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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天啟年間,江蘇鎮江有位學子劉生,最愛王維詩,能熟背王維全部詩文,號稱“劉王維”。劉生去金陵參加科考,一日考生聚會,劉生即席吟詠王維詩《春日與裴迪過新昌訪呂逸人不遇》。

桃源一向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

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

城上青山如屋里,東家流水入西鄰。

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

席間有考生指出末句有誤,并出示書本來佐證。當是“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老作龍鱗”,而非“種松皆作老龍鱗”。劉生面紅耳赤羞愧難當,回到家后竟然因此患上癔癥,幾成廢人。原來“老龍鱗”之誤非劉生記憶出錯,而是他手中那本《王維詩集》有舛誤。固然劉生心胸不夠開闊,但劣本謬種流傳確能貽誤后學。一位叫毛晉的考生也參加了當日的聚會。劉生的癔癥,給毛晉的內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晉自此立誓,要搜羅收藏校刻天下古籍善本,讓正確無訛的古本孤本傳之后世。為了完成使命,毛晉散盡家財,甚至在家門口貼出廣告:“有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頁酬錢,每頁出二百;有以舊抄本至者,每頁出四十;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毛晉的高價征書廣告不脛而走,許多書商聞風而至,遂有鄉諺云:“三百六十行,不如鬻書于毛氏。”毛晉的汲古閣成為明末收藏宋元善本最多的藏書樓。

算命師說犯紅綠關是什麼意思毛晉的汲古閣中所藏就有我們今天要特別介紹的——宋末元初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史上創造成語最多的人,你知道是誰嗎?答案是韓愈,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人。因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或“昌黎先生”。據《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統計,韓愈一生共創造了330個成語。如 落井下石、雜亂無章、搖尾乞憐、俯首帖耳、不平則鳴、虛張聲勢、飛黃騰達、坐井觀天、無理取鬧、地大物博、弱肉強食、異曲同工、痛定思痛、先睹為快、垂頭喪氣、一落千丈、悲天憫人、層出不窮、插翅難飛、變幻莫測、觸目驚心、耳濡目染、憤世嫉俗、渾然天成、繼往開來、精疲力盡、舉手之勞 、雷厲風行、嘔心瀝血、千鈞一發、青天白日、一舉成名、大展宏圖、口如懸河、邀功求賞、深謀遠慮……等等都是出自這位能文能武的韓昌黎先生。

歐陽修編撰的《新唐書》中說:“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這也就是成語“泰山北斗”的來歷,可見韓愈那是已被同時代的人給與最高的評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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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刻本以其年代久遠、刻印精美、存世稀少,文物價值與文獻價值極高而備受圖書館與藏書家的關注與推崇

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馬說》,八年級語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韓愈《師說》,高中語文必修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韓愈《進學解》,高中語文選修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韓愈《古今賢文·勸學篇》

……

除了貢獻史上最多的成語之外,韓愈還承包了我們初高中的幾篇耳熟能詳、張口就來的“全文背誦”,只要是受教育的中國人沒有不能來上一兩句的。這些婦孺皆知的名言警句也都因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的刊刻傳世,流傳千年而不朽,成為刻在每一個中國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韓愈去世兩百年后,一個偉大的中國詩人粉絲給了他的偶像韓愈這樣的評價:“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八代是指: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能夠得到這樣的評價,常人已經難以企及,何況給出這個評價的這個人是千古一人曠世奇才蘇軾。

韓愈注重師道,敢為人師,曾四次在大唐最高學府(國子監)擔任教授和校長(教授:四門博士、太學博士、國子學博士。校長:國子祭酒),教過的學生數以千計;他的《師說》《送董邵南序》《原性》《原道》《諫迎佛骨表》《進學解》《送窮文》《柳子厚墓志銘》……,千古傳誦,是國學入門必讀的經典。韓愈不僅僅是“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而且是孔孟以來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后人還將其與柳宗元并稱“韓柳”,與柳宗元、歐陽修、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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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本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唐五代別集著錄

公元757年,李白來到武昌郡,應當地百姓之請,為即將離任的縣令韓仲卿撰寫“去思頌碑”。看到武昌郡的百姓安居樂業、民風和諧,鮮少為一個人單獨作賦的李白寫下了《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贊美韓仲卿治下的武昌“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側目”。韓仲卿的兒子便是韓愈。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在韓愈3歲時,父親韓仲卿便因病去世了。家庭的變故讓韓愈有了超越同齡人的成熟,從小便發奮讀書。韓愈自稱:“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在艱難困苦的時候,書籍是韓愈最大的陪伴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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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像,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唐穆宗長慶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韓愈55歲。公元820年,韓愈因直諫得罪皇帝,被貶為潮州刺史,821年,調任袁州刺史。隨后命韓愈為宣慰使,前往鎮州。韓愈單身匹馬,冒著風險赴鎮州宣慰亂軍,不費一兵一卒,化干戈為玉帛,平息鎮州之亂。“兩入戎幕”、“力平淮西”、“鎮州平叛”千軍萬馬不敢解決也解決不了的事,被韓愈一人輕松搞定。縱觀古代歷史,具備超凡軍事才能的文人也十分罕見。

平叛鎮州之后的長慶四年(824年)八月,韓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韓愈在長安靖安里家中逝世,終年五十七歲,獲贈禮部尚書,謚號文。后被追封為昌黎伯,并準其從祀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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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頁有康生跋云:“原板宋刻朱子韓文考異一部印較此本為早,字體清楚,惜被蟲蛀,中多缺字,此本印的很晚,字多漫漶,然可補前本之缺。康生,一九六九年一月卅日。”

