都是圍繞“孝”這一觀念的框架，所以，作者指出：“觀念就不僅是社會的，也是私人的。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思想的首要價值并不體現為原創性，而在于其是否切己……也只有這樣，那些原創度不高的‘老生常談’，才會呈現處另一種光澤。”（90頁）
第二章則“通過顏元這個例證，具體展示肉身經驗是怎樣和抽象思考聯結到一起的”。（97頁）顏元因為求道過程中身心的痛楚而反對朱子學，造成學術轉向，作者舉了王陽明、羅汝芳等哲學家的例子，而顏元的轉向獨特之處在于把對身體的認識提到新的高度。不過從顏元的經歷來看，他對科舉仕途的主動或被動拒斥，始終居于鄉里，身體力行，與知識精英的接觸交流并不多，可能也是造成他的轉向與王陽明等大為不同的原因。我想到的例子是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對科舉制度深惡痛絕，這大約與他在科考上一直不得志有關。同樣是著名的志怪筆記小說，兩位仕途順利的紀昀和袁枚，在《閱微草堂筆記》和《子不語》中對科舉就沒有那樣切齒的痛恨。
第三章討論的是顏元對鄉里的教化與鄉里百姓對他的“反向教化”。（205頁）顏元在五十歲時出關到東北尋父，“周折困苦，艱辛備嘗，終于找到父親遺骨，奉主還鄉”。（71頁）此事使他在鄉里聲名大震，這是“各方在顏元那里找到的最大公約數”。之后，“顏圣人”的形象逐漸樹立，民間圍繞顏元的論說更開始向神異方向轉變。（194頁）一個“平庸的思想者”開始變得光輝且富于神通，甚至連帶他的弟子李塨也被稱為“圣人”，有各種民間故事加持。在作者看來，“顏圣人”既是民眾對顏元的“神化”，又何嘗不是對他的“馴化”？（199頁）
我不知道這本書算不算微觀史學，不過，作者顯然有很強烈的方法論意識，以拓寬思想史研究的領域。這使得這本書讀起來別具一格。
《虛無時代：上帝死后我們如何生活》
【英】彼得·沃森/著 高禮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推薦人：龔思量
推薦語：
在本書中彼得·沃森圍繞著上帝死后我們如何生活這一主題進行了思想史的梳理。尼采以一句“上帝死了”揭露了西方長期以來所依仗的核心價值的崩塌。自那之后，現代人不得不為自己找尋生活的方向和道德的準則。而失去所謂的道德律令，又成為了許多人做出難以想象的極端行為的理由。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似乎越來越相信技術，同時將信仰視作愚昧，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民族主義、極端主義也開始擁有更多的受眾與信徒。
然而，我們也不應該過分神圣化宗教帶來的影響，宗教帶來的戰爭與引發的酷刑同樣令人感到恐懼與絕望。另一方面，當人們放棄追尋形而上的意義，投身于完全世俗化的世界，并渴望獲得幸福時，他們卻又發現單純的物質滿足不了自己日益豐富的精神需求，而在世俗化的世界里，他們同樣需要面對資本、權威以及多方的壓力。或許，留給現代人的問題是，缺少了唯一之后，人類看似擁有了巨大的自由，但也開始陷入虛無與孤獨，被迫獨自找尋人生的意義。
《一切吸引點擊的新聞：數據指標如何改變記者工作》
【美】凱特琳·彼得/著，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推薦人：丁雄飛
推薦語：
美國羅格斯大學新聞和傳媒學助理教授凱特琳·彼得的民族志新作，考察了西方新聞行業的危機：點擊、點贊、評論、轉發數量的指標，日益左右了新聞報道的寫作，記者們沉迷在數據分析中，為了吸引點擊而“優化”自己的內容，最終卻反受其害，導致工作條件不斷惡化。在彼得看來，數據績效評價（metrics）是一種規訓新聞工作的管理策略，一種新型泰勒制，目的是鞭策新聞勞動者提高生產效率，榨取更多他們生產的內容的商業價值。在這個意義上，記者，以及創意和知識工作的從業者，即便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能動性，仍是受資本主義剝削的文化工人。