韓愈去世以后,門人李漢將韓愈的著作編集出版,定名為《昌黎先生集》,流傳到南宋時,一代大儒朱熹(1130-1200年,號晦庵。謚文,世稱朱文公。)以方崧卿《韓集舉正》為藍本,撰《韓文考異》,對《韓集舉正》之誤,詳加考訂。宋理宗時,資政殿學士王伯大(?-1253年,字幼學,號留耕。福建長溪(今福建霞浦)人。以建寧知府致仕。),也是韓愈的粉絲,因朱熹《韓集舉正》與《韓文考異》二書,均不載韓集全文。王伯大將《韓文考異》散入韓集各篇,并采諸家音釋附于篇末,經過李漢、方崧卿、朱熹、王伯大等人的接力,最為完備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傳一卷遺文一卷》終于問世,這也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韓愈作品集。近日即將舉槌的北京華藝國際2021秋拍大美中國書畫珍品之夜專場的重磅拍品,康生題跋《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傳一卷遺文一卷》,經明汲古閣、葛鼐、清錢桂森、鄧拓、康生等遞藏,藏印累累,流傳清晰有緒。并經《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唐五代別集著錄,煌煌十二巨冊,撰者與收藏者、題跋者均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更添神彩,堪稱善本典籍之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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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朱筆題寫書根包裝紙

康生、鄧拓、鄭振鐸被譽為三大黨內收藏家,特別是康生,日常生活十分簡樸,將閑錢都用來買古物,尤其是古籍善本。林青山撰寫的《康生傳》講述了康生對古籍善本的癡迷:“數九寒天,庫里的氣溫幾乎同室外相同,康生凍得直打牙戰,嘴唇發紫了,鼻涕也流了出來,但他仍不停地翻開這捆,打開那捆,兩個小時過去了,那些年輕的工作人員,因幫著開箱、解捆、歸類,都已覺得匱乏了,但康生卻毫無倦意。工作人員偷偷看表,已到了吃飯時間。他們不由得對康生更加崇敬了,這麼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又是地位這麼高的中央首長,親自到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單位,不辭勞苦幫忙挑選著文物,這種工作精神真是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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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50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傳一卷遺文一卷

朱熹考異 (宋)王伯大音釋

藏印:葛鼐翼魯氏書籍之章,錢犀盦珍藏印(二次),海陵錢犀盦校藏書籍,小天目山館錢氏圖書,海陵錢氏小天目山館圖書,康生(二次),康生(二次)、康生、鄧拓(二次),鄧拓珍藏(二次),汲古閣(四次)、忠孝傳家、忠節世家、伯垣、程氏伯垣、抱齋、翠屏齋

著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集部唐五代別集P1199,線裝書局,2005 年。

說明:此為宋末元初刻本,二函十二冊,黃麻紙,線裝。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四周雙邊。扉頁康生題跋并鈐名章。書內鈐章琳瑯。據考,此書經明末葛鼐、清錢桂森、鄧拓、康生等遞藏。

宋刻本不但存世稀少,更為重要的是明清所刻印五代以前的書籍,差錯訛誤甚多。借助宋版書,可以校正明清以來所刻古籍的訛誤,恢復中華典籍的真實面貌,文化價值巨大。

除了大美中國書畫珍品之夜的重磅拍品,北京華藝國際2021秋拍“吉羽——古籍碑帖 信札寫本專場”更有精罕珍稀明清版畫、內府刻書、佛道教典籍、金石碑帖、信札寫本等諸多精品四百四十余件。精品版畫包括【南絲綢之路的重要文獻】明萬歷三山道人刻步月樓重修本《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卷一百回》,全書共計二百幅版畫。每一回有兩幅,成雙的回目分別為兩幅插圖的標題,縮刻在兩幅版畫的右上角。第一幅插畫安排在該回首頁的下半葉和下一葉的上半葉,合成一幅大型版畫,版畫兩旁分撰題句,頗具匠心。第二幅插圖則繪在該回將近結尾的地方。這種安排是明末比較精刻的小說才具有的情形。版畫古雅細致,向達先生稱此百回本之插圖不是俗手所繪,非胡亂涂畫可比。 另有清嘉慶十六年(1811)松江沈氏古倪園覆刊宋景定本《梅花喜神譜》、清康熙芥子園套色印本《芥子園畫傳初集(原刊初印本)》、清康熙內府刻本《御制避暑山莊》等珍罕之本。除版畫以外另有宋元明清刻本精品、信札寫本稿本等,如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534-1549)吳郡袁褧嘉趣堂覆宋廣都裴氏刊本《六家文選 六十卷》、明萬歷二年(1574)冰玉堂刻本《六臣注文選 六十卷》、明天啟鈐刻本《印史》、葉恭綽《淮海長短句》出版底稿及資料等一組、鄭振鐸《中國文學史初稿》《晚清散文選》手稿及資料一批,同一藏家吳湖帆舊藏拓片等專題。

此次另推出“碎雪宏聲——近現代名人手札專題”,專題囊括冰心、巴金、啟功、吳冠中、劉海粟、童第周、華羅庚等近現代名人手跡,近百件小而精、小而雅的信札手稿均為無底價釋出,值得藏友考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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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9185

鄭振鐸《中國文學史初稿》《晚清散文選》手稿及資料一批

民國寫本

約四百四十六頁紙本散頁

尺寸不一

鄭振鐸(1898—1958),字西諦,出生于浙江溫州,原籍福建長樂,為中國現代杰出的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1949年后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長、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等,亦是中國文博事業的開拓者。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鄭振鐸1932年5月22日所作《例言》提到:“本書作者久有要編述一部比較能夠顯示出中國文學的真實的面目的歷史之心,惜人事悾匆,僅出一冊而中止(即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一冊),且即此一冊,其版今亦被毀于日兵的炮火之下,不復再得與讀者相見。因此發憤先成此簡編,供一般讀者的應用。他日或仍能把那部較詳細的中國文學史完成問世。”從這里我們便可知道,《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上)》的排印紙型已毀于1932年“一·二八”事變,而四冊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事實上也是鄭振鐸受兵燹的刺激下,數月后便急迫出版付印的簡編本。此后,鄭振鐸原定的擬寫一部完備的中國文學史的宏圖漸無聲訊,直到這組《中國文學史初稿》未刊稿本再度出現在世人面前。

這組拍賣的手稿本,題《中國文學史初稿》。共存《敘論》及“古代文學”部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二、三、四、五、六、八、九章,以及應屬“近代文學”部分的兩章:《第一章 北劇的末運》《第二章 傳奇的繁興(上)》《傳奇的繁興(中)》。從手稿目錄來看,分為三級“卷-篇-章”,與《草目》及毀于兵火的商務印書館版《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結構略同,或為《插圖本》出版之前那部宏大的《中國文學史》計劃的未出版的成果。

算命師說犯紅綠關是什麼意思手稿所用稿紙有兩種:一種為《小說月報》小字方格稿紙,版心單魚尾,版心下方印“小說月報稿紙”,全頁20行,行27字;一種為無版心小字方格稿紙,尺寸與有版心稿紙略同,全頁21行,行27字。隨文且有直接剪裁當時的印刷出版原典(如《詩經》等)為引文,貼于手稿所寫內容之后。

具體考察《中國文學史初稿》手跡現存“古代文學”部分,標題分別為:《第一卷 古代文學.第一篇 夏至秦.第一章 遠古的誓誥》《第二章 詩經》《第三章 楚辭》《第四章 先秦的哲學家》《第五章 先秦的歷史家與傳記家》《第六章 秦代文學》《第八章 漢武帝的時代》《第九章 古典文籍的整理與編纂》。

算命師說犯紅綠關是什麼意思除了對文學與文學史始終如一的濃厚興趣,鄭振鐸先生更以藏書名家,其藏書護書的事跡廣受尊崇,四十年積書有近八千部之多,遑論其一生經眼。鄭振鐸先生的文學史寫作亦得益于他本人及當時各公私藏家的藏書,所擇插圖的來源被一一記錄于圖下。如《舜從東家井中出》圖下標“北平圖書館藏”;《韓愈像》圖下標“故宮博物院特許借印”等。又如《風雪山神廟》《火燒翠云樓》等圖均注引自“明刻本《水滸傳》”,圖下標“鄞縣馬氏藏”,據陳福康先生所撰《鄭振鐸年譜》,1931年8月,鄭振鐸與由北平南下的趙萬里同去寧波訪書,于馬廉月湖老宅小住,三人晝夜暢談,鄭振鐸抄錄了馬廉所藏有關小說戲曲史料,和在王孝慈所錄基礎上修訂的有關明代版畫刻工姓名資料等。

在《凡例》中,鄭振鐸先生寫道:“我們應該感謝這幾年來殷勤搜輯那些偉大的未為世人所注意的著作的收藏家們。沒有他們的努力與幫助,有許多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的作品是不會為我們所發現的。”而今,這一宗《中國文學史初稿》系列文獻,也因收藏者之努力而得以保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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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9188

魯迅劉半農題《梅蘭芳歌曲譜》

近代 劉天華 齊如山 編民國十九年(1930)彩色石印本一函兩冊 成化宣紙 線裝

此書題:“其中五十冊用成化宣印,精裝加套,列有號碼,由編者蓋章為作憑。其第一號定價五百元、二號至五十號定價每部一百元,售得之款,悉充中華劇院經費。此部列為第五號。劉天華。”有劉天華親筆英文簽名及親書部號。黃裳先生在2008年發表的《魯迅·劉半農·梅蘭芳》一文中詳細介紹和考證了這部書:北京某單位在整理舊存文獻資料時發現了一套《梅蘭芳歌曲譜》,一函兩冊,真絲面料,紅色書衣。裝幀十分講究,是薩空了舊藏物。扉頁有劉復與魯迅手題。劉題是:“品論梨園藝事,當做考訂北平社會舊史,不知君以為如何。半農”(下有鈐章)魯迅有題記三行:天華·半農新作\迅自留\一九三十年上海據我看,劉半農的手跡是無疑的真品,但沒有上款,這中間透露了他與魯迅之間的關系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微妙情況。至于魯迅的三行手書,我看也是真跡。謹求教于廣大讀者與魯研界諸專家學者,以求證定。魯迅對此書的觀感是淡淡的,未加確切評價,只說留作參考,而置天華于半農之前,視為學術性的“新作”,也多少透露了當時彼此間的關系。兩段短短的題記,傳達了兩位老朋友之間感情的微妙變化,是值得細細體味的。

以齊如山為代表的“梅黨”對魯迅屢屢批評梅蘭芳的反感之深,是洞若觀火的。而劉半農的不忘舊情、不計新怨,題句相贈,而不敢寫上款的心情,也隱約可見了。正如魯迅所說:“我前年曾到北平,后來有人通知我,半農是要來看我的,有誰恐嚇了他一下,不敢來了。”(《憶劉半農君》)而深感半農的忠厚。我想這與贈《梅蘭芳歌曲譜》的情況正出一轍,可見半農晚年心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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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9183

葉恭綽《淮海長短句》出版底稿及資料等一組

民國間寫本一函兩冊 紙本 線裝

提要:民國十九年(1930年)葉恭綽先生匯故宮所藏及潘氏滂喜齋舊藏宋本(時為吳湖帆所藏),合并影印,題為《宋本兩種合印淮海居士長短句》,后附葉氏所撰《淮海詞校印隨記》《淮海詞版本系統表》《淮海詞經見各本概要表》《淮海詞經見各本字句異同表》《現存淮海詞宋本兩種比較表》《宋本淮海長短句有關系各序跋匯錄》凡六種,于版本史學研究大有裨益。是書刊行亦得當時諸多名士襄助,張元濟、徐乃昌、袁同禮、趙萬里、趙尊岳、龍沐勛、吳梅、吳湖帆皆在其中。(此事亦詳見于王叔重,陳含素所編《吳湖帆年譜》中)。