而泰勒制的要害正在于，它不僅把工人降格為管理手段，還讓他們積極參與到對自我的剝削中，比如對數據上癮且工作不穩定的西方媒體人，就熱衷炮制能夠挑起矛盾的慫人標題，以獲得更多廣告收入。曾經有人天真地以為，數據績效有助于記者更加迅速地回應讀者聲音，從而促進新聞民主化，但現實告訴我們，新聞勞動的數據績效化（metrification）對民主政制很可能弊大于利，因為這樣的新聞業僅僅把讀者當作無心政治的消費者，而非公共議題的參與者。當然，彼得還觀察到，一些時候，數據績效也能為記者們所用，管理方和工人之間的關系毋寧是辯證的。此外，共同的對于數據指標的不滿，可能會讓知識工人形成集體認同，在美國新生的若干媒體工會就是新聞從業者們團結一致的結果。
《張醫生與王醫生》
伊險峰、楊櫻/著，文匯出版社·新經典，2021年11月版
最近很火的一本書，作者之一是沈陽人，書中兩位主角是他的初中同學，通過他們自身及其家庭成員的經歷，描繪出沈陽過去四十年的民間社會史。書中羅伯特·E.帕克的一條理論顯得尤為刺目：城市發展過程中必將產生大量廢棄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兩位醫生的原生家庭幾十年的奮斗都在圍繞這句話，而他們不懈地奮斗只是為了“不要成為廢物”而已。
于我而言，最吸引的是那種來自家鄉的親切感。看到張醫生穿著始祖鳥羽絨服接受采訪，就突然明白了為什麼我爸前兩年非得買一件始祖鳥不可——書中的諸多細節以及人物的所思所想，就是我的父母、同學的真實呈現。目前只看了一小部分，但是，似乎已經看到了所有人的結局。
《中世紀的知識分子》
【法】雅克·勒高夫/著，高建紅/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版
勒高夫此書在1996年有一個中譯本，此次重譯的情況，譯者在最后有說明。作者在書的開始就說：“‘知識分子’這個詞指的是一個范圍明確的階層：學校教師階層。該階層出現于中世紀早期，在12世紀的城市學校中得到發展，從13世紀開始在大學中興盛。它指的是那些以思考和教授他們的思想為職業的人。這種把個人思考及其在教學中的傳播結合在一起的做法成為知識分子的特征。”（第1-2頁）所以，這本書的主題也可以說是中世紀的大學教師。作者認為，中世紀歐洲城市及其經濟的發展，為知識分子的誕生提供了土壤，“在中世紀知識分子的類型上，起決定作用的實際上是他們與城市的關系。學校是在10-13世紀的城市革命中發展起來的。修道院學校培養未來的僧侶，城市學校原則上向所有人開放，包括那些將來會繼續保持在俗教徒身份的學生，這二者之間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序言第4頁）城市學校不同于修道院，作者介紹了城市的行會制度，大學教師也自認為是行會中的一員，因此，“12世紀的城市知識分子感覺自己與其他城市居民相似，像是一個手工工匠和專業人士。他們的職能就是研究和講授自由技藝……技藝，是任何理性而又合理的精神運動，用于制造物質工具和思想工具；它是一種理性的制造技術”。（102頁）在這種追求技藝、教授技藝的過程中，科學和理性的精神逐漸凸顯，不再僅僅為論證神學而存在，雖然并不是截然對立。或者說，當時的知識分子積極地將理性與信仰結合在一起。他們“不是從上帝出發，而是從自然、精神和星辰出發，來解釋世界上第一個人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80頁）作者在第一章中討論了知識分子誕生的各種背景與環境，其中談到社會風潮的變化，比如：“在12世紀，一股反對婚姻的強大思潮出現了。”（64頁）“今天被人們貶低的編纂工作，在中世紀是一項基本的思維活動，不僅傳播思想，也創造思想。”（序言第9頁）“貴族-戰士與新型知識分子之間的敵意得到了最明顯的表現，那就是在兩性關系上。教士與騎士之間的斗爭激發了無數的詩歌創作，而這場斗爭的實質是兩個社會群體對女人的爭奪。歌利亞德相信，吹噓自己獲得了女人們的青睞，可以更好地證明他們比封建主技高一籌。她們更喜歡我們，教士比騎士更會做愛。從這種斷言中，社會學家想必能看到社會階層斗爭更看重哪種表述。”（54頁）