拍品即葉氏印行此書之底稿,上冊為其與趙深、江匯益、陳屺懷等師友往來之信件,及葉序底稿、借抄書目、四庫本目錄提要、晉書補逸校稿等;下冊為淮海長短句內封、葉撰宋本兩種覆印序、校印隨筆、版本系統表、淮海詞經見各本概要表、現存淮海詞宋本兩種比較表、宋本淮海長短句有關系各序跋匯錄等清寫樣稿。籍此頗可窺見是書出版過程之艱辛以及葉氏搜羅之勤,考訂之嚴。檢內收葉札言:“淮海詞表有寫錯者,有須改者,茲另贅明,請轉時君照改,鄙意不必另寫,可以挖補,或用橡皮擦改,或涂白粉重寫,惟挖補須整格全挖,庶無痕跡,橡皮擦后,須用力將其熨貼,以免起毛,涂白粉則一防脫落,二防透黑影。又表后須附說明……表后緊接寫去,原第十六張不必另寫……。”又民國二十年一月二十九日,江匯益致葉氏言:“淮海詞已陸續付印,昨日至印局并購得瓷青紙一奉上賜察,價每刀二元八角,但面積較玉版紙為小,每張只可開三張,計需紙百七十張,印價可照以前估價計算,但一頁銅板須少加……。”皆為極珍貴之民國出版史料。又陳屺懷致葉氏:“遵查圖書館所藏淮海集四十卷,其后集為長短句七十七調,茲將目錄行款等及前抄單行本之提要一并另紙鈔送。”可見葉氏搜羅諸本之用心。尤為難得者,拍品內含葉氏所撰序文底稿,且多有勾抹涂乙,據此可知此序原作于“民國十九年七月”,后方增入“至是書校勘借錄多賴張菊生(元濟)、徐積余(乃昌)……合并聲謝”一段,并將日期改為“九月”,與正式出版者相吻合,頗可想見葉氏此間之良苦用心。拍品保存了該書內封之設計經過,檢彭長卿編《名家書簡百通》內載蔡元培致葉恭綽一通言:“玉甫先生大鑒,奉惠書,敬諗貴體以漸康復,為慰。知有并印宋本《淮海長短句》之舉,且附以大著隨筆及比較表等,甚可喜也。屬題簽,照寫奉正……弟元培敬啟,十二月十五日。”其旁原作“番禺葉恭綽以故宮/吳氏所藏宋本合并影印”后方改為“番禺葉恭綽以故宮所藏(即無錫秦氏舊藏)及吳氏所藏(即潘氏滂喜齋舊藏)宋本合并影印”可見其精益求精之治學態度。拍品內有《宋本淮海長短句有關系各序跋匯錄》清寫樣稿,上有校字數處,審其筆跡當為朱祖謀親校,可見此稿嘗寄與朱氏審視。朱氏為晚清詞學大家,所校諸集,允為佳槧。

葉恭綽(1881-1968),字裕甫,號遐庵,廣東番禺人。清末京師大學堂畢業。1923年任廣東政府財政部長。建國后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朱祖謀(1857-1931),字藿生,號漚尹,浙江吳興人。光緒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工倚聲,為晚晴四大詞家之一。著有《強村詞》。陳訓正,字屺懷,號天嬰,今寧波人。光緒舉人,為甬上"陳氏三文豪"之一,近代寧波著名教育家、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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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9186

蘇曼殊題贈西充白堅《南畫集》

日本大正三年(1914)國華社珂羅版印本

一函三冊紙本線裝

題識:萬里偶為客,東邦感耆舊。觴詠無虛夕,主雅賓實陋。念此同文親,高情永懷厚。一別望神山,神山但蒼秀,滄波知我意,流左莫流右。東厺合瀛水,籍以為良覯。良覯復何期,悠悠終宇宙。丙辰秋涼寄乞,西充白堅先生正吟。曼殊持贈于日光山明以居。

提要:蘇曼殊(1884-1918),字子谷,小名三郎,更名玄瑛,號曼殊,廣東香山人,文學家,能詩文,善繪畫,通梵文。父為旅日華僑,母為日本人。蘇曼殊一生能詩擅畫,多才多藝,清幽絕俗,非食煙火人所能及。中、日學界共認其“自創新宗,不依傍他人門戶”,“秀逸之氣,時人無能望其項背”。其詩風“清艷明秀”,別具一格,在當時影響甚大。而蘇曼殊的書法猶如其人,猶如其詩。

白堅,(1882-1968)原名敦龐,號堅甫,又號白山、白堅,西充縣鳳和鄉人。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在民國年間的書畫收藏界活躍于中日之間,充當文物掮客。民國收藏圈有如張伯駒收購《平復帖》,稀世寶卷《唐寫本說文殘卷》流落日本人手等諸多大事,均有此人從中參與。白堅的身上,具有文士、政客、商人的種種因素。他國學修養深厚,尤其對于金石、古籍善本等的鑒賞可謂深有造詣,他本人的書法、詩文也頗可觀。

郁達夫曾評價蘇曼殊,謂之“他的譯詩,比起他自作的詩好,他的詩比他的畫好,他的畫比他的小說好,而他的浪漫氣質,由這一種浪漫氣質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所以,“蘇曼殊這個名字,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早已是不朽了”。此件蘇曼殊題贈西充白堅《南畫集》,有詩,有書,有畫,有情,自是也都要好。柳亞子說,這樣的至性至情之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1918年5月2日,詩僧蘇曼殊經過了三十五年的紅塵孤旅,留下八個字:“一切有情,都無掛礙”。而此冊題贈西充白堅《南畫集》,權當是這位奇僧的一個小小注腳,帶給后人無限的遐想與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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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9212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卷一百回

【南絲綢之路的重要文獻】

明 羅懋登著明萬歷三山道人刻、步月樓重修本四函二十冊 竹紙 線裝

提要:《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卷一百回》扉頁分三欄,右欄上作“三寶太監全傳”,下別題“映旭齋藏版”,中欄大字書名“西洋記”,左欄題“步月樓梓行”。卷首錄萬歷丁酉歲羅懋登自敘,后為二十卷一百回目錄。每卷有五回,回目成雙,多以人名羅列。在文字使用上說話的語式甚多,頗似話本。每卷首頁第一行均題“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次”,下署“二南里人編次”、“三山道人繡梓”。全書共計二百幅版畫。每一回有兩幅,成雙的回目分別為兩幅插圖的標題,縮刻在兩幅版畫的右上角。第一幅插畫安排在該回首頁的下半葉和下一葉的上半葉,合成一幅大型版畫,版畫兩旁分撰題句,頗具匠心。第二幅插圖則繪在該回將近結尾的地方。這種安排是明末比較精刻的小說才具有的情形。版畫古雅細致,向達先生稱此百回本之插圖不是俗手所繪,非胡亂涂畫可比。

羅懋登,字登之,號二南里人,明萬歷間人。其著述除小說《西洋記》外,還創作有《香山記》傳奇,注釋過丘浚的《投筆記》,還為《西廂記》《拜月亭》《琵琶記》作過音釋。清黃文晹《曲海總目提要》稱羅懋登為陜西人。向達和趙景深先生考據指出,《西洋記》里面所用的俗語都是現今南京一帶通行的言語,如果羅懋登為陜西人,那麼他也曾在南京一帶生活過相當長的時間。所謂“三山道人繡梓”,據向達先生推測,三山道人或是三山街的一家書賈,原本刊刻于金陵。明代金陵三山街地處南京聚寶門(今中華門)之北,是當時南京最熱鬧的地方,為書業薈萃之所,所謂“天下書籍之富,無過俺金陵,這金陵書鋪之多,無過俺三山街”(《桃花扇》)。其中書鋪廊一角為書商的集聚點,大小書鋪重檐相對,與其附近的貢院和秦淮,為訪問南京的文人及應試舉子所必游之地。或以為南京三山街富春堂唐氏是晚明著名通俗小說戲曲出版家,“三山道人”正是其別名,因而推測《西洋記》為萬歷年間南京富春堂所刊刻。“步月樓”是明末清初蘇州重要的書坊,“映旭齋”是明末清初金陵的一個重要書坊,有研究者認為該版本系步月樓購得原版重印而成,只是加雕步月樓牌記而已,并沒有對作品內容進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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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太監西洋記》的故事主要敘述東土厄難,燃燈古佛臨凡投胎為金碧峰長老,與張天師斗法,被明成祖封為國師,護持鄭和和寶船官兵下西洋攘夷取寶。下西洋途中主要歷經了金蓮寶象國、爪哇國、女兒國、蘇門答刺國、金眼國、銀眼國,最后一直到達酆都鬼國,最終實現遍諭四方,四海來朝的政治盛況。據向達和趙景深兩位先生研究,小說《西洋記》主要采用了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中有關鄭和下西洋的史料,同時還保留了大量的民間傳說。西元1405年,明永樂三年六月,鄭和率領艦船六十二艘、水手官兵二萬七千八百余人,組成龐大的皇家船隊,自蘇州劉家河(今太倉瀏河鎮)出發至福建,從五虎門揚帆出海,開始了七次遠航西洋的創舉。這是明初中國一次規模空前的政治、經濟和外交活動,也是一次震驚世界的偉大的航海運動。對于此次遠航,目前我們所見的官方材料,主要來自《明太宗實錄》、《明仁宗實錄》、《明宣宗實錄》和《明英宗實錄》等。雖然鄭和前后出使西洋三十年,積累了數以萬計的官方文書檔案,但由于官方同時非常害怕民間通海風潮,因此鄭和下西洋同時也受到了來自朝廷內部茍安派的反對、非議和責難,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資料不僅沒有得到有效的保存,甚至有人認為“舊案雖有,亦當毀之以拔其根”,以至于在成化年間“入庫檢舊案已不得”,明末官方的“鄭和記憶”逐漸進入失憶的狀態。而在同一時期,有關鄭和的民間記憶卻異常豐富,既有傳說和歷史筆記,又有各種口耳相傳的傳聞與神話,這些民間歷史記憶依靠流落在各地的碑文、遺跡,通過下西洋的雜劇和戲曲在延續。羅懋登成長的年代,鄭和下西洋的事跡正處在一個官方記載逐漸失憶而民間記憶紛亂雜陳的時代。羅懋登寓居的南京有著大量鄭和的后裔,有所謂“馬府鄭”、“桃園鄭”、“象房鄭”等,圍繞馬府街鄭和的故居(今改名鄭和公同)形成了許許多多的關于祖先的傳聞。《西洋記》的卷首有萬歷丁酉羅懋登自敘,萬歷丁酉為萬歷二十五年(1597),那是日本豐臣秀吉遠征朝鮮,想“一超直入大明國”的萬歷二十年之后的第五年。《自敘》云“今者東事倥傯,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鄭二公見,當事者尚興撫髀之思乎”。羅懋登眼見得當時倭患嚴重、國事危急,而當朝文武柔弱無能,遂“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希望通過演繹明初鄭和下西洋的盛舉來激勵民氣和諷喻當局。

據《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著錄,《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卷一百回》有明三山道人刻本和明三山道人刻清初步月樓重修本兩種存世。大陸地區僅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五家公立機構有藏。在海外,美國國會圖書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日本東京大學文化研究所等機構也將其列入有關中西海上交通的必備館藏。也說明《西洋記》作為不多的有關海洋文化的相關書籍,在文化研究中具有的獨特地位。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重要國策的實施,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再次引起世人的高度關注。而說到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則不能不提及幾百年前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作為中國最早的一部以真人事跡為依托描述海洋文化的小說,《西洋記》絕對具有超乎尋常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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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9214

芥子園畫傳初集(原刊初印本)

清 王概 編清康熙芥子園套色印本一函五冊 開化紙 線裝

題跋:芥子園山水卷刊刻最難,格調亦最高,此卷有笠翁畫傳四字簽條,乃美術史寶貴文獻,傳世康熙本僅此書與容庚先生藏本有之周小英印(白文)凈琉璃室(白文)