在第二章，作者討論了多方勢力在大學的角力，大學成員是教士，所以地方教會要管轄他們，另一方面，世俗王權也試圖染指大學，“因為大學能給王國帶來財富和聲望，造就一個培養官員和公職人員的人才基地”。（109頁）但是大學“時而反對教會勢力，時而反對世俗勢力”，在經過慘烈的斗爭之后，“為了獲得教廷這一決定性的支持，知識分子不得不選擇依附教會，從而與推動他們走向世俗化的強大潮流背道而馳”。（114頁）大學很可能贏得了獨立，在整個基督教世界擴大了影響和范圍，但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教皇的代理人。在作者看來：“對于其他所有人，它（大學）似乎注定要進行接二連三的背叛。對教會、對國家、對城市來說，它可能是一匹特洛伊木馬。它是無法歸類的。”（117頁）
依附于羅馬教廷的大學，迅速成為特權階層。作者在書中介紹，教師成為富有的業主，博士學位實行世襲制，“在帕多瓦，任何博士，只要其父系祖上是博士，即使世系中有人不是博士，也可以免費加入法學家學會”。（193頁）教師成為世襲貴族，必然鄙視手工勞動，“在12和13世紀的城市里，把自由技藝和機械技藝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共同推力的那種沖動從此離人們遠去。由此伴隨而來的是理論與實踐、科學與技術之間的分離”。（199頁）大學的貴族化和寡頭化，導致知識水平大為下降，其整體的操守也就可想而知。最臭名昭著的插曲就是巴黎大學對圣女貞德的迫害。“巴黎大學主持了對圣女貞德的審判，并且帶著一種毫不掩飾的自得向英國國王通報了判決結果。”（235頁）
與大學的貴族化相對，人文主義者開始興起，他們認為：一個神學家無法提供某種可以讓人信仰的理解和理性，將是可恥的。一些大學成員轉向了詩歌、神秘主義、反智主義，以對抗僵化、枯燥的經院哲學，為14世紀的文藝復興埋下了種子。
《莊子講義》
陳引馳/著，中華書局，2021年9月版
推薦人：方曉燕
推薦語：
本書脫胎自陳引馳教授在復旦大學講授《莊子》的講義，因是原典精讀課程，秉承細讀原則，書稿對《逍遙游》《秋水》《齊物論》《養生主》等諸篇文本從文辭義理、前人注疏到行文結構及篇與篇之間的脈絡，都做了詳盡的疏理、解析，從選目、章節排布到具體撰述，呈現了作者積多年研究之功對莊學的系統理解。
“以《莊子·天下》的觀點觀照《莊子》，其思想主流當是《逍遙游》《齊物論》一支。莊子以天地宇宙為廣大無垠，而人世間林林總總不過各居一隅，因有感于小大之辯，以天地宇宙的弘闊視野反觀人事人智，只是偏執于一己之是非而已。況且世間遷變無常，‘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秋水》），莫可究詰……莊子所關注的首先是人的主體處境。莊子的思辯是為了破執，至于使主體的人‘不譴是非’。莊子的人生指向是順隨自然而生活，委心任運，全生保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是其生活的境界，‘不敖倪于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天下》）是其對外的處置方式。這是莊學的主體，其余種種只是獲取‘泯是非’之認識與‘逍遙游’之生活的途徑或方法。”
在該書的新書發布會上，作為精研《莊子》多年的專業學者，陳引馳教授卻曾談到在當今時代碎片化、普及性地輸出傳統經典對于普通讀者在“為人生”層面的價值。《講義》固然是對《莊子》的系統講解，但對于我輩來說，可能讀進去一點，便多少能活出來一點，得一些“泯是非”之心，“逍遙游”之范，畢竟，對于如何蕩開執迷又不墮于虛無、如何因順世情又保全本真，《莊子》提供了動人的精神指引。
責任編輯：顧明
校對：施鋆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500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