此部《芥子園畫傳初集》為康熙十八年(1679)原刊初印本。共五卷,第一冊為卷一,有書名頁、李漁序、目錄及《青在堂畫學淺說》,共三十二頁;第二冊為卷二,“樹譜”含目錄共四十一頁;第三冊為卷三,“山石譜”含目錄共四十七頁;第四冊為卷四,“人物屋宇譜”含目錄共四十七頁;第五冊為卷五,“摹仿諸家畫譜”含目錄共五十二頁。卷一有文無圖,卷二、卷三、卷四多為單色墨印,少有套印部分;卷五用棕、藍、綠、黃、紅五色套印。是書第一冊貼有《笠翁畫傳》題簽,推測為康熙十八年原裝原簽,尤為珍貴。此部題簽有“大吉羊”白文印,卷四“人物”圖中,第二、三等葉中人物衣衫有使淡墨套印,后世翻刻本中為牟利,降低制作成本而省略。再比對四種卷五多色套印部分,可謂越羅蜀錦、各擅勝場,不相上下。這是因為套印版畫質量的優劣對準確度要求很高,每種顏色需要反復試印、反復移動、直到完全吻合。此外,更要依照原畫顏色“由淺到深、由淡到濃”的原則,將木版印色達到原作毛筆上色的效果,使版畫無限接近墨本。這對印刷工匠、紙張、用墨的要求很高,不同的工匠對原畫用色理解也不盡相同,因此即使是雕版為同一版,材料、工匠的差別導致印制的版畫質量也會有明顯差異,可以說《芥子園畫傳》是集畫家、繪工、刻工、印工等多人組成的合作團隊來完成的,是一種集體性質的藝術創作。 美術史論家王伯敏先生說:“二百五十年以來,在歷代畫譜中像《芥子園畫傳》那樣產生巨大影響的畫譜,史無前例。”這是對《芥子園畫傳》在中國畫美術史上地位的高度評價。《芥子園畫傳初集》自清康熙十八年(1679)初版刊行后,一時大受歡迎,人們競相購買;因此不斷被重印、翻刻,版本情況十分復雜;學畫臨習、市面所見尤以翻刻本居多。

此次出現之《芥子園畫傳初集》開化紙精印、用墨用色考究、套印精準,應為良工刷印,或為自留或友朋往來之特制本,與當時市場大量發行本有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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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9241

六家文選六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等六臣注

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534-1549)吳郡袁褧嘉趣堂復宋廣都裴氏刊本

白棉紙 線裝三十二大冊四函

33.7× 21.6cm

提要:《文選》為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纂的一部文學總集,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詩文賦總集。它收集了上自束周、下迄南朝梁代的七百多篇作品,分類合理,并將此前優秀的詩文賦盡收其中,深受學者喜愛。隋唐以來它一度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教材,所以流傳益為廣泛。然其成書年代久遠,后世讀者難以理解,在這種情況下,對其進行注釋也就應運而生。自蕭該《文選音義》始,開創了研究《昭明文選》的先河,此后關于選學的箋注層出不窮。

隨著時代的推移,目前《文選》注釋主要分成四大系統:即李善、五臣的單注本和二家合注本。而二家注本又分為六家與六臣注本,六家本為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六臣本則反之。目前學界公認,最早的六家本為宋初的秀州州學本,此本已佚,僅存韓國奎章閣翻刻本存世,知秀州本的成書時間在北宋元佑九年,比廣都裴氏本的成書早十七年。已知宋刻六家注本中,秀州本、廣都裴氏本與明州本三種最為重要。而秀州本已佚,因此對廣都裴氏本的研究極為重要,是厘清五臣、李善單注與合注本的脈絡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裴氏本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僅存二十六卷,其余即用袁裝翻刻本配補。國內現存《六家文選》善本有宋紹興明州刻遞修殘本廿八卷,其后最古之本即此袁褧本。故而,廣都裴氏本的翻刻本一一袁刻《六家文選》在整個六家注本中占據著不可替代的地位。據專家經過校對文本差異,明州本亦出于裴氏本。明州本有校語、無校語刪除李善及五臣注之處,袁刻本皆未刪注,故袁氏本雖后出,某種角度來說其文本更勝明州本。此本卷首為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序》;李善《上文選注表》,后附國子監奉敕校印公文五行;呂延祚《進集注文選表》;《六家文選目錄》,題“梁昭明太子撰,唐五臣注,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正文題銜相同。每半葉十一行,行十八字,注小字雙行二十六字。框高23.9cm,寬19cm。白口,線魚尾,左右雙欄。版心鐫“文選某某卷”,下記頁碼。有刻工姓名:“信、淮、徐敖、徐、陸儒、劉、周、啟明、湛、李宅、文”等人。據李國慶先生所編《明代刊工姓名索引》p682-683“徐敖”條,除本書外,還刻過南宋初年刊宋元明嘉靖遞修本《北齊書》三十卷,明正德十五年長沙熊宇刻篆文楷對照本《楚騷》五卷,明嘉靖間李元陽刻《十三經注疏》,明嘉靖十六年陳蕙揚州書院刻《廣文選》六十卷,明刻本《鴻慶居士文集》十四卷,明嘉靖八至九年南京國子監刻《史記》與《前后漢書》,明嘉靖刻《九經》,明嘉靖間常州知府應楨刻《禮記集說》三十卷和《四書集注》四十卷,明嘉靖六年震澤王延喆覆宋本《史記》一百三十卷,明嘉靖間金壇縣刻本《諸史會編大全》。其余各人如“陸儒”(P397)、“李宅”(P320)、“啟明”(P445)等,皆于正嘉間在江南地區刻書多種——上這些證明了,這部《六家文選》的刊工都是明代正嘉間江南地區的熟練名匠,誠如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五《明人刻書之精品》所言“皆當日剞劂高手”,而袁跋指出,其覆刻時“框郭字體,未少改易”,宋諱照樣避之。兩相結合,故能確保此本覆刻宋槧神采逼真,惟妙惟肖,而終成有明一代刻書名品。此本一出,在明代即被視作“善本”,明人趙琦美徑直將其稱為“袁家板”,可見時人對其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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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此本摹刻之精,歷代文人多有好評。如《天祿琳瑯書目》卷十著錄袁本謂“此書撫刻甚精,校勘亦審,實與宋槧同工。”《書林清話》卷十《坊估宋元刻之作偽》云:“《六臣注文選》六十卷,袁褧刻本……合計內府所藏《文選》十部,而作偽居八九。此可見袁本雕刻之精,而書估狡獪之奇,亦層見疊出而未有已也。”鄧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三《六家文選六十卷》:“嘉靖袁氏刻《文選》,可以亂宋本楮葉。”此外,張元濟和傅增湘都見過廣都裴氏宋刻本,在《涵芬樓燼余書錄》和《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著錄袁本時也都稱“嘉靖吳中袁氏覆本”或“吳郡袁褧嘉趣堂覆刻宋廣都裴氏刊本”,這二人同時使用了“覆本”和“覆刻”詞匯,說明他們都對袁本摹刻的逼真性給予了高度認可,認為袁本與裴氏本極其相似。近人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中,提及明人精刻二十余種,其中稱“極有名者”僅五種,即有此書。日本學者斯波六郎先生在《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中對袁刻本《六家文選》評價道:“袁氏本詳出五臣注與李善注,并皆有據,是此本最大的優點。又有胡刻本、贛州本、《四部叢刊》本被改竄或脫落之處,在此本也有不少保留,這也是它的一個優點吧。”此書自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歷時十六年才得以竣工,用費浩繁,梓人艱集,足以見其鄭重若是。且如此眾多刊記,在明版書中實屬罕睹。此本有翻刻,摹刻頗精,但板框寬度較小耳,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楊軍《明代翻宋本知見書錄》稱“無魚尾,四周單邊”者皆是。又有明丁覲翻刻本,行款改為十行十八字,容易分辨。袁褧(1495-1573),字尚文,吳縣諸生,循例入太學。善屬文,尤長于詩,繪花鳥有逸趣,書法擬米元章。晚耕謝湖之上,自號謝湖。與兄表及弟袞、褒、袠、裘并稱“袁氏六俊”,其兄袁表常與諸昆弟及文征明、王寵輩相唱和【見清汪琬《汪琬全集籛校·袁氏六俊小傳》】。所刻書尚有《大戴禮記》、《夏小正戴氏傳》、《世說新語》、《楚辭集注》、《金聲玉振集》,皆一時名品。

文獻著錄:趙琦美《脈望館書目》、錢曾《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補遺》、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二《宋本<六家注文選>跋》、《天祿琳瑯書目》卷十、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二、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葉德輝《書林清話》、方功惠《碧琳瑯館書目》、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六二、鄧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三、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第十七卷、張元濟《涵芬樓燼余書錄》、顧廷龍、潘景鄭合編《明代版本圖錄初編》P267-270、《中國古籍善本總目》集部總集類P1717、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冊P260、《第二批國家珍貴估計名錄圖錄》、《第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楊軍《明代翻刻宋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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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9209

御題棉花圖

清拓本 刊本一函一冊 紙本 經折裝

提要:清乾隆間直隸總督方觀承將原本呈進,以摹本付刻上石,名為《御題棉花圖》。清嘉慶十三年,嘉慶帝命內府以進呈本為底本進行雕版刷印,故《棉花圖》存世有拓本與雕版刷印本兩種。此拍品圖為傳統雕版刷印,乾隆題詩則據刻石墨拓,黑白相映,形成極大的反差,更增添欣賞的美感。是研究我國植棉史、棉紡織業史及清前期社會經濟形態的重要資料。隨書附贈清裝裱冊頁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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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9210御制避暑山莊詩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內府朱墨套印本

兩冊 開化紙 經折裝

提要:是書為清初內府版畫之精品。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玄燁選避暑山莊三十六景,每景作詩一首,命內府畫家沉崳為三十六景繪圖,由名工朱圭、梅裕鳳操刀刻版,刊刻刀法渾厚圓熟,精麗工致、布局縝密,版面雅潔,線條剛勁流暢。詩情畫意,相得益彰。此書繪刻紙墨俱臻上乘,為清初版畫之代表作。

據《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匯編》,此書的圖版以棗木板刊成,大約每人二十天左右刻一塊,乃精工之作。

算命師說犯紅綠關是什麼意思Lot.9254御制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并效其體清 高宗弘歷 撰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劉墉寫刻套印進呈本一函四冊 開化榜紙 線裝提要:乾隆帝素喜白居易新樂府,故依其體例撰成五十章。拍品末有“臣劉墉敬書恭跋”并鈐印兩方,裝幀奢雅,訂以暗金棉制雙股線,尚是宮廷原裝。內頁楷書精刻,四周嵌墨綠纏枝紋,巾箱小冊,秀巧可玩。《清代內府刻書圖錄》僅著錄于敏中進呈本,而未錄此本。拍場亦多為于敏中本,此劉墉進呈本,則流傳頗罕。

著錄:1.《清代內府刻書圖錄》P47圖P174,北京出版社,2004年。2.《中國古籍善本總目》P1586,線裝書局,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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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9243

印史

明 古吳 何通 撰明天啟鈐刻本一函六冊 白棉紙 線裝

提要:何通,字不違,又字不韋。江蘇太倉人。原為王錫爵家世仆,性喜篆刻,宗蘇宣。蘇宣為明代皖派篆刻的代表人物。蘇氏曾經寄居上海顧從德家中,鉆研秦漢璽印,頗能得其神韻,開創了泗水派篆刻風格。何通習得蘇氏刀法,亦攻秦漢古印。他取史傳人物,各為其刻私印,系以小傳,成《印史》 五卷。蘇宣、朱簡、陳萬言、王亮、陳元素等均為之寫序。何通擇取自秦朝至明建國時的史傳人物,為其設計私印,并附寫一小傳。排列較為隨意。他充分吸納秦漢印璽特點篆刻,且追求印鑒風格各不相同。何通《印史》撰成后,于明天啟年間刻鈐出版,此書印量有限,至今尚未發現有再版。是書序跋為墨色印刷,書內人物名及小傳部分連并版框均為綠印,印章為朱色,紅綠相間,頗為美觀。白棉紙精印,泥油均勻清晰。明代印譜之書約在數十種,鈐印本原就不多,能存于今世者更為鳳毛麟角。此本《印史》確為明代天啟年間的鈐印本,且前后完帙,品相極佳,實屬難得,洵為可貴。著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子部藝術類P.936。著錄:《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4693-04695號(第六冊P.291)。著錄:《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子部藝術類P.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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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9213

梅花喜神譜二卷(繆荃孫、徐乃昌、呂貞白、黃裳等遞藏)

宋 宋伯仁 撰清嘉慶十六年(1811)松江沈氏古倪園覆刊宋景定本一函兩冊 開化紙 線裝

鑒藏印:芝榮印信、大呂、呂生、會稽章氏藏書、黃裳壬辰以后所得、荃孫、貞白、黃裳藏本、南陵徐氏、黃裳青囊文苑、云輪閣、積學齋徐乃昌藏書、呂貞白、羅蕙高、碧雙樓、貞、貞白乙酉以后得題跋:癸酉二月廿又二日南昌萬少峰三君贈。著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子部藝術類第934頁。黃裳《清代版刻一隅》,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增訂版。

提要:宋刊本《梅花喜神譜》作為中國現存最早的木刻畫譜,不論是在版畫史、印刷史,還是繪畫史、鑒藏史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梅花喜神譜》作者宋伯仁,字器之,號雪巖,南宋嘉熙年間(1237~1240年)人,歷監淮揚鹽課,能詩畫,一生愛梅,自稱有"梅癖"。梅開時節,無論清霜寒月,每于竹籬茅屋邊"嗅蕊吹英,挼香嚼粉,諦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感其"清奇俊古,紅塵事無一點相著"。以此畫梅200品,又從中精選百品而成此譜,計蓓蕾4枝、小蕊16枝,大蕊8枝、欲開8枝、大開14枝,爛漫28枝,欲謝16枝、就實6枝,果是俯仰開合,各盡其態。每品又配詩一首,相得益彰。《梅花喜神譜》初刻于宋嘉熙二年(1238),此本現已不見傳世。景定辛酉年(1261)金華雙桂堂有重刻本,流傳至今也已成為孤本,現藏于上海博物館。此本名家品鑒題跋眾多,近代著名收藏家吳湖帆得到此本后,又遍請諸友繪畫題詩,更是以其名書齋,為梅景書屋“梅”字之由來。雙桂堂本《梅花喜神譜》的發現也堪稱佳話。晚清藏書、刻書家黃丕烈,嘉慶辛酉(1801)偕友北上,到北京琉璃廠淘“未見書”,于文萃堂書肆得宋刻《梅花喜神譜》,嘆為奇緣,喜極而再三題詠。黃丕烈得到此書后,請由姻友袁壽階影寫副本二,一贈阮元,一存袁氏五硯樓。后袁壽階病故,黃丕烈為表示紀念,取五硯樓影寫本,在沈綺云的資助下刊行了《梅花喜神譜》己知的第一個影刻本,沈氏古倪園本《梅花喜神譜》自此聞名于世。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八記載:“松江沈綺云所刻宋本《梅花喜神譜》頗為博雅君子所賞鑒。鮑淥飲刻《知不足齋叢書》,亦附刊焉。”古倪園本具體刊印數量未得其詳,據高野侯在其影印本中的題跋可知,早在民國時期,古倪園本就已“兼金未易得”。華藝征集到的這部沈氏古倪園本《梅花喜神譜》紙張為開化紙,潔白細膩不見簾紋,版面圖譜清晰靈動、文字鋒芒畢現,與文獻記載“桃花紙初印本”的特征相符,確為古倪園極初印本。華藝本為初印本的另一特征,見于梅譜內容后的向氏后序版面。細觀此本可以看到,向氏后序首頁版框外右下方摹刻“靜好樓”、“綺云澧香夫婦印記”兩方古倪園主人印,此二印為沈恕、曹蘭秀夫婦于百宋一廛觀賞宋版時所鈐蓋。由于加刻的兩方印章位于版框之外,很有可能是用小木塊釘于后序首頁板片之上,日久木塊脫落,所以稍晚刷印之本看不到此二印。華藝本與中國書店本都存此二印,均為初印之本。更為難得的是,華藝本經云輪閣繆荃孫、積學齋徐乃昌、式訓堂章碩卿、碧雙樓呂貞白、來燕榭黃裳等著名藏書家遞藏。黃裳得到此書后非常得意,在其所著《清代版刻一隅》中詳加記述。他認為沈氏古倪園本,“為沈綺云倩黃蕘圃用袁壽階手摹宋本重刊,刻手精妙,然終未能與原書毫發悉合,版心題字亦各不同,影摹收藏圖記亦有朱白文之異。然系此書重刊之第一本,初印用開花榜紙,墨色晶瑩,由士禮居黃氏為之經營,遂成精本”。查《劫余古艷》書影,書中所載之本與華藝本不同,似乎只有黃裳一人收藏印數枚,無他人藏書印。由此推斷,華藝本應為黃裳舊藏古倪園本《梅花喜神譜》未經刊載之副本。此次北京華藝國際秋拍的古倪園本《梅花喜神譜》實屬難得,初刻初印,品相極佳。拍賣會時近梅花含苞待放之日,若有識藏家競得此本,攜歸書齋,暗香浮動賞梅譜,不啻為一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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